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1540—1619）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南京人。自幼聪慧好学，十六岁拔入应天府学读书，甚得学师器重。
二十岁，读苏轼苏辙兄弟之《易》《老》诸解。二十三岁，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天台）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畿，建书院，讲阳明、心斋之学，与应天府学博士史桂芳多方接引，焦竑始闻阳明、心斋之学。
二十六岁，赴京会试，下第归。王龙溪到南京讲学，焦竑参与讲会并向龙溪问学。次年，耿定向在南京清凉山建崇正书院，选十四郡名士读书其中。焦竑被耿定向指定为众生之长，来学先由焦竑指示大意，自是名声大振。二十九岁，第二次至京会试，又下第。此后多次不第，至五十岁，始以状元及第，大魁天下。
三十一岁，李贽改官南京刑部员外郎，焦竑与之交游，相互倾倒。三十五岁，王艮之子王襞受耿定向聘主金陵之讲会，四方学者云集，焦竑得亲王襞论学。万历十五年王襞卒，焦竑为作《王东厓先生墓志铭》，对心斋父子绝意利禄，以讲学林下，明道觉人终其身十分赞赏。三十八岁，李贽调任云南姚安知府，焦竑有诗送行：“中原一顾盼，千载成相知。相知今古难，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简姿，得蒙英达顾。肝胆一以披，形迹非所骛。嬿婉四载余，昕夕长欢聚。……君子善尺蠖，大道固委蛇。所贵志有行，岂云绁尘羁。行行善自爱，无为怨天涯。”【134】甚许与李贽订交之益。四十二岁，李贽离云南至湖北黄安，焦竑与之有诗文赠答。
四十四岁，焦竑赴会试不第，李贽劝其勿再耽恋场屋，及早了悟性命之学。四十七岁，罗汝芳与周思久结伴游学，至南京，讲学于凭虚阁，焦竑往见罗汝芳，正式拜于门下，并盛赞罗汝芳衍泰州之绪，传阳明、心斋之学的功绩：“国朝之学，至阳明先生深切著明，为一时之盛。是时法席大行，海内莫逾于心斋先生。传心斋之学者，几与其师中分鲁国。而惟德罗先生衍其余绪，则可谓横发直指，无复余蕴矣。……盖当支离困敝之余，直指本心以示之，学者霍然如梏得脱，客得归，始信圣人必可为，而阳明非欺我也。”【135】
五十岁，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五十三岁，修撰考满，任会试同考官。所取之陈懿典、袁宏道、沈孟威等，皆一时名流。次年，上疏议修国史。五十五岁，任命为皇长子讲官，择历代太子可为效法之行事，配以画图，名《养正图说》，次年编成，拟进上太子，遭同僚忌恨。朝廷开国史馆，任命为纂修官，上《修史条陈四事议》，对本纪、列传、职官、书籍之撰写成例皆有指正，于修史多所建议。
五十七岁，恩师耿定向卒，焦竑十分悲痛，先后撰祭文、行状、祠记多篇以为纪念，其中对耿定向绍述王学的功绩大为赞赏：“圣远学废，障蔽支离。爰及姚江，乃剖其篱。我师崛起，阐发靡遗。仁风义雨，霑洒一时。翳我留都，首被其教。如仆而兴，在寐斯觉。雾尽天开，云披日耀。”【136】又忆及耿定向对自己的特殊知遇：“某也何知，师顾不鄙。匪于携之，言提其耳。诲我则师，视寔犹子。负笈从游，三及师里。戊子一别，匏系靡趋。”【137】对耿定向造士之功备极赞赏：“天台先生崛起楚之黄安，推明孔、颜、周、陆之学，与乡人肄习之，从游者履恒满户外。已，宦辙所至，又自其乡达诸四方。今去之数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风动，抑亦远矣。”【138】
五十八岁，钦点顺天乡试副主考。被劾以所取士试卷语涉险诞，贬为福建福宁州同知。次年，与李贽同舟归南京，居李贽于宅侧之永庆寺，日与李贽、杨复所等谈学。十月后赴福宁之任。上任不足三月，逢吏部之地方官考核，评以“浮躁”，并降俸，于是辞官返南京。自此不再出仕，专以读书著述为事。时利玛窦在南京，曾与焦竑及李贽会面。李贽并赠利玛窦题诗之折扇。【139】
六十三岁，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名被逮系北京，自杀于狱中，焦竑闻讯十分痛愤。焦竑自二十八岁识李贽其人，相交三十五年，文章道谊，切砺至深。李贽有致焦竑书信二十余通，其一曰：“余至京师，即闻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识侯。既而徙官留都，始与侯朝夕促膝，穷诣彼此实际。夫不诣则已，诣则必尔，乃为冥契也。故宏甫之学虽无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世之为不朽故以交于侯者，非一宏甫也，然唯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并谓在感情、学问、论议三教三个方面，焦竑于己为不可少【140】。焦竑亦有致李贽书信多封，并为李贽几种著作作序，对李贽极表敬佩之情。如《李氏藏书序》说：“卓吾先生隐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辉川媚，有不得而自掩抑者。盖声名赫赫盈海内矣。……先生高迈肃洁，如泰华崇岩，不可昵近。听其言泠泠然，尘土俱尽，而寔本人情、切物理，一一当实不虚。盖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续藏书序》谓此书“退可以修身而蓄德，进可以尊主而庇民，谋王断国之大端，班班具在，贵善学之而已。近代名卿称黄材伯（黄佐）为博古，郑端简（郑晓）、雷司空（雷礼）为通今。藉令三复宏甫之二编，其可与昔贤相颉颃也夫！”对李贽著作之被禁毁，对当世人之不能容一李贽，极表愤懑之情：“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谶乎？”对其人物，甚悲其生，甚惜其死，追念其情，痛不自已：“卓吾先生秉千秋之独见，悟一性之孤明。其书满架，非师心而实以道古；传之纸贵，未破俗而先以惊愚。何辜于天，乃其摩牙而相螫；自明无地，溘焉朝露之先晞。……灯火残更，尚想诗书之讨论；林泉清昼，犹疑杖履之追游。痛逝者之如斯，伤谮人之已甚。”【141】对李贽之死不能施以援救深自痛责。
此后，热心讲会，应邀赴各地讲学，所到之处，自缙绅先生至牧竖渔樵，皆欢喜踊跃。讲学语录刻成者有《古城答问》、《崇正堂答问》等。六十七岁，《澹园集》四十九卷编成，刻印于扬州。《焦氏笔乘》正续两集刻成。七十岁，有南京国子司业之任命，焦竑辞未就，自言：“齿发半凋，世念都尽，岂能复驱策为壮年调度？幸谤焰稍息，得安意岩栖，力耕课读，含戴主恩，至于没齿，分愿足矣。”【142】七十二岁，《澹园续集》编成，刻于当涂。七十七岁，《国朝献徵录》一百二十卷刻成。此书乃在史局时所搜集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对有明一代名人事迹，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等名目分类标出。自洪武迄于嘉靖，搜采极其详博，为研究明史极有用之书，价值在他的另一名著《国史经籍志》之上。七十八岁，焦竑搜集整理之《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成。按杨慎与焦竑并为明代极博学之士，著作甚多。焦竑对杨慎极表敬仰，数十年来注意搜求杨慎著作，至是辑成，此书之刻于当时学林影响很大。八十岁，于寿诞之夜卒于家。生平著书满家，著作极多，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澹园集》、《易筌》、《老子翼》、《庄子翼》、《焦氏笔乘》、《焦弱侯问答》、《国朝献徵录》、《国史经籍志》、《焦氏类林》、《熙朝名臣实录》等。编辑、整理、刻印他人著作亦甚多。
焦竑一生之德业文章，其弟子陈懿典谓：“先生之学，以知性为要领，而不废博综。为诸生以迨上公车、入词林，无日不蒐猎于古人之载籍，闻有异本秘册，必为购写。又日与海内名流讨析微言，订正谬误。坟索遗义，朝家故实，无不如指掌。虽其精神所注在大道与经世而不在于为文，乃感触酬应，发为诗文，积久益多。”【143】徐光启更曰：“吾师澹园先生，粤自早岁，则以道德经术标表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余言绪论，流传人间，亡不视为冠冕舟航矣。洎登朝列，珥笔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篇，奇丽雄富。暂卧东山，休息乎道林艺圃，远近宗挹，履满限穿，答问更繁，述作尤盛。”【144】《明史·焦竑传》亦谓：“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顺雅，卓然名家。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以上对焦竑其人其学，评骘皆甚允当。
焦竑是泰州之学的重要传人，他身处明代后期三教合一思潮甚为强劲之时，又得乃师耿定向融会儒佛思想的诱引，及泰州诸人平民讲学中融会儒释道之风的促进。他的学术思想，出入经史，囊括三教，而以儒家思想为归。在儒家中，又以义理为经，以文献与文章之学为纬；不废泰州修身立本之旨，又以儒家之硕学通人为追求。他的思想，是泰州学派中精英一脉与当时学术思潮相融合的产物。
焦竑对儒释道三教之书广为涉猎，而以儒家为归，此点有取于乃师耿定向。耿定向主张以佛道之书融会、补充儒书，他尝说：
读佛书者视心迷悟何如耳。如心诚悟，无论精微者得我同然，即中诞妄者亦视若《易》之象、《诗》之兴，《庄》《列》之寓言，殆将求之语言之外矣。如心苟迷，岂独诞妄者不之信，即中精微者亦只取润四寸间耳。佛氏有言：“心悟转《法华》，心迷《法华》转。”信哉其言也。余素不佞佛，亦不辟佛，恃此心能转佛书耳。【145】
耿定向并有《宗教译》、《心经译》、《维摩译》、《楞严译》、《法华译》、《坛经译》、《净土译》等融会儒释之文。焦竑对耿定向以上文章都有批注，【146】对待佛道之宽容，融释异说之度量，又较乃师为宏。他尝为友人新刻《华严经》作序，在其中明白地道出他融通儒佛之意：
圣人之教不同也，至于修道以复性，则一而已。古之博大真人澹然独与神明俱，与圣人洗心退藏于密而吉凶与民同患者，固不同也。况大慈氏梦幻其身，尘垢其心，倜然高举于天人之表，独示万世以妙湛元明，真如自性，与中国圣人之教，岂必其尽合哉！晚而读《华严》，乃知古圣人殊途同归，而向者之疑可涣然冰释已。何者？《华严》圆教，性无自性，无性而非法；法无异法，无法而非性。非吐弃世故、栖心无寄之谓也。故于有为界，见示无为；示无为法，不坏有为。此与夫洗心藏密而与民同患者，岂有异乎哉！……然则心佛众生，一法也；理智行门，一心也。譬之若大海然，其源无首，其流无尾，而世出世间，烦恼真谛，无不波澜于其间，即外道阐提、逆行魔说，求自异焉而不可得，此非所称大莫能载，小莫能破者，何以当之？……余以谓能读此经，然后知六经、《语》《孟》无非禅，尧舜周孔即为佛。可以破沉空之妄见，纠执相之谬心。上无萧衍之祸，下无王缙之惑。其为吾孔子地也，不益大乎！【147】
这说明，焦竑早年主儒佛不同，中年以后，主儒佛殊途同归。并且认为，华严宗与儒家皆广大无边，二者都贯通形而上下，都修心历世；佛非仅虚无寂灭者，儒也非仅入世有为者。虽有不同之体相，就其根本处说，儒佛本无不同。二者相互为用，可补彼此之缺。
他还说：
道一也，达者契之，众人宗之。在中国者曰孔孟老庄，其至自西域者曰释氏。由此推之，八荒之表，万古之上，莫不有先达者为之师，非止此数人而已。昧者见迹而不见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我圣祖独禀全智，大阐儒风，而玄宗释部，并隶礼官，若无少轩轾焉者。尝疑而深求之，取其书而研味之。始也读《首楞严》，而意儒逊于佛；既读《阿含》，而意佛等于儒；最后读《华严》而悟，乃知无佛无儒，无小无大，能小能大，能佛能儒，而圣祖之为意渊哉广矣！【148】
这是从华严性海无所不包、一味平等的眼光观一切法，知教异而道同。瓜分、株守者徒见其异，而具道眼者乃见其同。并对朱元璋开国之始即以同尊三教为国策的眼量极表赞佩。
在焦竑眼里，儒家之道是十分广大的，它对中国的九流百家皆本海纳百川之量容受之、融化之，变为自己的有机成分。他在泛论中国经籍时引荀子之言对儒家的这种融通特质评论说：“荀卿氏有言，儒耕不如农夫，斫削不如工匠，贩货不如商贾，谭词荐撙不如惠施邓析。若夫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四海一家，归命辐辏，盖九流皆其用也，岂与小道曲学仅仅自名者同乎哉！”【149】对司马谈将儒家与他家平列，视为六家之一，并垢病“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十分不满。焦竑眼光宏阔，器识洞达，直击儒家所谓道，对局于见闻之形器，不达形上高明之域，以为儒者仅知入世，没有世外之智者，则斥为局促狭陋，他说：“世之与释氏辨者多矣，大抵病其寂灭虚无，毁形弃伦，而不可为天下国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无思无为谓之寂，以其不可睹闻谓之虚，以其无欲谓之静，以其知周万物而不过谓之觉，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学失传，往往束于形器见闻，而不知其陋。一闻语上者，顾以为异说而咻之。……故学者与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节取所长而不蹈其敝。视之遏籴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狭亦甚矣。”【150】
焦竑对道家也同样平等吸纳，对老庄学说中虚无之说，尤其赞赏，认为可补儒家学说之不足。对老庄之书，焦竑有一个始也入之，中而疑之，终而悟其与儒家旨归本同的历程，焦竑自述其习学《老子》之经历说：
余幼好刚使气，读《老子》如以耳食无异。年二十有三，闻师友之训，稍志于学，而苦其难入。有谈者以所谓“昭昭灵灵”引之，忻然如有当也。反之于心，如马之有衔勒，而户之有枢也。参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为道在此也。顾数年以来，触途成窒，有窒必有疑；考古多乖，有乖必有反，盖未尝暂去于怀也。顷岁困衡既久，浸以成疴，偃息之余，俄有独寤。乃喟然叹曰：向也未尝不非意识，而或思离识以求寂；未尝不贵无心，而不知本心之自无；知慕清静，而不知无垢之非净；知有真我，而不知无物之非我。皆谈者有以误之也。【151】
经困心衡虑之后，悟《老子》乃明道之书，其根本精神在致虚守静。致虚守静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灭有以趋无，相反，《老子》是“明有之无”也。其学不在灭绝一切，而在去粘化滞，他说：
《老子》非非言无之无也，明有之无也。无之无者，是灭有以趋无者也，其名为輐断。有之无者，是即有以证无者也，其学为归根。夫苟物之各归其根也，虽芸芸并作，而卒不得命之曰有，此致虚守静之极也。盖学者知器而不知道，故《易》明器即道；见色而不见空，故释明色即空；得有而不得无，故《老》言有即无。诚知有之即无也，则为无为，事无事，而为与事举不足以碍之，斯又何弃绝之有？【152】
这说明，焦竑真正善读《老子》。他的《老子》，是儒者眼中的《老子》：是那些洞悉了粘滞于世间而不知出世间的儒者所具有的弊病，思欲救治者眼中的《老子》，是融合三教之精华于一身的儒者眼中的《老子》。
对待庄子也是这样。在焦竑看来，庄子及老子的其他徒属如列子、杨朱、亢仓子、关尹子皆老子之辅翼，皆为道的一个方面。其中庄子尤其卓荦，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老庄言无，正孔孟言有之补充，他说：
孔孟非不言无也，无即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谓“下学而上达”也。彼老庄者生其时，见夫为孔孟之学者局于有，而达焉者之寡也，以为必通于无而后可以用孔孟之有。于焉取其略者而详之，以庶几乎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礼乐仁义之云，孔孟既叮咛之也，而吾复取而赘之，则何为乎？此老庄之雅意，而非其创为高也。【153】
故老庄之有与无，即儒家之道与器，儒家之形而上形而下（《易传》中语），即老子之观妙、观徼。其词虽异，其意固同。孔孟、老庄皆意在揭示事物之本相，人生之真实，两家正相辅为用。不知此意而哓哓辩争二者之同异，非通晓道一之旨者。
焦竑对老庄道家取赞赏并以之辅翼儒家的态度，对道教之炼丹服食、黄白房中种种方术，则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是道家之异端，诞妄不经。对道教中修心养性的内容，他也视为道教的正脉而赞赏之。他尝为道书《盘山语录》作序，其中说：
老子，古史官也，闻先圣之遗言，悯其废坠，著五千言以存之，古谓之道家。道也者，清虚而不毁万物，上古南面临民之术也，而岂异端者哉！古道不传，而世儒顾以老子为异，多诎其书而不讲，至为方士者所托。于是黄白、男女之说，皆以傅着之。盖学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一意清静之说，摒弃有为以复还太上之旧，其功甚伟。……余少喜是书（指《盘山语录》），不必铅汞龙虎别安名目，与化金御女自堕旁门，孳孳然独治心养性之为务，此七真之正派也。夫方士言长生者，往往穿凿于性命之外，不知养性之即为长生；世儒言性命而斥养生，不知养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鸣呼！得是编而读之，其皆能有瘳也夫！【154】
认为道家学说本是先圣之遗言，是上古无为而治的哲学基础。后世仍有采用道家学说治国而大收成效的，如汉初用黄老之学为治国原则而天下大治。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不彰，其学遂主要为个人修身养性之学，后渐为方士所托。焦竑赞扬道家而贬斥方士之术，尤反对长生，反对黄白、房中之术，斥为左道旁门。认为养性即是长生，性命之说即是丹药。在总评道家经籍时他也重言申明此义：“夫道以深为根，以约为纪，以虚寂静笃为至，故曰：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此古圣人秉要执中而南面无为之术也，岂有几于长生哉！……昧者至弃本逐末，诞欺迂怪因而乘之，假托之书，弥以益众。”【155】这里对道家学说所取的宏阔眼光，与上述对佛教的吸收与融会是一致的。
焦竑有如此之器识、如此之襟怀，故对佛家、道家持尊敬态度，对佛教尤其敬畏。对蝉蜕红尘的雅士高人，焦竑往往以佛道经籍中寄身世外、栖心虚寂者相比拟；对友朋中好佛道者之求题画赞诗者，亦不吝笔墨。【156】更以佛道之理融释儒家著作，特别是对大众讲学中，为使听者易于接受，亦为能契合好佛道者之怀，焦竑多直接以佛道之理解说。其《古城答问》中载：
李令君问：“学者喜言空，此佛语耳。孔门殆无此。”先生（焦竑）曰：“孔门专言空也。《大学》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但言所以不修不正者，傲惰、忧患、哀矜、忿懥、好乐累之也。此等情累，胶胶扰扰，循环不穷。吾辈必于一物不立之先着眼，令空空洞洞之体了然现前。情累棼棼，自然无处安脚。身不期修而修，心不期正而正，何等简易直接。……吾心之理，种种具足，用之不尽。只为从前忿懥、好乐等无端遮蔽，群疑满腹，众累塞胸，应事临民，自成颠倒。若是此类悉空，胸中孝悌慈滚滚流出，不待安排，皆成妙用。”【157】
此以释家之空寂，比拟儒家之正心、去情累。“一物不立之先着眼”，即禅宗所谓“观父母未生时面目”。而心之遮蔽一去，胸中本有之孝悌慈自然流出，即禅宗之明心见性。此点在焦竑之讲学中俯拾即是。又如：
陈生所献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先生曰：“程门自明道至延平，以此传为学脉。此处信得及，所谓但得本，莫愁末，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恶，恁么时是本来面目。即此意也。”问：“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恶时，如何？”先生曰：“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即谓之执中。余尝言：意、必、固、我既无之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最当理会。”【158】
此直接以佛理融会儒家之修养方法。“意必固我既无之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即佛家所谓不思善、不思恶时，此时即本来面目，即空。此即儒家所谓正心。又如《易》之“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一语，焦竑亦用佛理解释：“此‘中’为‘正位’。人于昼而无思，夜而无梦时，最可体验。得此把柄入手，则超形越数，外无系而中得止，所谓‘思不出其位’也。”【159】佛家之昼而无思，夜而无梦，即儒家之“中”、之“止”、之“思不出其位”。儒佛两家在修养心体的方法上本可以相通。
在讲学中，焦竑有时也用儒家之语解说佛语、佛理，《明德堂答问》载：
一友问：“‘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此何说也？”先生曰：“‘无念而念，业果宛然；念而无念，真性湛然。’此内典语也。非特内典，舜无为而治，禹行其所无事，即是此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古之圣人皆以无为法，学者未窥此意，多于有处寻求，所以失之。故曰：‘但愿空诸所有，慎无实诸所无。’”【160】
此解释中，儒家圣人即佛家得道之人，外典与内典可相互融释，其所归结，仍在一空字，一无字。而以此空字、无字去从事儒家之修养，则简易直接，不烦做手。如对《孟子》、《中庸》中的“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一语，焦竑便完全以佛理解释；而思诚、择善固执这些儒家修养之基本功夫，此时则完全成了闲言语：“‘诚者天之道’，才着思勉，便不得。天道本诚，求其诚者而诚之，便是择善。善本无执，执而无执，便是固执。”【161】
焦竑之以佛释儒，以儒释佛，皆源于他的一个根本识度：三教道一教异，如果襟怀阔大，识见高明，本不必龂龂辩其同异。他在回答佛与儒何所分别时曾说：“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抵为儒佛辨者，如童子与邻人之子各诧其家之月曰：尔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尔我，天无二月。”【162】观焦竑所说，儒佛所同者道，所异者教。此道，指人之心性；教，指政治、伦理、风习等外在的设施。故他对于佛道，主要是吸取其去粘化滞、心静无扰方面，其立身处世之大端，仍取儒家之态度。就这一方面说，他明白反对沉空守寂，不为世用：
问儒释同异，先生曰：“内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岂复有加。然其教自是异方之俗，决不可施于中国。苏子由有言：天下固无二道，而所以治人则异。君臣父子之间，不可一日无礼法。知礼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贵也。居山林，木食涧饮，而心存至道，虽为人天师可也，而以之治世则乱。儒者但当以《皇极经世》超数越形而反一无迹，何至甘为无用之学哉！”【163】
此虽引用苏辙之说，但实是焦竑的一贯主张：道同教异。这里焦竑强调的是教异一面，以彰显儒者之本怀，与借佛释儒之意。就焦竑个人说，他明白宣示，既不辟佛，也不佞佛。在被问及佛说与孔孟之说有否同处时，他明确回答：
佛言心性，与孔孟何异？其不同者教也。文中子有言：“佛，圣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古今论佛者，唯此为至当。今辟佛者欲尽废其理，佞佛者又兼取其迹，总是此中未透脱故耳。【164】
对佞佛者，焦竑径视为不足道；但历史上辟佛之人，特别是唐宋以来之辟佛者，多为大儒，或著名文人，如韩愈、欧阳修、周敦颐、二程、王阳明诸人，虽其目的不同，要皆倡言排佛。焦竑对此诸人，或批评为于儒理本无所得，或批评为不真知佛。【165】对程颢辟佛之言，则直接批评说：“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击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当。大似听讼者，两造未具，而臆决其是非，赃证未形，而悬拟其罪案，谁则服之！”【166】认为如不真知佛，亦不能真知儒。他特别赞赏张商英“吾学佛而后知儒”之语，以为真能得儒佛一致、道同教异之理。
焦竑身处明代中后期三教合一思潮甚为强劲之时，又得乃师耿定向融会儒佛思想的诱引，及泰州学派平民讲学中融和儒释道三教之风的促进，故倡和会三教之旨。另一个方面，焦竑科场不利，中举较晚，故长期不离于学；而短暂之仕途不见光彩，又使得他不得不专志于学。数十年之手不释卷，研穷探讨，数十年之广泛涉猎，学攻多门，造就了他宏阔之眼光，深湛之识度，融通之学力。焦竑在明代后期学界，领袖群伦，造成风气，以其精英学术与平民化时代相呼应，亦泰州学派结出之一大硕果。
焦竑虽为泰州后学，又曾师承耿定向、罗近溪、王龙溪诸人，但他与专事讲学的近溪、龙溪大为不同，他只在晚年应邀赴讲会，一生大部分时间花在著述、编书上。他的讲学语录在全部著作中只占极小的部分。而且他入手即极重视经史，又八上公车，年过五十始高中巍科，故长期浸润于经史，不仅仅在语录中求理解证悟。焦竑又是当时文章大家，诸体皆工。求一言为序跋者，殆无虚日。一经他品题，便身价百倍。所以他的儒学，义理、经术兼综，礼法、心身并重，并文章技法，亦甚讲究，尝说从言之醇醨中学术、世道率可考见。故他非常重视经学，认为百学之祖，他尝说：
经之于学，譬之法家之条例，医家之《难经》，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损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绝类离伦之圣，亦不能释经以言学，他可知已。汉世经术盛行而无当于身心，守陋保残，道以寖晦。近世谈玄课虚，争自为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诎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谬。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167】
他所谓学，是传统学术之全部，其中经史子集兼有，而经为纲领。他特别重视经书立型范、树准则之义，以为经书彰显之价值，是华族立国之本；经书的文字风格，是各体文章之范型。经书既是身心之学的渊薮，也是经世之学的秘府。焦竑治学，首重经学。作为王门后学，在晚明特重义理之学的学术氛围中，此点尤为难得。
焦竑重视经学，也是对于当时学风偏弊的纠正。焦竑对晚明学风士风大为忧虑，他在明史局时，因得观历朝奏牍，从文字风格的比较中窥见各时代之学风：正德以前严核而朴实，嘉靖以来简洁而洞达，万历以来华美朴实两不可得，而狂放之风渐炽。他在讲学与书信中多次斥此种学行为无碍禅，说：“柳子有言：‘舍礼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盖己克矣，斯视听言动靡不中礼；心空矣，斯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靡不具足。世之谈无碍禅者，则小人而无忌惮者耳，奚足与于此哉！”【168】又说：“仁、孝、敬、慈、信，是学者安顿至善处。悟后之人安身立命，得此归宿，方是好结果。近世一种谈无碍禅者，一知半解，自谓透脱，至其立身行己，一无可观，毕竟何益？此正小人而无忌惮者。”【169】焦竑惩无忌惮者在经术、文学上的疏略，亦为纠正专意举业者只知四书、宋儒语录，不复知其他这种狭陋局面，欲恢复阔大、健实的学风，故提倡经书、宋人注疏与古文辞并重，广涉博究之治学规模，认为明代开国以来，古注疏与宋人之解并颁学宫，以示古今学术兼重，如以《书传会选》、《春秋本末》为科考之必读书目，即可见不专主一家之意。此后科举盛行，古学崩坏，士守一先生之言而不知其他，学风趋于实利而愈益狭陋。焦竑为纠正此种局面，一生选编、辑刻了多种文献资料汇编类书籍，其最著者为《中原文献》一书。此书经集六卷，史集六卷，子集七卷，文集四卷，末附《通考》一卷。又自为《中原文献自序》，以表其编纂旨意，其中说：
不佞用是忘其卑鄙，仿前修之卓识，采群言之菁华，芟芜秽，增遗阙，统目之曰《中原文献》，上自羲轩，下迄昭代，贤哲邈焉，典籍具存。是录也，以镜理道则经籍澂，以炳治乱则国史澂；以综奇诡、淹变幻，则澂诸子；以餐秀藻、鉴体裁、博知见，则澂秦汉以来诸文；以验灾祥、稽幅帧，内谙诸夏运道，外习四夷边备，则澂《通考》。譬历五都市，周彝汉鼎、和璧南金，色色珍异，睹精而粗举，睹指归而销屑气。高士靡多歧之惑，卑流鲜管窥之陋；总众论为一口，瞩千载如一时。庶几哉艺林之嚆矢，制科之前茅乎！【170】
此书虽不无便利科举之想，但实有树一代学术规模，纠一时学术风习，立一世学术型范的意图。而从书名看，亦有以中原文献之学的传承者、担荷者自命之意。而他的《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之作，亦此学术宗旨之实践。总的目的，是“摆脱浮华，洞见真实，综括经旨，浸渍圣奥”。【171】其为一代学术虑不可不谓远矣。
焦竑自己的哲学思想，则继承泰州家风，首以格物知本为宗。他于《大学》，信用古本，不重朱熹补格物传，主张“以《大学》解《大学》”，认为石经《大学》在“致知在格物”一句下紧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可知后句是前句的解释。故古来“格物”一词的解释虽多，而以王艮所创之“淮南格物”最为的当。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知所先后即“格物”。焦竑并举李善注《文选》之《运命论》引《苍颉篇》“格，量度之也”，证明格即絜度之义，格物即絜度物而后知所先后，【172】以证泰州格物之说远有其本。他认为此种解释可以纠治猖狂自恣者使返之实地：
心斋先生以修身为格物，故其学独重立本。是时谈良知，间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掇，为功甚大。故阳明门人，先生最得力。其后徐波石、赵大洲、罗近溪、杨复所诸公，皆自此出，至今流播海内，火传而无尽。盖其人不由文字，超悟于鱼盐之中，可谓旷代之伟人。【173】
焦竑一生奉心学为正，对王艮、王阳明尤称道不置，对程颐、朱熹之学则明确表示反对，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宋儒如周元公、程伯子、邵尧夫、陆子静诸公，皆于道有得，仆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学，不从性中悟入，而以依仿形似为工，则未得孔孟为之依归故耳。藉令学者不知学之宗趋，而以此为法，窃恐其入于乡愿而不自知也。”【174】焦竑反对者，为程颐、朱熹以格物穷理为入手而后豁然贯通的悟道方法，认为此法以泛观博览为先而不直接在自己心性上着力，有导致孔孟所斥之乡愿之虞。认为程颐、朱熹未为孔孟之正宗，孔孟正宗是周、张、邵、大程与陆王。对王阳明尤为钦佩，他有《国朝从祀四先生要语序》，其中说：
汉、唐、宋以来，学术有明若晦，而莫盛于国朝。河东薛先生寔始倡之，虽学主复性，而倡于久晦之余，其说犹郁而未畅。至白沙、阳明两先生，横发直指，孔孟之宗豁然若揭日月而行诸天，弗可尚已。不察者犹病其言静也邻于寂，言知也疑于偏，则未深考于孔孟之学故也。【175】
对白沙、阳明学说赞扬备至。此说或为刘宗周、黄宗羲师弟“有明之学，白沙开其端，至阳明而后大”之断语所本。他的《刻传习录序》说：“国朝理学开于阳明先生，当时法席盛行海内，谈学者无不禀为楷模，至今称有闻者，皆其支裔也。”【176】《阳明先生祠堂记》也说：“孔孟之学至近世而大明，如日之中天，非无目者未尝不知而仰之，则阳明先生力也。先生自谓其学凡数变，盖从万死一生中得之，是岂可以易易言哉！今先生之说盛行于世，而尸祝之者几遍宇内。”【177】认为有明之学，其大宗为心学，而明代心学思潮，阳明开其端。阳明弟子半天下，蔚起莫大之声光，阳明创始之功最伟。但焦竑对阳明弟子中偏离阳明宗旨之风，则甚为忧虑；对种种学弊之纠治，则重在提倡实致其力，勿以学术为争名挟胜之具。他说：
先生既没，传者渐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实际未诣；或以放旷自恣，而检柙不修；或以良知为未尽，而言寂言修，画蛇添足。呜呼！未实致其力，而藉为争名挟胜之资者，比比皆是！今《传习录》具在，学者试虚心读之，于今之学者为异为同，居可见矣。【178】
此中指斥者，阳明各派弟子皆有，泰州之颜山农、何心隐，江右之聂双江、罗念庵首当其冲。这与上述他崇实修、黜虚见，尚广大、斥孤陋，倡经史子集兼习而把握其关键，贬夸多斗富而泛滥无归是一致的。
焦竑所主张者为知性复性之修养方法。此法贯穿他一生之学行，故前后讲学语录与文章书信中说之甚多。此说首先得之乃师耿定向，而后为从读儒佛之书中自悟自得。焦竑尝自言：“向来论学，都无头脑，吾师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识仁之宗。其时参求讨论，皆于仁上用力。久之，领会者渐多。吾辈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师之功也。”【179】此仁字，以“公”言，以“生意”言，以“觉”言，焦竑皆不许，以为当以“性”言。故识仁即知性，知性复性是为学之首务。他有《原学》一文，专论复性为宗。此文开宗明义即说：
夫学何为者也？所以复其性也。人之为性，无舜跖，无古今，一也。而奚事乎学以复之也？曰：性自明也，自足也，而不学则不能有诸己。故明也而妄以为昏也，足也而妄以为歉也，于是美恶横生而情见立焉，情立而性真始牿。故性不能以无情，情不能以无妄，妄不能以无学。学也者，冥其妄以归于无妄者也。无妄而性斯复矣。【180】
此文为早年之作，故知复性宗旨焦竑确立其早。其说大旨与唐李翱之复性说无异。李翱当时，即有以禅学讥之者，而焦竑此说，实受禅宗影响甚大。故《四库总目提要》亦讥焦竑“耽于禅学”。【181】
焦竑所强调者，一是性为本有，二是学以复性。二说皆是孟子、象山、阳明之不二法门。他说：
今人劳劳攘攘，似件件都欠缺的一般，岂知性中无所不有。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我实备之，我不能受用，却逐逐然向外寻求，此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也。果能回光反照，瞥地一下，见得现现成成，原无亏欠，是大小快活。【182】
既然性为本有，不劳外求，则功夫全在祛除性之遮蔽上。此意亦多来自禅宗之明心见性，与他上述以空寂之旨融释儒佛者一致，或可说，他的空寂之旨是为复性说服务的。他在解释复卦之义时亦极言此旨：
问“复其见天地之心”，先生（指焦竑）曰：“《易》言‘剥’‘复’，不剥焉能复？今人情欲意见牵缠不休，何以复性？……可剥的尽力剥去，只到不可剥处，真实自见。”【183】
如何识此情欲，如何剥去之？焦竑多言学中得而少言静中修，这是他作为一个儒者和一个极为博学的学者而非佛门中人的回答。他说：
学求复性而已矣。颜子之学，复性之学也。顾仰钻瞻忽，功力莫厝，虽贤智者有望洋之叹焉。……后世学失其宗，高虚者遗下，而不知无器之非道；卑陋者侪俗，而不知有上之可语。敝也久矣。近者白沙、阳明两先生奋兴，先圣之绝学，晦而复著，闻者豁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 自余诸君子，研味于典坟，磨砻于行谊，虽悟入不同，而断断乎志于复性，有不可诬者。【184】
又说：
余谓学非他，以还其良心之谓也。后世论学非不工，名誉非不盛，而心之柄失，则偏党诐淫以市于世，至尽丧其常而不顾。……诚自信其心，不以害惕利疚为秋毫顾虑，虚圆不测之神以宰制万有可也。而非笃于道者孰能之？君子所以贵夫学也。【185】
谓学必以知性、复性为先，而《大学》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知性之方便法门。《论语》之博文约礼、博学反约，博皆学之事，约皆知性性复性事。学是功夫，复性是目的，两者缺一不可，而知性复性是纲领，是归宿。此为焦竑学以复性之大旨。
焦竑在耿定向之后，沿淮南格物之修身立本说，倡复性之旨，而又提倡学以知性、复性，使心斋以来泰州之学，立于牢固的学问基础之上。对阳明弟子、泰州后学中放弃实在的学修功夫，直造所谓高明之域者，实有规箴之意。他对于释道两家的融释，是充实学养，扩大规模，提升格范的资借，这是他对阳明、心斋、罗近溪、耿定向以来和会三教思想的自觉继承。也可以看做他对明代中后期三教融合趋势的顺应。他的学术，经史兼修，博约并重，是泰州门下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的学术面貌，可以说是明代后期王学与其他学术派别、学术类型相融合、相协调的产物。
注 释
【1】 见王艮裔孙王士纬著：《心斋先生学谱》，载《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2】 《王心斋全集》，第136页。
【3】 《王心斋全集》，第5页。
【4】 《王心斋全集》，第4页。
【5】 见《王心斋年谱》三十八岁条，《王心斋全集》，第70页。
【6】 见《王心斋全集》，第66页。
【7】 《王心斋全集》，第38页。
【8】 《王心斋全集》，第10页。
【9】 《王心斋全集》，第43页。
【10】 《王心斋全集》，第11页。
【11】【12】 《王心斋全集》，第89页。
【13】 《王心斋全集》，第54页。
【14】 《示学者》，《王心斋全集》，第57页。
【15】 《语录》，《王心斋全集》，第5页。
【16】 《语录》，《王心斋全集》，第10页。
【17】 《王心斋全集》，第72页。
【18】 见《明儒学案》，第354页。
【19】 《明儒学案》，第720页。
【20】 《明儒学案》，第721页。
【21】 《经史问答》，《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61页。
【22】 《语录》，《王心斋全集》，第34页。
【23】 见《明儒学案》，第710页。
【24】 见《明儒学案》，第720页。
【25】 《语录》，《王心斋全集》，第33页。
【26】 《王心斋全集》，第17页。
【27】 《王心斋全集》，第13页。
【28】 《明哲保身论》，《王心斋全集》，第29页。
【29】 《答问补遗》，《王心斋全集》，第34页。
【30】 孙之益：《王一庵先生遗集序》，见《王心斋全集》，第141页。
【31】 《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46页。
【32】【33】 《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47页。
【34】 《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46页。
【35】 《会语续集》，《王心斋全集》，第172页。
【3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37】 《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48页。
【38】 《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50页。
【39】 《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49页。
【40】 《会语正集》，《王心斋全集》，第150页。
【41】【42】【43】 王元鼎：《王襞先生行状》，见《王心斋全集》，第209页。
【44】 王元鼎：《王襞先生行状》，见《王心斋全集》，第210页。
【45】【46】 《王襞先生行状》，见《王心斋全集》，第211页。
【47】 见《王心斋全集》，第205页。
【48】 见《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493页。
【49】 见《王心斋全集》，第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