(67) 参见黄寿祺：《群经要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1—162页。
(68) 《汉书》，第3112—3113页。
(69)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70) 《汉书》，第3618页
(71)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第3620—3621页。
(72) 皮锡瑞从“师法”角度认为，《书》学、《易》学、《礼》学等原初都是师出同门，派别却越分越多，故说：“皆以同师而颛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45—47页。
(73) 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8—109页。另外，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认为，汉初《易》说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以卦筮卜人事吉凶的方式，这是《易》之老传统；二是方技的方式，是“隐士《易》”；三是阴阳、时日结合而解《易》，这或可谓之“阴阳《易》”。徐氏认为，第三系统较第二系统更有条理性与合理性，孟、京的《易》学即属此系。参见《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74) 皆《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之《孟喜传》第3599页。
(75) 后人以为二书为京房（字君明）所作。
(76) 《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三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99页。
(77) 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第115—116页。
(78) 参见卢央：《京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9—190页。
(79) 有关汉初历法问题，唐司马贞、张守节在注《史记·历书》“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大余五，小余八”时有精确表述。参见《史记》，第1264—1265页。对汉时历法卢央也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参看《京房评传》，第195—199页。
(80) 《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三上》，第599页。
(81) 所谓吹律定姓，古已有之，王符《潜夫论·卜列》说：“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随其本生祖所王也。”另外，隋人肖吉在《五行大义》中引《乐纬》说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云云。而汉人改姓，几为平常事。就《史记》、《汉书》所见，卫青父本姓郑，后因异父同母姐卫子夫幸于武帝而冒称姓卫；灌夫父本姓张，因曾为颍阴侯灌婴之家臣而改姓灌。
(82) 有关京房为何定姓为京，卢央有详细辨析，参见《京房评传》，第40—52页。
(83) 由于《京氏易传》尚无单行点校本，本书所引《京氏易传》皆出郭彧编著《京氏易源流》（华夏出版社，2007年）所收之《京氏易传》，下引只注《源流》书之页码，标点略有改动。
(84)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一百〇九，中华书局，1997年，第1436页。
(85) 张行成说明了为何上爻不变的原因，他说：“若上爻变遂成纯坤，无复乾性矣。乾之世爻上九不变，九反于四而成离，则明出地上，阳道复行。故游魂为晋，归魂于大有，则乾体复于下矣。”参见惠栋：《周易述》（附《易汉学》、《易例》）下册，郑万耕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581页。
(86) 《京氏易传》，第11页。京房注震宫随卦说“本乎乾而生乎震，故曰长男”，“降中男而曰坎”（第15页）；注坎宫师卦说“艮为少男”（第18页）。
(87) 《京氏易传》卷中《比卦》注，第25页。
(88) 《京氏易传》卷上《师卦》注，第18页。
(89) 《京氏易传》卷下，第38页。
(90) 《京氏易传》卷上《晋卦》注，第11页。
(91) 以上皆综合《京氏易传》卷上乾宫各卦所注，各卦后括号内文字为京房阐释相应卦象与卦义之语。下注坤宫卦所引同此。
(92) 《京氏易传》卷上《井卦》注，第14页。
(93) 《京氏易传》卷上《大过卦》注，第14页。
(94) 《京氏易传》卷中《坤卦》注，第22页。
(95) 《京氏易传》卷下，第38页。
(96) 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第54—59页。
(97) 《京氏易传》卷上《姤卦》注，第8页。
(98) 《京氏易传》卷上《观卦》注，第10页。
(99) 《京氏易传》卷上《革卦》注，第16页。
(100) 《京氏易传》卷上《坎卦》注，第15页。
(101) 《京氏易传》卷中《家人卦》注，第26—27页。
(102) 郭彧编著：《京氏易源流》，第132页。
(103) 京房注乾卦说：“六位纯阳，阴象在中。……阳实阴虚，阴暗之象，阴阳可知。”（《京氏易传》卷上，第8页）注坤卦说：“阴中有阳，气积万象，故曰阴中阳。”（第22页）注离卦说：“阳为阴主，阳伏于阴也。”（《京氏易传》卷中，第29页）这些是说阴阳卦象的互为飞伏。
(104) 关于这类飞伏，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第125—126页。
(105)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第126页。
(106) 参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95—296页。
(107) 《京氏易传》卷下，第37页。此处原文有缺，参后文之注。
(108) 《京氏易传》卷上《乾卦》注，第8页。
(109) 《京氏易传》卷中《鼎卦》注，第30页。
(110) 《京氏易传》卷下，第37页。
(111) 《京氏易传》卷上，第10页。
(112) 《京氏易传》卷上，第11页。
(113) 京房“纳甲”、“纳支”说的思想渊源，以及宿卦关系、“起月”“建侯”等内容，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第127—129页；郭彧编著：《京氏易源流》，第49—61页。
(114) 《京氏易传》卷下，前引已见。不过，如今研《易》各家对此语的断句多不相同，有的以“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为句，此如林忠军，参见《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296页；有的以“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为句，此如郭彧，参见《京氏易源流》，第37页。细检《京氏易传》，在解困卦时，京房说：“五行配六位，生悔吝，四时休王，金木交争。”据此，此处于“六位”后补“配”字，更合《京氏易传》之文本。朱伯崑先生所引，“六位”之后皆有“配”字，本处从之。参《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26、130页。
(115) 《京氏易传》卷中《兑卦》注，第33页。
(116) 《京氏易传》卷上《大畜卦》注，第19页。
(117) 《京氏易传》卷中《咸卦》注，第34页。
(118) 此类“合”而相生关系，还见于《京氏易传》蹇卦注，蹇为兑宫四世卦，坎上艮下，坎水艮土，故京房说“土上见水，柔而和此，五行相推二气合，取象则阴阳相背也”。（第34页）又，巽宫二世卦家人是巽上离下，即火上有木，又因为此卦九五应六二爻，阴阳正位，故京房注曰：“火木分形，阴阳得位，内外相资，二气相合。”（第26—27页）有关从“母子”关系理解京房五行生克说的研究，朱伯崑先生有较为简明的阐说，参见《易学哲学史》，第132—133页。
(119) 《京氏易传》卷中《旅卦》注，第29—30页。
(120) 《京氏易传》卷中《同人卦》注，第32页。
(121) 《京氏易传》卷中《同人卦》注，第32页。
(122) 《京氏易传》卷上《随卦》注，第15页。
(123) 节为坎宫一世卦，坎上兑下，即水上金下。京房注曰：“金上见水，本位相资，二气交争，失节则嗟。”见《京氏易传》卷上《节卦》注，第15页。
(124) 《京氏易传》卷中《无妄卦》注，第27页。
(125) 《京氏易传》卷中《无妄卦》注，第27页。
(126) 参见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学史》（上册），中国书店，2008年，第272—281页。
(127) 《京氏易传》卷下，第37页。
(128) 关于这点，稍详的分析参见《京氏易源流》，第67—69页。关于日分，京房何以与孟喜不同，卢央也作了分析和推测，其关键是焦延寿对卦气说作了新的思考和设计。详见《京房评传》，第199—200页。
(129) 《周易·说卦》的八卦方位说是：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130) 《京氏易传》卷下，第37页。
(131) 《京氏易传》卷下，第37—38页。
(132) 《京氏易传》卷下，第38页。
(133) 《京氏易传》卷下，第38页。
(134) 《京氏易传》卷上《豫卦》注，第12页。
(135) 《京氏易传》卷上《晋卦》注，第11页。
(136) 关于京房《易》学的影响，后世评述甚众，郭彧编著的《京氏易源流》第七章《历代对京房易学和术数的阐述和评价》，详选汉后至民国的诸人评述，可详参。
(137) 《周易·复卦》。
(138) 《周易·说卦传》。
(139) 关于孟氏学对后人的影响，朱伯崑先生的研究可为证明，朱先生列举一些具体的注《易》证据，说明它们都源自孟、京《易》学。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45—150页。关于对《易》纬的影响，后文将专门论及。
(140) 参见《汉书·儒林传》。
(141) 关于京房对此类思想资源承续的分析，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27页、129页、133—134页。林忠军也有相关辨析，参见姜广辉主编：《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302—303页。
(142) 参见《汉书·儒林传》之《梁丘贺传》及《京房传》等。
(143) 参见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学史》（上册），第267—271页。徐氏还认为京房“造世应八宫卦次之说，以发易之逻辑，明纳甲游归飞伏之理，以发易义”（同书，第271页），可谓深得京房《易》学深味。
(144) 京房被杀时四十一岁，《汉书·京房传》末尾说：“（张）博（引注：京房岳父）具从房记诸所说灾异事，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具知之，以房亲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显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第3167页）
(145) 至今尚为民间占筮所必习的《火珠林》，其主要内容即是从京氏《易》而来，故张行成的《元包总义》说：“卦气图之用，出于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于京房。”见郭彧：《京氏易源流》，第82页。
(146) 关于刘向生卒年月，本书从钱穆说。钱氏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考证精审。谱载钱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79页。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附录三”有《刘向生卒年考异》一文（见该书第484—511页），虽认同钱氏说，但对刘歆为“中垒校尉”等事有异于钱氏的考辨，可详参。有关刘向父子生平事，本书多参钱、徐之著，择善而从。
(147) 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148) 参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刘歆二传。
(149) 以上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下引此卷有关刘氏父子内容，各以此卷所附之《刘向传》、《刘歆传》而直接引之。
(15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页。
(151) 参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70页。
(152) 《汉书》，第1922页。
(153) 另外，徐氏还说明《说苑》中引《诗》与《毛诗传》有不少相近处，认为刘向在引《诗》上“不感到他家传的《鲁诗》和他大量采用的《韩诗》，有什么门户”。此类详细情形，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41—48页。
(154) 其引《诗》详见《汉书》第1932—1947页。
(155) 值得注意的是，此《疏》的最后一句竟然是“不宜宣泄”，可见当时政治形势的紧张，以及刘向对元帝的不信任。
(156) 《汉书》，第1706—1707页。
(157) 清末今文经学复兴，其后则疑古思潮泛滥，学者多疑刘歆伪撰不少书，其连带结果是，疑子累及其父，以致怀疑刘向没有独立编撰《新序》和《说苑》，以及他对“古学”复兴的贡献。此见后论。
(158) 刘起釪先生说：“自汉至清的十六部正统史书全都有《五行志》（其中唯《魏书》称《灵征志》，《清史稿》称《灾异志》），都是先引《洪范》及《五行传》的一段文字，然后跟着记录灾异，论断史事。”见《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第398页。
(159)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共分五篇，是汉书中分篇最多的。之所以分为五，大概是要与“五行”之五相匹。其选录汉代有关阴阳、五行的诸家之说，以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刘向、刘歆为多，其中又以刘向为最多，余者如眭孟、夏侯胜、谷永、李寻等人之说，取之较略。其选录述说序次，多以“董仲舒、刘向以为”为先，二者有别，则先董后刘，而后再述他人之说。详见后文。
(160) 虽然古文《尚书》最初是由孔安国献书而成为潜在的经学问题，但因为他献书后，即“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故古文《尚书》作为经学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始自刘向的校书，显于刘歆的争立学官。此见后论。
(161) 有关三礼的源流，两汉书所载颇略，《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明堂阴阳说》五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第1709—1710页）这是说《礼》之为经，汉代最初比较完整的书册是在鲁淹中（“里”名），有五十六卷，而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士礼》相似，而说《经》的《记》有一百三十一篇，为孔门弟子所记。对于这些《经》和《记》的流传，参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25—926页。
(162) 郑玄注曰：“童子任职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则是仕于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积。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为士。冠礼于五礼属嘉礼。”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1980年，第九四五页上。
(163)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四五页中。
(164) 贾氏进一步为刘向的篇次论证说：“《仪礼》见其行事之法，贱者为先，故以《士冠》为先。无大夫冠礼，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礼》亦士为先，大夫次之，诸侯次之，天子为后。诸侯乡饮酒为先，天子乡饮酒次之。乡射、燕礼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见》为先后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挚见乡大夫、见己君及见来朝诸侯之等，又为乡大夫、州长行乡饮酒、乡射之事已下，先吉后凶，尽则行祭祀、吉礼。次叙之法，其义可知。”《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四五页中。
(165)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七五页中。
(166)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八〇页上。
(16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九三页上。
(168)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一四页下。
(169)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二七页下。
(170)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四六页上。
(171) 《十三经注疏》（上册），一〇七九页中。
(172)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八七页下。
(173) 《十三经注疏》（上册），一〇九六页中。
(174)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二八页中。
(175) 《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其大致内容参见郑玄《目录》注，《十三经注疏》（上册），皆第一一四六页中。
(176)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六七页上。
(17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七八页下。
(178)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九六页上。
(179) 郑玄《目录》注“有司彻”篇目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傧尸于堂之礼。祭毕，礼尸于室中。天子、诸侯之祭，明日而绎。有司彻于五礼属吉。”而所谓“有司彻”，郑玄注曰：“彻室中之馈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宾尸，礼崇也。宾尸则不设馔西北隅，以此荐俎之陈有祭象，而亦足以厌饫神。天子诸侯，明日祭于祊而绎。”《十三经注疏》（上册），皆第一二〇六页中。
(180) 参见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0—162页。而参之《汉书·艺文志》所载（见前文注引），《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是说“古明堂之遗事”，《明堂阴阳记》五篇显然是对那些“遗事”的解说。
(181) 《左传》是否为刘歆伪作，以前一直为中国典籍史上的公案。本书认可钱穆之说，即《左传》原初有本，非刘氏伪撰。钱氏针对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想（疑刘氏伪作《左传》是其重要论证内容），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举二十八点论证刘氏父子未尝作伪，《周礼》与《左传》亦为刘氏之前即有。此谱关于《左传》的辨析，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51页，60页，77—80页，87页，97页，108页，123—126页，152页，等等。其证颇精，文多不引，可详参。
(182) 徐氏对二书征引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辨析，此处仅综合其结论性说法。详参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49—53页。另外，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针对刘向上疏用穀梁义也作了辨析，认为“后人必谓汉儒经学守家法不相同，其实非也”。参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38页。
(183) 参见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17—318页。
(184) 此为白寿彝在《刘向与班固》一文所言，文载白氏著《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108—130页。
(185) 《汉书》，第1950页。
(186)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2页。
(187)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4—1415页。
(188)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6页。附带说明的是，《五行志》用《春秋》三传事，以《公羊》为主，且不注明出自《公羊》，《左传》次之，《穀梁》最少，二者均注明出处。由于《公羊》、《穀梁》属今文，《左传》属“古学”，则《五行志》的这种撰录情形说明：班固所处的时代是今古文学交汇的时代。此见后论。
(189) 关于此类事的思考，刘向在元延元年（前12）上疏中说得更为明晰。他说：“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汉书·刘向传》，第1964页。
(190)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2页。
(191)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12—1413页。
(192) 不过，颇为吊诡的是，王莽却把这视为自己代汉的象征。《汉书》卷二七中之下随后即对墓门柱生枝叶的情形记载说：“后王莽篡位，自说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汉书》，第1413页。
(193)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1页。
(194) 劳榦认为，“汉代的政治是以武帝为转折点，内朝外朝的分别便是在武帝时代形成的。”有关西汉时期的内朝、外朝问题，参见劳榦《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一文。
(195) 据《刘向传》载，元帝间，“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汉书》，第1930页。
(196)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22页。
(197) 《汉书》卷二七上，分别见于第1318、1320、1338、1339、1342页。
(198) 参见《春秋繁露》之《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三篇。
(199) 班固选录的例证可参见《汉书·五行志》，第1319—1320页。
(200) 《汉书》卷二七上，第1320页。
(201) 例证参见《汉书》卷二七《五行志》。
(202) 《汉书》卷二七上，第1338页。
(203) 《汉书》卷二七上，第1339页。
(204) 例证参见《汉书》卷二七《五行志》，第1344—1347页。
(205) 有关先秦和秦汉五行配对的演变情况，刘起釪在《五行原始意义及其分歧蜕变大要》一文中有详细梳理。参见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第331—357页。
(206)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五事》对《洪范》中的“五事”进行了发展性的阐释。其文曰：“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滦。霹滦者，金气也，其音商也，故应之以霹滦。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电者，火气也，其音征也，故应之以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气也，其音羽也，故应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气也，其音宫也，故应之以雷。”由下文的分析可见，《洪范五行传（论）》的阐发，既源自董仲舒的说法，又有超越。
(207) 皆《汉书》卷二七中之上，分别见于第1352、1376页。
(208) 皆《汉书》卷二七中之下，分别见于第1405、1421页。
(209)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441页。
(210)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第1353页。
(211)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61页。
(212) 当然，《五行志》也有许多关于先有人事之变，后生灾异的记录。但此类记载多为佐证某类灾异，以示详实，其具体记录本身并没有关于灾异性质的论断。如“听”之“传”下关于雪灾的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是岁，淮南、衡山王谋反，发觉，皆自杀。使者行郡国，治党与，坐死者数万人。”（《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24页）按，考《汉书》卷六《武帝纪》，淮南王谋反事在该年十一月。此证事变在前，灾变在后。
(213) 皆《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451—1452页。
(214)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第1353页。
(215) 《汉书》卷二七中之上，第1377页。
(216)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06页。
(217) 《汉书》卷二七中之下，第1421页。
(218)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442页。
(219) 《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458页。
(220) 皆《汉书》卷二七下之上，第1458页。
(221) 《汉书》卷二七下之下，第1508页。
(222) 刘向说：“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见《汉书·刘向传》，第1963页。
(223)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63页。
(224) 参见徐兴无：《刘向评传》，第301页。
(225)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70—1271页。
(226)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9页。
(227) 有关“土德”之定，参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第113—123页。不过，杨权认为，在汉初尚有一个短暂的准火德时期，但它不是由五行相胜说而来，只是戎马时代的方位巧合，即高祖“起兵之地位于火位的南方”。参见同书，第103—112页。
(228)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
(229) 有关邹衍五德说的来源及其内容，饶宗颐认为由儒家的子思传承古说而来。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10—23页。
(230) 《吕氏春秋·应同》记载：“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研究者都认可这段话基本上体现了邹衍的学说。据此，则邹衍的五帝其实是四帝，其顺次为：黄帝→夏→殷→周→？
(231) 班固在《郊祀志》中所说的“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云云（《汉书》，第1270—1271页），这说明刘氏父子的说法源自《说卦》“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以及《系辞下》所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232)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6页。
(233) 由“学者多称五帝，尚矣”一语，再参照《五帝本纪》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之“纪”，可知司马迁所处时代的儒者所尊尚的五帝，即是其书所记的“五帝”。
(234) 在东汉之前，对“五帝”谱系还是有不少不同说法的（详参前揭诸文），直至东汉后期“五经”慢慢定型，史书已经发达后，才有应劭在《风俗通义·五帝》中记载的说法：“《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又按，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黄帝”曰：“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盖依《大戴礼·五帝德》。又谯周、宋均亦以为然。而孔安国、皇甫谧《帝王代纪》及孙氏注系本并以伏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第1—2页）可见，伏羲之为帝王之始，起码为唐代以前的史家共识。刘向父子的帝德谱系以伏羲为首，正是中国古代这种史观的初始反映。参之《史记》，司马迁未把伏羲列入世系，其“本纪”自黄帝始，则见刘向父子此说有补史公帝系源头不明之意。
(235) 《汉书》，第979页。
(236) 《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983页。
(237) 《汉书》，第1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