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家思想和学术的繁荣，是从武帝开始的，至于宣、元之世，儒学在各个层面居于优势地位，此于前文已论。然而，那些在西汉早中期的繁荣之学，都是“今学”，即后世所谓的“今文经学”。与这种“显贵”于当世的“今学”相对，西汉尚有处于“微弱”状态的“古学”。从历史记载看，西汉“古学”的出现乃至显明，与“今学”的发展繁荣，其实是同时的，只不过从其与政治、教育等层面的关系看，二者所呈现出的状态是迥异的。今学是由显而贵，由贵而尊，由尊转繁；古学是由藏而现，由现而明，由明而争。到了两汉之际，由刘歆发端，开启了绵延至东汉末的今、古学之争。后世研究者认为这类相争，即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下面，我们综合前贤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何谓“古文”、古文经传的发现与校理等层面，来看“古文经学”是如何形成的。
一、何谓“古文”
关于“古文”的缘起与流变，多以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所说为经典依据。其文约而其义丰，现按其义分段，择要录之如下：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
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7)
许慎是章、和、安、顺四帝即东汉中期时人，主古文。其时古学已兴，故其所论都以明“古学”为要义。综合其意，涉及所谓“古文经学”之“古文”者有以下几个层面内容：一是六经与《左传》为“古文”，“古文”又是孔子所书；二是秦灭“古文”，故秦时新有“八体”，汉时又有“六书”和“草书”；三是汉时所见“古文”，或以发藏的古文经传为载体，或见于出土的礼器；四是由于“古文”失而复现，故汉时有伪造经传之事，而儒生解经不知“古文”真面目，多妄说，以致引发经义混乱；五是文字为“经艺之本”，故“小学”对解经明经具有莫大功用；六是声明自己书中所引“古文”为《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这意味着许慎所认可的古文经传即是此类。许慎这类论说中，最为重要处即是孔子与古文的关系。而其“秦灭古文”，以及秦汉有新“书”新“体”的论断，则成为清末今文家论说今古文异同的最基本的根据。
皮锡瑞（1850—1908）为清末著名的经学研究者，也是经学史研究者的开创者。皮氏主今文，以为“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8)他以文字不同和说解差异为标准，在其开创性著作《经学历史》中把两汉思想和学术断然分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其文曰：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风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9)
这段文字是有关经学今古文分野的经典论说，影响巨大。皮氏所言“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就学理而言，自是卓识。但由于他的本意是在说明经学的今古对立乃是古学争立使然，又以经书文字形态为准而论今古分别之始，这使得他的这一史识之论实际上却起着误导的混淆之功，同主今文的廖平、周予同有关经学的今古分野即是据此而论。(10)不过，这里涉及一段皮锡瑞没有注意到的历史事实，即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问题，值得重新分析。(11)《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记载说：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12)
按《汉书·景帝纪》记载，河间献王刘德是武帝庶兄。这里的记载起码说明了与儒学有关的六个问题：一是在武帝即位前后，儒学尚未尊显于朝廷前，在诸侯国内已经先行兴盛起来，司马迁知道这样的情形，故说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儒者多从之游”。(13)这是儒学的实践问题。二是与后来兴起的公羊学发挥义理不同，刘德好儒学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涉及经学的取向问题。三是秦火之后，书简残缺，九流之学未尽绝，与刘安招揽九流中的“浮辩”之士不同，刘德可谓囊括儒士儒书。这是儒学的载体问题。四是在刘德这种上好儒学的示范下，民间秘藏之书得以显明于河间之地，“《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都是“古文先秦旧书”。这是后来被研究者所反复争论的古文经本问题。五是与以前杂立《诗》、《论语》、《书》等经、传诸子博士相类，(14)河间王国也有自己的博士官，其中即有属于古经传的《毛诗》和《左氏春秋》。可见在武帝前博士官并非只有中央朝廷才有权设立，而所立者也非纯粹的所谓今文经。这是经学与政治关系问题。六是刘德所得的“善书”都有真本和抄写本，即“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这是古文经传的抄写、校对和汇编问题。由此可知，皮氏“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之说，是就武帝后的中央朝廷所立经学而言，不可统论西汉经学。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皮氏以其先入的今文陈见而说武帝时的经学“最纯正”，并据此认定古文经传不纯乃至伪劣的观点，是他站在一统帝国的“官学”立场而论的，其排斥非“官学”的其他思想和学问，是特定情境（清末的亡国、亡种、亡学危机）中必须伸张皇权和意识形态使然，很难具有“实事求是”精神。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皮锡瑞所言“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的推论，是清末今文家好臆断的作风使然，亦非“求是”之论。主古文的王国维虽不免有袒护古学倾向，但其有关“古文”的诸多论说，则颇为中肯。其《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一文，说明了“古文”在汉代文献中的初指为何。此文有正本清源的开拓之功，全引如下：
余前作《史籀篇疏证序》，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器遗文证之，后反复汉人书，益知此说之不可易也。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刬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
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剗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观传世秦权量等，始皇二十六年诏后，多刻二世元年诏。虽亡国一二年中，而秦法之行如此，则当日同文字之效可知矣。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15)
王国维所论，其主旨在批驳许、皮二氏的“古文”说。许慎把“古文”简单理解为孔子定六经时所书的字体，而皮氏承其说，也把孔宅坏壁所藏书和伏生所献书的字体理解成“籀书”，王国维认为二者都犯了一种把“古文”之义简单化的错误。(16)按王氏论证的所谓“古文”，从字体而言，既是指殷周字体，也指由殷周字体演化出的六国字体和秦之籀文；从其指代典籍而言，既指秦未同一文字前由“东土古文”写成的典册，也指籀书、大篆等秦地字体所写成的典册。因此，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证，则知其所论正好可以证明河间献王刘德所得的“古文先秦旧书”，其“古文”“旧书”之义，即是从这些意义而言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后世所谓的“古文经学”之“古文”称谓，才能名副其实。故王氏又于《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一文明确说：
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古文家经如《尚书》、《毛诗》、《逸礼》、《周官》、《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本皆古文，而《毛诗》、《周官》已无原书。惟孔壁之《尚书》、《礼经》、《春秋》、《论语》、《孝经》及张苍所献之《春秋左氏传》尚存，于是孔壁之书遂专有古文之名矣。(17)
这是说作为“古文经学”的“古文”之名何以形成的问题。征诸其他史料，可知王氏这里的“专有古文之名”之说，是以古文经传在景帝后不断被发现、校理和传授为根据的。
二、“古文”经传的发现、校理与定型
秦火之后，大一统的汉帝国为了文化、政治、教育等多层面发展的需要，不仅广征书籍，还整理校编书籍，这是古文经传得以发现和流传的大背景。就西汉而言，除了自武帝起中央朝廷立博士和兴学官而兴儒尊儒外，征诸《汉书》纪、传，尚有以下四事值得重视：
一是惠帝四年（前191）三月废除“挟书律”，民间私人拥有书册不再有罪。这是后来朝廷征书以及壁藏之书纷纷问世的前提，也是学术思想繁荣的法律基础。
二是诸侯王好书向学，为学播民间提供了渠道。如楚元王刘交（刘邦幼弟）好学，习《鲁诗》而自成一家，号为“元王《诗》”；(18)“不喜戈猎狗马驰骋”而“好书”的淮南王刘安（刘邦少子刘长之子），“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成今称的《淮南子》；(19)梁怀王刘揖（文帝少子）也好《诗》、《书》；而河间献王刘德（景帝子）好书更为有名，其对古文经传的发现和流传，居功至伟（详见前引之文）。
三是朝廷征书、写书（即抄本以存）、校书、藏书。此即班固在《艺文志》序所说：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20)
四是臣民的献书和上书。献书主要是中央和王国朝廷征书政策的鼓励使然，但上书却是臣子自撰著作而上呈天子，是臣子“立言”、“解经”以经世致用的主动行为，如陆贾上《新语》，孔安国上古文《尚书》，张禹上《论语章句》，刘向上《洪范五行传论》之类。
从学术和思想发展的诸多要素看，如果没有此类事发生，经学的发展几不可能。古今学者多以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周礼》为主要的古文经传，这些经传的发现与传承，与景帝二子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汉初耆儒伏生以及刘向、刘歆父子直接相关。为审慎故，现详引相关材料（有关刘德的材料详见前引），再略做申论。其文如下：
（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21)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22)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23)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24)
（孔）安国为谏大夫，授（古文《尚书》）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25)
《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26)
其中最后一条所说，是对第三条中有关“礼”经的具体解说。(27)综合这些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前二则都是武帝以前事，这意味着所谓的古文经传，在武帝前即已经全部被发现，并被抄写和传授，甚至在河间王国，《毛诗》和《左传》还被立为博士。也就是说，古文经传在当时的地方上，起码在河间王国内已经有较为稳定的传授。(28)考《汉书》的《武帝纪》、《景十三王传》和《百官公卿表序》，西汉的王国博士被撤除在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河间献王刘德死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睿智曰‘献’，宜谥曰献王”。(29)武帝的中尉常丽对刘德的评价是：“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这说明刘德在当时是被充分认可的。另一方面，“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30)武帝对好儒学的刘德所显现出的学问才干，应该不会有什么负面的判断。又因为中央政府废王国博士而立五经博士，其时间相差不过十年，且废王国博士是景帝朝廷强干弱枝的举措之一，其目的只是削权而非废学。否则，其后雄才大略的武帝就不会再置五经博士了。由此可以推断，即便刘德死后，河间王国中的儒学被彻底废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换言之，显明于河间的古文经传，在河间乃至其他情境中，理应也会有所显现。
二是《左传》与文帝朝的关系。由所引内容可知，那些在河间王国颇为流行的古文经传，甚至先于好儒的刘德，在朝廷和都城由张苍和贾谊传播着。考《史记·张丞相列传》，“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张苍在高祖朝协助丞相萧何主管全国户籍和法律，吕氏灭后，张苍助文帝登大位，在文帝朝任御史大夫四年，丞相十五年，“苍年百有余岁而卒”，时在景帝五年（前152）。鉴于司马迁说“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31)我们无法确定他在经学传播中的具体作用，但以其为“名相”而言，其习《左传》，在当时的中央朝廷应该不无影响。而被张苍所排斥的贾谊，作为文帝朝的帝国才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32)我们无法确定，贾谊为博士是否与习《左传》有关，但其《左传》学却有具体传人则是事实（此见后论）。因此，相较于景、武二帝时期颇为“风光”的宗室儒者刘德而言，文帝朝中起码有张、贾这一老一少都习《左传》，据此我们推说古文经传在文帝朝颇有影响，似无大谬。
三是古文《尚书》与学官的关系。按照古今研究者的共识，伏生为汉代今文《尚书》的鼻祖。《史记·儒林传》对其记载说：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33)
这是《尚书》在秦汉之际的遭遇。参照上引有关古文《尚书》一段，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伏生所藏书亡逸的数十篇是否包含在孔宅所发现的古文《尚书》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孔安国考校的二十九篇即是伏生独得的二十九篇，是谓今文《尚书》。相较于文帝时即被朝廷认可并派晁错去学习的今文《尚书》而言，古文《尚书》未被立于学官的命运，似乎一直有着不祥的征兆，从其被发现到被校对到献呈无果，都与意外事件相关。所幸的是，尚有司马迁能从孔安国“问故”，并把古文《尚书》的不少内容载入《史记》当中。孔安国是伏生的三传弟子，他受今文《尚书》后，再发现古文《尚书》。这意味着所谓的《尚书》今古文的分野，在孔安国那里绝非什么今古文经学争斗使然，而是经书的偶然变故所致。也就是说，孔安国面对的是有着字体、典籍形态、内容三重不同的《尚书》，其之所以不同，仅仅是同一种经书在不同的境遇中被偶然地支离了，而后，这支离的经书又因为偶然的遭遇，在孔安国那里相遇。在武帝朝兴儒尊儒的背景中，孔安国整理了古文《尚书》而上呈朝廷，本是儒学发展中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只不过，这个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的进展，被政治上的突发事件所阻滞。《艺文志》说古文《尚书》没有被立于学官是遭遇巫蛊之事，考《汉书·武帝纪》，此事自征和元年（前92）十一月始发，到征和二年七月结束，则孔安国献书武帝当在征和元年十一月前。刘歆在其名篇《让太常博士书》中说：“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34)由其“未及施行”一语看来，刘歆应是看到有关典册以及相应的处理意见，这意味着孔氏献书之后，朝廷接受并秘藏了他的书简。故《汉书·艺文志》说：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35)
由于《艺文志》直接源自刘歆的《七略》，间接源自刘向的《别录》，则这段话很可能是刘向的校记之语。再参照《让太常博士书》一段话：“《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36)由其“朽折散绝，其书见在”二语可知，刘歆所见的《尚书》是“真本”；再由“初出于屋壁”一语以及前引刘德资料可知，这个“真本”不可能是河间王国的《尚书》；又因为伏传《尚书》自文帝至刘歆作“让书”的成帝时，一直都由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讲授，此即“时师传读”，则可知这个真本一定包含了伏生的今文本。因此，上引资料中的“中古文”，其“中”即汉人常说的“中朝”、“中官”之“中”，指代皇家，“中古文”是指皇家秘藏典册的字体，即上文王国维所论的“古文”。对不同的经书而言，相应于其来源不同，经书不见得有同一的字体形态，同样地，对同一种经书而言，相应于经书成为简册的条件不同（如抄写时间、地点等），秘藏的经书字体也可能不同。(37)以此而观，“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三家经文”一定是当时通行字体的今文本，刘向所用的校勘母本，应该即是那个包含了今文《尚书》的“真本”。对脱简缺文而言，今本与古本两相对照，异同与否，一看便知，故《艺文志》又说：“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38)而对文字差异来说，则必须通过相应的中介工具来说明古本为何，古本与今本差异何在，刘向校书时用的是《尔雅》。因为在刘向看来，“古文读应《尔雅》”，《尔雅》便如同翻译一样，“解古今语而可知”。
由以上对古文《尚书》出现后的流变和校理的分析可知，在今文占据主流的背景下，若使古文经传变得可读可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有本可寻，即必须有可靠的古文真本为据；二是可辨其字，即必须具备知晓经本文字为何种字体的识字能力；三是可读其字，即必须具备把古文转读为今文的能力；四是可解其义，即必须熟知今文本经传，以便在把古文转“读”为今文后，相互参照，以见经传中事与义的异同。这样的四种能力，与“小学”密切相关，其趣旨都在“实事求是”，无法直接关涉政治，而由此得以显明的古文经学，从逻辑上讲也只能关涉学术而非政治。与此相对，今文则讲论五经大义，申发灾异之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其学“极精而有用”，(39)既是儒术饰吏治的经书政治化应用，也是通达尊显之位的禄利之路。因此，古文经传不立于学官，表面看起来是经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由其最初的“实事求是”的特质所决定。
就古文经传的成册定型而言，《汉书·艺文志》的诸多表述，隐隐地透露出相关信息。考虑到《艺文志》源自刘歆《七略》，如今我们综观《艺文志》，则可总结出若干特征说明古文经传在刘歆之时已基本定型。首先从今古文经本身的排列序次看，有古经的《书》、《礼》、《春秋》，都被冠以“古”或“古文”而最先述列，次以今文经，但不具“今文”二字。(40)其次在各“略”的后述中，对古文经传的来源都有说明和考述，除了上引《易》、《书》、《礼》外，对《左传》格外加诸说明，认为“丘明恐弟子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而“公羊、穀梁、邹、夹”则是末世的“口说”之传而已。(41)再次是对古文经传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格外的今古有别的说明，除上引《易》、《书》、《礼》外，其说《孝经》是今古文“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又特别指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42)第四，从古文经传的校理来看，《艺文志》为研究者忽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较于其他较为简省的“序略”，《艺文志》对“小学”渊流的说明最为详尽，并着重对“所以通知古今文字”的“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这“六体”作了说明，(43)还特别指出：“《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又说“臣（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这类特别述说，事实上说明对古文经传的校理，有着丰富的小学资源和坚实的证据可依，但又因其繁富和差异，实际上又给校理带来困难。因此，古文经传的校理和定型，非刘向、刘歆类通人不足以任之。
凡此之类，都说明古文经传在今文经学“极盛”的西汉中后期虽然默默无闻，但经过刘向父子等人二十多年的努力，其校理定型工作却已基本完成。有关今古文经传的注校和流传具体情况，参看表十四。
三、古文经传的传人
王葆玹在《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中单立“古文经学及其流派”为第三章，分十二点论说汉至魏时古文经学的经传、传承、派别等问题，并提出新说，认为古文经传的汇集有中央朝廷和河间国朝廷两个系统，并据此而分析《左传》有河间系和刘歆系的分野，还认为古文《礼》学的刘歆重仪式、王莽重制度。(44)王氏在这些论说中，对《汉书·儒林传》有关古文经传的传承多有批驳，其理自足。我们在此还是依据《史记》和《汉书》有关经学传承的记载（各经的传承谱系参见本章末所附《两汉经学传承表》），先对古文经传在西汉的传人问题略作分析，余者留待第十章申论。
首先是古文经传的传人多师从多人、通古今之学。以《左传》为例，其最初的传人张苍、贾谊以及后来的刘向之“通”，已见前论。下面再看其他转益多师之士：
司马迁：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45)
张禹：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初元中，诏令禹授太子《论语》。(46)
翟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厚李寻（通灾异），以为议曹。(47)
应该注意的是，司马迁和胡常对古文《尚书》也有所受，胡常又明《毛诗》，还以明《穀梁》为博士，(48)而据张禹、翟方进二人本传所载，张为《施氏易》博士，翟为《穀梁》博士，则又见诸人通今古之学。这种情形在东汉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多兼通“小学”。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的校理必赖“小学”方可读可传，王国维有《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一文，详辨两汉通“小学”的古文经传传人六位，其中属西汉的有张敞、桑钦。(49)考《汉书·杜邺传》，杜邺的母亲是张敞女，后从其舅张吉问学，“得其家书”，而“吉子竦又幼孤，从邺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邺子林，清静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50)《后汉书·杜林传》说：“林少好学沉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51)杜林是著名的漆书古文《尚书》的发现者，此证“小学”与古文经传传人的关系，决非一般。
再次是古文经传的传人都是当世的干才名臣。前见张苍为名相，贾谊为高才，昭、宣之际的张敞“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刚柔有度，在京兆尹任上颇有政声。(52)宣、成之世的张禹官至丞相并封侯，其为政声名虽不佳，但其才干学问则为世所崇，至其致仕家居，还“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其《论语章句》被称为“张侯论”，今见《论语》的底本即以此为主。(53)而“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的翟方进，更是西汉成帝时的名相，号为“通明相”。(54)
正如我们无法简单地断定郑玄为古文经学家一样，以上所举，都非严格的师法意义上的古文经学家，故名之为经传的“传人”，而不是说他们为某家某师的“传人”。其学之“通”，实际上预示出东汉的古文经学家也必为“博通之士”，但与他们都是高位名臣不同，东汉的古文学者尤其是后期的古文大家如马融、郑玄等，都是位卑而学尊。此见第十章。
与上述通人之学相对，另一种情形也值得注意。《汉书·儒林传》载：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
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
班固说“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55)从其记载看，没有很好的经传文本（“无章句”），加上他们各自的固步自封，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易》家这种狭隘相比，《礼》家则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势。《汉书·儒林传》又载：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56)
前文已经指出过，《士礼》即《仪礼》，与古文《逸礼》有扯不清的瓜葛。(57)高堂生师徒四代，渐次可谓每况愈下，要么不能通经，要么能而不善。
西汉时期《易》、《礼》古学的这种情形表明，不通古今学，不知“小学”，又没有超群的才性和可靠的学问渊源，则其学必衰。古《礼》的发扬光大，经由郑玄才得以实现，《易》学经由荀爽、虞翻、王弼，才重现光芒，便是明证。而所谓“古文经学”的显明，即自通人刘歆开始。
四、“古文经学”的形成
按照皮锡瑞的说法，“汉人最重师法”，(58)“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59)此为深识，后世遂以为定论。但他所谓师法、家法，均就今文经学而言，(60)皮氏以师法、家法为尊经、解经、传经的要津，故他对“混乱”今文师法、家法的刘歆和郑玄格外加诸恶辞。皮氏斥刘歆为“经学之大蠹”，理由是“刘歆创立古文经，汩乱今文师法”。(61)论郑玄则说他“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又说“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以此断论“郑学盛则汉学衰”。(62)其实，无论皮氏的这种批判是否有道理，他的批评都显现出刘歆和郑玄另有迥异于师法与家法的传、解经传的方法。
上文已经指出古文经传要变得可读可传所必须具备的四要素，以及古文经传传人多有“小学”素养。在此，我们仅就史料所见，对西汉时期古文经传的传授方法略作分析，以见古文经学是如何形成的。
一是“写”。《汉书·艺文志》序说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时在元朔五年（前124）。(63)这说明经学兴起之初，对书本身的抄写和整理工作已经被中央政府所重视。而如前文所论，在此之前的河间献王刘德那里，抄写民间的献书更是必做的事情，即所谓“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64)两种情形说明，对各类典籍进行缮写乃至校理，是当时好儒者的重要事务之一。古文经传因非当时通行字体，自然更会在抄写之列。但仅有抄写或摹本还不够，必须有人能把它们“读”出来。
二是“读”，即“以今文读之”。按司马迁所说，高祖时期“未暇遑庠序之事”，这意味着经的传授只能是授者各自为法，难有定则。文景之世，征耆学为博士者不少（参表十二），虽然“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65)但这已经意味着那些博士及其传授之法具有示范的意义。且看《史记·儒林传》的两则记载：
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66)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67)
申公为汉代《鲁诗》鼻祖，瑕丘江生为《穀梁》宗师，二者同属今文。钱穆以为“故、训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申公的“为训”而“无传”，实际上即是《鲁诗》的传授方法。(68)而公孙弘对《穀梁》义的“集比”，即是他传《春秋》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武帝未立群经之前，今文群经已经有了自己传授方法。
与申公相类，贾谊也“为《左氏传》训故”，(69)即贾谊为《左传》疏通大义。这说明在学术壁垒形成前，学者的解经之法有其共通处。但在古文经传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记·儒林传》载：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70)
许多汉代经学家因自己对经传自成体系的理解，而被史书记载为“别自名家”。此段记载中，后人对“因以起其家逸书”是在“家”后句读，还是连读，有诸多理解。在此我们不作辨证，仅注重“安国以今文读之”这句话，它是说孔安国以“今文”（即武帝时通行的字体，不见得仅为隶书）来“读”出“古文”。但按照黄侃的理解，“言小学者，释为三类：曰形曰声曰义。古者则以‘字读’二字该之。”而“字读不明，义训亦无由以察，章句传说亦无以傅丽。字读诚明，譬犹与先民对语，言出于口而义昭于心。”(71)以此，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尚书》，则是以“小学”的方法对古文《尚书》进行校理和辨析。再考司马贞的《索隐》注引孔安国之兄孔臧给他的信中说：“旧书潜于壁室。……即知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并为之传也。”(72)这里的“以今雠古，隶篆推科斗”，即是古人的校雠之法。如果我们把所引之文于“家”后断句，则“因以起其家”即为“因以今文校读古文而成为解读古文的名家”之意，即孔安国也是“别自名家”。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安国的“以今文读之”，并非简单地把“古文”从字体上变成“今文”，而是一种包含了对“古文”的“形、声、义”进行综合校理的工作，即孔安国创立了一套读校古文经传的方法。即如今人研究出土文献一样，只有把出土的文字“读”成现在的文字，出土文献才有“二重证据”的效用。以此，孔安国所创立的“读”法，是古文经传能够显明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古文经学能够形成和光大的基础。
三是“校”，即“以中古文校”。与孔安国以今文“读”不同，刘向是以“中古文校”。《汉书·艺文志》载：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73)
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74)
前文对此已经做过分析，在此略而不论。所要注意的是，刘向是用“古文”校“今文”，故说要以《尔雅》为工具，因为《尔雅》多存先秦音义；他又以古文本校今文本，故有脱简、文字异同之说。由这些记载可知，刘向已经很自觉地以“小学”之法，对典籍的真实面貌进行探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整个校理的过程中，“每一书已，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5)运用分类的方法对典籍的篇目内容进行编排，运用考证的方法，对典籍及其作者的源流进行考述，不仅奠定了后世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基础，也启示出古学之人的校理工作培养了他们贯通其校理对象（即各类经传）的能力。
四是“解”，即“引传文以解经”。刘歆在成帝河平年间（前28—前25）受诏与其父一起校书，到刘向卒时的成帝绥和元年（前8），父子校书已有近二十年，绥和二年，刘歆即以侍中身份承父业领校群书，稍后即建议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此时刘歆应在四十岁以上。而根据《隋书·经籍志》和《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刘歆又曾有《尔雅注》三卷。明析了这些事实，再看《汉书·刘歆传》的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76)
这里所说的刘歆“校秘书”而见《左传》，当是河平年间事。以此，到刘歆建议立古文学官时，他好《左传》已近二十年，且在此期间，刘歆不仅就《左传》问题向父亲问难（见下文），还与通《左传》的尹咸共同校理，并向好《左传》的丞相翟方进问难，由此可见刘歆对《左传》研读的时间之长，涉问面之广。唯有如此，他才能超越以前贾谊等人用“训故”解《左传》的方式而另辟新途。这就是他“引传文以解经”，即以经、传文字内容互证的方式，重新解《春秋》和《左传》。按照钱穆对夏侯建“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的辨析，(77)“章句必具文。具文者，备具原文而一一说之”，(78)则班固所说《左传》的“章句义理备焉”，其“章句”可能即是指此。也就是说，不管以前古文经传是否有章句，在刘歆那里，《左传》在其争立古文经传前，即已具备了与今文经传同样形式的传授文本形态。
此外，《后汉书》中有两则同刘歆关系密切的记载，也不可忽略。择要录之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