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1420—1495），海南琼山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礼部、户部尚书。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他留心经济，熟谙历代典章制度，尤精明代国事掌故。他一生服膺朱子学，有《朱子学的》和《家礼仪节》、《世史正纲》等书。晚年花费十数年精力，辑录历代治平之言，编成《大学衍义补》，表现出以儒术治国的宏大抱负和博赡的才学，尤为当时和后世所重。
《大学衍义补》是为补足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而作。《大学衍义》以《大学》之三纲八目为铺叙框架，广采五经四书中的相关言论，旁辑子史和当朝史事填实、推衍之。书成后进上宋理宗，甚得嘉许。此书在元代以后极负盛名，成为经筵必讲之书。《四库总目提要》说它“阴切时世以立言，先去其有妨于治平者以为治平之基，故《大学》八条目仅举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实亦不外乎此。若夫宰驭百职，综理万端，常变经权，因机而应，利弊情伪，随事而求。其理虽相贯通，而为之有节次，行之有实际，非空谈心性即可坐而致者”。【1】此书依《大学》之八条目分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四门。格物致知门下列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四目，正心诚意下列崇敬畏、戒逸欲二目，修身门下列谨言行、正威仪二目，齐家门下列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四目。其中唯修身一门无子目，其他三门共有子目四十四。包括修己治人，经国安邦的各个方面。著作体裁，属辑录经史及先儒关于修己治人的言论，参以当朝史实，间有自己对各事的评断，旨在揭示“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
真德秀此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它采辑经史较为全面，对史实和治平实际事务又有切实的评判，能集修己与治人于一身，特别适合做有国者的教科书，故后代经筵讲义多仿此书体裁，或者直接以此书作为经筵讲章。如明孝宗弘治年间，王阳明之父王华以谕德充经筵讲官，所讲即《大学衍义》。【2】又如嘉靖六年（1527），上谕令经筵讲官日轮一员，在经书和《通鉴》中择其有关君德者直录以为讲义。大学士杨一清上言：“经书渊微，《通鉴》浩繁，请日讲《大学衍义》，上以为可。”【3】并制定进讲《大学衍义》的仪式。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只论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六门，而于治国平天下二门则付诸阙如。虽于另一本体裁相近的书《读书记》（一题《西山读书记》）中对治平两门有所涉及，但终不似前六目系统、深入。
真德秀的这一缺憾，为丘濬展其所长留下了空间。丘濬对真德秀以格致诚正为治平之本，以格致诚正推展、延伸出治平之术的思想是首肯的，对《大学衍义》作为同类书的典范也很是赞赏。但他认为，真氏此书，缺了治国平天下一节，对《大学》精义的阐述就不够完整，而且缺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经世部分，《大学》之书就难见精彩。丘濬说：
臣唯《大学》一书，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4】
对《大学》可谓推崇之至。故认为对此书的解释发挥不能割裂，更不能弃其用而只存其体。丘濬并且认为，《大学》经文是孔子立教垂世之遗意，孔子亲授曾子。曾子亲受其教，既总述孔子之言，又为之作传分释孔子之意，作成《大学》一篇。汉儒辑入《礼记》中，宋程颐、朱熹开始表彰此书，为之作《章句》、《或问》。真德秀又为作《衍义》，其真实意图在“献之时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为治之则。将以垂之后世，以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5】但缺了最重要的一环，他自己所补者正在此。从儒者之全体大用看，本之身家，达之天下，从格致诚正中推出治平之术，正合儒家思想的本意。从知与行的关系看，格致诚正主要在知，而治国平天下主要是行；就知行之先后、轻重说，知先而行必随，知虽重而行尤重。两者如影随形，不能割裂。所以他自己的工作，是补真氏之缺失，实为真氏的功臣。另外，丘濬认为他的《衍义补》较之真德秀的《衍义》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真氏书的最大用意在以书中的前言往事警发当世之君，如宋理宗。而自己的《大学衍义补》则主要是为了使众人晓谕，在朝臣中得到拥护，从而推动皇帝，将它推行于当时的政令中。故此书主要不在训诫而在实行。所引之事或有重复，所下按语多有不雅驯者，但不暇顾此。
丘濬此书完成后，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呈朝廷，有旨嘉奖，丘濬因此晋升礼部尚书。次年孝宗登基，认为此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政治”，赐钱刊刻。后来万历间重印此书，万历皇帝又制序称赞此书“揭治国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遗，以发经传之指，而后体用具备，成真氏之完书，为孔、曾之羽翼，有功于《大学》不浅”。【6】并作为经筵讲义，与真氏之书并讲。
《大学衍义补》在正文之前，有“诚意正心之要·审几微”一门，下列“谨理欲之初分”、“察事几之萌动”、“防奸萌之渐长”三条，按丘濬的说明，是为了补足真德秀未尽之意。真氏在诚意正心之要下，立二目：崇敬畏，戒逸欲。丘濬认为，朱熹的《大学》诚意章解，特别重视审几的重要，这是因为，天下之理，善与不善而已。所谓崇敬畏，即存天理；所谓戒逸欲，即去人欲。但存理去欲，用功于显著之地，不若审察于几微之初为得力，故据朱子之意补之。但本书认为，丘濬此三目之补，是针对宪宗时的政治形势和宪宗个人的行事而言。宪宗朝之政治虽不至于大乱，但诸如宠信宦官汪直、梁方，排斥正直大臣；万贵妃专横后宫，干预朝政；宪宗崇佛佞道，喜好方术，滥召妖人，开传奉倖进之路，冗官充斥等，已埋下内忧外患的祸根。丘濬针对此，于《衍义》中暗寓讽谏之意。在“防奸萌之渐长”一目中，丘濬在引程颐对坤卦的解释之后发挥说：“大凡国家祸乱之变，弑逆之故，其原皆起于小人。诚能辨之于早，慎之于微，微见其萌芽之生，端绪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绝之，不使其有滋长积累之渐，以驯致夫深固坚牢之势，则用力少而祸乱不作矣。”【7】而在“炳治乱于几先”之目中，则直接为人君建言，所说相当沉痛警策：
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唯不谨于细微之初，所以驯至于大乱极弊之地。彼其积弊之后，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当承平熙洽之余，享丰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非人，穷奢极欲，无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是岂无故而然哉？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预先有以防之也。……臣故因大《易》思患预防之象，而引三君（按指唐玄宗、德宗、宋徽宗）之事以实之，而着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后世人主倘鉴于兹，兢兢业业，谨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岂彼一时一人之幸，其实千万世亿兆之人之幸也。【8】
此处，丘濬补“审几微”一节的用心可谓昭然若揭。惜乎此书甫上而宪宗宾天，其作用则在继登大宝的孝宗皇帝身上通过经筵讲义发生了，对弘治中兴间接产生了影响。此点猜测可由孝宗以上对此书的嘉纳与赞赏看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