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及“经学”所指为何，前贤研究较为充分。大致说来，他们对“经”的字义解释或依《说文解字》，或依《释名》，(1)以为“经”由“编丝”、“治丝”的古老经验而来，其义表示纵向之丝，与“纬”相对；或以“经”乃为“常”为“典”，其义在强调“经”为人所必学与共守。(2)而对作为经典典籍的“五经”（或“六经”）之“经”的解释，以刘师培所论最为近实，他说：
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伸之，则为组织之义。……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之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3)
王葆玹于其《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单立“论‘经’”一节，以《左传》昭公十五年叔向关于“礼、经、典”的一段论说为据，认为“经”与“典”可以互训，推证“经”有“纲纪”之义，“典”于战国中期以前“可泛指一切权威的书籍”。他进而认为，由于《尚书》的典、诰、誓为权威书籍之“典”的狭义之称，儒者便特别以“经”代“典”来称谓《诗》、《书》、《礼》、《乐》之“典”，而“墨经”、“法经”、“道经”之类的先秦称谓，皆在儒者以“经”称《诗》、《书》之后。(4)此说自有其理。
无论研究者如何理解“六经”之“经”，以孔子始为“六经”定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则是千古不变的常识。如《庄子·天运》篇中借孔子对话老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如《礼记·经解》认为《诗》、《书》、《礼》、《易》、《春秋》、《乐》各有其“教”，虽没有明确称其为“六经”，但既名为“经解”，则更见所论者为“经”之教无疑。至于《庄子·天下》、《荀子·儒效篇》和《春秋繁露·玉杯》等所论“六经”的大义与功能，(5)为研究者常引，此不赘述。
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新书·六术》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又如《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实际即是“六经（传）略”。由于“乐”有“记”无“经”，汉儒真正能诵读到的只是“五经”而已。但是，正如章太炎所说：“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6)加上汉儒所遇经书，多是秦火劫余，而发藏和校书所得古书又多，故对经书来源的理解，对经书本身是多少的理解，成为汉儒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些正是汉代经今、古文分歧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