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今山东高密县）。其先祖“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八世祖郑崇为西汉哀帝时的尚书仆射，“数求见谏争，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郑崇曾得罪哀帝母傅太后和宠臣董贤，尚书令赵昌又诬陷其交游有谋，对此，郑崇坦然对哀帝说：“臣门如市，臣心如水。”最后冤死狱中。(84)据贾公彦引郑玄《周礼注》之“序”称，对东汉古学兴起有功的郑兴、郑众父子是其“同宗大儒”。(85)以此可见郑氏宗族的学行趣向。
郑玄自幼“好学书数”，兴趣极为广泛，十三岁时能“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86)稍长为“乡佐”，在休假期间常到郡县学校学习。其父曾因其“不乐为吏”而“数怒”。当时的北海相杜密到高密巡视，很欣赏郑玄，于是召为署吏。再后来，郑玄到太学学习，先师事京兆第五元先通晓《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这样，郑玄“年二十一，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87)
此后，郑玄游学于幽、并、兖、豫州各地。桓帝延熹二年（159），由于山东“无足问”者，三十三岁的郑玄通过卢植而得以到马融门下学习，但马融弟子多，又因是皇亲而慢待士人，以致他三年都未能得到马融亲授。但郑玄未尝怠倦，直到某天郑玄解决了马融和卢植都不能解决的天文历算问题，“融见奇之，引与相见，自篇籍之奥，无不精研。”(88)郑玄后来辞别马融，马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89)
桓帝延熹九年，郑玄回到故乡高密，“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灵帝建宁二年（169），第二次党锢祸起，郑玄因是杜密故吏受牵连，“坐党禁锢，十有四年”，此间，“隐修经业，杜门不出。”(90)这段时间是郑玄学问成熟期，一方面他与何休论战，光大了古学，另一方面，成就其嘉惠后世的“三礼”之注。
灵帝中平元年（184），朝廷被迫解除党禁，被赦的郑玄此时已享誉士林。自此而后，朝士豪强争相举荐，郑玄都不应：186年以平民装束见大将军何进，不应其府辟；188年被征为博士，不至，又被后将军袁隗举为侍中，以父丧不至；189年被董卓征，不应；191年避难徐州，徐州刺史陶谦对其颇为敬重；195年刘备继任徐州刺史，以师礼待之；196年受北海相孔融之邀回高密，作《戒子书》；197年袁绍邀其相会，表为左中郎将，不应，朝廷又征为大司农，“以病自乞还家”。
献帝建安五年（200）春，郑玄病，袁绍令其长子袁谭遣使逼迫郑玄随军到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六月卒。“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91)
范晔在《儒林传》“赞”中不无遗憾地说：“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方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原谁澄？”(92)其实，他在《郑玄传》“论”中已经自答了“千载不作，渊原谁澄”的追问，即“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93)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讲，郑玄穷其毕生才力综合两汉今古文之学，既是对汉代儒学尤其是经学发展的总结，又为后世儒学的光大奠定了文本和阐释的基础。
今见郑玄著作比较完整的有《周礼注》、《礼记注》、《仪礼注》、《毛诗笺》，以及《周易注》中的《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注，它们都收录于《清人注疏十三经》中，中华书局有新式标点整理本行世。郑玄其他的著作都散逸了，少数残篇散见于后人的注疏之中。
一、遍注群经
如果说贾逵注重《诗》、《尚书》、《春秋》之学的话，马融则在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同时，还注重子学，注解了《老子》、《淮南子》、《离骚》等。由于资料的缺失，如今我们难以知悉贾、马之学对郑玄的具体影响，但从郑玄的著作目录和流传至今的著作上，我们依然能看出郑玄承续了贾、马融通汉代今古学的趣向。从整个儒学演变的情形看，贾、马之作百不存一，而郑玄有关《诗》、《礼》的作品自唐太宗时代开始，就一直被视为士人的标准读本，并流传至今。撇开不可知的典籍流传过程中的失传因素不谈，这种情况起码说明郑玄的著作在汉后的世代儒者那里得到了广泛认可。而无论其原因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从他们整个人生进程看，相较于贾、马二人，郑玄不仅更具儒者的君子品格，也更具“实事求是”的学者精神。因此，虽然贾、马、郑三人都有融通今古文经学之功，但郑玄在融通之外，既有总结之功，又有启发之用。
皮锡瑞说：“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94)的确，郑玄对汉代经学的总结，最明显的证据即是他遍注群经。现据可考的史籍记载，把郑玄的著作列表（表十五）如下，再稍作申述。
表十五 郑玄著作表
说明：1．此表主要据王利器先生《郑康成年谱》中的“著述”部分内容，以及杨天宇先生《郑玄三礼注研究》第二章《郑玄著述考》的内容制成，择善而从。2．表中“纬”部一栏所列书目，并不表示郑玄事实上遍注了纬书，只是因为典籍中有证据证明郑玄曾注过某类“纬”下的某部或某几部纬书，故以类“纬”之名为其书目名，如郑玄曾注《春秋》纬《春秋运斗枢》，而《春秋》纬有十三种之多，我们无法证明郑玄没有注过其他《春秋》纬，故以《春秋纬注》名之，余者类推。3．表中“驳”目下，《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肓》、《起穀梁废疾》虽没有“驳”之名，但考虑到三者是反驳何休之作，故归入“驳”类。4．“春秋”栏中《春秋左氏分野》、《春秋十二公名》的内容不可考，但其出现在《隋书·经籍志》“《春秋左传例苑》十九卷”注中，勉强以附录形式列入《春秋》类的“注”中。5．《隋书·经籍志》又载有《郑玄集》，但其时已亡，故篇目内容皆不可考，故不入本表。又，郑玄门人弟子编郑玄与弟子问答的《郑志》以及门人弟子所记郑玄之言而成的《郑记》，由于二者非郑玄亲著，且多散佚，也不入本表。6．郑玄尚有《戒子益恩书》未入本表，以其难以入类故。后文有论。
由上表可知，郑玄不仅遍注群经，还注纬历术算等，这说明前引袁宏于《后汉纪》中说郑玄和马融“于篇籍之奥，无不精研”，范晔于《郑玄传》“论”中称其“括囊大典，网罗众家”，绝非虚言。就表中所示，应作申述的有如下几点：
首先，郑玄所有述作名目中，“注”类作品最多。在“注”类中，郑玄对《书》、《礼》、《易》、《左传》以及众多纬书等都作了注，且以“礼”、“纬”二类居多。由于上述“说明”中的缘故，郑玄注纬名目多，并不说明注纬是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主要内容。从上文生平介绍可知，其中年之后用力最多的是注“三礼”，而注纬大概是青壮年时受当时流俗影响所成。
其次，参照第六章的“经注名目”表可知，“笺”是郑玄唯一使用的汉儒经注形式，而《毛诗笺》也是“笺”这一形式的唯一汉代作品。考郑玄《六艺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议别也。”(95)由此可知，“笺”是郑玄发明《毛诗》幽旨的一种经注方式。也就是说，这是郑玄独创的申述己意的注经方式。再考史籍，“谱”也是当时郑玄独用的方式，其《诗谱叙》曰：“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96)两相参看，即知郑玄以《毛诗谱》来统率其“笺”，而“笺”反过来又申“谱”之义。如此咏注《诗经》篇章，郑玄乐在其中。考虑到汉时注《诗》儒者众多，而今三家《诗》已渺茫难知，独有郑“笺”的《毛诗》流传至今。这不能说没有郑玄此类经注的独创之功。
再次，在非“注”类作品中，除了“谱”外，尚有“图”和“目录”。这说明，郑玄在通行的“注”之外，力求以更为直观简明的方式来呈现经的面貌。尤其是“目录”，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已经指出过的，这是郑玄承续刘向之意整理注释“三礼”的重要门路。“三礼”流传至今，与郑玄这种努力是分不开的。详后文。
至于非“注”名目中以“驳”和“答”类居多，其中又以与何休的论难居多，这是众所周知的郑何论战，已于第六章有论，在此略过。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郑玄遍注群经，其次序如何？按照清代礼学研究重镇黄以周在其《答郑康成学业次第问》中所论：以郑玄从学的先后论，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次治《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最后治《毛诗》；而以注经的先后论，则先注《周官》，次《礼记》，次《礼经》，次古文《尚书》，次《论语》，次《毛诗》，最后注《易》。(97)而皮锡瑞在其《六艺论疏证》中说：“郑学宏通，本先今而后古，著书次序，实始纬而后经。”(98)
皮氏之论，是就今、古之学和经、纬之别而论，其意正好说明黄以周所论之理。
二、辨彰“六艺”
郑玄之遍注群经，并非随读随注，而是有着他自己对经纬子算历律等的总体理解。张舜徽先生在其《郑氏校雠学发微》中说：“《六艺论》虽已早佚，然就其残存者观之，知郑氏理董旧文，首在辨章六籍体用。”(99)下面，主要以严可均和马国翰所辑佚的《六艺论》为主，来看郑玄是如何看待“六艺”的。
对于《诗经》，郑玄认为：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100)
很明显，所谓“弦歌讽谕”，即“诵其美而讥其过”，这是汉儒“诗教”之说的延续。不过，郑玄还是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远古之时的社会政治情态是朴质诚恳的，之后防止奸伪的礼制兴起，改变了原来那种君臣之间的朋友关系，以致“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这就又弱化了谏诤效果，于是人们只能通过《诗》来曲折表达。而《诗经》对于诵注者的效用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101)《诗经》因此成为人乃至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
对于《尚书》，由于《六艺论》仅载“若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群臣，举于侧陋，上下交让，务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这说明郑玄比较注重君主的任贤。但这不足以说明是郑玄对《尚书》的综合看法。孔氏正义引郑注虽多，但多为史实条梳与字声字义正读，(102)难见郑玄《尚书注》之大体。
对于《礼》，郑玄认为，“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而“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其内容和功用是：“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103)郑玄的礼学以《周礼》为核心，已为研究者共识。郑玄对《周礼》的起源看法是：
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104)
这说明郑玄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且是周代礼制根基。他精研《周礼》，并以“吉凶军兵嘉”作为其注“礼”的纲目，其《三礼目录》集中体现了这点。第四章已经论及，在此略过。
从来源上讲，郑玄认为《春秋》是“右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105)而从其在六艺中的地位上看，则《春秋》为“大经”，《孝经》为“大本”。他注《礼记·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106)又认为：“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107)另外，郑玄认为《春秋》三传也有优劣，他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108)
郑玄最后注《易》，其《易》学源自费氏《易》，这是《后汉书·儒林传》所明言的。郑玄认为《易》有三源：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备。(109)
郑玄此说的确切渊源不详，但他以为《周易》为“周道”的观点，则广为称引。至于“易”为何义，郑玄说：
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据兹三义之说，易之道，广矣大矣。(110)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易”之“三名”源自《易纬·乾凿度》。无论其源如何，郑玄以之为“易之道”，正好印证他以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遍注群经的刚健人生态势。
至于《六艺论》中条数最多的有关纬书的看法，则多为对纬书篇目和起源的论说，并没有多少如上述关于五经的综合性论说，在此略过。(111)
总的说来，郑玄如此深谙“六艺”幽旨，可视为他遍注群经的思想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对“五经”全面深入的认知，他所注的《诗》、《礼》又怎会得到后人长久而广泛的推崇？
三、“礼是郑学”
郑玄著作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即是“三礼”注。范晔于《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论郑玄的礼学渊源说：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112)
这里没有说到《仪礼》，是因为汉时尚无“仪礼”之名。(113)按照范晔的意思，由于郑玄既融通了“三礼”，又融通了今古文礼，故“三礼”之名之学，实际上自郑玄始。黄侃在其《礼学略说》中明确说：
董景道说经，《三礼》之义，皆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此由郑学精博贯通，亦缘郑氏以前，未有兼注《三礼》者，（黄侃自注：以《周礼》、《仪礼》、小戴《礼记》为《三礼》，亦自郑始。《隋书·经籍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故舍郑无所宗也。……今惟郑康成注（引注：指《周礼注》），孤行百代。说《仪礼》者，仅马季长注《丧服》经传一篇，至全注十七篇，亦自郑氏始。……然后言小戴者，皆传郑氏。郑又考正礼图，存古遗制；是《三礼》之学，萃于北海（引注：此指郑玄）。故《大戴记》，郑所未注，则若存若亡，八十五篇，遂残其半矣。由晋及唐，诸经所主，或有不同；至于《诗》共宗毛，《礼》同遵郑。(114)
黄氏所论颇为明了。其要在于：以一人才力深究“三礼”之学，无论从注解还是融通而言，皆自郑玄创始。更为重要的是，从礼学的传承看，没有郑玄的注，其书非逸即残，而有了郑玄的注，则为后学所“同遵”共传。正因为郑氏“三礼”学如此“精博贯通”，故孔颖达说“礼是郑学”。(115)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郑氏礼学重要的不是继承总结，而是开启后学。而后，在清代遵汉抑宋的学术大背景下，礼学蔚然大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孙以周的《礼书通故》等等，现今都成为礼学研究的必备书目。
四、创新体例
郑玄对汉代经学总结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综合了汉儒的经注方式，并在自己的注经实践中灵活运用与创新。张舜徽先生对郑学有精深的系统研究，其结晶为《郑学丛著》六种，(116)其中《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例释》是关于郑玄经注体例研究的名作。本小节内容，多据后者而成。(117)
按照马宗霍的研究，汉代儒者注经的途径有如下几种：一为“以经解经”，这又分两类：“以本经解经”，如刘向解《左传》；“以他经解本经”，如孔安国校理《尚书》。二为“以字解经”，这些属于字疑而正读，段玉裁分之为“读如读若”、“读为读曰”和“当为”三类。三为“以师说解经”，如郑玄注《周礼》用郑众说。四为“以事义解经”，如韩婴作《诗》之内外传。(118)马氏所总结的这四大类方式基本涵盖了汉儒经注的样式，但其过于疏阔，尚不能清晰展现儒者经注的详情。
张氏总结郑玄经注的体例共有十八种，它们是：沿用旧诂不标出处例，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例，循文立训例，(119)订正衍讹例，诠次章句例，旁稽博证例，声训例，(120)改读例，改字例，征古例，证今例，发凡例，阙疑例，考文例，尊经例，信纬例，注语详赡例，注语互异例。在这些名目之下，张氏详列不同郑注形式数百例，以见各目之下，尚有诸多精微处。参诸如今我们可见的传统典籍整理和研究的情况，除了“信纬例”之外，其他十七种都是今人必用的方式。下面，仅就张氏之论，择其要者略作申述。
首先，郑玄“宗主旧注不为苟同”，事实上是不盲目信古从师，这与今文经学的执师法、家法而不敢违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张氏此目之下所举例证，郑玄笺《诗》训诂名物不同于毛氏的，多据《尔雅》而正，其发明诗旨的，又多本三家《诗》而来。(121)而郑玄据《尔雅》以非毛，实即据古以非古；据三家《诗》以发《毛诗》之旨，则是依今而释古。以通今古学而论，郑玄此类经注与其“征古”和“证今”方式一起，通的不仅是经学意义上的今古学，也是通先秦之古与汉代之今的今古学。是为郑学的“博通古今”。
其次，“订正衍讹”方式中，其注《仪礼》以今、古二本参校，而注《周礼》又常以“古书”、“今书”参校，注《礼记》或据礼制，或据风俗，或据文义，判析何为衍文、何为错简等等。(122)凡此之类，既保存了今、古二本的真实面貌，又为后世形成更好的范本奠定了基础。这类经注方式与“征古”、“阙疑”、“考文”等方式相互支持，为儒学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很好的方法。是为郑学的“实事求是”。(123)
再次，郑玄运用“发凡”的方式，对经传中可以触类旁通的地方进行注解。此类例证，以《仪礼注》居多，如注《仪礼·聘礼》“醙黍清皆两壶”曰：“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注《仪礼·士丧礼》“巫止于庙门外”曰：“凡宫有鬼神曰庙。”凡此之类，不一而足。张氏认为：
乾嘉诸儒，如凌廷堪推广此法以作《礼经释例》，焦循用其法以治《易》，段玉裁用其法以治《说文》。（原注：《说文》注中最精粹处在发凡起例。）皆以专门名家，取重于世，此其尤大章明较著者。而诸家治学之法，实亦郑氏导夫先路也。(124)
很明显，此类经注方式，只要读经说经注经者明晰其义，既可省去遇阻即注寻注的麻烦，又能启发人会通典籍以高效为学。是为郑学的“清通简要”。
简而言之，这些经注体例的综合与创新，绝非只是经注本身的改变。郑玄穷其毕生才力，念兹在兹，才有如此成就，其蕴含的意义在于：为学者必博通古今方有事实求是、清通简要的可能。否则，非一叶障目，即信口雌黄，道之大体，学之要义，即隐而不显。
五、“布衣雄世”
郑玄一生，既无万贯家财，更无高爵显位，但直到如今，大凡论及儒学者，莫不引之而后安。《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之说，(125)以郑玄一生而论，粗看他是因“立言”而“不朽”，事实上“立德”、“立功”都在其整个“立言”的进程中。
郑玄有《戒子益恩书》，(126)七十岁时所作。名为“戒子”，实为“自白”，是汉儒“戒子书”的典范。“书”中自述其平生趣向说：“吾自忖度，无任于此（引注：指为官），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引注：指不从各类征辟）。”可见，郑玄是以“思整百家之不齐”的“立言”使命为其生命意义的。而其“功”与“德”正是建立在这种“学”的基础上，才能成其大。故其注《礼记·中庸》说：“由明德而有至诚，是贤人学以成人也。”(127)
从“功”的角度说，郑玄遍注群经，而《诗》、《礼》赖其注笺而传世，其对儒学发展之功，不可谓不大。即便在当世，郑玄也有传播儒学之功。一方面，自其在马融门下始，即自起“精庐”，边求学边授业；另一方面，自他四十岁时返回高密之后，追随其问学的弟子就一直以百千计。(128)为史书所称道的是，在与何休的论战中，何休看到郑玄反驳他的三篇著作，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阀我乎！”(129)范晔于其传中论其授业成就说：
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130)
可见郑玄不仅善于授业，也长于品鉴，与其学有“清通简要”之质相类，这些对后来的玄学未尝没有潜在影响。
从“德”的角度看，郑玄不应各类征辟，不为名利所动，笃实为学，可谓“学”“德”双修。因其“德”“学”兼备，当时的北海相孔融令高密县名郑玄之乡为“郑公乡”，乡门号为“通德门”。(131)不仅如此，郑玄在当时的权贵豪强之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尊敬。何进曾对“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的郑玄“设几杖，礼待甚优”；(132)刘备也说他曾顾问过郑玄；(133)就连黄巾军也对郑玄崇敬备至，史载：“黄巾贼数万人经玄庐，皆为之拜，高密一县，不被抄掠。”(134)
郑玄说：“用中为常道也。……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135)这点为他在以下情境中所受用。范晔记载说：
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136)
郑玄遇无理者不怒，遭论难者“依方辩对”，对自以为是者（应劭）不卑不亢，机智回应。如此情境中，郑玄的才、智、学、行、礼都恰到好处地得以呈现。其为通儒君子，名副其实。也正是袁绍，在其初见郑玄时，道出了郑玄能以柔弱胜刚强的质地，虽然这是以小说家的说法来呈现的：
袁绍一见玄，叹曰：“吾本谓郑君东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长者。夫以布衣雄世，斯岂徒然哉？”(137)
的确，“布衣雄世”，德为根本，学为途径，行为载体。郑玄得此评价，良有以也！在此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郑玄在生活修养和人生境界层面对汉代儒学又做了总结和提高。
郑玄与许慎历来被合称为“许郑之学”，以此代称与“宋学”相对的“汉学”。除上引张舜徽论及郑玄对清儒的重大影响外，唐代之后儒者对郑玄一直赞誉有加。仅举三段以见其意：
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如汉《律令》亦皆有注，尽有许多精力。东汉诸儒煞好。卢植也好。康成也可谓大儒。(138)
《三礼》之有郑注，所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139)
惟康成说经，集今古文说之大成，不守一先生之言，以实事求是为指归，与汉儒之抱残守缺者迥然不同。故康成之书，皆以师学代官学也。(140)
郑玄之学，若以当代学科分野而论，则其涉及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学理论、天文学，等等。若以传统的儒学（或经学）称谓论之，则郑玄既对其前的儒学有涵咏总结之功，又对后世的儒学有传承启发之用。若以汤一介先生近年阐扬的中国解释学论之，则郑学奠定了中国解释学几乎所有的解释样式，视其为中国解释学的奠基人，或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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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65页。
(2)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09页。
(3) 《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243页。
(4)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46—2547页。
(5)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65页。
(6)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8页。
(7)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4—149页。
(8) 参见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02—203页。
(9) 参见《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及卷二十二之“论”。
(10) 参见祝总斌：《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文载氏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45—171页。
(11) 参见何兹全：《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鹭江出版社，2003年，第89—91页。
(12) 《论衡·定贤篇》，《论衡校释》，第1114页。
(13) 《新论·正经篇》，《新辑本桓谭新论》，第38页。
(14)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附《桓郁传》，第1256页。
(15) 事见《论衡·效力篇》，《论衡校释》，第583页。
(16)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3页。
(17) 事见《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599页。
(18) 《汉书》卷七二《王俊传》，第3066页。又，《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载其事为：“琅邪王吉通五经，闻（梁丘）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此可互证。
(19)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07页。
(20) 《汉书·儒林传》，第3608—3609页。
(21) 事见《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71页。
(22) 事见《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7页。
(23)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第955页。
(24) 《后汉书》卷二五《鲁丕传》，第883页。
(25) 《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第1201—1205页。
(26) 《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第2551页。
(27)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第2572页。
(28)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第2581页。
(29) 《论衡·超奇篇》，《论衡校释》，第607页。
(30) 《论衡·超奇篇》，《论衡校释》，第606页。
(31) 《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第1234页。
(32) 《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第1235页。
(33) 《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第1240页。
(34) 《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第1236—1237页。
(35) 《后汉书》，第1241页。
(36) 《后汉书》，第1239页。
(37) 《后汉书》，第1239页。
(38) 《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第1972页。
(39) 《后汉书·马融传》，第1972页。
(40) 所引《马融传》，参见贾公彦：《周礼正义》，《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35—636页。
(41)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07页。
(42) 王鸣盛：《问字堂集序》，转引自陈祖武等：《乾嘉学术编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2页。
(43)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转引自陈祖武等：《乾嘉学术编年》，第558页。
(44) 章学诚：《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转引自陈祖武等：《乾嘉学术编年》，第182页。
(45) 此处所引皆出许慎之“叙”，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3—765页。
(46) 《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下引何休生平未注者，皆出于此。《何休传》见第2582—25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