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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宽猛相济的文化策略第二节 三部《大全》的颁布及其对科举的影响第三节 诛杀方孝孺事件对明代士风的影响第一章 明代初年的儒学第一节 宋濂对中原文献之学的传承第二节 宋濂的儒学思想第三节 宋濂的儒佛融合第四节 方孝孺对金华文献之学的发展第五节 方孝孺的《周礼》学与治平术第六节 方孝孺的正统论第二章 明代前期的儒学第一节 曹端对理学的重张第二节 薛瑄的河东之学第三节 吴与弼的实践儒学第四节 胡居仁的敬义夹持第三章 陈献章、湛若水与明代心学的起始第一节 陈献章的自然之学第二节 陈献章的弟子第三节 湛若水对江门之学的开发第四节 湛若水的弟子第四章 王阳明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诚意的凸显第二节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第三节 知行合一第四节 良知第五节 致良知第六节 四句教第五章 浙中王门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徐爱及阳明学的初传第二节 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第三节 钱德洪的后天诚意之学第四节 黄绾的“艮止”第五节 季本的“龙惕”第六节 浙中其他儒者第六章 江右王门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邹守益的“戒惧”第二节 欧阳德的良知体用一如第三节 聂豹的“归寂”第四节 罗洪先的主静体仁第五节 王时槐对江右王学的拓展第七章 泰州诸人的儒学第一节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淮南格物”第二节 王栋、王襞与泰州之学的分化第三节 颜山农的“大中学庸”第四节 何心隐的“性乘于欲”第五节 罗汝芳的平民教化与《易》《庸》贯通第六节 焦竑的和会三教与复性之旨第八章 明代中后期王门以外的著名儒者第一节 罗钦顺对朱子学的阐扬第二节 王廷相对实证之学的复归第三节 吕坤对晚明政弊的抉发及其修身之学第四节 黄道周对理学与心学的综合及其新经学第九章 丘濬与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第一节 丘濬与《大学衍义补》第二节 丘濬的儒术与治略第三节 丘濬的“明礼乐”与“崇教化”第四节 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第五节 张居正儒学的其他方面第六节 张居正与王门后学的交游第十章 东林与蕺山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东林党人第二节 顾宪成对王学流弊的纠正第三节 高攀龙对东林之学的深化第四节 刘宗周对明代儒学的总结第十一章 明代经学概述第一节 《周易》第二节 《诗经》第三节 《尚书》第四节 《春秋》第五节 三《礼》第十二章 明代儒学与宗教思想的融合会通第一节 四大高僧与明代儒佛融合第二节 儒学与道教的融会第三节 天主教初传时期与儒家的冲突与会通第四节 儒学与伊斯兰文化的会通

作者:张学智 当前章节:777 字 更新时间:2026-6-21 05:23

第一节 宽猛相济的文化策略第二节 三部《大全》的颁布及其对科举的影响第三节 诛杀方孝孺事件对明代士风的影响第一章 明代初年的儒学第一节 宋濂对中原文献之学的传承第二节 宋濂的儒学思想第三节 宋濂的儒佛融合第四节 方孝孺对金华文献之学的发展第五节 方孝孺的《周礼》学与治平术第六节 方孝孺的正统论第二章 明代前期的儒学第一节 曹端对理学的重张第二节 薛瑄的河东之学第三节 吴与弼的实践儒学第四节 胡居仁的敬义夹持第三章 陈献章、湛若水与明代心学的起始第一节 陈献章的自然之学第二节 陈献章的弟子第三节 湛若水对江门之学的开发第四节 湛若水的弟子第四章 王阳明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诚意的凸显第二节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第三节 知行合一第四节 良知第五节 致良知第六节 四句教第五章 浙中王门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徐爱及阳明学的初传第二节 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第三节 钱德洪的后天诚意之学第四节 黄绾的“艮止”第五节 季本的“龙惕”第六节 浙中其他儒者第六章 江右王门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邹守益的“戒惧”第二节 欧阳德的良知体用一如第三节 聂豹的“归寂”第四节 罗洪先的主静体仁第五节 王时槐对江右王学的拓展第七章 泰州诸人的儒学第一节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淮南格物”第二节 王栋、王襞与泰州之学的分化第三节 颜山农的“大中学庸”第四节 何心隐的“性乘于欲”第五节 罗汝芳的平民教化与《易》《庸》贯通第六节 焦竑的和会三教与复性之旨第八章 明代中后期王门以外的著名儒者第一节 罗钦顺对朱子学的阐扬第二节 王廷相对实证之学的复归第三节 吕坤对晚明政弊的抉发及其修身之学第四节 黄道周对理学与心学的综合及其新经学第九章 丘濬与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第一节 丘濬与《大学衍义补》第二节 丘濬的儒术与治略第三节 丘濬的“明礼乐”与“崇教化”第四节 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第五节 张居正儒学的其他方面第六节 张居正与王门后学的交游第十章 东林与蕺山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东林党人第二节 顾宪成对王学流弊的纠正第三节 高攀龙对东林之学的深化第四节 刘宗周对明代儒学的总结第十一章 明代经学概述第一节 《周易》第二节 《诗经》第三节 《尚书》第四节 《春秋》第五节 三《礼》第十二章 明代儒学与宗教思想的融合会通第一节 四大高僧与明代儒佛融合第二节 儒学与道教的融会第三节 天主教初传时期与儒家的冲突与会通第四节 儒学与伊斯兰文化的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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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明代初年国家的儒学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经过几年的战争,翦除了元末农民军诸部,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相号召,推翻了蒙古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建立了明帝国。明代处于中国历史的晚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特别是经过“仁宣圣世”相对平静的发展之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都市,原有的大城市的工商业活动愈益繁荣,形成了市民阶层,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活动,远比它以前的朝代发达。工商业所带来的文化形态在明朝表现得最为典型。

明朝政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高度的皇权专制和持续的党争。【1】明代初期,政治体制沿袭元朝:中央有中书省,下统六部,掌行政;大都督府,掌兵事;御史台,掌监察。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一省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下令撤销各地的行中书省,将原行中书省的职掌一分为三,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互不统辖,受中央垂直领导。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借胡惟庸谋反案,撤中书省,升六部;撤大都督府,其职掌分于五军都督府,六部和五军都督府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乾纲独断”、“事皆亲决”的局面。为防止后代子孙变乱此格局,朱元璋在祖训中明确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2】朱元璋这种加强皇权、不设丞相的措施,对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重大影响。明代皇权之集中,各种专制措施之强势,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皇帝亲自处理庶政,势不得不设内阁票拟,不得不设司礼监批红。内阁与宦官之间的权力制衡,宦官与外廷结纳植党,为争阁臣而有的庭臣之间的倾轧和争斗,皆势不可免。这些都对明代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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