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承中原文献之传，平生于书无所不读，经史之暇，喜读佛书。中年以后，才名尽显，与佛徒往还，因佛徒之请而作碑传、塔铭、序跋、表状甚多。王祎尝说：“景濂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说，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氏之学，尤所研究。用其义趣，制为经论，绝类其语言。寘诸其书中，无辨也。”【38】刘基也说：“景濂合二先生（指柳贯、黄溍）之长，上究六经之源，下究文史之奥，以至释老之书，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至其驰骋之余，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则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39】宋濂自己也说：“予本章逢之流，四库书颇尝习读。逮至壮龄，又极潜心于内典，往往见其说广博殊胜，方信柳宗元所谓‘与《易》、《论语》合’者为不妄，故多著见于文辞间。”【40】万历丙辰（1616），坊间刊有《宋文宪公护法录》十卷，此书是宋濂关于佛教的文字汇集，书今不传，目录见于《文瑞楼书目》，钱谦益为之作序，其中说：
圣祖（指朱元璋）称佛氏之教幽赞王纲。开国以来，凡所以裁成辅相，设教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缘。而文宪（指宋濂）则见而知之，为能识其大者，广荐之记，《楞伽》《金刚》之叙，通幽明，显权实，大圣人之作用存焉。圣祖现身皇觉，乘愿轮以御天，文宪应运而起，典司禁林，辅皇猷而宣佛教。……文宪三阅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在儒门中当为多闻总持。至其悟因证地，著见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41】
意宋濂之宣扬佛教，完全是为了配合朱元璋三教统一的治国原则。此论非无的放矢。宋濂一生喜好佛教，至晚年尤其酷嗜。全祖望说他为“佞佛者流，金华之学至此而一变”，【42】也不为无因。宋濂之喜好佛教，首先是出于其耽于空静、不乐芬郁的性情。这在上述《龙门子凝道记》中已经表露无遗。佛教可以化导粘滞，达于空静之境，这一点在宋濂涉及佛教的诸作中一直是突出的主题。甚至他临终前，书八十二字（《观化帖》）端坐而逝，体现的也是这一精神：“君子观化，小人怛化，中心既怛，何以能观。我心情识尽空，等于太虚。不见空空，不见不空。大小乘法门不过如此，人自不信，可怜可笑。”【43】宋濂在洪武十年（1377）以翰林承旨退休还金华，暇日常入龙门山圣寿寺阅大藏经，该寺住持海公为建学士亭，名僧来复为作《学士亭记》，记中说：
今太史宋公学周、程之学者，文足以贯道，才足以用世，智足以周身，治生之暇，乐与吾徒游，隽永禅悦，竟日忘倦，是能不异其教而同其道，不外其迹而内其心，非独知人而又知心者矣。……道无二道，心无二心，必欲歧而外之者，岂通人之论哉？苟能会其同而究其源，则斯道也。予与潜溪笃方外好，间与商略斯道异同，未尝不为后学无闻者之太息也。【44】
从此《记》及以上诸名士的序跋中可见，佛教对于宋濂，首先是达到其人格理想所需要的空静之境的助缘，其次是他了达生死，透彻人生真谛的助缘，最后才是辅助治教，改良风俗方面的作用。
宋濂继承了孤山智圆、镡津契嵩以来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三教本同。排斥佛教，入主出奴者，非通达之见。契嵩作《夹注辅教编》，将孝论、劝善与《坛经》主旨汇为一编，并施以夹注，宣扬三教会通之义。宋濂为此书作序，序中表明了他儒佛教异道同，二者可会通为一的主张：
天生东鲁、西竺二圣人，化导烝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趋于善道，则一而已。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为西竺之学者则曰：我明心见性也。究其实，虽若稍殊，世间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传有之：东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则心者，万理之原，大无不包，小无不摄，能充之则为贤知，反之则愚不肖矣。觉之则为四圣，反之则六凡矣。世之人，但见修明礼乐刑政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为入道之要。一处世间，一出世间，有若冰炭、昼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万汇为之欣荣；秋冬之屈，而庶物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气运行。气之外，初不见有他物也。达人大观，洞然八荒，无藩篱之限，无户阈之封，故其吐言持论，不事形迹，而一趋于大同。小夫浅知，肝胆自相胡越者，恶足以与于此哉？【45】
此文会通儒释之义甚为明确。而所以会通二教的根据，则在“心同理同”。即佛教与儒家，都是同一心同一理的表现。此理非具体事物之理，乃天地万物根本之理。此理“达人大观”，才能见到；“小夫浅知”，则只见其户阈封限。识得此理，其心自广；或者说其心若广，即见此理。此心此理实不为二。这一点与上述《龙门子凝道记》所说的以心同理同为思想归结是一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宋濂的心同理同与人们熟知的陆九渊的“心同理同”意思是不一样的。“心同理同”是陆九渊哲学的主旨。陆九渊之学一本孟子，他所谓心与理，皆指伦理原则。心同理同指心中的伦理原则与事物上所表现的伦理原则一而非二。此即陆九渊的名言“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的真实义指。宋濂所说的理，则不仅是伦理的，而且总指宇宙根本原理。此理是不得不如此的道理，万物无不遵循，儒释二道皆不越于是。但此理从表现上说却是“不见空空，不见不空”，实不可言说。所谓儒释皆趋于善道，此理之迹而已。
宋濂认为此心此理实三教同具，不仅儒释，道家之最高原理，亦莫不出于此。他曾作《混成道院记》，述道家主旨曰：
予闻神仙家之说葆精啬神，冥合太虚，翛然玄览，却立垢氛之外，上下星辰，呼吸阴阳，超无有而独存。【46】
认为道家主旨在爱养精神，与太虚为一。此旨施之以日用，则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道家根本精神与《尚书》之“克让”，《周易》之“谦谦”相合。故道家可以修己，可以治人。宋濂的根本意旨在此心此理，有体有用，体则三家本通，用则其迹不一。
宋濂也从儒释皆以为生民求福祉为根本目标这一点来论二者之同，他说：
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无非觉悟群迷，出离苦轮。中国圣人，受天眷命，为亿兆生民主，无非化民成俗，而跻于仁寿之域。前圣后圣，其揆一也。【47】
佛教教人精神上解脱，儒家学说在世俗生活中利益群生。给人以福祉，是二者共同的目标。佛教与儒家根本目的相同，具体施为上的不同，正所以互相辅翼。朱元璋建立明朝，虽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根本原则，但也提倡佛教，使之辅助王治。如朱元璋曾令天界寺禅师宗泐，会同江南禅教诸大德，对《金刚般若经》加以新笺释，后附若干问答以祛疑，与《般若心经》、《楞伽经》同时梓行流通，令宋濂为此书作序。宋濂在序中重言申明朱元璋以佛教辅翼治化的意向：
皇上自临御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礼乐刑政，灿然备举，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无所不用其极。今又彰明内典，以资化导，唯恐一夫不获其所。其设心措虑，实与诸佛同一慈悯有情。所谓仁之至义之尽者也。【48】
这里不能看做宋濂谄谀当道的阿辞，而是他的真实思想。佛教可以辅助治道，在这一点上，二人看法是一致的。宋濂在此序中表达了他会通儒佛，内外典并学的方向：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与儒道而并用。……鲁典（儒典）竺坟（佛典），本一途辙，或者歧而二之，失则甚矣。知本迹之不殊，思内外之两尽。【49】
这与他以上儒佛心同理同，道一教三的说法是一致的。
宋濂不仅主张儒释会通，而且在佛教内部，他也主张教禅会通。宋濂广学佛书，道出多门，对佛教史乘，教内各派间的分歧，各宗发展历史，皆有精深研究。如在《释氏护教编后记》中，他广说佛教各宗派的历史和学说要旨，尽显其佛学造诣，最后的归结则在会通教禅，他说：
教之与禅本无二门，依教修行，盖不出于六度梵行，而禅定特居其一。由众生根有不齐，故先佛示化亦不免有异耳。奈何后世各建门庭，互相盾矛。教则讥禅滞乎空寂，禅则讥教泥乎名相。藉藉纷纷，莫克有定，是果何为者耶？【50】
这是说，禅本佛教各派皆修习的“六度”之一，后乃以此立宗，遂自标榜为教外别传，与教势同水火，互相攻击。教攻击禅滞乎空寂，禅攻击教泥乎名相。实际上禅教本为一家，习教者必参禅以增加慧心，习禅者必修经教以广殖学力。二者应互相取益，不应互相攻击。
宋濂不仅批评教禅互相攻击，而且批评教内、禅内各派互相攻击，如禅之达磨与胜多之争，南能北秀顿渐之争，慧能门下道一、神会之争等。教内则慈恩、天台、贤首教判之争。一部佛教史，其争不可胜数。以上各自立宗，互相竞争犹可说也，如律宗同以南山为宗，以四分律为学，允堪律师之《会正记》与元照律师之《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宗旨殊别。知礼与孤山智圆同祖天台，同学止观，又存山家山外之争。同室操戈，疑谤纷然。宋濂以会通禅教、教内各宗、宗内各派的立场，认为各派应抛弃异见，会通为一，他说：
呜呼！毗卢华藏圆满广大，遍河沙界，无欠无余，非相而相，非缘而缘，非同而同，非别而别。苟涉思维，即非圣谛，又何在分教与禅之异哉！又何在互相盾矛、业擅专门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师说哉！虽然，适长安南北异途，东西殊辙，及其所至，未尝不同，要在善学者慎夫所趋而已。【51】
又说禅教互补之意：“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说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显性，非泯绝无寄者乎？以显示言之，真心即性，非显明心性者乎？辙虽曰稍殊，究其归极，则一而已。奈何后世歧而二之？”【52】宋濂以上会通儒佛、会通教禅、会通禅教内各派的思想，是明代初年国家经过长期战乱之后重新达到统一在思想界的反映。这一点不仅与朱元璋认为佛教“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53】的看法一致，也是明代僧俗各派主张三教会通的先声，对以后思想界影响很大。
宋濂精心研究内典，与僧人往还，这对他的精神境界乃至文字助益甚大。与名僧交往，读内典以为文字之助，古来儒家士大夫视为雅事，如陶渊明之于慧远，韩愈之于大颠，柳宗元之于浩初，欧阳修之于居讷，周敦颐之于常总，程颐之于灵源，朱熹之于大慧宗杲等。金华学派中人也广结方外友，如宋濂的老师黄溍与元代金华著名文人赵孟、周仁荣、李孝光、张天雨等皆同名僧善继游，互相唱和。【54】宋濂深入释典，见解、心地皆达甚高境界。他对于佛教基本精神的理解，全在“月印万川，万一互涵”一门，而此“一”之境界，即佛之境界。他在《重刻〈护法论〉题词》中描述此境界说：
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无形段，冲淡而静，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终，入焉而不知其所穷。与物无际，圆妙而通。当是时，无生佛之名，无自他之相，种种含摄，种种无碍，尚何一法之可言哉？【55】
人之迷悟，全在能否体认此圆明本性：
大圣全体皆真，不失其圆明之性，如月在寒潭，无纤毫障翳，清光烨如也。凡夫为结习所使，业识所缚，而唯迷暗是趋，如月在浊水，固已昏冥无见，加以狞飚四兴，翻波鼓浪，鱼龙出没，变换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56】
宋濂还认为，佛乘经教不仅能澄清人之杂虑，空明人之胸襟，而且能使文字脱俗，情调洒落。他曾说：
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予儒家之流也，四库书册，粗尝校阅；三藏玄文，颇亦玩索。负夸多斗靡之病，无抽关启钥之要。近惟默坐存诚，屏斥而销之。于是天光骏发，灵景自融，方知仪曹之云“为渐门者设”。【57】
所谓“仪曹之云”，指柳宗元“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人知向方”之说。并指出，由于柳宗元的挹扬，僧浩初的文字始在士大夫中驰名。由于欧阳修的表彰，僧秘演的文名才能流传。二公的文字，由于与僧人交往而越发清脱。名僧名士，互为激扬，为一代文明之盛的表现，也是儒释道互补的重要方面。宋濂在本篇中盛赞修习佛法对文字修养的作用。他的文字精妙绝伦，实有得于修习佛教。这一点他的方外友来复曾说：
迨我皇明混一海宇，文运肇兴，光岳之气，弥纶盛大，凡其所制作，振耀前古。然于其间操觚执翰，焕焉独当于文衡者，则景濂其人也。公金华大族，生质粹美，博通经史百家，至于释老之书，无不研味而探赜焉。故其发为文辞，雄深俊洁，义理精到，读之如雷腾大谷，蛟起长川，电激云奔，涛澜震涌，千态万状，莫可得而端倪也。虽然，特见诸文辞之雄者尔。乃清心寡欲，处荣不矜，履道超然，夷险一致，则又有高世绝尘之风。【58】
在为宋濂修建的“学士亭”所作的记文中，此意说得更为明白：
窃谓士君子聪敏才智，学而知道，皆由佛法之力而致然也。盖般若妙慧，寂照灵明，振天地而独存，亘古今而不昧。凡生生之众无不圆具，其于语默、动静、出处、设施，悉皆有以资之而植立焉。……今太史宋公学周程之学者，文足以贯道，才足以用世，智足以周身。治生之暇，乐与吾徒游，隽永禅说，竟日忘倦，是能不异其教而同其道，不外其迹而内其心，非独知人而又知言者矣。【59】
此虽出于僧人之口，但考诸宋濂的思想与文字，确属真实不诬。宋濂之文确实有得于学佛。此点对于宋濂这样一个以一代文献自命的人，有重要意义。
宋濂以上关于佛教的各种主张，在他为佛寺、高僧、释典所作的碑铭、志状、序跋中所说甚多，对他的众多弟子乃至僧俗两界发生了广泛影响，为中原文献之学在金华的传承增加了新的内容。这是适合元末明初以来人心思定，社会重新走向一统的要求，而在思想界开出的新风气。同时也是自中唐以来，三教合一思潮经过元末的战乱在明初的新表现。这一表现经过宋濂等人的提倡至晚明的四大高僧达到高潮。而宋濂以“开国文臣之首”“操当时文衡”的地位，为这一思想界的大趋势、大活动奠定了局面，开创了规模，树立了典范，进而影响了整个思想文化界。这一点是他能成为明初思想大家的首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