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79)
（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奋弟）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奋子嘉）作《左氏说》云。(80)
郑兴和孔奋是两汉之际人，在光武朝都位至二千石。这些情况说明，刘歆的《左氏》学在两汉之际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郑兴、孔奋等人都愿意从其学问。而且，他们要么遵命“撰条例、章句、传诂”，要么自己作经注。这意味着，古文经传不仅有确切的传人，而且其传人能够独当一面，成为著书立说的古文家了。
与所谓的“师法”与“家法”成就了今文经学相类，古文经传之所以能在西汉定型，到东汉光大，也有赖于上述读经、注经、解经方法的形成。无论从古文经传的定型，还是从其传授方法，或是从其传人，或是从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以可见的材料来看，古文经学在刘歆那里正式形成了。与郑兴、孔奋相类，在新莽和光武时期，通漆书古文《尚书》的杜林（光武末为大司空，号为“任职相”）、精《毛诗》和古文《尚书》的卫宏（光武时为议郎）等人都开始显贵起来。这意味着，古文家们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与今文之士分庭抗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