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与西汉由黄老到儒家的治国方略不同，东汉光武帝立国“退功臣而进文吏”，(1)光武本人即是太学生，“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2)而帮他登基立业的“中兴”二十八将，近半数有经术文化的背景。这样的情形，使得刘秀在政权稳固后自述其治理策略时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3)因此，东汉政治可以说是自觉与儒学匹合的政治，儒生们也当然乐意在这样的政权中一展身手。
光武第四子明帝刘庄，十岁便通《春秋》，又从经学大师桓荣学《尚书》，其为政虽然深于法度，但对当世大儒却秉持儒家之仪。桓荣八十多岁，年老多病，明帝多次亲至其家问候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4)
到了章帝刘炟的时候，他“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简”，并且“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5)其实，章帝本人有极好的经学素养，当时很多今古文经学名儒都曾为其讲授各自所长。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帝对古文大师贾逵恩信有加，以致“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6)
然而，自汉武帝尊儒到光武崇儒的近两百年间，作为经学载体的章句，也发展至繁琐不堪。于是，皇帝和儒者们又不得不为减省章句而劳精费神。王莽时期，“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7)光武帝和明帝两朝都有减省章句以“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的企图。(8)同时，谶纬在社会政治运作中越来越有影响地发生效用，今古文经学合流也渐成大势。所有这些，使得章帝政权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保证经典和经术本身的纯正性和权威性。于是，汉帝国第三次儒学会议——白虎观会议就应运而生了。(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