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汉社会政治在和、安二帝之际发生转折的情形相似，儒学演进至东汉后期，许多迹象表明今文经学已经势衰。对此，范晔在《儒林传》的序言中所论颇为明了：
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4)
若如皮锡瑞所言，“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5)则其所论与范晔所论颇不相符。其实，这是二者的立足点不同而导致的差异。皮锡瑞认可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所论，他说：“经学之盛，由于利禄，孟坚一语道破。在上者欲持一术以耸动天下，未有不导以利禄而翕然从之者。”(6)但他在《经学历史》的第四部分《经学极盛时代》所论的“经学”盛况，实际上是就习经儒学者数量上的众多而言的，而范晔立论的基点却是儒者的质量，故有“职非其人”、“倚席不讲”、“浮华相尚”、“忿争”、“私行”之类的批评。
一、今文经学的转衰原因
范晔所论虽然揭示出儒学转衰的大致情况，但就今文经学而言，其衰弱的原因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探究。
确实，西汉与东汉的社会政治有巨大差异。在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加上汉武帝重儒政策的施行，帝国行政逐步由军功阶层向士人阶层过渡，民间诸多儒者那种长期被压抑的经世致用精神在此背景下得到释放和阐扬。(7)在士人那里，经学虽然成为利禄之途，但在黄老背景下长期被忽视的儒学却因此而显现出勃勃生机，此即今文经学的兴起。而与西汉武帝等抑制豪强势力的做法不同，(8)东汉的光武帝“总揽权纲”，“退功臣而进文吏”，对“云台二十八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颇为优待。(9)这样的设置对相对英明的光武帝自己而言，自可控制大局，但到了和、安、顺三帝时期，皇帝非幼即弱，以致中央有外戚和宦官擅权干政，地方上有豪强兴风作浪，有限的帝国行政资源大多被外戚和豪强所掌握，一般的儒者士人事实上难以像西汉那样通过“通经”来进入帝国的行政中心。即便有儒者能位居三公之位，但由于东汉帝国的行政是权归“台阁”，三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西汉时那种“外朝”作为行政中枢的地位。(10)也就是说，东汉后期的社会政治中，外戚和豪强作为当时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他们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11)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系统中许多人也有儒学背景或渊源，却排斥儒生分享自己的权力和荣耀。他们不仅与儒生群体有着价值观的重大差异，二者之间也存在非常严重的利益冲突，以致在汉末发生了“党锢之祸”，从而给儒生以沉重的打击，使得官方儒学走上了衰颓之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再作详细的论说。
除社会政治原因之外，作为统治思想的今文经学还有着自身致命的弱点：首先，汉代经学尤重师法与家法的传承，而师法和家法虽然在今文经学的传授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弊端对经学本身的发展而言，也是致命的。现举若干重要例证如下：
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12)
秦近（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二三万言。(13)
（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桓）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14)
以上第一段是范晔对经学传授中师法（家法）状况的介绍。第二、三段引文是今文经学的繁琐例证。这种繁琐的东西要用师法与家法传授下去实是十分困难的。这种繁琐的危害在王充的记述中有一个极端例子，博士弟子郭路因彻夜研习今文章句，造成了“死于烛下”的悲剧。(15)
从学理上讲，繁琐只是师法和家法发达以后今文经学的表现形态，而非今文经学的本质。在此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今文经学因繁琐而衰。
其次，除繁琐之外，在经学演进的进程中，当恪守师法和家法的儒者们强化以章句等方式作为传经途径的同时，也削弱了儒者的传道功用。正如班固所批评：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16)
的确，当习经者所学的大多为经师的个人见解时，经之“大体”就很难得到阐明。而最为致命的是，“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这样，习经者不知不觉地局限于所习章句，经典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思想（“道”）则隐而不显，而作为传道载体的师者的传道之功随之弱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再次，就今文经学本身而言，其所谓今文经学十四家，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使所谓经中的“微言大义”得以确定的，并非基于儒学发展本身的要求而以“实事求是”的学理辨析而有。而随着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的发展，作为儒学发展本身重要内容的古文经在儒者那里也逐步被重视起来，从而对今文经学原有的地位形成很大的冲击。这点在第四、六章中已经有所论述，在此略过。
所要注意的问题是，就整个汉代儒学的演进进程来看，作为经学源头的五经，其内涵和功用也非今文一脉的学习和阐释就可穷尽，更何况今文之盛与政治和利禄之途息息相关。因此，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当东汉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大势不能为儒者的经世致用提供足够的时空情境时，转而对儒学发展本身的“实事求是”的追溯，对五经自身源流的切实探求，成为儒者努力的趣向。而这样的努力，必须有待于“通才”、“通儒”才可能实现。从经学的角度讲，这就是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二、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
考诸史籍，今古文经学合流的原因，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说明。
其一，合流的最基本要素乃是因为二者的源头都是五经，而今文经学发轫之初，今文家大多是通多经的“通学”大儒，非如今文经学发达以后，学者多通一经而已。由此可见，通习多经是汉代经学本有的传统。且据《汉书》诸传所载，择要举其例证综述并说明如下：
孟喜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及使喜从田王孙受《易》。(17)是为今文《易》孟氏通多经之证。
“初，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18)是为今文经学未定之时，儒生通多经之证。
“（孔）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19)是为《尚书》诸家通多经之证。
“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20)是为今文《诗》家通多经之证。
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21)是为今文经学正定之时，作为“裁判”的名儒通多经之证。
张禹及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久之，试为博士。”(22)张禹所传《论语》被誉为“张侯论”，是为博士通经之证。
以上诸例，都在石渠阁会议正定今文十四家之前。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形成之前或之初，今文家都非师法、家法发达后的通一经以获利禄之人。这样也就为以后的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条件。
其二，东汉朝对“通人”、“通才”、“通儒”之学的追求，以克服今文经学中出现的只通一经一艺之弊端的局限，促使儒者打破今文经学的师法、家法束缚，从而为今古文经学的合流提供了学术氛围。下面择要录举东汉儒者兼习今古文以成其“通”的例证：
桓谭：“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23)
鲁丕：“性沉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24)
曹褒：“结发传充业（父曹充善庆氏《礼》），博雅疏通，尤好礼事。……昼夜研精，沉吟专思。……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25)
任安：“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26)
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27)
程曾：“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28)
以上所列诸人，除桓谭外，都是本书前后文未曾论及的“通人”，其他如王充、扬雄、郑兴、贾徽、贾逵、郑玄等“通儒”或于前文已论，或于后文述及，在此略而不录。而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在“通”经的意义上，可以视为东汉儒者试图向作为整体的儒学复归。关于通人之学，王充所论颇为中肯：
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29)
由此看来，那些通一经以求利禄的儒者，在王充那里是被鄙薄的。王充所注重的是，“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记诵经传只是基本功夫，能把记诵的知识转化成为文致用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儒者，即“鸿儒”。故他以为：“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30)当然，这只是王充个人基于当世情形而作出的判断，而从整个汉代经学发展的脉络看，东汉儒者之所以多能融合今古文之学，与东汉时期“通经”、“通儒”之学息息相关。
三、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人物
就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情势而言，从史籍记载来看，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可视为今古文经学合流的代表。他们都是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同时又都研习今文经学。遗憾的是，他们的经学著作大多散逸了。由于史料阙如，在此仅对贾、许、马三人对经学的贡献稍作述介。郑玄留待后文专节述论。
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儒学世家。其九世祖为西汉名儒贾谊，“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31)可见其父不仅“学无常师”，还融通今古文之学。贾逵在这样的家世背景下，“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文经学者，同时又兼通五家《穀梁》之说。”(32)在白虎观会议上，他曾与李育反复论难。因为“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33)到了六十多岁时，才被委任为左中郎将、侍中。
贾逵对于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进一步阐明了属于古文经学的《左传》的价值。贾逵除了为《左传》和《国语》作过共五十一篇《解诂》外，还应章帝之命，写出论《左传》比《公羊传》和《穀梁传》更有深义的篇章，《后汉书》载其章奏：
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34)
按照贾逵的论述，《左传》之所以优于其他二传，一是因为它有更多的内容符合儒学的政治伦常，如君臣父子的纲纪，强干弱枝，劝善戒恶等；二是它能为刘汉政权作合理的论证，如能与图谶相符，证明刘氏为尧后，汉为火德之类；三是《左传》承续儒家伦常和有益于现实政治的双重效用，正是其他二传所缺乏的。在贾逵看来，刘歆虽然“轻移太常”，但那也不能说明《左传》的“大义”有亏。《易》、《书》等经都不偏废三家之传以立于学官，对《春秋》三传却偏尊《公羊》、《穀梁》而废《左传》，这显然有失公允。需要说明的是，贾逵强以属于今文经学的图谶与古文经学《左传》相符来为刘汉政权作附会论证，事实上丧失了儒者本有的品格。对此，范晔在其传后“论”中说：“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35)也许，这是风气所致，不能苛责贾逵。
其次是贾逵发扬了古文经学的史识特质。如上引章奏中，贾逵认为三传的差异，如同《易》、《书》诸家之学所具有的差异一样，都是“损益随时”而然，其效用价值在于能为时所用，如果只强调各自的长处，而攻击对方的短处，只会造成“冤抑积久，莫肯分明”的两败俱伤。
再次是贾逵会通今古文经学，对今古文诸经作了比较研究，不仅在文本上有正本清源之效，在义理上也有异同的辨析。《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说：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36)
由此可见，贾逵不仅精通今古文经传，还精通“小学”，后世以“通儒”称之，名副其实。
最后，贾逵通过展现自己的博通之学，促进了古学的光大。贾逵融通今古文的著作，对经学的光大自不待言。在现实社会政治中，因为贾逵的努力，朝廷也为古学的传播提供了支持。《后汉书·贾逵传》记载：
（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章帝）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37)
由此可见，贾逵对融通今古文经学尤其是光大古文经学居功至伟。也正因为有了如贾逵这样的博通之儒的努力，儒学在东汉后期才能承续下去。
相较于贾逵在经学、教育和现实政治中的三重影响，马融对经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培育后学和注经的方式上。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父马严为将作大匠。“为人美辞貌，有俊才。”马融现实生活乏善可陈，由于羡慕权贵生活，应大将军邓骘之召，又不能与外戚坚决斗争，为跋扈将军梁冀作章奏诬陷名臣李固。更为士林所羞的是，马融“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38)不过，由于马融长期在皇家藏书处东观校书，他在博览经传之余，也遍注群经。《后汉书·马融传》记载说他“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大多散逸不存了。范晔还记载说：
（马融）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39)
这显现出马融对自己的学问有强烈的自信。马融注经，可从唐人所作注疏中略知一二。从收集辑佚的情况看，《尚书正义》中所存的马融之注较多，他对今古文家之注并不偏废，多有录存，但因为是只言片语，已无法知悉其学问概貌。贾公彦《周礼正义》之《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以马融自述的口吻论贾逵和郑众《周官》之“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并例举郑众若干错误，终而说自己年六十后才得以倾心完成《周官传》。(40)从其行文来看，马融的《周官传》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作的，不然他不会说要“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而后还会辨析郑众所说为何有误。显然，这是不偏废某家而存其真的态度，但存其真并不意味着马融自己就认可其错误的存在，故又费心辨析其是非。这大概就是他自诩的“既精既博”吧。以此，马融的精与博是超越了今古文流派的分野，而注重博采诸家，以见其实，再求真求是。虽然这样的学问态度与其人生情态形成鲜明对比，但我们还是不能因其人而废其学。
马融对经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培育了诸多弟子，其本传记载说：“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虽然郑玄也转益多师，但据郑玄本传记载，当郑玄辞别马融后，“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41)可见郑玄是深得马融之学的，而后郑玄也遍注群经，并多如马融注经那般，博采众家，而后辨析是非，标注己意。此见后文。
与贾逵和马融不同，许慎对经学的贡献主要是他的两部著作：《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前者散佚，后者完存至今。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关于许慎的记载只是几行字，连生卒年月都没有。清人陈寿祺对《五经异义》作了辑佚，成《五经异义疏证》，从中可以窥见许慎注经之方法，多为每一问题后录存诸家之说，再提出自己的看法。至于《说文解字》，自唐代以后，即被视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经典著作。到了清代，《说文解字》更成为乾嘉时期的显学。所应提及的是，虽然《说文解字》现今多被当做文字、音韵、训诂三学的经典去看待和研究，但按照乾嘉学人的看法，“夫学必以通经为要，通经必以识字为基”，(42)“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43)“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44)则《说文解字》的功用，不仅是小学的经典，还是理解经传的钥匙。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明了他著作的原因和目的，一方面是当时儒生中不仅少见“通学”者，有的甚至以“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如此“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自然会导致“是非无正”而使学者疑窦丛生。故他作《说文解字》是“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目的是“将以理群类，晓学者，达神恉”。另一方面，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迹而不可乱也’。”(45)则《说文解字》不仅要有助于读经、解经，还要发挥传承历史、思想、文化之功，以有助于“王政”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