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4000多年来，古人建造的金字塔始终雄视着尼罗河谷。金字塔是埃及神权君主的永恒纪念物，也是他们遗体的永久保存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都掩藏着难以揭开的秘密。古埃及人未发明轮子，怎样建造这种宏伟如山的工程？他们为什么要造这种规模宏大的建筑？只是国王好大喜功呢，还是另有其他秘密埋藏在沙漠下面？
不错，在时间的长河中，迷雾丛生的金字塔一直让今人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在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家的全力探究下，一些谜底已经揭开，但更多的迷团仍然困扰着芸芸众生。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将视点落在尼罗河谷。
神话传说、遗迹和废墟常引导我们去回顾过去的事情，尽管有这些遗物存在，但有关它们的起因和演变过程的记载却荡然无存。我们虽然对自己的祖先有所了解，但在解释过去的传统习俗、传说故事以及古代遗物时，仍会发现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无法说明。为了解开这个历史谜团。我们就像健忘症患者那样，竭力捕捉无意中出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试图以此为暗示，回忆起那些被忘却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总是令人难以捉摸。人类学家的每一项发现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迷惑不解的问题。如果我们手头只掌握着一些有限的数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凭主观意识去评论这些古迹，这就很可能使人对那些令人难以捉摸的事情产生误解。因此，人类学家总是尽力用科学而系统的情报来解释自己的发现，以避免作出主观片面的结论。人类学家必须掌握一个原则，即不能没有根据地任意推论。按这种要求去研究探讨，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否则就会留下无法说明的历史空白点。
人类的想象力，很容易为古代那些伟迹以及创造这些伟迹的动机注入新的含义。人们的想象可以从一个意念跃进到另一个意念，看到失去的文明，而联想起下沉的大陆；看到超级文明，便想到古代的宇航员；看到一种象征性的神秘知识，就联想到一种特异功能。这是大家都有的一种普遍意识。完全是对奇妙事物的一种自发的意识。
我们的祖先可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加聪明、更加复杂、更加富有创造力。对于他们创造的业绩，我们甚至要进行深入的科学调查才能解释清楚。我们应以更开放和谨慎的态度去开发我们的意识行为，使它更有科学性，能发现更多的真理。
1798年7月，当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在吉萨的金字塔附近作战时，曾为激励士兵们而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4000年的历史正从金字塔的塔顶看着你们！”
有位画家维万•德农，也以学术调查团的身份，随同这次远征。当他返回后，曾将他对金字塔的印象，作了下述的说明：
“其魅力乃在于形状的伟大和单纯之中，也在于人类的姿态和借由人类之手，所产生的作品之巨大对照和比率之中。我们想努力了解是何种力量竟能移动、运搬、堆积如此多的大石头，人类究竟为何而工作，究竟需费多少时间，使用何种工具，而这些事愈无法无明，我们愈会感叹它竟是如此困难……所有一切全部神秘无比。这些建筑物的建筑和构造，也全部神秘无比……”
自古以来，埃及的金字塔就因其巨大和神秘性，而位列“世界七大奇迹”之首。数千年来，有许多人都向隐藏于金字塔中的秘密挑战，更有数之不尽的盗墓者、旅行家、军人、考古学家、科学家等进入金字塔。结果，虽然我们获得了许多有关这座巨大建筑物的知识，但有关金字塔的神秘和谜团，则从拿破仑时代起，历经200多年到现在，也丝毫未减。不，应该说是了解愈多，谜就愈深，也更增加其神秘性。
一、捡拾文明的碎片
自从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以后，几十年间对于古埃及的研究有了不少突出的成就，它们和下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即意大利搜集家贝尔佐尼、德国目录学家莱普修斯、法国古物收藏家马里埃特，以及英国测量、解释古物的专家佩特里。
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提到乔万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公元1778年—公元1823年）时，说他是“自有古埃及学以来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卡特的评价主要是指贝尔佐尼的为人，而不是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业余爱好者在考古学上起过重要作用，而贝尔佐尼正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人。
1817年10月，贝尔佐尼在底比斯附近的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发现了一批古墓，其中有塞提一世的陵墓。塞提一世在拉美西斯之前征服过利比亚、叙利亚和赫梯人的国家赫梯。空石棺现存伦敦索恩博物馆。这座陵墓实际上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空坟，贝尔佐尼并未探清木乃伊被运往何处。塞提一世墓的发掘为这座帝王谷后来的许多重要发现开辟了道路。多年来这个地区到处进行发掘工作，及至得到最重要的收获已经是20世纪的事了。
半年以后，1818年3月2日，贝尔佐尼打开了吉萨的第二座金字塔即哈夫拉墓，直接来到安放国王遗体的墓室。金字塔是最伟大的古代建筑。贝尔佐尼的初步调查带动了后来人们对金字塔的研究。埃及上古史本来是一片混沌，那巨大的几何形体的内部蕴蓄着人类早期的痕迹。
贝尔佐尼并不是第一个进入帝王谷的人，在金字塔里进行探测也并非自贝尔佐尼开始。然而，尽管贝佐尔尼的目标主要是获取黄金而不求知识，但他至少是第一个在两处墓室和金字塔里揭示了一些问题的人，而这些问题直到不久以前才得到解决。
贝尔佐尼于1820年回到伦敦后，在皮卡迪利大街上8年前建起的埃及厅里举办了展览会，主要展品是西索斯的雪花石膏棺和他的墓室模型。几年后，贝尔佐尼在前往廷巴克图探险途中逝世。他在底比斯拉美西斯博物馆的拉美西斯的宝座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今天可以谅解他的这种做法，糟糕的是他开了破坏古物的先例。以后，多年来有不少人群起效尤，如古董商布朗、施密特和勒勃朗兄弟等。考古学家对于这种人感到十分头痛。
不仅如此，在贝尔佐尼掀起的古物搜集热中，其手段的野蛮令人惨不忍睹，其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大量破坏而甚少发现。即便偶尔有人获得一知半解，也远抵不过他们造成的破坏。贝尔佐尼在搜集过程中虽得到一些零星的知识，但他也和别人一样，大量使用榔头和铁钎。遇到密封的古墓需要打开时，他就不顾一切地用蛮力把封顶打得粉碎。
尽管贝尔佐尼的手段非常粗暴——任何现代的考古学家都会为之毛骨悚然的——但霍华德•卡特对他还是满怀敬意，有一次卡特竟然说贝尔佐尼的发掘工作和“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值得赞扬的。这种说法好像不可理解，但我们评价贝尔佐尼不能脱离他生活的年代，而且不能忘记有些重要的发现主要是他的功劳，而人们又从这些发现开始，做了长期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的至今还在继续进行。
按照旅行家、博物学家亚历山大•洪堡的建议，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拔出大批款项资助远征埃及，并选中31岁的理查德•莱普修斯担任领队。莱普修斯1810年出生于德国瑙姆堡，研究过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32岁时在柏林大学任讲师，一年以后启程赴埃及。
埃及之行计划用三年时间，即从1843年至1845年，时间、条件是其他远征队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尽快搞到一批东西，而是对古物进行编目和更多的了解。由于时间充裕，他们可以在一切有希望的地方进行发掘。这样他们单在孟菲斯一地就停留了半年，在底比斯停留了7个月。
莱普修斯的第一批收获是旧王国时期的几处遗迹。旧王国时期是埃及历史上的早期，是修建金字塔的时期，年代为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270年。他发现了以前无人得知的30座金字塔的痕迹和残余，从而把金字塔的总数增加到67座。他还调查了130处平顶墓，这是在他以前的考古学家忽视了的古迹。平顶墓是一种斜边的长方形建筑，里面有祭室，并有竖井通向下面岩石里凿出的墓室。这些平顶墓建于旧王国时期，死者都是当时有地位的人。莱普修斯在阿玛尔纳发现了一批资料，可以初步说明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阿蒙霍特普四世的生平。他是第一个量出帝王谷各处古迹尺寸的人。他指导人们把寺庙墙上的浮雕和无数铭文翻制了模型，并录下了载有帝王姓名的许多装饰图案。莱普修斯探索的范围直到公元前4000年。他把见到的一切按时间先后理出顺序，把埃及历史看成一个整体，把一切古迹理解为一定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在这些方面都是前无古人的。
柏林埃及博物馆里的文物都是莱普修斯这次埃及考察之旅的收获。他在这次远征期间对古埃及典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12册巨著《埃及和努比亚考古发掘记》以及许多专著，内容均是有关各种古迹的题材。
莱普修斯于1884年逝世，终年74岁。他的传记作者乔治•埃伯尔斯是一位著名的埃及学者，写过许多法老时期的传奇故事，深受20世纪初期感情奔放的少女们的欢迎。莱普修斯被他奉为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这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伟大的分类专家，他的两部著作是可以永世流传的，一本是1849年出版的《埃及编年史》，一本是一年以后出版的《埃及历代国王》。
二、偶然之中的意外发现
1850年，30岁的法国考古学家奥古斯特•马里埃特登上开罗古堡。那时他初到埃及，急不可待地要亲眼看看这个闻名已久的国家。他一面缓慢移动，一面凝神观察四面的景物，这时他的脑海中已经构成一幅古帝国的图画。他从近代的清真寺的尖塔，看到远方沙漠以西的巨大的金字塔的轮廓。过去在向他招手。虽然他在埃及停留的时间不长，但这次在开罗城上的观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马里埃特1821年生于布伦。他从很年轻时就研究埃及学，1848年在卢浮宫做职员，被派往埃及购买纸草。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不久以后就感到必须想办法改变这种状态，而对于同古董商们讨价还价倒不甚感兴趣了。可是他能做些什么呢？那些考古学家、旅游者、发掘文物的人以及一切来到埃及的人都只顾“搜集文物”，实际上是到处掠夺古物，然后把它们带走完事；而埃及人自己，也在协助这种盗窃活动。考古学家雇用的工人常常把小件文物藏在衣袋里，然后卖给那些肯出钱购买的外国“傻瓜”。这样的任意掠夺使许多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坏。人们重视的是谁搞到的东西多，而不是科学上的成就。尽管莱普修斯树立了标准的样板，但贝尔佐尼式的掠夺手段还是俯拾即是。马里埃特本来也着眼于发掘，但他认识到如不采取保护措施，埃及文物的前途是岌岌可危的。几年以后他果断制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管理办法，并且建起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埃及文物博物馆。马里埃特在19世纪四位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中位居第三，和他以前的两个人一样，他的研究开始于对古迹的发掘。
他到埃及以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无论埃及官僚们豪华的私人花园里，还是亚历山大、开罗或吉萨的一些较新的寺庙前的狮身人面像，雕刻的风格都显然是一样的。马里埃特率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狮身人面像是从哪里来的？
任何重大发现都具有偶然性。马里埃特在开罗附近的萨卡拉城里的古代遗迹间漫步时，偶然看到一座埋在沙里只露出头部的狮身人面像，它的位置靠近一座阶梯式大金字塔，这金字塔已经证实为古埃及王左塞尔所建。这座像决不是马里埃特第一个看到的，然而他却首先看到像上的一段铭文，那是有关孟菲斯的神牛阿辟斯的记载。这一下就使他以往读过的或耳闻目睹的一切有关材料都得到证实了。他设想过可能有一支湮没了的狮身人面像的行列；现在他就想，这个行列的位置也许就在萨卡拉也未可知。他立刻雇佣了一批阿拉伯工人，每人发给一把铁锹，教他们开始发掘，结果竟挖出了141座狮身人面像！马里埃特开辟的这片出土区现名西拉皮厄姆，此词来自西拉皮斯神的名字。
当年，狮身人面像的行列的两端有两座庙，马里埃特也把它们发掘出来了，同时还出土了一批神牛阿辟斯墓，这是当地早已为人所知的特有的文物。这些出土文物为进一步了解古埃及的某些文化形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们说明古埃及宗教中有些偶像既怪诞而又凶恶，连古希腊人的游记中也把这些偶像引为奇谈。
在埃及历史上，神具备人形还是后期的事。古代的埃及的神都以符号、植物或动物的形象出现，如女神海梭尔是一头在榕树上栖身的母牛；奈菲尔特姆神住在荷花上；耐斯女神是一面盾牌，上面交叉钉着两支箭。但多数的神是以动物形象出现的，如赫农是公羊，奈芙蒂斯是隼，托斯是朱鹭，赛特是鳄鱼，布巴斯蒂斯的女神努特是猫，另一个女神布脱是蛇。
除各种动物神外，有些动物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也成为崇拜的对象。孟菲斯的公牛阿辟斯就是最著名的神兽，它受到的崇拜礼仪也最为隆重，古埃及宗教认为阿辟斯是“创世主”塔赫神的仆人。
神牛就是活公牛，由牧师在庙里喂养，死后尸体以药剂保护，葬礼隆重，然后选同样花色的公牛接替。这些神兽的墓地的规模不下于神衹和帝王的陵墓。布巴斯蒂斯和班尼•哈桑有猫陵园；昂博斯有鳄鱼陵园；阿什穆耐因有朱鹭陵园；埃勒芳坦因有公羊陵园。有些拜物教的信仰遍及全国，在普及的过程中，崇拜的形式又会发生各种变化；有的则仅限于一定的地区，先是盛极一时，随后便销声匿迹，几百年不再出现了。
马里埃特站在神牛阿辟斯的陵墓之前。地下墓室的入口处有一座安葬之前放置遗体用的教堂，其规模较之埃及贵族的平顶墓前的教堂不相上下。一条很陡的甬道通向长形墓室，里面安放着从拉美西斯大帝起数百年来无数具神牛的尸体。马里埃特发现，这些尸体各占一间墓室，许多墓室沿着320英尺长的通道排成长列。加上后来出土的直至托勒密时代的墓葬，墓道总长达到1120英尺。对神牛的崇拜一至于此！
那些埃及工人借着摇曳的火炬光亮，蹑着脚跟在马里埃特的后面，战战兢兢地不敢高声说话。马里埃特一个一个墓室看下去。神牛的尸体装在石棺里，石棺是整块的黑色和红色花岗石凿成磨光的，每个约高9.6英尺，宽6.4英尺，长12.8英尺，估计重72吨。
许多石棺的盖早已被人掀去，所以马里埃特和以后的考古者一共只找到两口内部完整无损的石棺，其他都已遭受粗暴的劫掠。这是几时发生的呢？谁也说不清，盗墓的人也并没有留下姓名。埃及学家们不止一次发现，那些盗墓人是知道他们会到来的。这使得埃及学家们非常恼火但却毫无办法。不断移动的流沙湮没了多少庙宇、墓葬和古城，盗墓者留下的痕迹早已被流沙盖得无影无踪了。
至此，马里埃特已经进入古代宗教这个神秘的领域。他接着又在埃德福、卡尔纳克和岱尔•埃尔巴里进行了发掘工作，空前地揭示了古埃及丰富多采的生活的画面。
距西拉皮厄姆不远，马里埃特发现了古埃及大臣、大地主蒂的陵墓。这座陵墓比神牛墓要古老得多，因为在神牛墓里还可以找到托勒密时期较新的人类活动的遗迹。神牛墓的修建是突然中断的，有一个石棺还没来得及安放到指定的地点就留在入口处了。蒂的陵墓是在古埃及王胡夫、哈夫拉和门卡拉修筑金字塔以后不久建成的，墓中的装饰极为华丽。马里埃特熟悉埃及墓葬的习惯，他知道下面一定有大量随葬品、雕刻品和叙事壁画。一如他的猜测，在这里，这些东西果然极其丰富。墓室的墙壁和甬道里的大量浮雕，记录着死者生前的生活，其详细的程度远非以前出土的浮雕可比。这位姓蒂的富翁看来对于自己官场中和家庭里各方面接触的事物无不极为重视。他在身后把生前的随从和全部用品统统象征性地带到地下来。浮雕中特别突出蒂本人，他的形象比别的人物和奴隶大三四倍，这是为了表现他的权势和地位同别人之间的悬殊。
所有壁画和浮雕，风格高雅，线条优美，内容丰富，它们不仅表现富人的各种消遣，而且也描写了普通人的生产劳动，有剥麻、割谷、赶驴、脱粒、扬场等画面。有一幅画画的是4500年前造船的场面，还有伐树、割板，以及使用扁斧、手夯和凿铲的劳动。可以看到锯、斧、锥子等已经普遍使用。有一幅金匠熔金的画面表现了向炉内吹风以便提高炉温。另外还有表现雕刻匠、石匠和皮匠进行日常劳动的作品。
不少画面表现了蒂的地位和权势。有一张画着一群人被像羊一样赶到蒂的府里去结帐，走得慢的就被侍卫揪着衣领向里拉。许多农妇排成长列向蒂献礼，一群群的仆人，有的牵着祭祀用的公牛，有的在宰杀。有的画面表现蒂在进餐，或蒂和妻子和全家人在一起，或蒂在猎雉，或蒂在尼罗河三角洲上旅行，或蒂在纸莎草丛中行路的情景。
在马里埃特的时代，人们不甚注意这些浮雕的美学价值，而是更为重视它们的实际内容。可以从这些作品中了解古代埃及人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不仅表明古埃及人干些什么，而且具体说明他们是怎样干的。后来出土的许多文物大大丰富了蒂墓的装饰艺术所表现的实际生活内容。这些文物有的属于古埃及大臣普塔霍台普墓，有的是大约40年后在梅莱茹卡墓中出土的，它们的地点都在萨卡拉。从这些文物可以进一步了解古埃及人在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时所使用的许多操作方法，这些方法尽管是原始的，却都是精心创造的。由此更加可以看出建筑金字塔的工程是何等的了不起。在马里埃特等人看来，古埃及人如此落后的技术竟能造出金字塔，这就更加令人不能理解。实际上古埃及的技术的基础就是大量的奴隶劳动力。马里埃特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间，不断有人写文章，对于古埃及人用石头建成的那些庞然大物的建筑方法作出各种想象和猜测，这些文章在报纸、游记甚至科技书刊上都可以见到。其实这件事毫无秘密可言。当马里埃特忙于西拉皮厄姆的发掘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伦敦出生了，这个人后来揭示了古埃及的建筑方法。
自从马里埃特站在开罗的城堡上初次看到古埃及的面貌，过了8年，他才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去做一件早就想做的大事：他在布拉克创建了一座埃及博物馆，不久以后埃及总督任命他为埃及古迹办公室主任，同时主管一切发掘工作。
埃及博物馆于1891年迁到吉萨，1902年最后迁到开罗，地点距尼罗桥不远。尼罗桥为都格农所建的仿古风格的桥梁，其质量达到20世纪初的最高水平。埃及博物馆是一座管理中心，也是埃及学的文物总汇之地。自那以后，凡在埃及出现的文物，不论偶然发现的还是正式出土的都要首先送交埃及博物馆。马里埃特尽管是外国人，却从此制止了埃及文物被人乱盗乱卖的现象，使埃及人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为了表示对马里埃特的感谢，埃及人在博物馆院内建立了他的塑像。马里埃特逝世以后，他的遗体运到埃及，安放在一口大理石棺里。
三、本世纪初的一次发掘
1902年，美国人西奥多尔•戴维斯得到埃及政府批准，从事帝王谷的考古发掘工作。他在那里一连挖了12个冬天。戴维斯发现了非常珍贵的陵墓，如托密斯四世、西普塔赫和霍仑亥布等人的陵寝。他还找到了著名的“异教国王”阿蒙霍特普四世的陵墓，阿蒙霍特普四世一度提倡拜日教，用以取代埃及的传统宗教，因此自己命名为埃赫那吞。阿蒙霍特普因两件事名垂后世，一是他赞美自己的名言：“太阳神中意的人”；一是他的妻子娜芙蒂蒂美丽的彩色胸像，这是埃及最著名的一件雕刻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戴维斯把发掘权转让给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从此就开始了埃及考古发掘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后来卡纳冯勋爵的妹妹在为哥哥写的传略中说，这次发掘工作“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开始，像希腊的奈米西斯家史一样结束。”
图坦卡蒙的陵寝的发现是考古工作成功的顶峰，也是一部考古史的重要转折点。从文克尔曼起，多少分类学家、方法学家和各种专家已经为考古学确定了基本方向。第一批考古巨匠是商博良、戈罗特芬德和罗林生。继起的考古学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研究埃及的马里埃特、莱普修斯和皮特里，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博塔和雷雅德，以及研究尤卡坦半岛的斯蒂芬斯和汤普逊。后来谢里曼发掘了特洛伊城，伊文斯发掘了克诺索斯，科尔德威和伍利发掘了巴比伦和亚伯拉罕的家乡乌尔，这是考古活动成功的高潮。谢里曼是其中最后一位著名的业余考古学家。待到卡纳冯勋爵和卡特开始活跃时，已经有大批专家在克诺索斯、巴比伦和其他古迹长久地进行研究工作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国王、财阀，财力雄厚的大学和考古机关，以及许多有钱的私人考古家纷纷派出考古队，携带优良设备前往各个古文化所在地进行研究。然而这一切调查研究工作都是分散、零星地进行，所有这些工作都有成绩，而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就是这些成绩综合的结果。这是一次科学方法的胜利。
雷雅德曾遭受迷信愚昧的阻挠，伊文斯的困难来自官僚的妒嫉，而卡纳冯和卡特在埃及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完全避免了这种种干扰。当年罗林生横遭侮蔑，谢里曼备尝艰辛，都是由于同行的妒嫉；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有的是国际的合作和科学界的热情支援。至此考古学的开创阶段宣告结束。霍华德•卡特是皮特里的学生，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埃及学从此结束了以往那种散漫的、盲目的、猎奇活动式的工作方式，真正成为按照严格的方法循序渐进的文化研究活动。
然而正是由于卡特不仅始终满怀激情，而且胸怀全局，才能使严谨的科学方法充分发挥作用。他一方面有魄力、有胆识，一方面工作上耐心负责，终于成为考古史上的杰出人物。优秀的学者往往毕生致力于解开文化之谜，卡特就是这样的人。
卡纳冯勋爵是只有英国才能产生的人物，他爱好体育和搜集文物，是个绅土又是周游世界的旅行家，行动起来是个现实主义者，却又具备浪漫的情操。他在剑桥三一学院读书时，看到宿舍房间里的护墙板被人涂漆得不成样子，便自己出钱把它修整一番，恢复原貌。从青年时代起他便经常参加赛跑，练就一手好枪法，并以驾驶快艇著称。23岁时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随即乘船周游世界。他的汽车是英国全国第三辆颁发执照的车，而且他是特别喜欢开快车的。后来这种开快车的癖好给他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1900年左右他在路上因疾驰翻车，受了重伤，从此落下了呼吸困难的病，不能在英国过冬。因此他在1903年初次前往埃及寻找气候宜人的地方。到埃及后他参观了几支考古队的发掘工作。这时他立刻发现考古是一种可以把他搜集文物的癖好和对于体育的喜爱结合起来的活动。1906年他就自己着手进行发掘工作了。同年冬天，他发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去请教马斯皮罗教授。马斯皮罗当即推荐年轻的霍华德•卡特作为他的考古助手。
两个人的合作非常融洽，卡纳冯勋爵所缺的知识都可以从卡特那里得到补充。卡特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后来担任卡纳冯的出土文物总监。在这以前，卡特同皮特里和戴维斯一起工作过。同时他极为重视言必有据，因此有人竟然批评他的作品，说他过于迂腐。实际上他做起事情来很有办法。他极有魄力，甚至有时不顾一切。1916年发生的一件事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
那年卡特在卢克索短期休假，一天，村里的头面人物来找他，样子十分焦急，特地来求他帮助。当时即使卢克索这样的地方也不免受到世界大战的影响，政府机关和警察人数大量减少，因而阿卜德艾尔拉苏尔的后代一类不法之徒又开始盗墓活动了。
这些埃及盗墓贼的一股在帝王谷以外的山坡西南发现了一批古物。另一股匪帮得知以后，就用武力强行介入，要分享成果。接下去发生的事简直像一部电影。
两股窃贼大打出手以后，第一股打败了，被迫退出现场，但是流血斗殴仍有可能发生。卡特决定进行干预。
“那天天色很晚，”他后来写道，“我急忙找了几个工人，他们都是逃避军役的。我们准备了需用的东西，就出发到现场去。我们爬上1800英尺的柯尔纳山峰，到达现场时已经是午夜了。到达后，向导指给我看一条沿着峭壁直垂下去的绳索，可以听到下面果然有人在活动。我先割断了那条绳索，断了他们的退路，然后把我们自己带去的一条粗壮的绳索系好，我就顺着这条绳索下到崖底。我觉得，深夜攀绳下到一群壮健的盗墓贼当中去，也确是一个颇有趣的游戏。他们一共8人，正在那里忙乱，我的降临把他们弄得非常尴尬。我指出两条路听凭他们选择，要么就是沿我的绳索赶快离开，要么就是留在原地再也休想出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绳索了。最后他们省悟过来走掉了，而我就在那里过了一夜……”
卡纳冯勋爵和霍华德•卡特就着手进行发掘工作，直到1917年秋他们的活动规模才比较有了成功的把握，然而这时却发生了考古活动中常常遇到的情况。一开始他们选定了帝王谷里一小块面积准备进行发掘，这块地方选对了，应该说是运气不错；然而发掘工程立即受到客观因素的阻碍——许多人对工作计划品头论足，他们自己又缺乏果断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有些专家也七嘴八舌地乱出主意，结果是本来可以成功的事却被推迟甚至归于失败。
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这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1748年4月6日，一个名叫卡瓦里耶•阿尔库比尔的那不勒斯人进行考古发掘，开挖地点恰巧正是庞贝城的正中央。可惜他急于同时开挖另外的地点，结果并未继续深挖就匆匆覆盖起来了。又过了多年他才发觉，那第一次挖的才是正确的地方。
卡纳冯和卡特站在山头向下俯视着帝王谷。以前已经有几十个人在那里发掘过，可惜这些先行者却没有留下一份详细的地图或哪怕是一纸草图，以供后来的开发者作为参考。谷里遍地是大堆的挖出的碎石，整个谷底看起来有点像月球的表面。乱石堆之间是一座座陵墓的入口，而这都是早已发掘过的墓葬了。如今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有系统地全面发掘下去。卡特建议把发掘区定为拉美西斯二世墓、梅美卜塔赫墓和拉美西斯六世墓三点之间的三角地区。他说：“我准备对人说，我们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找到图坦卡蒙的陵寝，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我事后寻找的借口。”
在这以前整整100年，贝尔佐尼掘出了拉美西斯一世、塞提一世、厄耶和门图海克佩什的陵墓。后来他写道：“从我近来发现的古迹来看，我可以充分肯定，除现已探明的以外，毕班•埃尔—穆鲁克山谷里再也没有另外的古墓了。在我离去之前已经竭尽全力想要再找一座古墓，但始终没有找到。另一件和我的研究无关的事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离开以后，英国领事萨尔特在那里住了4个月，他和我一样极力想要再找到一座古墓，但同样地毫无收获。”贝尔佐尼离开后27年即1844年，著名的普鲁士考古队来到帝王谷，仔细测量了整个墓的面积。考古队离开时，队长莱普修斯发表了同样的意见，认为这里的古迹已经开发净尽，再也不会找到新的东西了。尽管如此，十九世纪末，劳莱特还是又找到了几座古墓，不久以后，戴维斯也相继发现了几处。至此似乎应该认为，帝王谷中的砂子也都一粒粒地翻转了，筛净了。埃及文物管理局长马斯皮罗签署批准卡纳冯勋爵开发帝王谷的文件时坦率地说明，他认为这块墓区业已发掘干净，现在再去调查研究纯属浪费时间。作为这方面的专家，他可以肯定帝王谷里再也挖不出什么东西了。
卡特在听到这许多否定的说法以后，仍然认为有可能发现古墓，而且知道是谁的陵寝，其根据何在呢？
他亲自观察了西奥多尔•戴维斯发现的古物，其中有一只彩釉陶杯，上面铸着图特卡蒙字样。这只陶杯是戴维斯从一块岩石下面发现的，戴维斯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座小型古墓。在墓中找到了一个破碎的木箱，里面有一片金叶，上面也有图坦卡蒙的名字。戴维斯当即确定这座小石墓就是图特卡蒙墓，其实这是错误的，卡特的想法与此不同，戴维斯的又一件文物得到正确的辨认以后证实了卡特的意见。那是一些看起来价值不大的陶器碎片和几卷麻布，装在几只大瓦瓶里，瓶口封起，瓶肩上铸着象形文字。后来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认为，这些瓦瓶和瓶里的东西很可能是图坦卡蒙墓中的殉葬品。另外，后来戴维斯又在“异教国王”埃赫那吞的陵寝里发现了几个黏土做的图坦卡蒙的印章。
这一切都可以证明确定有一座图坦卡蒙的陵寝。卡特力排众议，认为这座陵寝的位置在帝王谷的中心，并且大约就在戴维斯发现的上述文物的地点附近，看来这是言之有据的。然而，一旦想到这片葬区经历过3000年的摧残，事情的前景就令人不甚乐观。3000年来无数陵寝已被盗墓贼和僧侣们发掘一空，早期考古学家发掘的方法又相当粗暴，这一切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卡特手里不过有四种东西作为物证，即几片金叶、一只陶杯、几个瓦瓶和几块黏土印章。这点东西就是他们的全部根据，此外就只有凭着信念，认为一定能找到图坦卡蒙墓，他们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
卡纳冯和卡特开始发掘了。经过一个冬天的苦干之后，他们基本清除了选定的那块三角地上表层的碎石堆，挖到了拉美西斯六世的墓。“我们发现许多当年建陵工人的房舍，都造在巨大的岩石上；而帝王谷里，这类岩石附近往往可以找到墓葬。”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在开发图坦卡蒙墓的全部过程中是最不平凡的一段。挖过一阵以后，如果再照原方向继续挖掘，就得堵塞拉美西斯陵墓的入口。因为这是旅游胜地，所以必须停挖，等待一段时间才能顺利进行。到1919年冬继续发掘后，在拉美西斯六世墓的入口处挖到一批文物，虽然数量有限，但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卡特说：“这是我们真正接近目标的第一步。”
用皮特里的话来说：这时卡纳冯和卡特已经把这块三角地区“奋斗”完了，单单留下了那块建陵工人遗留的房舍的所在地。为了避免妨碍旅游者，他们留下这块地方，转移到别处发掘。发掘工作在托特米斯三世陵寝所在的一处小山谷又继续了两个冬天，但“并无真正的收获”。
他们总结了一下，为何几年来费力不小但成绩不大，并开始考虑索性另辟新区。只有古代工房和大石块的那一块地方没有挖，而且上面说过，这块地方位于拉美西斯六世的墓地之内。考古队犹豫不定，几次推翻既定的计划后，终于决定在帝王谷发掘最后一个冬季。
这次卡特发掘的地方，其实是他6年之前就应该集中开掘的目标。他们拆去工房，清走覆土，立刻就看到图坦卡蒙墓的入口，这是埃及最为豪华的陵寝。卡特写道：“这突然的发现真使我瞠目结舌，接着一连数月不断的收获接踵而至，忙得连想一想都来不及。”
卡特是在1922年11月3日动手拆除古工房的，当时卡纳冯勋爵正在英国。次日上午，第一座工房拆掉以后，下面就露出一层凿在岩石里的石阶。到11月5日下午把覆土清理得初具眉目，这时已经可以肯定是发现了一座陵墓的入口。
然而这完全可能是一座尚未建成的墓，或修建之后并未使用。即使墓中葬着木乃伊，也很可能像许多古墓一样被人盗走了。如果再作悲观的估计，即使木乃伊尚在，也可能不过是一位高级官员或僧侣的遗体。
发掘工作在加紧进行。这一天的时间慢慢地过去，卡特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当埃及的夜幕突然降临时，已经挖到第十二层石阶，这时就露出“一座门的上半部，门用石块堵住砌牢，并盖有印章。一座封闭的墓门找到了——这就是说，真的找到了！……这是考古发掘者最为激动的时刻。”
卡特仔细观察封戳，确定是国王的墓室专用的。既有王室的封戳，墓中一定安葬着非常显要的人物。入口的上方存有建陵工人的住房，可以证明这座陵寝至少从第二十朝以后尚未遭受劫掠。卡特一面激动得双手发颤，一面在那墓室的门上钻了一个洞，洞的大小“刚刚塞得进手电筒”。他看到门里的甬道被大小石块堵得严严实实，这进一步证明建陵以后采取了各种周密的保护措施。
卡特留下了几名最可靠的工人看守墓门，自己趁着月色骑驴出谷返回住所，他极力控制兴奋的心情。事后卡特回忆自己从洞中窥探墓室以后的感觉，他写道：“那条甬道的另一端藏着什么真是难以捉摸！我竭尽全力才能控制自己，没有立刻打开墓门开始调查研究。”在他骑着驴子返回住所的路上，心情仍是急切万分，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最伟大的发现已经近在咫尺。卡特辛苦6年一直毫无所获，现在终于胜利在望了，然而他却能克制自己，不再向前掘进，而是把墓口暂时盖好，等待卡纳冯回来。
卡特在11月6日上午发电报给卡纳冯勋爵，电文是：“谷内已有重大发现，巨陵封口完整，已覆盖，候归，特表祝贺。”11月8日收到卡纳冯的两份复电，第一份说：“约计即归。”第二份说：“20日左右抵亚历山大港。”
卡纳冯勋爵由女儿陪同，于11月23日到达卢克索。卡特一直守卫在那仔细盖好的洞口附近，他已经耐心等待两个星期了。早在挖出石阶两天以后，贺信便像雪片般飞来，但具体祝贺什么呢？墓里究竟藏着什么？当时卡特是说不出来的。其实他只要向下再挖几寸，就可以挖到图坦卡蒙墓的封戳。他后来说：“早知如此，一直挖下去，那天夜里我就能美美地睡上一觉，心中也能免受近三个星期的煎熬。”
四、激动人心的收获
11月24日，工人们清出了最后一级石阶。卡特走下16级石阶，面对着封闭的墓室门。这时他清楚地看到了图坦卡蒙的封戳，但同时他也看出了埃及学家经常遭到的情况——陵寝已经被人挖过，盗墓贼也在这里做过手脚。
“墓室门全部清出以后，”卡特说，“才能看清这个门的一部分曾两次被人打开后重新封闭。另外，起初发现的豺形和9个俘虏图形的封戳是钤在重新封闭的部分的，而图坦卡蒙的封戳则印在门的原来的部分，这才是最初的封戳。由此可见，这座陵墓并非一开始所想的原封未动。盗墓者走进去过，并且不止一次；墓上的工房说明盗墓的年代不迟于拉美西斯四世在位时期。但重新封闭的痕迹又可证明盗墓者并没有把墓内洗劫一空。
然而随着不断有所发现，卡特却感到更为捉摸不定。他叫工人清走堵塞石阶的全部沙砾后，又发现一些陶片和几只箱子，箱子上有埃赫那吞、撤凯尔斯和图坦卡蒙的名字，此外还有托特米斯的一些护身符，另一块护身符又镌着艾米诺菲斯三世的名字。这许多名字是不是表明，这座陵墓竟是一座合葬墓而并非原来希望的专用陵寝呢？
只有打开墓室门才能解开这些疑团，于是人们连日为此进行准备。卡特初次从门上的小洞向里窥测时已经看到，里面的甬道是用碎石堵死的，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碎石分为两种，而盗墓者挖的仅容人肩的小洞则是用一种黑色燧石堵塞的。
几天紧张的掘进以后，工人们清理了32英尺长的甬道，甬道尽头是第二道门。这扇门同样钤着图坦卡蒙和另一种墓室封戳，而且可以看出被人打开的痕迹。
卡纳冯和卡特发现这里的整个布局和不久以前附近发现的埃赫那吞的一处地窖相似，据此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处普通的墓葬，而不是某位埃及国王的原葬陵寝。如果真的是一处地窖，而且已经被人盗过，那还会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值得发掘呢？
总之有一段时间他们已经感到灰心了。然而随着第二道墓门清出，气氛再次紧张起来。卡特后来回忆道：“决定的时刻来到了。我用颤抖的手在门的左上角钻了一个小洞。”
卡特把一根铁棒伸进孔去，觉得门里是空的。他点燃几支蜡烛进行测试，确定没有含毒气体以后，就叫人扩大门上的洞。
这时所有关心这项工程的人都拥过来了：卡纳冯勋爵，他的女儿艾弗琳夫人，以及闻讯赶来协助工作的埃及学家卡仑德等人都在周围注视。卡特划火柴点燃一支蜡烛，把它移向门洞。当他的头靠近门洞时——这时卡特由于高度兴奋和急切突然把烛光吹得一亮。卡特把蜡烛伸进洞内，眼睛对着洞口。一开始什么也看不见，待到眼睛慢慢习惯了闪动的光亮，他就看出一些形象，看到它们的影子，并初步辨出颜色，他紧闭双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旁边的人等得不耐烦，最后卡纳冯忍不住问道：“看得见什么吗？”
卡特慢慢转回头激动说：“看见很多了不起的东西。”
事后卡特回忆当时大家轮流从洞口向里面观察时的情景，他写道：“我们在烛光下看到的景象在考古发掘史上是空前的。当月17日墓室门正式打开以后，证明这话并没有丝毫的夸张。在一盏移动的强光电灯照耀之下，人们看到几张金色躺椅，一张包金宝座，两尊巨大的黑色雕像，若干雪花石膏瓶，和几座奇形怪状的神龛。墙上映出奇特的兽头的影子，一座神龛的门开着，一条金蛇从里面向外探头。两座雕像像站岗一样面对面站立，身穿金裙，足踏金鞋，手执权杖，额头上盘着护身眼镜蛇。”这一切真是金碧辉煌，美不胜收。然而这里同样发现了入侵者的痕迹。门旁有一个装着一半灰浆的容器，旁边有一盏乌黑的油灯。有一处有几块指痕，看得出是刚刚涂好的漆面留下的，门槛上放着临走时留下的花环。
卡特和卡纳冯看得瞠目结舌，定神以后，却又发现了一件奇事：如此豪华的地下殿堂里竟没有石棺和木乃伊！这里究竟是陵寝还是地窖？这个问题再次在他们脑中出现。
仔细审视墙壁之后，他们在两尊塑像之间的墙上发现了第三个封闭的门。“这时我们的心里浮现了一幅图景：一间接一间的地下室，每一间都装满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想到这些就兴奋得喘不上气来。”卡特后来这样写。当月27日，在卡仑德临时安装的强力电灯照耀下，他们检查了这道封起的门，他们发现靠近底部被人穿了一个洞，随后又重新封起。很明显，盗墓贼已经穿过前厅——他们把第一间墓室叫做前厅——继续向前活动过了。前面的房间或甬道里又有什么呢？门里假如有木乃伊，它还是完整的、未经破坏的吗？情况叫人难以理解。这里不仅在具体情况上不同于以往发掘的所有古墓，而且出现了一个疑问：盗墓者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力气去穿过第三道门，而没有运走近在手边的那些宝物呢？既然穿过前厅，眼见大批的财宝而不为所动，他们要得到的又会是什么呢？
卡特冷静地估计了这些珍宝的意义，他认识到前厅中的装设的历史和美学价值远远超过制造这些东西用去的大量的黄金的价值。这些东西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包含着多么丰富的考古学的资料啊！这里发现大批古代埃及的生活、文化用品和奢侈品，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值得花费整整一冬的时间去发掘。它们极为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一个时期的埃及艺术。卡特约略看了一遍，就认为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对这批文物进行认真的研究，会“给我们所有的旧观念带来改观甚至彻底革命”。
不一会儿就又发现了新的东西。有人在观察三张躺椅中的一张的下面时，发现了一个小洞，就招呼别人去看。人们拉着电灯爬过去，从洞里望见一间房间，也可以称为侧室，它比前厅小，但摆满了各种用品和装饰品。盗墓贼们看来并没有像在前厅那样彻底搜查这个房间。当年劫掠这座陵墓的盗墓贼“干得像地震一样彻底”，把整个房间搞得乱七八槽。可以看出他们从侧室里拿出许多东西，然后在前厅乱丢，砸坏了一些东西。然而实际上他们偷走的东西很少，破开第二道门以后许多东西已经到手，却没有带走。他们或许对自己干的事也感到出乎意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