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访华后不久，4月，美国商务部把对中国的出口控制从“Y”类（对华沙条约国集团）放宽到“P”类（对新国家集团），这样，包括运输机、远程通讯设备、军用直升机等就都可以向中国出口了。耿飙访美以后，五角大楼正式宣布，决定向中国出售战术性防空雷达、运输用直升机、试验喷气机引擎用的压力功能转换器、大型拖车、早期预警雷达天线、雷达干扰装置、对流层通讯器材、战术无线电装备运输机等9项军事装备。[204]7月，商务部又一次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9月，负责国防研究和工程的助理国防部长佩里率领的一个五角大楼的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和设施进行具体的调查，与中国官员共同探讨中国吸收先进军事技术的可能性。这时已有400项非杀伤性武器的军事高技术获准向中国出口。佩里回国后提交了一份24页的报告，其中说：“我们应当在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方面加快行动，而且应对哪一层次的技术可以向中国转让制定出一个指导方针。”报告还探讨了向中国提供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和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205]
尽管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有了初步发展，但美方一再表示，两国是朋友而非盟友的关系。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确。他说：
我们两国的观点和政策可能时不时地会是平行的，但几乎不可能是相同的。两国的社会建筑在完全不同的哲学理念之上，两国的价值观念和机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除非出现对我们两国共同利益的直接攻击，我们将是朋友，而非盟友。[206]
总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头两年中，两国各方面的关系都得到了巨大发展。两国政府之间先后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有27项之多（中国政府部门与美国公司或两国公司之间达成的协议不计在内）：
1979年1月 科技合作协定
文化协定
高能物理合作协议
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
5月 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
举办贸易展览会的协议
科技管理及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
大气技术合作议定书
海洋和渔业科技合作议定书
计量和标准合作议定书
邮电业务谅解备忘录
6月 医药卫生科技合作议定书
教育交流计划谅解备忘录
7月 贸易协定
8月 扩大文化交流协议
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的议定书
1980年1月 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
科技合作议定书
地震研究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地学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农业年度合作计划议定书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谅解备忘录
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宇航局关于在中国建
立陆地资源卫星地面站的谅解备忘录
2月 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议定书
3月 水力发电和有关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附件
8月 民航协定
海运协定
纺织品协定
领事条约
9月 民航运输协定（草签）
10月 粮食贸易协议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协议
（草签）
这些协定的签订具有重要意义。它使中美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使两国关系建立在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之上，而不再是正常化之前少数人之间的有限行动。正如霍尔布鲁克所说：“美国广泛的利益已参与其中，未来的政府即使要扭转潮流也将是困难的。”[207]民航协定结束了中美两国之间30多年来没有例行的定期直达航班的历史；海运协定使两国船只可以在对方港口停靠，进一步增加了两国的商业机会。所有这些协定，像千丝万缕的纽带，把中美两国连接在一起，使两国关系不仅成为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官方的关系，而且成为两国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不但大大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而且使两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加深，从而提高了中美关系抵御风浪的能力。
两国的教育交流也迅速发展。1978年7月，当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来华访问时，他试探性地提出，中国可以派50名学生去美国。但中方的回答却是，中国打算派500名，而且由中国政府自己负担学生的费用。10月，两国草签了《教育交流谅解备忘录》，此项协议后来纳入了1979年1月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这项计划很快就开花结果。1979年中国向美国派出了1330名学生和访问学者，1980年则派出了4324名，到1983年已猛增到19000名。[208]许多美国大学开始同中国的相应学府建立交流计划。中国派往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成为中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排头兵，同时，他们也为提高所在国的教育和学术水平作出了一定贡献。1981年12月，美国教育测试局作出在中国进行托福考试（TOEFL）和毕业成绩考试（GRE）的安排，从而为评估中国学者和学生的申请建立了正常的机制。[209]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平均每半年都有25个文化和体育的代表团访美，美国也有许多音乐体育团体访华。[210]
不但在中央和联邦政府的层面上，而且在地方政府和机构的层面上，两国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80年底，15个中国省市与美国相应的州市建立了交流计划，16家美国新闻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80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211]正如霍尔布鲁克所说，从1979年1月1日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速度令全世界震惊”。[212]
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1980年年中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2/3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抱有好感，与1977年的调查结果大不相同。[213]
* * *
[1] 卡特总统将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保持信仰》，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2]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通过强调人权美国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和未来潮流的载体”。See Zbigiew Brzrezinski，Power and Principle.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977—1981(New York:Farrar.Stratus.Giroux，1983)，p.3.
[3] 根据1903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的条约，美国廉价购得了单独开凿运河区及对运河和运河区“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的权利。巴拿马人民对此甚为不满，进行了长期的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从约翰逊政府开始，美国开始谨慎地考虑这一问题。在1976年大选中，巴拿马运河区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争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关系美国的切身利益，引起美国全国的关注。
[4]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04；Power and Principle ，pp.51—52.
[5] 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View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pp.44，76—78.
[6] Power and Principle，pp.3，7，147—149，200；Patrick Tyler，A Great Wall.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New York: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1999)，pp.233—234.着重号是原有的。用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话说，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相差太大。
[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immy Carter (hereafter cited as Public Papers:Carter)，1977，Vol.Ⅰ，pp.956—957，959.
[8] Jimmy Carter，Keeping Faith.Memoirs of A President(London and Toronto:William Collins Sons and Co Ltd，1992)，pp.188—189.
[9] Public Papers:Carter，1977，Vol.Ⅰ，p.702.
[10] Public Papers:Carter，1977，Vol.Ⅰ，p.961.
[11] A Great Wall，pp.239—240.
[12] Power and Principle ，p.198；A Great Wall ，pp.237—239.欧森柏好赖为卡特总统图书馆抢救了一个文本。
[13] Hard Choices，p.76.
[14] Power and Principle，pp.53—56.
[15] Harry Harding，A Fragile Relationship（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pp.70—73；Michel Oksenberg，“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p.182.
[1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6—117；《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第180页。
[17] Power and Principle ，pp.199—200.卡特对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见中的表现甚为不满，他还对基辛格在这些会谈中数落曼斯菲尔德甚至万斯等民主党人感到恼怒。See A Great Wall ，p.237.
[18] Michel Oksenberg，“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p.182；A Great Wall ，p.242；Hard Choices ，pp.77—79.
[19] A Great Wall，pp.242—243.
[2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07.
[21]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Fall 1982，p.182.
[22] 《新华月报》1977年第8期。
[23] 《当代中国外交》，第27页；Hard Choices ，pp.81—82.
[24] 伍德科克早就料到，万斯不会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出他草拟的公报稿。因为万斯的先遣组人员给他带来了霍尔布鲁克的便条，其中说：“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万斯将向中方提出的建议包括了在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岛的官方存在要继续下去的内容。”看到这一便条后，伍德科克心里全明白了，卡特还没有下定决心。A Great Wall，p.245.
[25] 《当代中国外交》，第227—228页；Hard Choices ，p.82；A Great Wall，p.245.
[26]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10；Public Papers：Carter，1977，Vol.Ⅱ，pp.1516，1520.这种误读是由于万斯作了不实的报告引起的，还是有别的原因，有待考证。
[27]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28] Negotiating Cooperation，pp.111—112；A Great Wall，p.246.
[29] A Great Wall，pp.246—247.
[30] Negotiating Cooperation，p.112.伍德科克返回北京任所后于11月14日向黄华叙述了新指示的内容。这个新指示当然也没有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起什么推动作用。
[31] 参见《跨越鸿沟》，第298页。
[32] A Great Wall ，p.250.
[33] Power and Principle ，p.203.
[34] 参见《战后美国外交史》，第782—787页。
[35] 《新华月报》1978年第3期。
[36] 《红旗》杂志1978年第4期。
[37] Power and Principle，pp.185—186.
[38] Power and Principle，pp.186—188.
[39] Public Papers:Carter，1978，Vol.Ⅰ，pp.531—533，1054—1057.
[40]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3—204；Hard Choices，p.114；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13—114.
[41]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4—206；Jim Mann，About Face.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9)，p.85.
[42] 参见《战后美国外交史》，第806页；“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p.184.
[43] James C.H.Shen，The U.S.and Free China.How the U.S.Sold Out Its Ally(Washington，D.C.：Acropolis Books Ltd，1983)，p.217.
[44] A Great Wall，pp.249—251；The U.S.And Free China ，pp.223—224.
[45] The U.S.And Free China，pp.223—224.
[46] The U.S.And Free China，pp.223—224.
[47] 《红旗》杂志1978年第8期。
[48] 《新华月报》1978年第3期。
[49] 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50] See Hard Choices，p.114，120.
[51]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Fall 1982，p.184.
[52] Keeping Faith，p.194—195.
[53] Power and Principle ，pp.207—209，Appendix I.关于“五点声明”，见本书第38页。
[54] Power and Principle ，p.208.
[55] 《当代中国外交》，第228页；Power and Principle，pp.211—212 ；About Face，pp.88—89.
[56] 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因为不能参加这次会见而大为不满，但布热津斯基有总统给他的指令：与邓的会谈应是小范围的、秘密的，霍尔布鲁克也无可奈何。See Power and Principle ，p.213；About Face，p.87.
[57] Power and Principle ，pp.211—218；About Face，p.88—89 .在布热津斯基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对邓小平说：“甚至在正常化之后，‘在历史性的过渡阶段’，我们还将继续保持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Power and principle，p.214.但卡特总统给他的指示并没有要他向中方提出售台武器的问题，当时在场的人或读过这次谈话记录的其他人也不认可他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他在给卡特总统的汇报中也说，“我们没有直接谈到售台武器问题”。See A Great Wall ，pp.254—255.
[5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59] 《新华月报》1978年第5期。
[60] Power and Principle，p.209；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31；About Face，p.87.其中之一是红外线大地测量扫描仪，这在以前是不许可向中国出口的。布热津斯基还告诉中方，虽然美国还不能向中国出口武器，但美国不反对欧洲盟国出售武器。据称，布热津斯基问中方，中国需要什么武器装备，中方提供了一个包括47项的清单。然后布热津斯基把单子转交给欧洲盟国，并对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能卖，你们斟酌吧。See About Face，p.86.
[61] 《美国对华政策内幕》，第223—224页。
[62] 布热津斯基回国向卡特汇报他的访华情况时，卡特看出，“他被中国人慑服了”，以致调侃他说：“他被诱惑了”。Keeping Faith，p.196.
[63] Power and Principle ，p.219.
[64] Power and Principle，p.224.
[65] About Face ，pp.89—90.
[66] Keeping Faith，p.197.
[67] Power and Principle ，pp.226—227.
[68]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p.184.
[69] Ibid.
[70] 《新华月报》1978年第7期。代表团也转达了美国愿将多种受到限制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意图，这些技术将不向苏联出售，包括上面提到的陆空红外线扫描设备，这套设备在1977年万斯访华时没有获准出口。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130—131.
[71] 欧森柏认为，卡特政府与其前任的一个区别是，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科学文化交流只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而卡特总统及其下属认为，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可以用作重要的政策工具，这是卡特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p.184.
[72] 《新华月报》1978年第10期。
[73] 采访美国前情报官员。
[74] Power and Principle ，p.228；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127；About Face ，p.90.
[75] Power and Principle ，p.229；A Great Wall ，p.257.
[76] A Great Wall ，p.257.
[77] A Great Wall ，p.258.
[78] Power and Principle，p.229；A Great Wall ，p.258.据布热津斯基称，后来他在1981年访华时，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告诉他，正是公报上所建议的时间使中国政府最终对卡特政府认真对待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再怀疑了。
[79]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p.184.
[80]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88页。
[81]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1页。
[82] A Great Wall，p.260；Keeping Faith ，pp.197—198.
[83] 参见《跨越鸿沟》，第315页。
[84]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5页。
[85] 同上书，第97页。
[86] A Great Wall，p.261；Keeping Faith ，p.198.
[87] Power and Principle，p.230；Keeping Faith ，p.198；Negotiating Cooperation，p.136；A Great Wall，p.261.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后来没有接受访问美国的邀请。
[88] A Great Wall ，pp.262—263.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称：本条约无限期有效。缔约一方得于废约之通知送达缔约国另一方一年后予以终止。见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89] 这是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作出的决定，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只是在当天下午挺晚的时候才知道，霍尔布鲁克只是在当天晚上才知道。Keeping Faith，p.199；Hard Choices ，pp.109—110；A Great Wall，p.265.
[90] Power and Principle，p.231；Keeping Faith，p.199.后来国防部长布朗在参议院作证时解释说，美国之所以答应在1979年之内不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因为，第一，美国政府不想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以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来抵消美中关系正常化，何况美国已经批准了在1979财年向台湾出售大宗武器，台湾并非急需达成新的武器交易；第二，美国将在1979年为售台武器制定一个新的法律基础和新的军售程序。见Taiwan.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United States Senate.Ninety-Six Congress，First Session.February 5，6，7，8，21，22，1979(Washington，D.C.，1979)(hereafter as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p.163.
[91]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p.188；A Great Wall，p.267.
[92] Hard Choices，pp.109—110.
[93] 《当代中国外交》，第230页；A Great Wall，pp.268—269；“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Fall 1982，p.184；采访芮效俭。
[94] A Great Wall ，p.270.
[95] 《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U.S.Department of Sate Bulletin ，Vol.79，No.2072(January 1979)，pp.25—26.
[96]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7日。
[97] Public Paper：Carter ，1978，Ⅱ，pp.2265—2268.
[98] 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卡特政府的一大外交建树。另一外交成就是调处埃及以色列和谈成功。这从亚特兰大的卡特总统博物馆的陈列中可以明显看出。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记述了在公报公布前后的一两天之内，他是多么兴奋，以致像孩子一样同布热津斯基开玩笑。
[99] 《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
[100] 芮效俭讲到，本来他12月下旬有一次出行，但伍德科克不想让他离开，因为谈判正在紧张关头。所以他只好取消旅行，但他又不能告诉他妻子取消旅行的真正原因。只是在12月16日清晨，他才将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妻子。采访芮效俭。
[101] 李大维：《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之制衡》，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277页。
[102] The U.S.and Free China ，pp.254，248；《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3—24页。
[103] Ramon，H.Myers，ed.，A Uniqu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University: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9)，p.31.
[104] 采访李柏思。
[105] 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外，当时美国与台湾还有59项各种经济、贸易和文化协定。
[106]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63—464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26—29页；The U.S.and Free China ，pp.255—259.
[107]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77—1980，pp.973—974.
[108]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53页；《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A Unique Relationship ，pp.32—33.
[109]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1页。
[110] Chiu Hungdah，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chool of Law，University of Maryland，1990)，p.14.
[111]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0页。
[112] 费浩伟曾向杨西昆建议，美国当然要把美台之间的新关系解释为完全是非官方的，但美国要做的只是在国会的立法中不明确地写出其官方性质，美国没有可能阻止台湾对新的美台关系做别的解释。杨西昆对此自然心领神会。See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p.14.
[113] 从1952年到1968年，美国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就达15亿美元。更不要说军事援助了。A Unique Relationship，pp.2，33；《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489页。
[114] 转引自《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31—33页。后增加到10处，见A Unique Relationship ，p.14。
[115] 最惠国待遇每年都须经国会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来自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402节的规定，即《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冷战的产物，它规定，“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满足有关自由移民的条件后，在美国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总统需要在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到期前60天向国会提出给予延长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参众任何一院可以简单多数否决总统决定。总统有权否决两院决定。但如果两院以2/3多数推翻总统决定，则对该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得延长。这个修正案本来是针对苏联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的。中国不存在移民问题。但如果美国给中国的贸易待遇优于苏联，“那么美国对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就不均衡了”。因此对华最惠国待遇也需要总统每年提出，国会每年审议。See Keeping Faith ，p.202.
[116] Michael S.Frost，Taiwan’s Security and United States Policy:Executive and Congressional Strategy in 1978—1979(School of Law，University of Maryland，1982)，p.25.
[117]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74—77页；The U.S.and Free China ，pp.226—227；Stephen P.Gilbert and William M.Carpenter，eds.，America and Island China.A Documentary History (Lanham and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9)，pp.206—207；Hard Choices ，pp.118—119.
[118] See The U.S.and Free China ，pp.252—253；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79，No.2023(February，1979)，pp.25—26.
[119]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163；America and Island China ，pp.211—213；The U.S.and Free China ，pp.267—268.
[120] Public Papers：Carter，1979(1980)，Vol.Ⅰ，p.170.
[121] Robert Sutter，“The TR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A Unique Relationship ，p.57.
[122]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399，293，422，373.
[123] 此人1958至1962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后任中情局副局长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1974年离开政府后任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是蒋经国的私人朋友。
[124] 此人后来追随民进党，在2000年陈水扁从选举中胜出后成为民进党立法委员。
[125]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09—210.
[126] Ibid.，pp.579—580，364，403.
[127]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365，373，390，378.
[128] Ibid.，pp.71—72，388，405—406，421.
[129]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35—38，43，72，668，740.
[130] Ibid.，pp.23，29，50，293，360，399，416，421—422，433，469.
[131]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35—38，47，59，24，73，377，601，439，457.
[132] Ibid.，pp.293，398.
[133]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290，293，56，377，362.
[134] Ibid.，pp.71—76，126.
[135]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416，64.
[136]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p.105;《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5页。
[137] Public Papers：Carter ，1979(1980)，Vol.Ⅰ，p.243.
[138] Public Papers：Carter ，1979(1980)，Vol.Ⅰ，p.257.
[139]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79，p.105.
[140] 《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第128—130页。
[141] Senate Hearings on Taiwan ，pp.775—779.
[142] 卡特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采取坚定立场，如果国会的修改违反了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我只好否决这项立法。那样，任何以有效的方式与台湾打交道就都成为非法的了。”See Keeping Faith ，pp.210—211.
[143] Public Papers：Carter ，1979(1980)，Vol.Ⅰ，pp.640—641.
[14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1977—1980，pp.989—994.中文译文见《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167—169页。
[145] 美国在台湾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解释这种法律上的模棱两可时说，第一，我们当时拟订这项法律时，不可能知道10年、20年后台湾海峡地区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将来的选择规定得太具体；第二，不能事先束缚未来总统的手脚，他应该有权根据当时的事态作出决定；第三，法律上的模棱两可将由政治上的决定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将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的态度，以及行政当局的判断。采访卜睿哲。
傅立民认为，“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是违反宪法的，1979年的国会怎么能够决定此后直到永远的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根据宪法，外交政策的决定权是属于总统的。但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采访傅立民。
[146] 参见刘丰名：《现代国际法纲要》，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147] 《当代中国外交》，第232页。
[148] 《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
[149]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6页。
[150]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51]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86—387页。
[152] 美国在台协会不是美国与台湾交往的唯一渠道，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国防部的低级官员，都在与台湾直接交往。在一些社会交往的场合，如美台商贸理事会会议，就不一定有美国在台协会人员在场。另外，低层的官员也可以直接接触。但如果是政策层面（助理部长帮办）以上的接触，一般有在台协会人员参与。采访卜睿哲。
[153] 如现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的任命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154] 见本书第307页。
[15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4页。
[156] 《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157] 美国人称他作“后座驾驶员”（back-seat driver）。
[158] Keeping Faith ，pp.204—206.
[159] Keeping Faith，pp.204—206；《峰谷间的震荡》，第 25页。在与卡特总统的正式会谈之前，邓小平于28晚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做客。席间邓小平谈到，他想与卡特总统私下谈谈越南问题。布热津斯基从邓小平的语调中感觉到，他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对卡特总统讲。29日晨，布热津斯基在向总统的例行汇报中提到了这一情况，他说，鉴于中国已经表态不会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坐视不管，建议在总统欢迎宴会的祝酒词和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去掉“新的中美关系不是针对第三方”这类表示。Power and Principle，pp.406，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