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虽然不是汉代儒学的典范代表，但是却对儒学有着深入的思考。他对汉代儒学的批判性考察，既具有不同寻常的洞见，也有难以掩盖的偏见。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几乎不属于任何理论派系，力图通过独立思考来质疑当时盛行的思想权威。他的结论可能并不圆满，但是他充满批判精神的独立思考态度，却昭示着经院式思维的没落。
《后汉书·王充传》道：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1)
依据范晔的记载和《论衡》中《自纪》篇自述，我们可以对王充生平有个大致了解。首先，王充早岁失怙但少年聪慧，两者相结合使得他很容易形成质疑权威的性格。至于他是否乡里称孝，虽经历代学者反复辩驳，(2)却与他思想风格的形成没有直接关联。因家境窘迫，王充青年时代求学受阻，但他以自己的勤奋和天资弥补了环境的不足。在缺少正规师承的情况下，(3)依靠自身博闻强记获得学问，也难怪王充后来具有独立不倚的批判精神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显然这种性格不适合从政，因此王充出仕经历不乏坎坷，始终未能进阶高位。晚年王充归家著述，后来同乡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而得汉章帝公车征召，但可惜王充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应征。
历史上对于王充思想的评价差异很大。支持者认为王充“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虑人情之归极”。(4)宋元之后质疑汉儒学说的学者，多以王充为思想先驱：“后来如金李纯甫、明李卓吾，著书每与孔孟为难，当导源于此。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表现怀疑派哲学精神，王氏实开其端。盖吾国人奉前言为偶像，……诘难既多，劣者败退，优者长存，而哲理因之以演进。”(5)排除该论所隐含的社会进化假说对错不谈，以王充为中国思想历史中批判派之先导，的确别具慧眼。相比较而言，反对王充者也为数不少。官方立场当然不可能赞成王充的批判态度，《四库全书总目》和乾隆《读王充〈论衡〉》是这派的代表。民间学者反对《论衡》以清代赵坦为代表：“王充，汉儒之愎戾者也。……周秦而下，诸子百家杂出，以淆圣人之道，背仁义者莫若申韩，至充之《论衡》则又甚焉。”(6)简而言之，后代思想家中以儒家正统自居者多非难王充，而批评传统儒学者往往引王充为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