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类著作远较《易》类为少。《四库总目》著录10家，存目30余家。著录数只有宋代之半，存目数却远较宋代为多。这同样说明，明代诗学著作精粹者少，芜杂者多。其中最有价值者为朱善、《书传大全》、季本、李先芳、郝敬、何楷、冯复京诸家。本节概括地考察以上解诗著作，着眼于明代早、中、晚期解诗之风的不同，兼顾义理与名物训诂两大派。注意提揭各家在传统诗学问题如诗序，诗之传授系统，诗之美刺，孔子是否删诗，诗之正风变风，诗之赋比兴，及对朱熹《诗集传》的从违等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表显明代诗经学注重儒家价值观念的凸显和发挥，注重道德传统和知识传统的统一，在注诗体例上也更加多样等特点。
明代早、中、晚期解诗之风不同。早期恪守朱子《诗集传》，对毛传、郑笺所主张的诗序大力攻击，继承朱子详于诗意，略于名物训诂的路向。这个方面明初朱善的《诗解颐》四卷可为代表。朱善，字备万，号一斋，江西丰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此书承元代以来尊朱传统，解诗全以朱子《诗集传》之义为据，且不注重名物训诂，多以理学意思发挥。所重者在其中包含的修齐治平教训。故多先分论一诗之义，后总论数诗之旨。论诗义多顺原文疏解，论诗旨则多道德方面的发挥。如《关雎》三章，以为咏文王之敬，文王之妃大姒未嫁时之淑。而对敬淑二字则以理学大事发挥：
能敬则能静存动察而无一时之或怠，无一事之或忽。其自强不息以此，其纯亦不已亦以此。此所以为乾之健也。能淑则能事上接下而无一事之或愆，无一理之或遗。其配至尊也以此，其奉宗庙也以此。此所以为坤之顺也。【40】
又如此书总论《周南》说：
《周南》者修齐治平之道，本之于天子，达之于诸侯。表立于此而天下无不知所取正焉。法立于此而天下无不知所取则焉。此化之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由《关雎》而《螽斯》，其诗作于宫中，此身修家齐之效也。《桃夭》、《兔罝》、《芣苢》，其诗作于国中，此家齐国治之效也。《汉广》、《汝坟》，其诗作于南国，此国治天下平之渐也。若《麟趾》则又王者之瑞也，故以是终焉。【41】
并认为《周南》、《召南》与《大学》之义旨相表里：《大学》是言修齐治平之理，二《南》是言修齐治平之事。《大学》是立法以教人，二《南》是圣人将己之心得推行于风俗教化。此种解《诗》方向贯彻于全书，其理学气味十分浓重。其中某些解释也有据他人驳正朱子之处。由此看，朱善读书甚多，考据亦非不能，不过未注目于此罢了。故《四库提要》说：“其书不甚训诂字句，唯意主借诗以立训。故反复发明，务在阐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意，而于兴衰治乱，尤推求源本，剀切著明。在经解中为别体，而实较诸儒之争竞异同者，为有裨于人事。”【42】并认为他沿袭了元代儒者的笃实学风，非明中期以后空谈高论所可比。
明代诗学著作重要者还有《诗传大全》一书。此书为胡广等奉敕所撰之《五经大全》之一。按四库馆臣的说法，此书乃取元儒安成刘谨之《诗传通释》稍作损益而成。根据台湾学者杨晋龙的研究，此书是以《诗传通释》为底本，又采入罗复《诗经集传音释》的“音释”及“名物图”，曹居贞《诗义发挥》、朱善《诗经解颐》的解说。地名则依《皇（明）朝郡邑志》注出明代地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条目录自胡一桂的《诗集传附录纂疏》。形制体例则主要依《诗传通释》。【43】从总体上考察，前人谓此书“抄袭”，不为无据。但此书体裁本为撮抄改编，以现代著书体例为据，说此书“剽窃”，却是言之过重。
另外，此书将原分隶于各篇的小序合为一篇，又全录大序之文，置于诗序之《朱子辨说》之下，表示重视朱子后来关于诗序的意见。因为朱子旧本《诗经集传》篇首有小序之合文，后因宗郑樵之说，反对小序，新本中已全部删去。但《诗传大全》不删小序，说明它仍然信从诗经学史上曾经发生了相当大影响的诗序，不全随朱子步趋。《朱子辨说》与大小序并录于篇首，说明《诗传大全》尊诗序与反诗序两存之，待学者自为去取。另《诗传大全》卷首列《诗传大全纲领》一篇，内容为诗大序及《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及二程、张载、谢良佐、朱子论诗之经典语句，其下系以孔颖达、辅广、刘瑾、朱善、李樗、吕祖谦等人的论诗之言，作为全书的指南。其以朱子为主，不专注于一家的解诗原则亦可以概见矣。
因是撮抄，此书本不足重，但它所编集者，皆重要思想家的传世之作，其收集资料之功，不可全然抹杀。另外，从其去取损益中可以见出明代前期因革之据。最为重要的是，此书为明代科举功令，乃士人必读之书，影响一代诗学之走向甚巨，从中可觇明代学术之盛衰因革，故仍是明代最为重要的诗学著作。
季本的《诗说解颐》是明中期重要的解诗之作。此书正释三十卷，字义八卷，义理训诂并重。卷首有《总论》二卷，对于诗经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如大小序、诗之六义、诗乐、孔子是否删诗、诗之章句音韵、诗之传授历史等，都详引载籍，予以说明。如大小序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郑玄《诗谱》谓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而何为大序、何为小序，分法不一。《后汉书·儒林传》谓诗序乃卫宏所作。而郑玄以为小序本为一整篇，毛公分置于各诗之首，则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卫宏为增广润色。《隋书·经籍志》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更相润色。程颐说大序是孔子所作，而卫宏之序与古序本为两篇，后人混为一篇。朱子注《诗》有两稿，初稿宗诗序，后乃从郑樵，攻诗序，作《诗序辨说》，以为诗序本非经文，原自为一编附于经后。因当时齐鲁韩诗与毛诗并行，读者不尽信。至毛公引以入经，且置之篇端。三家诗亡后，抵牾之迹不可复见，人以为序中所言乃诗人作诗之前先有此命意，诗因序意而作，遂不敢拟议。后之读《诗》解《诗》者甚至发展为“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44】明代以尊朱故，信诗序与攻诗序遂为不可回避之问题，注诗者亦因之分为两派。季本解《诗》，明言反对序分大小，更认为诗序非子夏所作，也非孔门宗旨，他说：
今按毛诗大序本与《关雎》序合为一篇，无大小之异也。……大序之言杂取《礼记》、《周礼》之文，似皆后人所掇拾。而以一国之事言风，天下之事言雅；又以政之大小为二雅之别，则于经义多有不合。此决非子夏所作也。至于小序，则其失又甚矣。太师陈诗之后，虽或国史主之以入载籍，未必亲作。《诗》且类为之序，而义复多违。观其文辞重复，非出一人之手，盖必经师之所次辑。【45】
此言合理之处甚多。
关于诗之六义，大序谓：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者，以文辞而谏诤，即“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风有正风、变风。正风者，治世之音，以安乐之音表现政治和美。变风者，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以怨怒和哀思表现政治之坏。雅亦有正、变，其意同风，大序谓：“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大序又说，风雅的区别在事之大小、诗之广狭：“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而小雅大雅的区别在所言政事的大小。所谓颂，即对盛德大功的赞扬之辞，而此类赞辞多半是告于神明之前的。风、小雅、大雅、颂谓之“四始”。季本的解释在于突出风雅颂为经，赋比兴为纬之意。经者主体，纬者辅助，经者诗之本身，纬者诗之修辞手段。二者在诗中的重要性不可等量齐观。另风雅颂三者虽在体制上有很大区别，但此种区别不是绝对的，三者可以相兼。赋是直述事由，以尽其情状；比是即物为喻，意在言外；兴则因物发端，引起下句。而《诗经》中三者有相兼之例，如《大雅》之《嵩高》，有“其风肆好”句，是雅兼风。但因作者在雅，又非私讽之辞，故在雅。又如曹风之《鸤鸠》，四章皆为赞颂之辞，是为风兼颂。但以作者在风，又非面陈之辞，所以仍在风。此外，季本认为此六义为诗之体制，非与兴、观、群、怨一一对应，说某专对兴，某专对怨。亦反对以一国事言风，以天下事言雅。以政事之大小分大雅小雅，亦所反对。至于以王道之盛衰言正变，尤所反对。他指出：
如文、武西周之盛世则为正，成、康以后治化不及西周则为变耳，窃疑之。《破斧》之在豳风，《淇奥》之在卫风，《缁衣》之在郑风，《车攻》之在小雅，《烝民》之在大雅，皆歌咏盛德之言，不可以为非正。而成王望治之时，宣王中兴之日，平王靖难之初，犹存先王之旧，而皆谓之为变，其心亦近于不广矣。【46】
意谓治乱相寻，其间情况复杂多变，非非此即彼。诗之美刺，更非一律，殊难截然相分。他质问道，正变之说本非经文，序说有之，其根据何在？况今本列于风雅之诗，意指有差讹之处，划其为正为变，未必皆得其所。此质疑深中窽窍。
关于孔子删诗，《史记·孔子世家》谓诗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其可施予礼义者，存三百五篇，皆配以音乐，以求合雅颂之音。此说为孔颖达《毛诗正义》所沿袭。【47】季本大体认可孔子曾经删诗之说，他要解释的是为何今本《诗经》，国风只有十五国之诗。他认为，孔子删诗之时未能尽得天下诸侯之诗而加以删正。如真有三千篇，孔子决不会只选十五国之诗。他的解释是，周之昭王宣王盛时，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未废，诸侯乐以其诗献上。后王道渐衰，天子不采诗，诗之在诸国者多未录于周之太师。有些小国，如邾、滕、纪、莒等，或其国无诗，或其诗不足录，故只选定十五国之诗。另外，孔子删诗之时，已有文武成康盛时之诗。这些诗先已有题名，不待孔子删时定名。这些诗占有一定比例。当时孔子所删的，主要是内容上不足观者。郑卫之音，孔子本已删去，但秦火之后，《诗经》不全，汉儒取传于里巷狎邪之口者补入，以足三百篇之数。故现存之诗非古经。
关于诗经各篇之顺序，旧说多以为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时所说之顺序。季本反对此说，认为毛诗之顺序和《左传》偶合，或毛公之学与左氏之学同出一宗，二家之学相闻。不能将《左传》当成毛诗排序之根据。季本之所以不以《左传》为根据，是因为他认为《左传》此段描述各国之风特点的言论，浮泛虚夸，非为正论。如以秦为能大，以魏为明主，以豳为周公之东，以小雅为周德之衰之类，皆未为笃论。而《诗经》中十五国之顺序，秦火之后多错乱者。或风中杂雅，或以雅而杂风。二南三颂之顺序，也非孔子删诗时之旧观。
关于诗之传授系统，季本引《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孔颖达《毛诗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诸书所记，加以折衷，认为子夏传孔子之诗的说法可信，但毛公之诗未必传自子夏。因毛说浅陋牵强，往往有难通处，子夏在孔门以文学知名，又从事于切问近思求仁之学，孔子谓其知诗，可知子夏深于诗者。其传于毛公者必不如此浅陋。或毛公得于子夏的学生，数传之后大失子夏之旧。或谓子夏四传至荀子，此说亦无确据。关于毛公传诗之说，季本信从孔颖达的说法，认为大毛公作传，小毛公受其传而为河间献王博士。自三家诗亡，毛诗独行，后郑玄之笺，孔颖达之疏皆宗毛氏。至朱熹始辨毛说之非，又因朱子在科举中的独尊地位，宋以后《诗集传》独行，毛诗始废，诗亦不以毛定名。但季本解诗不主朱熹，主张从各本由己心绎去取，不尽用旧说。他尝说：“嗟夫！诗学之失传久矣，所幸遗经尚存，是非具列，即其辞而绎之，以意逆志，当自跃然于心目之间，岂待传注而后明哉！今于诸篇下首标经旨，不尽用旧说也，庶以见其意不远于经文而可求焉。”【48】
关于淫诗之说，宋儒解诗多从小序，以为诗皆含美刺之旨。郑樵反对此说，朱子从之。如郑风之《将仲子》，小序以为刺郑庄公害其弟。郑樵则认为是一女子婉拒情人之淫诗。世之文士以为孔子删诗正乐之后，凡不遵礼义无裨风教者皆已不存于诗中，今之诗无淫诗。凡郑、朱指以为淫诗者如《静女》、《木瓜》、《采葛》、《遵大路》等皆用旧说穿凿求通，而指郑樵朱子为误。季本认为，诗之为教，以宣抒性情为主，与史书之以史实垂鉴戒者不同。故不应信从小序之说，篇篇皆有美刺。说《诗经》本无淫诗可，因孔子已删。但说今诗无淫诗则不可，因有汉儒在秦火之后之拾掇增加。世儒说今诗无淫诗固是拘泥于小序，郑、朱说淫诗本为《诗经》旧有亦昧于孔子删诗之意。他主张解诗“义有不通者须于经文中平心玩味以得其意，固不可偏执己见，而亦安可尽拘旧说邪？”【49】
季本虽主张不从旧说，于己心得经典原义。但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又全然信从，实际上是虽不尽信毛公、郑玄、孔颖达、朱熹之说，但不敢不从孔子删诗之说，尤不敢不从孔子删述之后淫诗已纯然无存之说。仅就此点看，他仍有无根据地美化圣人之嫌。但诚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言，季本的《诗说解颐》“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袭前人，而征引该洽，亦颇足以自申其说。凡书中改定旧说者，必反复援据，明著其所以然。……虽间伤穿凿，而语率有征，尚非王学末流以狂禅解经者比也”。而此书的意义，除在《诗经》学上的创获之外，在于通过它，“知姚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经传，考究训诂乃如此，亦何尝执六经注我之说，不立语言文字哉！”【50】诚为有得之言。
明中期诗学著作可记述者还有李先芳的《读诗私记》二卷。李先芳字伯承，号北山，湖北监利人，寄籍濮州。嘉靖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此书非系统的解诗之作，卷一总举其解诗的指导思想，卷二标举每篇大意。篇幅虽小，而创获良多。他总的解诗思想是，反对诗序曲解小雅一概归之于美刺，也反对朱子对小序矫枉过正，曲解郑卫之风，太半归于淫辞。两者都有偏颇。他欲循孟子“以意逆志”之读诗法，折衷其间。他有《读诗总论》一篇，标明他解诗之注目所在，特重夫妇之道。他认为周室王业之奠，在后妃之德，故二南以《关雎》为首；周室丧乱之由，在幽王专宠褒姒，故大雅以《瞻印》、《召旻》殿后。诗序如此，其有深意寓焉。另十五国风中，言妇行邪正者八十余篇，几占国风之一半。二雅中极赞大任、大姒之贤，备道褒姒之害，鲁颂中赞扬后稷之母姜源，皆重妇德之意，可谓《关雎》之续篇。此中可以看出《诗经》全经之大旨。另有《读诗之法》，表明他重视于男女、夫妇上体会诗之教化之意。他说：
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志之过也，而况邺、鄘之末流乎？【51】
因为情欲乃人之本能，极易流荡失正，须有人伦为之范导。故孔子删诗不删此类诗，为的是以此垂鉴戒于后人。
另外此意亦可反驳朱子以此类诗为淫佚之人所自作的说法，主张对此类诗要有分别，有淫奔之人自道，有刺淫奔之人之作。他有《朱注国风多淫奔之辞》一篇，专明此意，说朱子《诗集传》国风之注，认定为男女淫奔自叙者二十四篇，其中如《桑中》、《东门之》、《溱洧》、《东方之日》等，小序本以为刺淫，这些诗朱熹以为淫者自作，尚不至大谬。而《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有女同车》等，小序指为他事，因为其中无一字及于妇人，而朱熹皆以为淫奔之辞。李先芳质问道：“如果出于奔辞，小序何讳不以直言，而概以他事；如果不出于奔辞，文公亦何所据，类坐以淫荡无耻之事？然则孔子之删者竟何事也。毋亦惑于郑卫之音，执泥臆见，而使圣经为诲淫之具乎？由是俗儒不以训后学，主司不以命题取士，遂使郑卫古风，应读者才十之三耳。”【52】平心而论，朱子的认定并非无据。历来注诗者对此众说纷纭，多有与朱子意见相同者。李先芳据小序驳朱子，亦不能服朱子，因为朱子本来反对小序。
还有一点可注意的是，李先芳对待诗序的态度与朱子大异。他吸收了马端临的说法，主张雅颂之序可废，国风之序不可废。因为雅颂各篇意旨容易见出，如《文王》、《清庙》、《维天之命》诸篇，记文王受命、享祀之典等，辞旨明白。小序所说敷衍附会，反成赘疣。国风则不同，往往意在言外，不读小序则无以明。如《芣苢》，全篇说采芣苢之情境，而实际上抒写妇人得子之乐，于中见出后妃之德。而不读小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也。”则不知此义。又如《黍离》，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小序则曰：“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此义须通过小序而明。从这里看，李先芳解诗仍多遵信诗序。在这一点上，他不同意朱熹对待小序的态度，指责说：“朱文公解诗依古经文，附以己见，中间依小序者才十之一耳。”【53】
但在诗之正、变上，李先芳又与小序大异，反对诗分正、变。他承元儒刘谨之说，认为诗本无变风变雅之名，说：“孔子删诗原情据理，顺其自然，故丑好美刺相间而成章，非故以何者为变，何者为正也。”【54】诗分正变，是后人据政教美恶、人事得失拟议诗，殊失诗之本真。如果硬要将诗分成美与刺两类，以美为正，以刺为变，也只能据各篇诗意来定，不能以时代来划分。旧说以二南为正风，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以《鹿鸣》至《菁菁者莪》为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黄》为变小雅；以《文王》至《卷阿》为正大雅，《民劳》至《召旻》为变大雅。正风正雅皆文王、武王、成王时之诗，周公并为之定乐歌。变风变雅皆康王、昭王以后之诗。此种以圣王时代、圣王地域之诗为正，非此则判为变的分法，舍去陈诗的实际时代和地域不问，实在是不足深辨。他主张：“善读诗者不须问其篇章次第是非如何，但玩味圣人垂示劝戒之意，深于诗者也。”【55】
李先芳此书不专主一家，择善而从，议论平正，不妄生穿凿，有疑则缺。但所论不能旁征博引，稍嫌单薄。故《四库提要》谓：“其书议论平和，绝无区分门户之见。虽援据不广，时有缺略，要其大纲，与凿空臆撰者殊矣。”【56】
郝敬为明代诗学重镇，他的《毛诗原解》三十六卷是明代后期一部极有特色的著作。诗学乃郝敬家学，他自言：“上世学《易》学《礼》，至我先君学《诗》，男千秋、千石、侄千里、缌麻弟大采，皆受《诗》。”【57】又以诗中乡试，可见渊源之深。
郝敬之《毛诗原解》，主要在反对朱熹注诗不遵小序，只依诗之文辞悬断疑似，后儒信从朱注，遂使诗学离开原意。他要恢复以序解诗之古风，故名《原解》。卷首有《读诗》一卷，总述解诗原则。郝敬以为诗不同于文，诗有蕴藉，不似文那样浅白。诗有悠扬委曲之趣，言外不尽之意，不能径情直解：“诗意深厚，正不贵明浅，或借古以讽今，或反言以明正，或托其人之口吻以发意中事，或漫无可否，述事以见意。体裁不一，要未有直发者。”【58】故读诗须如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而要以意逆志。此为学诗之第一义。而诗历今数千年，其志未易逆，须借前人关钥，而小序正是此关钥。故郝敬解诗首重小序，他说：
三百篇所以高绝千古，惟其寄兴悠远。不读古序，不达作者之志与圣人删定之旨。后人疑序与诗不似，不似处正宜理会，诗所难言正在此。自朱元晦不通古序，学者谬承师说，浅陋枯索，无复兴致可风。【59】
郝敬又笃信成说，认为诗序中的头一句精当简约，是后数句的根本，后数句是申明首句之义。首句可断为子夏所作，后数句毛公增补：“诗序首句函括精约，法戒凛然，须经圣裁，乃克有此。”【60】解诗以小序之首句为纲领。故郝敬注诗之体例，于小序首句前增“古序曰”三字，小序其余文字之前，则加“毛公曰”以示区别，其下系朱子注以为批评的靶子。郝敬反复强调，诗为言志而作，而诗序之首句之所以言志，解诗不据小序，犹如夜行无烛，他说：
各序首一句为诗人之志。诗辞明显，则序不及；但道诗所未言，后人所不知者，故序不可废也。朱子必责诗中语为征，正与古序相反。苟诗辞已直，又焉用序为。如朱说，依样葫芦，都似重复语，书《序》所以孟浪正坐此，虽不用亦无伤也。若诗无古序，则似夜行，乌可少乎！【61】
此处书《序》，指朱子之《诗经集传序》。此《序》中明言学诗之法：“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按指十五国风）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以《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62】中无一语及于小序。郝敬认为，朱子之有此失，全在朱子忽视“诗言志”一语，以史传质疑诗旨，以文辞质疑诗旨。他甚至认为，朱子之气质性向不适合为诗，他说：
言诗殊关气质。元晦性地质直，气鲜圆通，故言诗殊非所长。诗多托兴，必认以为真；诗多婉言，必改使从直；诗多深邃，必牵使就浅。所以三百古序，无一能解颐者。【63】
此亦言之太过。
郝敬解诗与朱子不同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在对赋比兴的解释。朱子解诗，极重视赋、比、兴，在诗之每一章下，都为标出。朱子释赋、比、兴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64】郝敬不仅反对朱子对赋、比、兴的解释，更反对在每一章下皆硬性标出。他对赋、比、兴的解释很富于哲学意味：
诗始于兴。兴者，动也。故曰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夫子亦曰：诗可以兴。凡诗未有离兴者也。兴者诗之情，情动于中发于言为赋。赋者，事之辞。辞不欲显，托于物为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铺叙括综曰赋，意象附合曰比，感动触发曰兴。【65】
就是说，心受物之感，情动于中而欲发为言者为兴，将此情落实为语言之铺叙为赋，而此语言不欲直白道出，寄托于同类之物曰比。因此赋、比、兴非修辞之法，乃诗之本体；非截然割裂，本圆通为一。由于此，郝敬言诗，于赋比兴特重其统而为一之意，认为赋、比、兴非判然三体。他反驳朱子“比有取义，兴不取义”之说，认为朱子所说之兴，实际上皆比，因所咏之物有寄托之故。郝敬所谓比，即寄托之意，并非两物有相同性乃可比，凡不直言其事而托言于他物者皆比。故朱子所言为兴者如关雎、鹊巢、凤凰、麟趾、黄鸟、鸱鸮、狼跋、鹿鸣之类皆比。他因此将《诗》之兴比拟为《易》之象，并兼斥朱子错会比兴之义：
诗之有比，犹易之有象。易义难言，以象像之；诗志难言，以比譬之。汉魏诸家言易象过于穿凿，及言诗比，全没理会。朱元晦所以误比为兴，其疏谬从来远矣。【66】
因郝敬以凡托物皆比，故其比之义至为宽泛，故他又将比详细区分为取义之比、隐语之比，切响之比，会意之比等。此等区分不可谓皆无据，但切响之比义甚不通，如《殷其雷》之“殷”，借作殷商之“殷”，以雷比喻商纣之威虐；《桑中》“采唐”之“唐”，借为淫荡之“荡”以刺淫；《兔爰》之“兔”借为“毒”以表现悯周之情，此类皆过信小序，穿凿原意以与小序合，最终陷于荒谬。
郝敬亦因过信小序，特重诗之道德含义。他认为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的树立价值标准，标举道德原则之意。所以他注诗，特别注重其中遏恶扬善之意，反对朱熹专以乐歌论诗；特别发挥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之说，重视诗以美刺为史之说，主张诗与《春秋》有同样的功用。郝敬说：
六经所为重，以道非以辞也。世多良史而《春秋》为宗，非《春秋》能富于《史》《汉》也。世多骚雅，而三百篇为宗，非三百篇能攻于屈宋也。则身所重可知已。是非不定以训，美刺不足以风，三百篇犹之夫诗耳。如古序言诗，灵龟宝鉴，万世常新。如朱子言，诗不必美刺，则扬葩掞藻，嘲风弄月而已，圣人奚取焉。【67】
尤其反对朱子以《诗》为乐歌之总汇，说：
诗皆古贤达闻人感事托兴、劝善遏恶而作。苟不关法戒，则圣人不录。三百篇皆治乱兴衰之迹，不独为歌舞之节而已。朱子拘于《论语》正乐雅颂得所之说，专以乐歌论诗，遍改古序。然则诗之为经，只如后世乐府俳唱之用，焉能为有？【68】
但这里郝敬却攻之太过。盖朱子并未言《诗经》全部皆乐歌，更未言乐歌仅歌舞之节而已。朱子认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中考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明非仅乐府之俳唱。朱子确以雅颂为乐歌，说雅者，正乐之歌也。小雅是宴飨之乐，大雅是朝会之乐。颂是宗庙之乐歌，如诗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更非乐府之俳唱。
另外郝敬为彰显诗之道德功能，特别凸出《诗经》的史书作用。认为《诗》与《春秋》相表里：
夫子作《春秋》，皆本风人美刺之意。其删《诗》也，明好恶、辨邪正，稽理乱，与《春秋》相终始。幽厉以前，美刺在《诗》；平王以后，是非在《春秋》。《诗》微而显，《春秋》显而微；《诗》善言，而《春秋》言善也。【69】
可以说，《诗》与《春秋》共同记载了自文、武至春秋时代的史实，尽管其体裁不同。由此点看。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乃理解诗的关钥，孟子乃千古最为知诗之人。此亦五经皆史之意，不过所欲彰显者端在道德而已。
郝敬在关于诗旨的几乎所有大的方面都力反朱子，其中不无过甚其辞之处。但他反对朱子郑卫淫诗之说，却甚是有力。朱子赞成诗之正变说，谓诗唯《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其德，故此地之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为诗，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故此两篇独为《风》之正。自邶而下，其国之治乱不同，其国之人感而发为诗，亦有邪正之不同。变风自此始。【70】其中郑卫之诗，多有宣发淫佚之情者。朱子在其《诗集传》和《语类》中对此说之甚多。郝敬提出，对于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要活看；要以孟子的“不以辞害志”的精神去理解。诗是言志的，诗中自然多男女之辞。如果善于以意逆志，则从靡靡之音中自能发现其志甚正，反之则满眼皆淫。郝敬说：“端冕而听，郑卫皆雅乐也；苟佚欲念起，凡歌舞皆足以丧志。故《乐记》曰：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71】他对朱熹以淫诗视郑卫之风甚不满意，说：
世儒不达，谓诗多淫辞。必无邪思，乃可诵诗。夫使圣人删诗留淫辞，禁学者邪思，是建曲表而责直影也。……夫妇，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耻莫大于中闺。礼义养于闺门者最深，而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故凡诗托兴男女者，和动之音，性情之始，非尽男女之事也。【72】
他更指出，诗意曲折，不能仅从其文字直看，而要善于旁通。如《君子偕老》、《猗嗟》，本刺也，而其辞为颂扬；《墙有茨》意本伤今也，而其辞道古；《小戎》、《东山》意在褒美，而无一句赞辞；《氓》、《谷风》意在刺恶，而无一句贬辞。此皆言在意外。故视郑卫之风为淫诗者，不达言外之意者也。郝敬这里的论说皆能自出手眼，不同流俗，可谓善读《诗》者也。
唯郝敬处处求与朱子不同，故对朱子的批评虽亦多有中肯之处，但出于故意立异处亦不少。其解诗总的说不如朱子广泛吸纳诗学成果加以悉心体察孤苦研究所得那样深切创辟，这与他僻处一隅，可读之书不多，闻见不广有关。这一点郝敬在《九经解》之总序中已有申说。且郝敬批驳朱子改小序，而他自己又过信小序，遇有按小序解不通处，必委曲生解，不免以经就传。加之对朱子攻剥太苛，《四库提要》谓其“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尔反尔，示报复之道耳，非解经之正轨也”。【73】故弃置其书不录，存目之提要对其好处亦少有道及，此亦馆臣之偏见。
何楷之《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亦诗经学史上一难得之书。何楷字元子，福建晋江人，天启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此书受孟子“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一语启发，认为诗虽以体制不同分为风雅颂，但皆因具体事而作。故诗三百五篇之年代与史事皆可一一考实。夏商两代直接之文献不足征，但周室先祖之诗藏在秘府，未曾遗失。孔子删诗之时，以诗中之所记，为商与周先祖事迹之文献依据。如公刘迁豳诸诗可以接续《尚书》之《五子之歌》中所述夏朝之事，歌咏王季、文王诸诗可以补《商颂》之缺。夏商之事，赖之《诗经》的记述以明。又如《尚书》所记止于周穆王，而《春秋》所记始于平王东迁。中间厉、宣、幽三王之事今无记，皆赖诗以征。所以诗可以看做《尚书》与《春秋》的间隙。其间之诗，可一一系之年代事迹。另外诗中散见之典章文物，与三《礼》所记无一不合，故《诗》亦可兼《礼》、《乐》。【74】何楷这一观点，看来受到明代“六经皆史”之说的影响。【75】他自述作此书的体例步骤是：
先循之行墨以研其义，既证之他经以求其验，既又考之山川谱系以摭其实，既又寻之鸟兽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订之点画形声以正其误，既又杂引赋诗断章以尽其变。诸说兼详，而诗中之为人为世若礼若乐俱一一跃出。【76】
就是说其中除文义的研索考求外，大量工夫下在名物训诂、字音字义辨别、及以大量经史之文的旁证上。但此书用功虽勤，方向定错。其中的错谬诚如《四库提要》所言：“考《诗序》之传最古，已不能尽得作者名氏，故郑氏《诗谱》缺有间焉。三家所述，如《关雎》出毕公，《黍离》出伯封之类，茫昧无据，儒者犹疑之弗传。楷乃于三千年后，钩稽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大惑不解，楷之谓乎！”【77】可谓一针见血。诸如此类茫无根据之事，如指《硕鼠》（魏风）为《左传》之魏寿余，《南陔》、《由仪》、《崇丘》等五篇，毛传以为笙诗，本有声无辞，今本多不录，而何楷一一为之指实，如指《草虫》（召南）为《南陔》，指《菁菁者莪》（小雅）为《由仪》，指《緜蛮》（小雅）为《崇丘》。此类《四库提要》指摘甚多。但此书的优点《四库提要》也明确点出：“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该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譬诸搜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百余年来，人人嗤点其书，而究不能废其书，职是故矣。”【78】此评甚是精当。另此书以诗起于夏之少康氏，终于周敬王，共二十八代，每代皆有诗，故总二十八部，以二十八宿之名为各部之名。如少康氏之世有诗《公刘》、《七月》、《甫田》、《大田》等八篇，为角部。周敬王之世有诗《下泉》，为轸部，诗序的排列十分独特。后有“属引”一篇，自言仿《周易·说卦传》而说诗如此排列之由，且用韵语。此亦《诗经》史上少见之事。
万历年间冯复京所著之《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不主义解，专释名物，于明代一般注诗之家为别体。故在明代诗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所谓六家诗，即齐、鲁、韩、毛之诗与郑玄笺、朱熹集传。其中齐、鲁、韩诗已亡，存者余三家而已。而齐鲁韩诗，仍可从群书之引诗中得其仿佛，故仍名六家诗。此书卷首有序例，交待作疏之体例，首言此书之旨趣专在考释名物。对古今注诗第一公案之小序，认为非古经之旧，小序之作者，又古今聚讼纷纭，故对小序置而不论。
此书释名物，所下工夫甚大，首先其所释之名物，分三十二门，如天、神、时序、地、国邑、山、水、人体、亲属、姓氏、爵位、饮食、服饰、器具、布帛、宝玉、礼、乐、兵、舟车、颜色、艺业、夷狄、鸟、兽、鳞介、虫、木、草、谷、杂物等，诗中名物，包罗略尽。每门中所释之物有多有少，多者数十，少者数种。每一物下必注出篇名出处。并于每个古字奇字下，皆注出反切。字同用异的，两见皆注，以示不同。声异字同的，只注一音，以绝异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疏释名物，引用书目至为繁多。计有古今《诗》注60部、《礼》注33部、《乐》注10部、《春秋》注17部，以及《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小学》，下迨谶纬，共计经部引书240余种；正史、杂史、职官、地志、谱牒等史部书115种；子类引书更杂，儒、墨、道、法、名、阴阳等九流，下迨天文历数、兵法医方，无不包罗，计180余种；集部分总集、杂集，亦不在少数。引书虽多，但选择精审，考据详核。自谓：“此疏之设，本为明经。以经解经，譬犹以水投水，虽欲无合，其可得乎？故详加蒐辑，鲜或缺遗。子史文集，则简汰浮华，导扬指要。”【79】对历来诗注中有争论的地方，则援据古书，出以己见：“诗人咏物，据谣俗以属篇；先哲解经，缘师门而聚讼。所以种类纷糅，训故舛驳。予不揆梼昧，辄附管窥。庶或助锦带之挥麈，解青衿之疑网。”【80】
释《诗》之名物之专书，以三国吴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为最古。后人多有仿作。但因草木虫鱼，古今异名，加之递相注解，舛讹良多。孔颖达《毛诗正义》，对名物颇为注意，尽量加以释注。宋郑樵有《尔雅注》三卷，其中有草木虫鱼之释，但数量不多。朱子《集传》，名物多有解释，但务为简明，不多援据，故所注多简略。明儒注《诗》，多由义理。名物之注多且细者，冯复京此书为仅见。故《四库总目》对此点特为表彰，谓征引颇为该博，改正《集传》之误多处；议论皆有根柢，为征实之学。焦竑为此书所作之序，认为诗有实有虚。虚者为诗之宗旨，而说诗者往往以穿凿坐实；实者诗中之名物度数，而说诗者往往以孤陋而不注。至于草木鸟兽这类非援据不明，非参证不实的，往往置而不顾，故诗之真正意旨难求。冯复京此书，“取疏略而广之，缀辑昔闻，参以新义。自鸟兽草木而外，如象纬、堪舆、居食、被服、音乐、兵戎，名见于经者，种种具焉。足以补陆（玑）郑（樵）之遗而起其废疾。至诗人之意则存而不论，俟读者虚心而自得之。此于孔门之言诗，不庶几近之也哉？”【81】这篇序对冯氏卓异之处指陈甚为明白，对他在诗学史上的贡献评价恰如其分，可谓深得此书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