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符始。幽州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史书未明载其生卒年。考诸《后汉书》相关列传，可知其大约生于永初年间（107—113）或稍后的元初（114—120）早期，约卒于灵帝建宁三年（170）前后。(163)《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所附《崔寔传》说他“少沉静，好典籍”，父丧，“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当时人多讥笑他不务正业，他却仍怡然为商贩，但“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服丧期间他隐居墓侧，服满后不应三公之辟。元嘉元年（151），(164)他因郡举“至孝独行之士”，征诣公车，因生病没有对策，只做了郎官。后来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又辟，都不应。稍后，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力荐，拜为议郎，再迁大将军梁冀司马，又与边韶、延笃等文章名家著作东观。再后来，崔寔出任五原太守，其母“常训以临民之政”，结果其治民则“民得以免寒苦”，守边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后因病回京师，再拜为议郎。延熹二年（159），“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其时梁冀遭诛，崔寔因是其故吏遭免官禁锢。至延熹四年，司空黄琼荐为辽东太守，(165)赴任途中因母丧求归，服丧三年后，拜尚书，崔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此后的五六年，崔寔大概就在家中度过，直到“建宁中”病死。死后，“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靠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颎为其出资备棺葬具，大鸿胪袁隗为其树碑颂德。(166)
关于崔寔的著作，本传说“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流传至今的，可见于清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卷四五至四七三卷，第四十五卷收四篇赋、箴等残篇，第四十六卷为《政论》，第四十七卷为《四民月令》，均非完本。(167)仲长统评论其《政论》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168)
一、家学与门风
崔寔的祖上多博学正直之人。以家学而言，崔寔的六世祖以下，多精通经、子之学，善为文辞。据《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崔寔的六世祖母师氏在王莽时期，即以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而被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169)高祖崔篆在光武初期归隐，“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170)祖父崔骃（字亭伯，？—92年）十三岁便能通《诗》、《易》、《春秋》，“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崔骃游学京都时，与班固、傅毅齐名。其性情上“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而才学文章之美，举世称颂。(171)崔寔的父亲崔瑗（77—143），“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十八岁到京师从侍中贾逵学，贾逵很器重他，崔瑗因此留京继续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172)在此期间，他与马融、张衡特相友好。崔瑗四十多岁开始为郡吏，因故入狱后，在被审讯时，也不忘向擅长《礼》学的狱吏学习《礼》说。本传说他“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173)
也正因为崔寔上述家学之风，范晔在《崔骃传》“论”中评论道：“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174)
就门风而言，崔寔的祖上不仅多有正直品格，还有轻利重义和隐逸取向。七世祖崔朝曾在西汉昭帝时以“州从事”的卑弱身份谏劾刺史和王侯，后任侍御史。六世祖崔舒“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175)高祖崔篆（崔舒的小儿子）不附王莽遭忌，后来不得已出任“建新大尹”，三年“称疾不视事”，属吏倪敞强谏其巡察所辖县邑，有一县狱满为患，经崔篆“平理”，以无罪释放的有两千多人。属吏认为崔篆审判过宽，怕朝廷追究责任，崔篆则豪气风发地说：“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176)结果称疾而去。到了光武帝时期，崔篆以其兄“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177)潜心为学。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崔寔的曾祖父崔毅干脆就“以疾隐身不仕”。
祖父崔骃因自身才学出众和章帝的褒扬，得到当时的外戚权贵窦宪的格外任用，在窦宪专权后，其掾属三十人，都是故刺史、二千石之类的重要人物，而只有崔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但是，对窦宪的“擅权骄恣”，崔骃基于国情、友情对其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如在窦宪初握权柄时，崔骃就真诚地作书劝诫说：
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众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可不慎哉！(178)
引文前半段是崔骃要求窦宪立德立功，后半段以汉代外戚的命运警告窦宪，如果不能立德立功，将有灭门之祸。后来窦宪领军攻击匈奴，崔骃为主簿，见窦宪等在进军路上多有不法事，于是“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窦宪受不了这些指责警诫，借故让他去做一个县官。崔骃知道世不可救，“遂不之官而归。”(179)
崔寔的父亲崔瑗，虽经历坎坷，但绝不向宦官献媚取巧，淡然面对可能的功勋禄位。《崔瑗传》载，安帝废太子刘保为济阴王，死后由幼小的北乡侯刘隆（殇帝）即位，其时崔瑗私下同掌权的车骑将军外戚阎显的长史陈禅说：
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以嬖宠惑蛊先帝，遂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今欲与长史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
陈禅犹豫不从。后来宦官孙程等在刘隆死后迎立废太子为顺帝，阎显兄弟被诛，孙程等十九人封侯，陈禅也迁为掌管司法的司隶校尉。与此相对的是，崔瑗却被废斥不用。其门生苏祇知道老师以前有利于当今皇上的谋划，准备上书为老师辩白，被崔瑗制止。陈禅此时也私下向崔瑗保证自己可以作证，崔瑗却拒绝了陈禅的好意，说当时的谋划“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180)此后，他归家不再应州郡辟命。过了许久，掌权的外戚梁商幕府招揽人才，以崔瑗为首辟之人，崔瑗托故不应，转而进入正常的国家察举渠道，“中举茂才，迁汲令。”(181)这大概就是他践履其父“举以公心，不私其体”的原则使然。(182)
范晔称崔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183)这其实是崔氏家族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崔氏族人几乎都具备出众的治世才干。自崔寔七世祖起，除了曾祖父崔毅隐身不仕外，其余凡从政者，都有民众认可的政绩。上文已论及其七世祖、六世祖、高祖为官皆为史家称道，而其祖父崔骃虽未能主政一方，但其针砭时世的切实之论，却是“明于政体”的明证。崔寔父亲崔瑗在河内汲县令任上，“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之。”(184)崔寔自己在五原太守任上，针对未充分开化的五原人“不知织绩”的情况，变卖政府物资，购买纺织机械，教民纺织，结果是“民得以免寒苦”，又能“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崔寔的堂兄崔烈虽因出钱买司徒官而为人诟病，但之前他作为郡守、九卿却是有“重名”的。崔烈的儿子崔均以父亲司徒位有“铜臭”而遭父亲杖责，后来为西河太守，与袁绍一起起兵山东以反对董卓。(185)
崔氏之所以有如此家学源流和可贵门风，除了“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这种家训式的原则外，(186)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因为东汉儒学盛行的大环境，使得崔氏之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二是崔氏浸染儒学，既能得其“经世”之学问，又能一以贯之地践履其重义轻利的德性原则，还能体味其进退有止的入仕智慧；三是相对于邓、窦、梁那样的外戚权贵和桓（荣、郁、焉、典）(187)、杨（秉、赐、彪）(188)那样的儒门显贵而言，崔氏与以史传家的班（彪、固）氏(189)、应（奉、劭）氏(190)，以法传家的郭（躬、宏）氏、陈（宠、忠）氏(191)等家族一样，作为东汉中后期在社会政治层面并不显赫的家族，他们或许意识到，只有通过形成可以传诸后世的知识与文章，确立可以为后世所能效仿的价值榜样，才能与那些在社会和政治上呼风唤雨的显贵家族相抗衡。事实也表明，只要给予这些家族之人机会，他们就能发挥其才干，让知识转化成能力，让德性体现在生活中。这正是我们在此追溯其家学和门风的原因所在。
二、“达权救弊”的批判意识
与王符在《潜夫论》中大量征引历史事实说明道理不同，崔寔很明确地论说了古今制度及其效用的不同。在他看来，历史与制度中都有其变与不变的两面，而这与时势以及君主本身有莫大关系。历史的发展表明，有“创制”的“受命”之主，有“继体”“守文”的“中兴之君”，还有不知“旧章”可变的“凡君”，其区别在于是否能明晓“达权救弊之理”，是否能与世推移，兴革除弊。崔寔说：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彫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192)
这是说汉代自其创立时起（前206）到崔寔自己所处的桓帝时代（桓帝147年即位），已经有三百五十多年。但当时的汉帝国很是不妙，其“政令垢玩”、“风俗彫敝”的情形，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衰乱时代类似，都像一辆破旧的“弊车”，艰难负载。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大致相同，是由于“世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而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应该像武丁任用傅说、宣王任用申甫那般，中兴之主用“巧工”，对帝国这辆大破车进行修理，“折则接之，缓则楔之”，这样破车会被修理得像新车一样，结果则是“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历史经验中的道理如此，但“济时拯世”的关键何在呢？崔寔认为，不必墨守陈规，非得如尧舜那样，而是要针对现实中的情形，“随形裁割”，“遭时定制”。也就是说，“变”是应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问题的关键，这个“变”是历史经验中的“不变”之理。但这个以变应变的“不变”道理，对“变”本身有一种内在要求，它要求施行“变”的路径和方法是“时君所能行”，而“变”的目的是“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这就是“达权救弊”之理。
在此意义上，崔寔对当时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掌权者展开批判。他说：
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乌足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或下群臣，令集议之，虽有可采，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殆不知乐成，况可与虑始乎？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嫉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吊屈子以摅其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况其余哉！(193)
崔寔在此批判的是两类人及其危害。一是指那些上书只称道三代圣主之制，却提不出任何可以切实施行的救世良方的腐儒，这是“拘文牵古，不达权制”；二是指那些好灾异而不察民情的俗儒，这是“奇伟所闻，简忽所见”。崔寔认为他们并没有明白圣王之可以为善，是因为有“明哲之佐，博物之臣”的辅助，才能善行天下的道理。同样地，他们也没有明白“不善”之事在现实中如此之多，是因为主政者“习乱安危，逸不自睹”的缘故。既然这些人正反两面都没弄明白，当然也就不明白如何应时而变，“达权救弊”。如此，又怎么能让他们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呢！更坏的情况是，这些人不仅排斥打击异己，还对现实中的真正危害熟视无睹，他们一旦占据权位，不用说其不思进取地“率由旧章”，还嫉贤妒能以保禄位。也正因为此，崔寔对贾谊遭遇的慨叹才那么沉重。
遗憾的是，崔寔虽然说“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认为随世变化可以化解当世困境，但当他在强调必有所变，不拘前世空言的同时，却又把“变”的蓝图引向古代圣王之制。他说：
世有所变，何独拘前。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舜，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194)
很显然，这是儒者的慕古情结在崔寔那里的再现。不过，崔寔《政论》中所重点论说的还是如何继承“汉制”。
三、严宽相济的“霸政”思想
崔寔所分析的“达权救弊”之理，落实在社会与国家的机制运行上，即是借鉴并实行“霸政”。他认为，“图王不成，弊犹足霸”，汉代虽非圣王之治，但有许多治理经验还是值得继承的。尤其是“霸政”对治理的宽严尺度的把握，为修理当时这辆时代“弊车”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参照。他说：
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肃清，天下密如。喜瑞并集，屡获丰年。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是可以鉴矣。(195)
由于圣王难以知晓，也无法效法，崔寔退而求其次，“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崔寔认为，“霸政”的要义是“重赏深罚”和“明著法术”，体现在制度执行上，即是“严刑峻法”。崔寔以西汉三个皇帝的治世结果作比较，认为宣帝的严明法术在如何察计官吏的职效上，要优于其前文帝时的黄老无为之治，在保持皇帝和中央权威上，又优于其后元帝时的儒家柔顺之治。
崔寔之所以褒扬和倡导宣帝的严明法术，是基于他对当下现实的基本判断。他说：
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196)
由于刑罚是“治乱之药石”，德教是“兴平之粱肉”，主张以德教的方式铲除乱源，就如同以干肉为药材去治病一样荒谬，同样地，在治世实行严刑峻法，即如同硬给健康人吃药。因此，刑罚与德教各有其适应之世之时，而对这样的“厄运”和“险倾”之世，严明刑罚无疑是必然的选择。崔寔甚至还主张恢复肉刑，以惩奸罚恶。
崔寔主张刑罚理乱的另一个更为深切的理由是人性问题。他继承法家关于人性欲利好逸的理路，认为人对佳肴华服尊位的追慕，“无须臾不存于心”，其势如“急水之归下”，滔滔难止。如果“不厚为之制度”进行规制和防范，则人人都穿王侯服装，用天子器物，那岂不是“僭至尊，逾天制”，终而导致乱天下的“三患”。(197)对此，崔寔又提出“防治”的观点来。他说：
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崇堤防以御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乱，堤防堕而水泛溢。(198)
崔寔在《政论》中虽没有对刑罚和法度作严格区分，但在其相应的语境中，刑罚侧重惩罚，其对象是已然之恶；法度侧重防治，其对象为未发之欲。
基于此，崔寔提出在今天看来也是颇有道理的“高薪养廉”制度。他从“济其欲而为之节度”的角度认为，官员同民众一样，都有仰足以养父母、俯足以活妻子的基本生活责任，而一旦其俸禄不足以如此，面对忍饥挨饿的亲人，其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设法得利。如此情形，要让他廉洁公正地管理和分配财富，就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想让其不侵贪，怎么可能呢！即便有清廉之人，那也是百中有一，其清廉之守“不可为天下通率”。也就是说，这种以德性绝对优先的清廉作为制度内涵，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因此，崔寔说：
圣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不与百姓争利。(199)
高薪之后，若有再犯，则对其侵贪枉取，处以重罚。这样，官吏对于财利，就会“外惮严刑，人怀羔羊之洁，民无侵枉之性矣”。即防与治（惩）得以双重实现。
另一方面，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崔寔，在其刑罚理乱要严明的主张之外，又认为很多制度的实行应以宽惠为主。比如行政治理过程中，对官吏政绩的考察，就不应过于严猛，要给予官员实现自己治理才能的时间。他说：
人主莫不欲豹、产之臣，然西门豹治邺一年，民欲杀之；子产相郑，初亦见诅，三载之后，德化乃洽。今长吏下车百日，无他异观，则州郡睥睨，待以恶意，满岁寂漠，便见驱逐。……近汉世所谓良吏，黄侯、召父之治郡，视事皆且十年，然后功业乃著。(200)
西门豹、子产那样的先秦能臣，其主政之初也不免遭受抱怨和误解，过了二三年后，其治世措施才发挥效用。西汉“治为天下第一”的黄霸和召信臣主政一方，需十年之久，才能建立功业。那些到官三月的官吏，其能力又怎可与这些人相比。如此，不能因为他们最初没有什么政绩，就恶意相向，动辄罢黜。因此，从“必欲求利民之术”的角度考虑，应该改革那种“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网刻于下职”的劾察制度，对主政官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201)
另外，崔寔出于对制度的稳定性和执行的连续性的考虑，认为对重要官员更应该予以充分信任，不应随意调换。他说：
近日所见，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数二千石，云扰波转，溃溃纷纷，吏民疑惑，不知所谓。及公卿尚书，亦复如此。且台阁之职，尤宜简习。……昔舜命九官，自受终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闻复有改易也。……若不克从，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202)
崔寔的这些说法也有其现实针对性。和帝之后的东汉政局因外戚和宦官的侵权而越发动荡，加上天灾人祸的频繁发生，朝廷的三公九卿和地方郡守，或避祸自辞，或因担责策免，或由诬告下狱，这样的情形导致“吏民疑惑”，不知朝廷要干什么。而参诸历史经验，宣帝时，王成为胶东相，黄霸为颍川太守，都有十年，朝廷对他们“增秩赐金，封关内侯，以次入为公卿，然后政化大行，勋垂竹帛”。崔寔认为，这种既保持地方行政的稳定性，又能为朝廷的三公九卿提供优秀备员的制度，“皆先帝旧法，所宜因循。”如果不能有效地继承这种制度以救时弊，则远羞于创制的三代唐虞，近愧于立国的先朝明主。
总的说来，在如何治乱的问题上，崔寔是个历史经验主义者，他通过对西汉文、景、宣、元四帝治世经验的总结分析，得出“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的治乱理念。有必要说明的是，当他提出“宽”的原则时，并不与他“严”的主张相悖，因为在崔寔看来，治国中那些“宽”的原则针对的不是“恶”，而是可以为善的治国之臣，以及啼饥号寒的贫困百姓。
最后需要申述的是，崔寔的《四民月令》对古代农耕生活作了简洁的概说，与其说那是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的反映，还不如说是处于乱世中的崔寔对淳朴安宁的农耕生活的向往，以及对重义轻利、讲信修睦等伦理的注重。而其中有关教育的记载和描述，表明的不仅是儒学在东汉的可能影响，也显现出古老的“学以成人”的理路在崔寔思想中留下的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