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是明代初年著名学者，他思欲肃清元朝的异族文化遗留，为明朝建立儒学规模。他在乃师宋濂的基础上，将经学推之于文章之学与治国之术，使金华文献之学与朱子学的结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身处明朝已定鼎南京，社会相对稳定，士人欲入世致官，以所学实现理想抱负的时代，故锐身承当治平重任，宣扬儒家经学，激烈排击佛道。方孝孺的学术，鲜明地体现出明初儒学的整体面貌。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宁海人。其父坐“空印”事，死于洪武九年（1376）。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以荐得朱元璋召见，任汉中府学教授，甚得蜀献王器重，聘为世子师。建文朝，任翰林侍讲学士，于国政多所建议。燕王“靖难”兵起，建文帝遣师讨伐，诏檄多出方孝孺之手。燕王下南京，建文帝自焚死，方孝孺因拒绝为燕王草登极诏书，并骂燕王篡弑，被磔死，兼诛十族，著作也被禁毁，今存者惟《逊志斋集》二十四卷。
方孝孺从学宋濂时已出诸人之上，学行甚得宋濂赞赏，目之为当世奇才。宋濂说他：
凡理学渊源之统，人物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载，名物度数之变，无不肆言之。离析于一丝，而会归于大通。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见于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滚滚滔滔，未始有竭也。【60】
甚至以欧阳修、苏轼之亚视之，誉为“百鸟中之孤凤”，【61】所期远大。
方孝孺针对元季以来儒学衰微，士人遭逢乱世，不安于学，进入明朝后天下初定，亟须务学以应时需的状况，特倡“务学”一门。他在为宗族定的“宗仪九首”中首立尊祖、睦族，下来即继之以务学，说：
学者，君子之先务也。学，将以学为人也，将以学事人也，将以学治人也。将以矫偏邪而复于正也。……夫学，非为华宠名誉爵禄也，复其性，尽人之道焉耳。【62】
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立身行己，处世为人，治国安邦之学。以上内容有为学步骤、功用和目标：
其说存于《易》、《诗》、《书》、三《礼》，其理具于心，其事始乎穷理，终乎知天。其业始于修己，终于治人。其功用至于均节运化，涵育万物。大得之而圣，深造之而贤，勉修之而为君子。【63】
他不仅将此内容作为方氏宗族世代相传之学规，而且在为蜀献王世子师之时，将它概括为九箴之一的“正学”，以教世子。【64】
方孝孺对儒家立身、经世、治人之学提撕甚至，时时勉励自己从事于斯，由此对佛道二教持排斥态度。这一点不同于乃师宋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世之好佛者，吾举不知其心之所存。使弃儒从佛，果能成佛，犹不免于惑妄畔教之罪。况学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尝有一人知其所谓道者邪。”【65】方孝孺对佛教的贬斥，是从儒家伦理出发，认为佛教无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节；佛书中所说的道理，所记的故事，即使对儒家有用，也不过是重复儒家的格言训诫。欲以佛家学说治心缮性，又不若儒家之道切近平实，有序可循。所以，向慕佛不如向慕儒，因为儒家之道是一种全面深刻的学说体系：
夫儒者之道，内有父子君臣、亲亲长长之懿，外有诗书礼乐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无待于外。近之于复性正心，广之于格物穷理，以至于推道之原而至于命，循物之则而达诸天。其事要而不烦，其说实而不诬。君子由之，则至于圣贤；众人学之，则至于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66】
他还认为，信佛者往往是人到暮年，世事蹇涩，虑来日之无多，悼往事之可悔，而又体衰气软，听佛氏空寂之说而有当于心。如果儒家之说惬于心，亦可以忘却穷通得丧，亦可以外形骸、轻物累，不必借助于佛教。他表明自己的态度：“每见流于异端者，辄与之辩。非好辩也，悯夫人之陷，而欲拯之于平安之途。诚不自知其过虑也，以故为佛氏者，多不相悦。”【67】
方孝孺不为学佛者所喜，这一点不同于宋濂。宋濂方外之友甚多，甚至有在他致仕后建亭阁以供休憩读书之所者。方孝孺与宋濂对佛教的不同态度，除了时代机运，个人性情上的不同之外，二人的不同经历所造成的对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也是重要因素。方孝孺父祖三代皆为儒士，父亲方克勤尤为一时名儒。宋濂的记述说他：“五岁知读书，自辨章句。十岁暗记五经，诸老先生啧啧爱赏，目为神童。年垂弱冠，遍穷濂洛关闽遗书，及寻乡先达授受原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穷研探索，寝食为之几废。因喟然叹曰：为学必合天人而后可，舍是非学也。”【68】方孝孺在此家风熏陶下，汲汲愿仕，喜论儒家修身治平之术，平生以此为学，不稍旁鹜。宋濂虽也出于儒学之家，但其父文昭乃恬退之人，韬默乡里，以处士自奉。宋濂处元末时，隐居读书，与之往还者多有僧道。其文因学佛而增色，其性情又飘逸自然，故其儒学中容纳了相当多的释道成分。方孝孺与宋濂的不同，反映出金华文献之学在内容上发生的变化。
方孝孺笃于儒学，在他这里“儒”之一字所关甚大，儒之含义包罗至广，他尝说：“儒者之道，大之无不该，细之无所遗，近不以为易而不举，远不以为迂而不为。固无有不达乎事务而可以为儒者也。”【69】儒者乃是理想人格的代名词，不仅讲明道德，人格卓异，而且有事功之才。他所谓儒者的代表是“三贤五友”。三贤者司马迁、韩愈、欧阳修。五友是诸葛亮、陆贽、范仲淹、韩琦、司马光。三贤以文辞胜，五友以事功胜。伟于文辞者，必气充道明之士；杰于事功者，必忧世有为之士。他在《三贤赞》的序文中道出了这种人格的特征：
圣贤之道，以养气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气不充也。气不充则言不章，言不章则道不明。予窃有意于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杰而与之游。求于往昔，得三人焉。三人皆气豪辞雄，有振衰立懦之功。【70】
他对三贤五友的赞词，虽各表其卓异之处，但其总的特点则有如上言，皆气充道明，有为乎天下之士。在他看来，真正的儒者，皆有文辞、有事功的豪杰。虽各人有所偏胜，但必有此二者。他甚至认为，从大的背景，从总的气运论，儒者是一国之所以立、一代之所以兴的根本所在。儒者之气、儒者之学是造起事功的最后原因，所以他批评那些浅视的、短视的功利主义者：“世之趋近功者，恒谓儒者不足为时重轻，此非知本之论。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艺者，犹手足耳目然，而贤者则元气也。人见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视听，而不知皆本于元气，不亦惑哉！”【71】这里方孝孺所谓贤者，皆造道有文，事功卓著之人，其中少有理学家，虽然方孝孺有许多赞颂朱子的话。这是金华文献之学在方孝孺这里表现出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可以折射出明初儒学的一般情况。
方孝孺以明代初年金华之学的传人自许，而金华之学的特点，在于将中原文献之学与朱子学结合起来，并体现为文章之学，讲究文以载道。方孝孺追溯金华之学的传承及其特点说：
伏以道术之分九流，儒者实礼乐之宗主。浙水之东七郡，金华乃文献之渊林。在天躔为婺女之墟，于坟籍资贤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吕东莱，继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真知实践，而承正学之传，复生胡（翰）、柳（贯）、黄（溍）、吴（莱），伟论雄辞，以鸣当代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邹鲁之风，天实启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创业垂统之初载，得华川、潜溪之两公。【72】
华川、潜溪即王祎与宋濂，按朱元璋的评价：学问之博，王祎不如宋濂；才思之雄，宋濂不如王祎，但皆明初文臣之长。方孝孺师事宋濂，虽不如宋濂之涵容宽大，但刚方劲直，勇于造道的豪雄之气则过之。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宋濂传赞的案语中曾说：“金华之学，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73】方孝孺要接续金华文献之学，彰显朱子之道，努力纠正的即此“文显道薄”。
方孝孺的理想是承续儒家之道，不喜人视自己仅为一文人，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亟辩白自己的志向：
从总角辄自誓惩，以为虽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颜孟之事皆在所愿学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庐，乌有不至哉。复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识古人文字，故时习章句，凡有所感触，亦间发之。其意在明斯道，非为文也。而吾子猥誉其文为可观，此仆之所以深惧而不敢居者也。【74】
又说：
文所以载道，仆岂谓能之。仆所病者，秦汉以下斯道不明，为士者以文为业，能操笔书尺纸鸣一时辄自负，以为圣人之学止此。文与道判裂不相属如此，何以谓文！仆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为文，而反招俗之陋也。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纾，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见也。故有道者之文，不加斧凿而自成，其意正以醇，其气平以直，其陈理明而不繁，其决辞肆而不流，简而不遗。岂窃古句探陈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谓之载道可也；若不至于是，特小艺耳，何足以为文。【75】
这可以说是他关于文的全部主张，其中的“文以载道”，不是像理学家那样强调道作为内容的重要性，文字辞达可也；而是强调，文须以道为内容，而浸透了道的内容必然表现为好文章。这就是方孝孺的金华文章之学：重视经学，强调经旨必然发为好文章；文字之工是全部学术的基础，也是它的必然表现。
由此方孝孺强调文字之工，而教人从入之路，则在经学。他认为经学在胸，义精仁熟，自然流出即为好文章。而单学文辞之工，失去经学润泽，必流于枝末小技。他说：
古人之为学，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后有言，言之恐其不能传也，不得已而后有文。道充诸身，行被乎言，言而无迹，故假文以发之。伏羲之八卦，唐虞三代之《书》，商周十二国之《诗》，孔子之《春秋》，皆是已。然非为文也，为斯道之不明也。……孔门以文学称者，如子游、子夏，皆明乎圣人之道，通礼乐宪章之奥，未尝学为文也。【76】
他心目中的经，是天地万物根本原理的萃聚，人世间治道的依据，性命的来源。可传于万世，垂久远而愈尊贵。他说：“以仆言之，秦汉以下，大率多记载讲论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圣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发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陈治乱之理，而可法于天下后世，垂之愈久而无弊，是故谓之经。立言者必如经而后可，而秦汉以下无有焉。”【77】文章必立言，立言必本经，而秦汉以下文字多背离立言传道的古法，以文章技巧为着眼所在。方孝孺自言，从15岁开始从父学经，即有志于以经术发为文字。以为后人文章与古人不类，故“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尝敢观”。从学宋濂后，始悟文与道全赖气为中介。他认为，宋濂的文字，诸善皆备，全在气为之鼓荡波澜。而气之收放遂意，全在德之养成。他说：
今之世不幸斯事废缺，赖太史公（指宋濂）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盖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气足以畅之。当其发难折辩，纡余反复，雄毅宏博，雅而不深，质而不浅，击刺交前，弧弩皆发，观者骇眩失色。徐而察之，则固从容闲暇如无事时，而不失揖让进退之礼。【78】
他从宋濂文中体会出的文章法则是，文须与道相为表里，文是道的自然流出，不能勉强，不能以人力致。因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师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79】而经则道明辞达者也。
因此方孝孺论文章之道，必使人求之经学：“足下为文者乎？则当求之于易之大传，《书》之典、谟、训、誓，《诗》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礼》，及秦汉贤士所著，乃足以为法矣。”【80】至于诸经之所长，方孝孺认为主要在礼乐宪章之盛。如《诗》之雅颂长于铺陈，《书》之各诰长于叙事，《易》大传长于议论。总起来说，诸经皆有崇高、渊粹、章明、正大之气。读之使人胸胆开张，意绪端洁。欲工于文，必善于学；善于学者，必学经。其中又有次第先后、高下阶级之不同。他说：
夫所谓善学者，学诸《易》以通阴阳之故，性命之理。学之《诗》以求事物之情，伦理之懿。学之《礼》以识中和之极，节文之变。学之《书》以达治乱之由，政事之序。学之《春秋》以参天人之际，君臣、华夷之分。而学之大统得矣。然不可骤而进也，盖有渐焉：先之《大学》以正其本，次之孟轲之书以振其气，则之《论语》以观其中，约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后六经有所措矣。博之诸子以睹其辨，索之史记以质其效，归之伊洛关闽之说以定其是非。既不谬矣，参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践之于身，欲其实也；措之于家，于其当也；内烛之于性，欲其无不知也；外困辱而劳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坚也。夫如是，学之要庶几乎得矣。【81】
这是一个全面的学习规划，其主要内容是学经。诸经各有其功，会通为一，则学养纯备。在六经四子的基础上，参合子史，使其骨干坚固，枝叶扶疏。也要措之于用，在用中锤炼蕴蓄。方孝孺这里没有特别提揭四书以之代替五经，只是把四书作为五经的辅助和敷施发用之地。这也是他金华之学的一个特点，即不特别抬高四书的地位。不抬高四书，即不抬高宋代理学。故虽尊崇理学家，但不将其重要性置于五经之上。
方孝孺所谓宋代儒者，实际上是以朱子为依归，其他则很少提及。而他心目中的朱子，也是以经学为基，学有渊源，出而为文章，“理精而旨远”，不仅仅“袭语录之糟粕”。他十分心仪宋学，说：
自周以来，教化详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学术最为近古。大儒硕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远追孔孟之迹，而与之为徒。其他以文辞骋于时者，亦皆根据六艺，理精而旨远，气盛而说详。各有所承传，而不肯妄相沿踵，盖教化使然也。【82】
方孝孺认为，金华之学远绍宋儒，宋元以来三百年间发生了三次变化：宋代中期，有唐以来遗风，重文辞，乡先贤多文章之士，竞以文辞相尚相高。至乾道、淳熙之后，受理学影响，向慕朱子学，重道德，尚名节，喜着儒衣冠讲论性命，言行多本于礼义。入元朝以后，受功利之风熏染，士风趋于浮夸，“负才气者以豪放为通，尚富侈者以骄佚自纵。”宋以来之旧风尚逐渐衰微。方孝孺的志愿是，在宋濂和王祎的基础上，改正元以来的浮薄之风，恢复古金华之学，使道德性命与文章事功重新统一起来，文章出乎经学，经学发为文章，本性命之学以建事功。他提出文章之五法作为金华之学的标准：
文之法，有体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导乎气。气以贯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体裁以正之。体裁欲其完，不完则端大而末微，始龙而卒蚓，而不足以为文矣。章程欲其严，不严则前甲而后乙，左凿而右枘，而不足以为文矣。气欲其昌，不昌则破碎断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贯，不贯则乖离错糅，而繁以乱。理欲其无疵，有疵则气沮辞惭，虽工而于世无所裨。此五者，太史公（宋濂）与待制君（王祎）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务乎奇怪者皆反之。【83】
方孝孺以金华之学的正宗传人自命，而金华之学的本质特点在经学与文辞的结合，故方孝孺在此方面谈得较多。由于永乐之后方孝孺之文为世大禁，藏孝孺文者罪至诛，所以他的许多关于经史的著作，如《周易枝辞》、《周礼考次目录》、《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等皆毁失不传，无法窥其全豹。就今留传下来的《逊志斋集》看，他关于道与文方面的议论，充斥于书信传赞、序跋记表甚至诗赋中，这是他注目的中心所在，也是他在明初儒学初昌，尚未大显的情况下，对儒学的命脉——经学及其与文关系的一次深刻反省和检讨。经学与文的结合与后来逐渐兴起的由语录悟入心性一派，长期并存于明代儒学中。
方孝孺长于文，这给他带来灭族之祸，但他倡导的道德性命气节文章通而为一却在他的生命实践中得到了高度体现。刘宗周所谓“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就是方孝孺关于道与文的主张的一次惨痛贯彻。金华之学代表着元末明初儒学的一个重要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