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十八岁时因迎娶过上饶，谒见问学于吴与弼的弟子娄谅，娄谅告诉他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学，并告诉他圣人可学而至。之后他曾循此法去格亭前竹子，但茫无所得。以后又经过多方探索，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在谪官龙场的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后，他才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发现了朱熹格物之说的不恰，后来他曾追述这一发现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1】就是说，照朱子的意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格物越多，积理越厚，则意越诚。但尽格天下之物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具体事物之理，须有一识度才能将之转换为天理，这种识度的获得需要培养。在获得这种识度之前，物理与天理是分而为二的。虽然有敬字将物理涵泳为天理，但涵养与进学终究分为两截。王阳明指摘程朱这一功夫路径的疏漏说：
新本（按指朱熹《大学章句》）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2】
王阳明认为，敬应是《大学》功夫中本有的，敬即诚意，以诚意为目的的格物，才能对身心修养有帮助。没有诚意的单纯的格物，所得只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与成就圣贤了无关涉。所以他反复强调“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3】他多次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针对的主要就是这一点。
王阳明之所以有这样的功夫论，是与他对圣人的理解相关的。王阳明少年时，就与寻常儿童不一样。他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阳明对此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读书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阳明所谓圣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4】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学的精义，就在于精神境界的扩展，全副人格的提高。离开了这一根本目标，专在知识才能上希高慕大，是俗儒之陋见。所以他曾有金之成色与分量之喻：
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量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乎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5】
根据这一点，阳明在道德与知识的关系上，强调道德的本体性，以道德统摄、收归知识。他之反对朱熹分道心人心为二，强调道心为人心之本体，就是立基于这一根本见解之上。在王阳明看来，学就是“学存此天理”，他的全部学问突出一个“头脑”，这就是道德，道德是一切方面的统领。所以他把儒家全部修养功夫概括为一个，这就是诚意。诚意可以带动具体知识的求取。在回答弟子关于孝心和讲求行孝的具体知识的关系时，阳明表达了他对道德和知识的关系的根本立场：
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间杂，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6】
王阳明此处的精义是，道德是统领，知识是辅翼，道德修养可以带动知识探求。总的人格的提高内在地包含着知识上的扩充。即使在某些情境下知识不足，道德也会驱迫主体自动地求取知识。道德有主动地趋赴价值目标并主动地创造实现目的的手段这种能力。又如《传习录》载：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7】
这也是说，道德修养可以带动知识的追求；道德修养好了，知识才力就在其中了。而且阳明这里所谓知识，不仅是道德知识，亦泛指一切知识。在王阳明这里，心中所具有的意志被赋予了极大的能动性。所以王阳明把道德的培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由于这一点，王阳明并不特别强调知识，有时为了突出道德的优先地位、统领地位，针砭单纯追求知识的时风，他甚至贬损知识，但在道德统领下的知识探求，是他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前人分而为二的，王阳明都统合为一。如，尊德性和道问学不是二事，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博文即所以约礼，唯精即所以唯一，明德亲民即所以止至善。对强调格物穷理的朱熹，他屡屡攻击其支离、少头脑。甚至有《朱子晚年定论》之作，说朱陆早异晚同，朱熹对自己早年“气力全用在册子上”痛悔极艾，晚年欲返归心学。
王阳明之所以凸显道德的统领地位，是为了纠补日益衰薄的世风，克服越来越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他描述当时的社会风尚说：
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智，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8】
在《山东乡试录》中他也描述当时的世风说：
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儇狡而轻朴直，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习染既非一日，则天下之人，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9】
这就是他的“拔本塞源”论所要拔除的社会弊病，也是他从事圣贤之学，扭转朱熹的用功方向的苦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