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第二次纂修的《辽史》，就是所谓陈大任《辽史》。章宗即位之初，命臣下重修《辽史》，《金史·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乙亥有“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的记载。《党怀英传》于此事始末言之最详：“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关于陈大任与修《辽史》的情况，《章宗纪》也有相应的记载：泰和六年（1206）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不？）妨本职专修《辽史》”；次年十二月壬寅，“《辽史》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辽史》之纂修，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历经18年之久，几乎贯穿整个章宗一朝。冯家昇指出，这是由于受到章宗朝德运之争的影响，以致《辽史》延宕多年不能成书。金末人修端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9]冯家昇据此认为，陈大任《辽史》最后并未真正完成，因泰和七年南宋函韩侂胄首请和，臣下指出金当承宋统而不当承辽统，“上乃罢修《辽史》”，此事最终不了了之。[10]不过，这一结论恐怕还值得仔细斟酌。章宗朝的德运之争，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是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是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是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历经10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11]既然泰和二年已确定承宋统而不承辽统，当时为何不罢修《辽史》，反倒在泰和六年又命陈大任专修《辽史》？直至南宋开禧北伐失败后向金求和，经臣下提醒本朝“当承宋统”，这才想起来应罢修《辽史》，其间周折似不合于情理。如此看来，修端的上述说法很难让人相信，大概是出自金末士人的某种传闻和附会罢了。
幸运的是，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传到了元末。《辽史·礼志序》说：“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别得宣文阁所藏耶律俨《志》。”这里所谓陈大任《辽礼仪志》、耶律俨《志》，就是分别指陈大任《辽史·礼仪志》和耶律俨《皇朝实录》之《礼志》。关于《皇朝实录》在元朝的流播经过，苏天爵《三史质疑》曾经谈及：“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12]奎章阁始建于天历二年（1329），后于至正元年改名宣文阁。陈大任《辽史》在泰和七年告成后即隐晦不显，以致元好问误以为此书已经亡佚：“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13]元世祖至元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称：“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佚，尤为未备。”[14]可见是时陈大任《辽史》尚不知所在，后来何时入藏翰林国史院，今已不可考。
前人多以为元修《辽史》的史源主要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今天看来，这一认识似乎尚可进一步深化。有迹象表明，元人所修《辽史》很可能是以陈大任《辽史》为蓝本，而参之以耶律俨《皇朝实录》。有学者在研究《辽史·朔考》中的月朔记录时发现，今本《辽史》本纪主要源自陈大任《辽史》。[15]不仅是本纪如此，又如屡见于《辽史》纪、志、表、传中的道宗“寿隆”年号，本作“寿昌”，今本《辽史》作“寿隆”者，系陈大任避金讳所改。[16]通检《辽史》，除《闰考》一处记作“寿昌”外，其余四十余处均作“寿隆”，这个例证尤能说明问题，可知元修《辽史》的主要史源是取自陈大任而非耶律俨。
三
辽朝立国200余载，若算上西辽则近300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116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若与同时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较，即可看出《辽史》卷帙的单薄。《金史》136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496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10倍。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17]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纪、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百官志》北面官下既有“契丹北枢密院”“契丹南枢密院”，南面官下又有“汉人枢密院”，其实辽朝只有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此汉人枢密院即南枢密院之重出。[18]另据今人研究，《辽史》八表中，除了《皇子表》《公主表》源自陈大任《辽史·皇族传》之外，其他六表多系杂抄诸纪传而拼凑成文。[19]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
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20]唯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70%以上，因此《辽史》独特的史料价值在二十四史中可谓罕有其匹。
四
《辽史》修成后，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21]此即至正初刻本。根据存世版本情况来看，此次印本应该已经失传。前人著录有所谓元刊本者，皆不可信。原北平图书馆藏有四种明初所刻《辽史》残本，被分别称为甲、乙、丙、丁种本，傅增湘谓“丁种较早，察字之形体，以此本最佳，当即世所谓至正本也”，但据冯家昇比勘的结果，知“此四种乃据一板而翻刻者也”。[22]又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所谓元刊本，《皕宋楼藏书志》卷一九、《仪顾堂续跋》卷六及《静嘉堂秘籍志》卷四均称为元椠。今检出百衲本有误而《永乐大典》本不误者十余条，与静嘉堂本逐一比勘，结果发现静嘉堂本皆与百衲本相同，且行款、刻工亦无不与百衲本相吻合，唯间有补版叶，如目录第三叶、卷一一五《高丽外记》第九至十叶，卷一一六《国语解》第二十五叶等。[23]我们知道，《永乐大典》所据为至正初刻本，而百衲本诸底本皆为明初覆刻本，由是可证静嘉堂本断非元椠。
《永乐大典》（下称《大典》）本《辽史》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今《大典》残本卷五二四八、卷五二四九、卷五二五一皆为“辽”字目，其中包括《辽史》本纪15卷（卷五二四八、五二四九为《辽史》卷五至十五，卷五二五一前半为《辽史》卷二七至三十），其他各卷中亦保存有部分纪、传、志、表的内容。相较而言，《大典》本的质量无疑是最佳的，凡《大典》本与其他诸本之间的异文，大都以《大典》本较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永乐大典》所依据的底本应是至正初刻本。[24]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大典》整卷抄录《辽史》者错误很少，而节引者则不然。譬如《辽史》卷十《圣宗纪》统和三年曰：“闰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检显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但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皆谓是年辽闰八月，宋闰九月，原点校本校勘记又据《大典》卷一二○四三引此段作“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无“闰”字，断定是年辽闰八月，此处“闰”字下当有大段脱文。按辽大同元年至统和十二年行后晋《调元历》，汪曰桢因其历术无考，遂借用唐《宣明历》加以推算，其推算结果多与史实不符，陈垣则一仍汪氏之旧。今检《大典》卷五二四九全录本卷《圣宗纪》，亦作“闰九月癸酉”，而原点校本校勘记所据《大典》卷一二○四三系节引，当夺“闰”字，实不足为据。
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是一部年代较早的本子，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今存四函十九册，一百一十卷（缺卷九至一四，共六卷）。此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二字不等。每册以黄绫装潢，天地开阔，纸质甚佳。傅增湘、冯家昇皆以为明初抄本，杨家骆更进而推断其为“进御讲读之本也”。[25]今取此本与百衲本、《大典》本通校，发现与此二者均有较大差异，大体而言，错讹之处与百衲本互有出入，但不如《大典》本精良。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此本或是据至正本抄成，但其底本可能不如《大典》本底本保存完好。此本抄写时间应早于明初覆刻本，若在明刊本问世之后，则似无必要多此一举。
刻于嘉靖八年（1529）的南京国子监本，是明中后期直至乾隆间最通行的本子。关于南监本的底本来源，《南雍志》提供了一点线索：“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学而来也，……辽、金二史，原无板者，……于吴下购得辽、金二史，亦行刊刻。”[26]南京国子监的不少书板来自元集庆路儒学，[27]但其中并无辽、金二史，嘉靖八年从吴下购得的《辽史》，很可能是明初覆刻本。南监本校正了底本的一些讹误，同时衍生出不少新的问题，虽在当时被读书人视为定本，但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本子。由于具有持续旺盛的社会需求，南监本自刊行后直至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灾，200余年间不断修补刷印。历次补版之可考者，至少有万历四年，崇祯七年，顺治十五年至十六年，康熙二十年、三十九年至四十年，乾隆十六年、五十五年等，盖不下10余次。
刻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北京国子监本，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本子。一般认为，北监本二十一史多以南监本为底本，《辽史》看来也不例外，从南监本中新增的讹误大都为北监本所沿袭这一点，即可看出两个本子的源流关系。北监本板刻较工，但刊校质量反不及南监本，不仅很少校正南监本原有的错误，且翻刻时或有妄改之处。北监本虽不像南监本那样屡经修补刷印，但在康熙二十五年做过一次全面的修板，此次修补后的版面特征明显，卷一篇目后题“康熙二十五年国子监祭酒臣常锡布、祭酒加一级臣翁叔元、司业臣宋古浑、司业加一级臣达鼐、司业臣彭定求、学正臣王默、典籍臣程大毕奉旨重校修”，并将每卷首页上书口原有的“万历三十四年刊”字样挖改为“康熙二十五年重修”或“康熙二十五年重刊”，唯个别卷端仍有漏改者。
乾隆四年（1739）刊刻的武英殿本是清代最重要也最有影响的《辽史》版本，尤其是因为晚清以后有多种影印本流传于世，终于使它取代了南监本的地位，成为百衲本问世之前最流行的《辽史》读本。乾隆殿本据北监本翻刻，但比起南、北监本来，它在校勘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校改了大量底本的错误，并在每卷末附有若干条“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官刻正史附校勘记为历代所无，乾隆殿本开了一个先例。书末附有校勘衔名七人：原任詹事陈浩、侍讲学士周长发、洗马陆宗楷、编修孙人龙、主事王文清、知州王祖庚、拔贡生郭世灿。不过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乾隆殿本的校勘很不严谨，多有肆意妄改之处。
继乾隆殿本之后，值得重视的是道光四年（1824）刊刻的武英殿本。道光殿本以乾隆殿本为底本重刻，但北族之人名、官名、地名等皆已据四库本及《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改译，此种改译本自然不可用，道光殿本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考证》。在乾隆殿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的基础之上，道光殿本在校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各卷末所附《考证》条目的数量变化即可看出端倪：如卷一乾隆殿本《考证》仅5条，道光殿本《考证》多达38条；卷四乾隆殿本《考证》仅两条，道光殿本《考证》则为33条。对于今人来说，道光殿本《考证》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莫过于引据《永乐大典》本《辽史》所作的版本校，其中部分条目所引《大典》今已不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最早利用《大典》来校《辽史》的是《四库全书》本，[28]道光殿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四库本的校勘成果。
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辽史》，是该书点校本问世之前最为通行的版本。关于百衲本的底本，需要在此做一点说明。百衲本《辽史》标注为“景印元刊本”，据张元济百衲本《辽史》跋称：“以此刊本与北平图书馆所藏初刻《金史》相较，字体绝异，刻工姓名亦无一相合，而与涵芬楼所补之五十五卷较，则字体相类，刻工姓名同者亦有四十六人，是此决非初刻无疑。……此在元刊，诚非精本，然求较胜者，竟不可得，瑕不掩瑜，故犹取焉。”[29]按他的说法，此百衲本底本虽非至正初刻本，但仍系元刊本。后来点校本《辽史》“出版说明”谓“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云云，就是因袭了这种说法，只不过说得更加含混罢了。其实，早在赵万里1933年编定的《北平图书馆善该书目》中，已将百衲本影印的四种《辽史》残本明确著录为明初刻本。王重民指出：“按此本刻工与明初翻刻南北史同，故知为明初刻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所印《辽史》，除有一二补版不同外，实即此刻本。”[30]尾崎康根据这几种《辽史》残本与明初翻刻《金史》行款和刻工的高度相似性，更进一步推断它们均应为洪武后期覆刻本。[31]按明初覆刻《金史》是有明确时间可考的，《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六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甲戌条：“福建布政使司进《南唐书》《金史》、苏辙《古史》。初，上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令书坊刊行。至是，三书先成，进之。”[32]由此推断，《辽史》覆刻本可能也是出自福建书坊。这个覆刻本的刊校质量并不理想，诚如张元济跋所说，“是本刊版粗率，讹字亦多”，但由于时代较早，相对而言仍是一种比较接近至正初刻本的本子。
五
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辽史》点校本，最初由冯家昇负责整理，后因冯家昇去世，最终由陈述完成了该书的点校工作。《辽史》一书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较理想的善本，点校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经过读者近40年的验证，人们公认，在二十四史点校本中，《辽史》的点校质量堪称上乘。
据原点校本“出版说明”交代，当时的点校工作系以百衲本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道光殿本进行参校，又用《永乐大典》所引《辽史》全部校对一过。但在此次修订过程中，我们发现原点校本的“工作本”概念并不严格，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似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估计这与冯家昇20世纪30年代所作《辽史初校》采用的是光绪十年同文书局影印乾隆殿本有关，可能有些地方点校本直接沿用《辽史初校》的校勘成果而未作相应处理，故造成底本不一致的现象。
此次修订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此次修订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唯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标示，谨此一并致谢。
Preface to the Revised Modern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Dynasty（Liao Shi）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Liu Pujiang
Abstract：In 2007，Zhonghua Book Company launched a great project of revising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wenty-Four Official Histories，I was responsible for revising the Liao Shi. Several colleagues and I have worked together and eventually we completed our work in 2014.This preface aims to offer some discussions on the its compiling process，textual sources，inherent problem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various editions through the ages.We expect that some research findings could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n this important text.Meanwhile，this preface also introduces our major work on revising the Liao Shi.
Keywords：the Liao Shi；Modern Critical Edition，Revision，Textual Sources，Editions
* * *
[1] 按百衲本卷首《进辽史表》及《辽史》目录与诸志所题皆为三十一卷，是因为卷四七、卷四八《百官志》分题“志第十七上”“志第十七下”的缘故。
[2] 百衲本卷首《进辽史表》及百衲本、明抄本、南监本、殿本目录皆称“列传四十六卷”，乃并《国语解》计之；而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三所载《进辽史表》及北监本目录均称“列传四十五卷”，则未计入《国语解》。
[3] 见《通鉴续编》元刊本卷首，至正二十二年张绅序。
[4] 《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四部丛刊》本。此文作于元统二年（1334）。
[5] 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载《辽史证误三种》，中华书局，1959。此文初刊于《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燕京学报》专号之五，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12月。按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七“辽史”条已有元修《辽史》“悉本俨、大任二书”的说法，四库提要亦云“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提要）。
[6]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45册，142页。
[7] 详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辽史证误三种》，第25—29页。
[8] 参见邱靖嘉《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9] （元）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国朝文类》卷四五，《四部丛刊》本。此文作于蒙古太宗六年（1234）。
[10]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辽史证误三种》第12—15页。
[11] 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2]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中华书局，1997，第421页。
[13]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国朝文类》卷五一。
[14]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鹗）》引《墓碑》，中华书局，1996，第239页。
[15] 参见邱靖嘉《〈辽史·历象志〉溯源——兼评晚清以来传统历谱的系统性缺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4期，第259页。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有“今观脱脱本纪，盖以大任书为正，俨书为辅也”的说法（见《辽史证误三种》，第30页），可见他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16] 参见邱靖嘉《辽道宗“寿隆”年号探源——金代避讳之新证》，《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
[17]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提要。
[18] 参见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8年1月；收入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
[19] 参见苗润博《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兼论〈辽史〉诸表的文献学与史学史价值》，《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按赵翼虽有“《辽史》立表最善”的评价（见《廿二史劄记》卷二七），但主要是着眼于史学史的角度，与史料学的评判标准不同。
[20] 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
[21] 见《金史》点校本附录《金史公文》，中华书局，1975，第2905页。按《金史公文》后所列提调官皆为江浙行省官员，知《金史》当刻于杭州，据此推断，《辽史》似由江西行省刊刻。
[22] 冯家昇：《辽史初校序》，《辽史证误三种》，第79—80页。傅增湘语系据冯家昇转述。
[23] 静嘉堂本由早稻田大学高井康典行先生代为查阅，谨此呜谢。
[24] 至正本板片当已毁于元末战火，但此次印本明初尚有幸存者。《文渊阁书目》卷五著录有《辽史》三部各二十册，又有《辽史》一部十五册，盖皆为至正初刻本，后一种当系残本。
[25] 杨家骆：《辽史汇编述略》，见《辽史汇编》第1册，第6页，台北：鼎文书局，1973。
[26] 黄佐：《南雍志》卷一八《经籍考下·梓刻本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靖二十三年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749册，421页上—下栏。
[27] 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朱元璋改集庆路儒学为国子学（见《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故此处称“旧国子学”。
[28] 参见李伟国、尹小林《重审〈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二十四史”之价值》，《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
[29] 张元济《校史随笔》“《辽史》元刊本疑非初刻”条亦同此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第102页。
[30]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85页。
[31] 参见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9，第577—579页。
[32] 《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第3075页。
张说作品在《全唐诗》《全唐文》系统中的辑佚研究
朱玉麒
摘要：张说（667～731，字说之，封燕国公）是初盛唐之际重要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其文集流传的版本丰富而复杂。本文在全面、系统整理和研究张说集的版本的基础上，对清代季振宜《唐诗》、康熙《全唐诗》中的张说诗，《全唐文》中的张说文辑佚进行了分析，并总结清代增补宋本《张说之文集》后五卷的情况。
关键词：张说 《全唐诗》 《全唐文》 辑佚
张说（667～731，字说之）是有唐一代少数诗文并擅的作家之一，也是入唐以来传世作品最多者[1]。但其作品的存世，并非一帆风顺。就文集本身而言，其流传就有着非常离奇的过程：全本的三十卷《张说之文集》在元明以来便绝迹天壤，即使明代刊刻的二十五卷残本也被奉若珍宝，并不经见[2]。清代以来，宋刻唐人文集不断重出于世，而宋本《张说之文集》却始终未能出现在热衷唐文献整理的藏书、刻书家视野中。甚至那些为了《全唐诗》《四库全书》《全唐文》等盛世稽古右文的编纂运动而屡屡网罗天下放佚的官府行为，也未能捕捉到宋本的信息。一直要到民国年间，宋刻三十卷的影钞全本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3]。
乾隆朝以后，公私藏书家在明刻二十五卷本的基础上，对后五卷的阙失均有所补佚，但同时也打乱了原来的编排而更为远离宋本原貌；通行的版本均系这样一种清人苦心孤诣而不得要领的二十五卷增补本。所以，除了不遗余力地寻访宋本之外，张说集在这一阶段进入了一个增补散佚的时代。其间出现了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版（简称“阁本”“殿本”）[4]，以及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本（简称“结一庐本”）等三种为世人熟知的全集本[5]。
至于单独的张说诗歌和文章的整理，则主要出现在《全唐诗》《全唐文》系统的编纂过程中。下文即对这两个系统的辑佚情况作出辨析。
一 季振宜《唐诗》与康熙《全唐诗》中的张说诗
（一）季振宜《唐诗》本张说诗
季振宜（1630～1673，字诜兮，号沧苇）《唐诗》是清代以一人之力编成的大型唐五代诗歌总集，是康熙《全唐诗》的母本。其编纂在花费时间与参校底本上都体现出与明代文献家胡震亨（1569～1645？）《唐音统签》的无独有偶。该集共717卷（稿本作716卷）、目录5卷，其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的序称：“予集有唐二百九十二年及五代五十余年之诗凡得人1895人，得诗42931首，经始于康熙三年，断手迄十二年，镇十年矣。是亦可为盛矣，而心则不能自信其全无遗漏也。”据此，则季振宜也和胡震亨一样，通过10年的努力，在《唐音统签》编定39年之后，完成了另一部唐五代诗歌总集。
该集当时并未印行传世，而是在手稿编定之后，由季振宜请人抄出一部正本。正本以版心印有“唐诗”字样的统一用纸誊写，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阑。此正本后来成为《全唐诗》的底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编号15177）。后来在雍正年间又有曹寅后人据正本抄出一部，进呈清廷，今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6]，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以《全唐诗季振宜写本》为题影印出版。最初的稿本，在季氏生前即赠给了友人苏州藏书家顾崧[7]；其间递藏无考，而在抗战胜利后，由当时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在上海购得，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1979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据以《全唐诗稿本》为题影印出版[8]。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唐诗》正本的卷数标志，其中卷六二至卷六六共五卷为张说诗集。这一卷数标志，在《唐诗》稿本的零乱剪贴中尚未显示，但稿本的影印，使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张说诗集以《唐诗纪》为底本的确定性。因为稿本主要是通过粘贴旧集的方式进行编纂，其中版心为“诗纪·初唐卷之四十一”至“诗纪·初唐卷之四十六”的印记显示了全本照搬《唐诗纪》的特征。万历十三年（1585）序刻本《唐诗纪》是唐集传播史上特别值得注意的唐诗合集。辑刻此集的吴琯（1546～？）虽然只是完成了初盛唐部分，而其规模，则欲修成一代之总集。《唐诗纪》的卷四一至卷四六为张说诗集，仍在其“初唐诗纪”的范围中。《唐诗纪》本的张说诗是以《唐五十家诗集》为底本有所增补而成，而《唐五十家诗集》是明代唐人诗集本中最具影响的版本，而且也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代表作，它的张说诗是各种明代以来的张说诗集本的源头[9]。
而《唐诗》对于作为底本的《唐诗纪》大量删改与增补的内容，也因稿本《唐诗》的三色笔迹与各种粘贴而昭然若揭。这种改变的具体表现可归纳为：
1.诗人小传与诗歌数量的增补
《唐诗纪》的张说小传简洁明了，《唐诗》本则剪贴了《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唐诗纪事》卷一四、《唐诗英华》卷二的传记内容，最后在《新唐书》本传上删改并缀附《唐诗纪事》所引王泠然《上燕公书》而成[10]。诗歌篇数的增加，则是最大的改变。其增补《唐诗纪》的篇数，达到了8题36首之多，兹列诗题如下：
（1）唐封泰山乐章（14首）；
（2）唐享太庙乐章（19首，其中3首与上题组诗重）；
（3）和朱使欣道峡似巫山之作；
（4）同刘晃喜雨（玄宗作，误收）；
（5）奉和山城（张均作，误收）；
（6）岳州晚景；
（7）三月闺怨（袁晖作，误收）；
（8）耗磨日饮（上月）。
以上增收的作品，有些仍沿其他诗集本的错误，而将已被《唐诗纪》删去的他人作品收入，《三月闺怨》则是第一次羼入诗集本中的误收；但像《唐封泰山乐章》《唐享太庙乐章》这样的篇章，则是第一次在诗集本中被载，《唐封泰山乐章》14首甚至是连《张说之文集》本也失载的组诗，这些均由季振宜据《乐府诗集》收入。
2.诗题的改变与正文校注的增删
因为参校了各种文集、诗集、总集本，所以《唐诗》对《唐诗纪》中认为不合理的诗题也进行了订正，如《早霁南楼》《石门墨山二山相连有禅堂观天下绝境》二首诗题上均缀“岳阳”二字。《邺都引一首》删“一首”二字，《送高唐州》改《饯唐州高使君》，《崔礼部园亭》题下增“得深字”三字，《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三首》题下据《唐书·礼乐志》注本事，《送赵顺直郎中赴安西副大都督》“顺直”下注“一作颐贞”，“督”下注“一作护”。这些改变，据稿本划去的内容可以看出都是有《文粹》《英华》等较早的参考本作依据的。
季振宜也没有像胡震亨那样完全承袭《唐诗纪》的校注，许多的小字夹注都被他用笔勾去，因此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誊清本中减少了许多注文。如《赠崔公》原有五处小字注：
（1）朝野（一作市）光尘绝；
（2）一朝驱匹（一作驷）马；
（3）连辔（一作袂）入龙楼；
（4）平生钦（一作饮）淳德；
（5）蚌蛤伺（一作想）阴兔。
《唐诗》于此仅保留了第一、五两条小字注，而删除了第三、四两条，又径改第二条为“一朝驱驷马”。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成为与《唐诗纪》多有不一的重要特点。
此外，删去分体标志，也是《唐诗》重要的改变。从《唐五十家诗集》本开始，张说诗集就采用了分体编集的方式，因此许多作于一时的组诗在按体编排的原则下从集本中的一处被拆分两处，这是一种无奈的编排。而张说诗作为初唐盛唐的一种过渡形态，在格律上实际并未完全达到后来的律化标准，《唐诗》删除了分体标志后，便很难看出这种体式的安排特征；但最初被拆分的一题多首的组诗此时又未能还原在一处，无疑给后人的阅读在写作背景的理解上带来了不便。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扈从幸韦嗣立山庄二首应制》《奉和同玉真公主游大哥山池题石壁二首》《东都酺宴五首》《岭南送使三首》《巡边在河北作二首》《岳州作二首》《游洞庭湖湘二首》《和尹懋秋夜游灉湖二首》《灉湖山寺二首》《岳州守岁三首》《闻雨二首》凡11题中。
（二）《全唐诗》中的张说诗
《唐音统签》与季振宜《唐诗》不仅在编纂时间与底本采用上有共同性，而且其在后代的影响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在康熙年间《全唐诗》的编纂中，论者对此900卷的大型诗歌总集于一年多便迅速编成的秘密早已作出过全面的揭示，那就是有《唐音统签》与季振宜《唐诗》一起充当了底本的角色[11]。
但季振宜《唐诗》因为最早由钱谦益（1582～1664）编纂[12]，遂使该集的底本意义被清廷淡化，甚至在《全唐诗》的序和凡例中换成了“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全唐诗”这样的称呼，而绝口不提钱、季的递辑。实际情况是，《全唐诗》中初盛唐诗歌的编纂，主要还是依靠了季振宜的《唐诗》。具体到张说诗集，则季振宜《唐诗》之为底本、胡震亨《唐音统签》为参校的特征非常突出。
季振宜《唐诗》作为《全唐诗》底本的体现是：《全唐诗》从卷八五至卷八九共五卷为张说诗集，其间诗歌编集的顺序与卷次分合多与季振宜《唐诗》本同，包括对诗体标志的删除等。甚至被《唐诗》本改换了的独特诗题与文字也都一律继承（参上节），文字如《杂诗四首》之一的首联“抱薰心恒焦，举旆心恒摇”句，季振宜本二“恒”字均改作“常”，与各本都不同，而《全唐诗》从之。
《全唐诗》对于《唐诗》本的改动，除了下面将要提及的据《唐音统签》所作增补外，严格说来，只有两种情况，即删除重出与误收作品各两篇。重出作品是《遥同蔡起居偃松篇》《端午三殿侍宴应制探得鱼字》。《唐诗》卷六三已据《唐诗纪》收入《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于七言古诗下，复据他本删后二句而重收于卷六四之七言律诗下，《全唐诗》删除了后者，并将这一改动写进了《全唐诗凡例》第二十条中；又《唐诗》卷六五于五言排律下已载《端午三殿侍宴应制探得鱼字》，卷六六复据《万首唐人绝句》截取该诗“甘露垂天酒”四句重出于五言绝句下（题作《端午侍宴》），《全唐诗》删除了后者。《全唐诗》在张说名下删除的误收作品两篇是《同刘晃喜雨》（玄宗作）、《奉和山城》（张均作）。但季振宜误收的其他三篇作品仍被沿袭，即《先天应令》（玄宗作）、《三月闺怨》（袁晖作）、《耗磨日饮（春来）》（赵冬曦作）。
《全唐诗》张说诗集编纂所做的事，实际只是参校《唐音统签》而在季振宜《唐诗》底本之上有所增补。这种工作的表现是：
（1）《唐音统签》卷末附录的《咏方圆动静示李泌》的一首四言诗原封不动地移置《全唐诗》卷末。
（2）被《唐诗》删去的《唐诗纪》校记也据《唐音统签》部分地增入《全唐诗》中，如《游龙山静胜寺》：“饰马闲余步”，“闲”下小字注“一作间”；“风吹松下路”，“吹”下小字注“一作入”，均属此类。此外，属于胡震亨新增的校改也有所增补，如《奉和圣制行次成皋应制》，“成皋”下有小字注“太宗擒窦建德处”；《苏摩遮五首》《舞马词六首》的每篇作品下泛声词“亿岁乐”“圣代升平乐”“四海和平乐”等。但这种增补显示出很大的随意性，并非每校必录。如前引《赠崔公》的五处小字注，《全唐诗》仍据《唐诗》本未作增补；又如《先天应令》，题下有小字注“又见玄宗集”，《送王光庭》一诗，题下注王光庭与张说之关系，诗句“经日懒相求”之“经”下亦注“一作轻”，均为《唐音统签》新增之内容，《全唐诗》也未作补录。
于此可以总结一下《全唐诗》所收诗篇：据其所标示的篇章，共收诗352首。但其中有三首诗系他人作品之误收（见上），《出湖寄赵冬曦》系两首误合为一，《唐享太庙乐章》24首在文集本中按19首计算（《全唐诗》将一诗数章亦分作数首计），其中又有三首与《唐封泰山乐章》组诗的篇章重复。因此，《全唐诗》真正收入的张说诗篇为342首。这中间，《唐封泰山乐章》和《咏方圆动静示李泌》二题十二首系文集本外新增入的诗篇，而同时也失收文集本中的诗篇《送敬丞》《见诸人送杜丞诗因以成作》《幽州别随军入秦》《岳州晚景》四首。这实际上是明代以来张说诗歌收集、整理的代表性成果体现。
总之，《全唐诗》新增的校勘大多可以从《唐诗》和《唐音统签》中找到根据，只有很小的一些改正，似乎出自《全唐诗》编辑者的校勘。如《新都南亭送郭元振卢崇道》，季振宜《唐诗》题下小字注“一作卢崇道诗”，《全唐诗》复增注“题云新都南亭送郭大元振”；《奉和圣制春日出苑应令》，题下小字注“一作瞩目应令”，《全唐诗》复增注“一作明皇诗”。但这很少的修补，看作文字的加工也不为过。
就张说诗集而言，《全唐诗》只是沿袭了《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唐诗》对明代张说诗集加以整合的贡献，替代了它们作为明代唐诗整理的终结意义，使之未经普及的影响通过官府的行为传播于后世。而这一个案，在《全唐诗》总体的编纂中也具有典型性。
二 《全唐文》中的张说文及清代增补总结
（一）《全唐文》中的张说文
明代以来，关于张说集的增补主要是针对三十卷本的后五卷文章的散失，所以《全唐文》中的张说文收集无疑成为这一补遗过程中重要的内容。嘉庆十三年（1808）在文颖馆设立《全唐文》编修机构，前后有100多人参与了纂修。时当乾嘉朴学兴盛之际，且有较多的群籍可资普查，所以《全唐文》在总体质量上超过了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13]。
《全唐文》中张说文共14卷（卷二二一至卷二三四），总计收入210题243篇作品，大致按赋、颂、制、策、表、奏、疏、状、议、对策、书、启、露布、序、记、赞、箴、铭、碑、墓志、行状、吊祭文的体裁顺序排列，故与各集本都有所不同。属于《张说之文集》卷二五之前的文章均被收入，只有原卷二四中的《百官请不从灵驾表》据《文苑英华》卷六○○归之于卷二四五李峤名下，同时一篇于志宁的《大唐西域记序》也因燕国公的署名被误置于张说名下，无名氏的《谢赐药表（臣某）》也据《文苑英华》与张说作品的相连而误收[14]，这些是《全唐文》张说文中最大的失误。
此外，除了聚珍版《张燕公集》中增补的文章，《全唐文》又多补出了20篇作品。其中有16篇是在四库馆臣用以收集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和《旧唐书》之外，可见程功非浅。在版本选用上，据《全唐文·凡例》云：“文字异同，碑碣以石本为据，余则择其文义优者从之。若文义两可，则著明一作某字存证。”具体的校勘则不注出处，多以《文苑英华》为主，间作总集与别集本的异字校勘，既不主故常，也不十分严格。王继如有《张说文校勘记》一文，以《全唐文》中张说文39例与《文苑英华》《张燕公集》等对勘，得出《全唐文》较他书精审的结论，可参[15]。此外，陆心源于光绪年间辑缀《唐文拾遗》与《唐文续拾》二种陆续刊行，前者卷一六补入张说文三篇，《请以时乐鸟编国史奏》即《张说之文集》卷一○《时乐鸟篇》的诗序，《答徐坚问葬》则为完整的佚文，《墨令答赞》系玄宗所作，据《张燕公集》所误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