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舒尔茨接替黑格出任国务卿。舒尔茨与黑格在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方面有两大不同。首先，他不像黑格那样强调苏联的威胁，突出美国在战略方面的弱点。相反，他突出美国在扭转战略平衡态势方面的成果，并表现出对美国这方面能力的坚定信心。其次，相应的是，他不像黑格那样重视中国的战略价值，也不大重视基辛格战略大三角逻辑的重要性。黑格认为对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利益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44]舒尔茨也认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潜在的巨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具有“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但他认为，由于美国太重视了美中关系，造成中国不断要求美国作出让步，这是两国关系中的麻烦的主要原因。而他认为，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来说，日本比中国更重要。在他1983年结束东亚之行回国后于3月5日作的一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美日之间的伙伴关系。讲到中美关系时，他虽然也说“美中之间更紧密的关系将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但又说“两国关系中的挫折和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反映了他对中美关系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45]难怪有的国际问题评论家说：“在过去两年中，里根班子从把北京视为对付莫斯科的主要外交砝码的一个极端，走向了把中国仅仅看作亚洲一个远落后于日本的挣扎中的巨人的另一个极端。”[46]
1983年2月舒尔茨国务卿访华时，中美关系中正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舒尔茨觉得美国过于担心两国关系滑坡，这给了中国太多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在访华前告诉记者，他此行的目的是与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和进行“对话”，他不想给中国人“带去礼物”，他不会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47]新任的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48]给舒尔茨草拟的关于他的中国之行的备忘录说：“你此行的目的是制止［中美关系的］放任自流，使两国关系置于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恢复中美关系的势头，以便使我们能够逐步地恢复两国关系中变得衰落的那些重要方面，同时在主要的领域，如果不是全部领域，实现稳定的拓展。”[49]这段充满官僚习气的公事公办的文字空洞、模糊，没有为舒尔茨访华提出什么明确的目标和政策。
舒尔茨于2月2日抵达北京。吴学谦外长在欢迎他的宴会上又一次阐明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说：“我们将始终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来确定我们对国际事务的方针和政策；并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发展正常关系。”他进而指出，为了使两国关系今后能健康地发展，无疑需要进一步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消除障碍，驱散阴云。吴学谦和舒尔茨共进行了8个小时的3轮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有关双边关系的讨论中，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技术转让问题、经济贸易包括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问题，以及文化和人员交流问题。2月4日赵紫阳会见了舒尔茨。舒尔茨转交了里根总统邀请赵紫阳访问美国的信函，赵紫阳表示感谢，但说，具体时间尚难确定，今后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5日，邓小平会见了舒尔茨，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50]
舒尔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明确地表现了两国观点的分歧，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中方指出，要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必须消除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特别是美国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就无法建立相互信任，两国关系也不能健康发展。中方指出，美国官方对《八·一七公报》作了歪曲的解释，美国高级官员还出席台湾当局在美机构举行的所谓“国庆”招待会，[51]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波士顿增设办事处，美国提出的售台武器限额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部门自己公布的最高年度额，所有这些都妨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52]舒尔茨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符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中国方面认为，“与台湾关系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应予废除。在经济、贸易、文化、技术交流方面，中国领导人指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歧视和限制政策也是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的。[53]舒尔茨的访问没有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什么问题，但两国领导人也都在努力避免使中美关系走下坡路。尤其舒尔茨国务卿上任未几，双方都还不熟悉，所以这次访问带有某种试探、摸底的性质。正如有的美国作家所评述的，舒尔茨结束访华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作了一次艰难的访问而没有与东道国发生大的冲突。[54]但舒尔茨访华也没有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方面对这种状况显然很不满意。
中美关系中出现的这种种麻烦和摩擦，使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感到忧虑。1983年3月下旬，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率众议院代表团来华访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在3月28日会见他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自从70年代以来取得了进展，但还有一些障碍和绊脚石妨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只要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干涉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台湾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希望两国立法机构能为去掉两国关系中的赘疣而作出努力。赵紫阳在3月29日会见他时说，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不满意的。1982年8月17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以及舒尔茨国务卿访华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中国方面这样直率地对国务卿访华提出批评是不多见的。[55]两国关系只能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但他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两国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是互有需要的，两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经济合作，这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邓小平在30日会见奥尼尔一行时回顾了中美关系10年来的发展进程后指出：
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新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希望美国朋友充分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充分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坦率地说，“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杜勒斯主义的产物。美国人可能感到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国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国人看来，这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美国的议会通过一个什么法来强加给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主义？[56]
他希望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消除两国之间的分歧，建立互相信任方面作出努力。
奥尼尔向中国领导人表示，通过访问他对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烈情绪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回国以后，他将向美国人民说明他这次访问所取得的认识。他和他的同事们将作出努力，以增进中美关系。他在北京接见美国记者时更谈到，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是失误”的，现在仍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误解”。“我们现在真正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意识到关系一直在恶化这个事实，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57]
这样，在《八·一七公报》签订后的几个月中，中美关系实际处于相当紧张的僵持状态。美国没有同意向台湾出售FX战斗机，公报使中美关系因售台武器问题而发生倒退的危险暂时消除了；虽然美国不打算切切实实地遵守公报，但一时也不会走得离公报太远；台湾问题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双方也不想因为台湾问题的存在而使两国关系全面冻结。实际上，随着两国关系的建立，随着各方面的联系的不断增强，两国关系中内在的动力就会发挥出来，增强起来。1983年春，双方都在考虑如何打破僵局的问题。
1983年4月7日，章文晋大使递交国书后与里根总统合影中间为章大使夫人张颖
1983年4月7日，章文晋大使与里根总统交谈
5月初，中国驻美大使章文晋拜会布什副总统。他在谈话中表示，台湾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长得多。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最终解决之前还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中国政府对现状是不满意的。但在台湾问题存在的这个长时期内中美两国还是要建立起互相信任，而这样做最好的领域就是技术方面。[58]
中美之间的一系列互访帮助逐步改善了两国关系。5月8日至11日，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基沃斯率领20名美国政府专家访华，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第3次会议。赵紫阳在11日会见基沃斯一行时坦率地表示了对中美关系的现状的不满。他希望美国政府作出努力减少和消除中美关系中的障碍，使两国关系得到稳定的发展。基沃斯表示，美国政府非常珍视发展中美关系，美国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视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两国应该合作得更好一些。访问期间，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与基沃斯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运输、航空学、核子学和生物医学4项联合研究合作协定。这些协定使两国科技合作研究项目达到了20个。基沃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两国联合委员会目前的计划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科学和技术合作”。[59]
5月21日至26日，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率领的由33人组成的代表团应邀访华，出席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其中包括：第一，双方同意尽快恢复中美关于纺织品协议的第七轮谈判，并希望努力达成协议；第二，中方原则同意尽早与美方商谈工业合作协议，使美国企业能及时作出投标；第三，双方开始谈判一项关于投资的双边协定；第四，中美两国经济、贸易、法律的专家于今明两年内分别在中美两国举行关于经济和贸易法律的研讨会，以加强相互了解，增进经贸合作机会；第五，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派一个美国工商投资代表团访华。鲍德里奇还表示，虽然里根总统在1981年6月已经明确表示了要采取放宽对华技术限制的政策，但在将政策转变成具体行动时，美方仍有许多困难。现在美国正在迅速改善这个过程。赵紫阳在25日会见鲍德里奇一行时对会议的成果表示欢迎，并说，已经取得的进展同中美两国的潜力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鲍德里奇转交了里根总统给赵紫阳的信，并称，里根十分重视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还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在许多方面是互为补充的，并表示了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和技术合作的良好愿望。
6月1日，鲍德里奇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讲到中国时他说，举行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的决定本身就表示，尽管两国间存在着政治分歧，但两国政府愿意扩大两国在贸易及其他方面的关系。[60]6月21日，鲍德里奇宣布，美国政府为提高准许向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水平，决定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V类。但他同时又指出，尽管中国列入与西欧盟国同类国家，但不一定会享受到同样的待遇。[61]9月27日，鲍德里奇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一个小组作证。他回顾说，在1981年6月里根的有关指示以后[62]，美国有关政府部门认为“两倍”技术很难衡量和掌握。于是，在1983年5月他出访中国之前，里根决定将中国置于与一些友好国家相同的V类，并指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部际执行小组，负责对华技术出口。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新的对华技术转让的指导方针，它旨在大量增加对华技术和设备出口，同时对确实敏感的技术和设备仍然实行国家安全控制。美国还将与巴统盟国协调政策。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新的指导方针下，对华技术出口分作绿区、中间区和红区三个区域。中国需要的技术75％属于绿区，对于这些技术只需办理例行的批准手续。非常高级的技术属于中间区，需要由国防部和其他部门逐项进行审查。除非这些商品和技术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美国也会加以批准。只有最先进、最敏感的技术属于红区，对这些技术美国甚至对盟国一般也是保密的。今后一个部际小组将会每季一次审查美国对华新的技术出口政策。[63]里根政府的这项新政策于11月21日生效。在11月中旬举行的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国际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负责贸易管理的代理助理商务部长威廉·阿尔奇说，“新政策是符合我国的安全和对外政策的最高利益的”，它将能“大大增加美国企业参与中国现代化的计划的机会”。[64]
中美双方代表经过12个月的7轮谈判，终于在7月25日达成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议，以取代1982年底到期的协议。新协议有效期为5年。双方在新协议中都作出了让步。协议规定，两国纺织品贸易的年增长率为3％，高于美国主张的1.5％到2％，而低于中国要求的6％。新协议限制的范围比旧协议更广，从14种扩大为34种。8月16日，里根在戴维营的一次讲话中说，由于新协议的达成，我们的纺织品制造商可以相信，进口的纺织品不会如洪水般涌入美国市场；新协议也意味着农场主有更多的商机。同时它也保证中国可以在美国销售它的商品，这对两国的良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65]由于这项协议的达成，9月8日，中国宣布取消1月开始实施的对购买美国棉花、大豆和化纤的禁令。新协议的达成消除了中美关系中的一大障碍。[66]9月26日，美国农业部宣布，中国已购买美国小麦20万吨，根据协议，中国将在年底前购买美国600万吨谷物。[67]
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中国政府虽然继续坚持主权豁免的主张，但最后于1983年年中同意聘请律师，对联邦地区法院作出的原判提出上诉。在此基础上，美国司法部填写了一份“法庭之友”的简要意见，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即中国政府不应被认为是清朝财政债务的继承人。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均派了律师出庭。同年，地区法院重审此案，撤销了原判，并作出新的判决：中国政府无须向美国债券持有者作出偿付。原告不服，上诉到美国第11巡回法院。该巡回法院于1986年7月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原告又于8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87年3月9日作出裁定，驳回复审要求，拒绝受理此案。[68]
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也以温伯格国防部长的访华为标志而得到恢复。9月下旬温伯格对中国的访问距上次布朗访华3年多了，是里根政府中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高层军方人士。温伯格认为，在美国公开声明对中国技术转让的政策，从而表明美国把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之后，两国探讨更紧密的军事关系的时机已到。为此，就要让中方知道，美国国防部长乃至总统本人都对美中两国之间未来的军事关系感到兴趣。要传达这种信息的最好办法是个人的访问。温伯格访华的另一目的是为1984年赵紫阳总理访美作准备。[69]
9月22日，温伯格在前往亚洲访问途中在座机上对记者说，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独立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遏制苏联侵略，是维护世界稳定和和平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表示美国愿为尽量实现中美共同利益而努力，希望有机会继续加强这种关系。[70]
25日，温伯格一行抵北京。张爱萍国防部长在欢迎宴会上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屈从于外国的压力。他同时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对我友好的国家进行真诚而有效的合作，以促进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发展。温伯格说，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确认双方共同利益和两国之间的差异的持久关系。两国在防务、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接触，都有助于对持久和珍贵的友好关系所必要的相互了解。在26日张爱萍和温伯格的会谈中，温伯格仍然强调了苏联海空军力量的增长，及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使用这种力量的可能性。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是另一主要问题。中方希望签署一项协定，能使中国直接与美国公司磋商具体的采购事项。而美国希望列出一张中方希望采购的清单，把技术转让建立在政府与政府的基础之上。最后双方同意由两国的参谋人员就具体技术合作进行商谈。[71]
27日，赵紫阳总理在会见温伯格之前接见了美国记者。当问到中国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武器时，赵紫阳说，如果美国愿意卖，我们又有需要又有能力买的话，也不排除向美国买一点武器的可能性。但在国防现代化问题上，我们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是不能靠购买武器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在回答中国是否有意同美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问题时，赵紫阳强调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对待每一个国际问题，都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在谈到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问题时，他说，中国一向把技术转让问题不是作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作为中美双方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问题来看待。他对美国不久前宣布的放宽对中国技术转让限制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指出，这个原则还有待于实践和具体化，还要看行动。
赵紫阳在会见温伯格时对近几个月来中美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他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希望美国政府尊重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切实履行《八·一七公报》原则，使中美关系能够健康发展。赵紫阳还表示接受里根总统邀请，期待着不久访问美国。28日，邓小平会见温伯格。邓小平指出，3年来，中美关系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核心问题还是个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就排除了，这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
当温伯格在北京访问时，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白宫发言人都宣布了赵紫阳总理将于1984年1月访美，里根总统将于1984年4月访华。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说，里根总统相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是本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目标，也是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利益”。[72]
温伯格在离京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访问表示满意，并称，虽然双方在一些方面存在不同意见，“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上是接近的，双方重申了这一点”。他认为，双方“在了解彼此的立场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两国各种军事专家的互访将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合作。[73]
稍后，吴学谦外长于10月11日至14日访问了美国，为赵紫阳总理的访问作准备。吴学谦在访美期间指出，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最近出现了好转的征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因素。美国政府决定放宽对中国出口技术的限制，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两国贸易协定延长3年，并签订了纺织品协定。核能合作也取得了进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写入中国的宪法，成为国策，而绝不是权宜之计，中美经贸科技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这种合作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无疑将对整个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吴学谦在访问期间还着重阐明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要求美国不要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74]11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对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朝着有资格获得美国非军事核技术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中美关系的轨迹》，第135页。国务院发言人在10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吴学谦与舒尔茨的会谈是“友好的、坦率的、建设性的”，“非常建设性的”。他还就双方对军民两用技术对华转让、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问题的谈判作了简要介绍。[75]
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实是好事多磨。刚刚有了一些起色，美国国会一些人又提出台湾问题来阻挠这种改善的进程。早在1983年2月，参议员克莱本·佩尔、格伦和肯尼迪等提出了一项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其中说，国会的意见是：“台湾的前途问题应该和平解决，免除威胁，以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并与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和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公报相一致的方式加以解决。”11月9日，参议院外委会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布朗阐述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认为“与台湾关系法”已经表达了这个决议案的意思，而“免除威胁，以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等措辞，则“可能被认为是在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中添加了新的、未加确定的因素”。他认为这个决议与美国的现行政策并不是矛盾的，但这样一种新的阐述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没有帮助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对《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的正式规定的某种更改。他还说，近来，中美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两国首脑的互访在即，而通过这个决议将会使中美关系产生新的纠纷。[76]尽管如此，参议院外委会还是于15日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不几天，国会参众两院又分别在11月17、18日通过一项国际金融机构拨款法案，其中有一项修正案称：“台湾即中华民国应继续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成员，并且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该行的问题如何处理，台湾即中华民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中的地位应保持不变。”这两项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正在日本访问的胡耀邦总书记25日在日本国会的演说中加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色彩，他说：“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外来欺侮，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我们永远不称霸，也不会屈服于任何霸权主义的压力。”当着中苏之间的副外长级会谈已经举行时，这里的霸权主义显然首先是指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胡耀邦更清楚地指出：“关于中美领导人互访的事情，前两个月双方达成过协议。但是前一些时候发生了一两件事。我们已表示了抗议。两国领导人互访能否成行，还要看美国政府对中美友好的诚意。”[77]
美国方面立即对胡耀邦的讲话作出反应。28日，白宫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里根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已经清楚地、前后一致地多次予以阐明。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不认为参议院的法案或关于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的修正案应当影响赵紫阳总理的访美。里根总统期待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30日，里根在签署国际金融机构拨款法案时又发表声明：“修正案中使用的一些术语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相一致的。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要清楚表明，我签署这一法案并不反映4位总统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任何变化，也不应被解释为美国政府的承认政策的改变。”[78]12月1日，舒尔茨又在与记者共进早餐时说，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已经阐明了美国对最近事态的立场，这不影响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互访能否进行要由中国来决定。[79]既然美国政府一再作出了这样的保证，中国政府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决定不改变两国首脑互访的决定。12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了赵紫阳出访的日期。
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也认为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中国的立场。1984年1月3日，赵紫阳在出访之前会见了美国和加拿大记者，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说，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进行四化建设，需要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也希望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中国愿意同美国建立稳定、持久的关系。中国虽然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但是愿意同它对话，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也希望美国同苏联缓和关系。赵紫阳在肯定中美关系五年来有了很大发展的同时指出，中美关系有过曲折和起伏，还有困难和障碍，他希望这些障碍得以排除，使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针对里根常常讲到“台湾的老朋友”，赵紫阳指出，朋友与朋友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同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保持友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为这种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朋友关系而介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政，这是不允许的，也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他对《八·一七公报》的执行情况表示不满，说：公报发表一年多了，美国售台武器数量未见减少，性能还有提高。中国人民对此是十分不满意的。他希望美国领导人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做违反中美之间已经达成的三个公报的原则的事，不干涉、不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如果能做到这些，中美关系是可以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的。[80]
1月7日，赵紫阳一行从北京启程。随同出访的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贾石等。赵紫阳一行在夏威夷和威廉斯堡作短暂停留，于9日抵达华盛顿。
10日，赵紫阳和里根进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认真的。关于中美双边关系，赵紫阳指出，中美关系能否稳定持久，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两国关系的根本障碍是“与台湾关系法”，这个障碍不彻底排除，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就不能不受到影响，即使有所发展也是不巩固、不稳定的。如处理不当，甚至可能遭到破坏。这是非常危险的。关于《八·一七公报》，他说，中国人民期待，至迟在1984年将看到美国履行公报的实际行动。里根则说，处理这些分歧的关键是遵守两国达成的三个公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还存在着分歧，美国希望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又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非官方的关系。美国认真对待对老朋友承担的义务，我们不会回避那种义务，这就是整个问题的主导方面。
赵紫阳针锋相对地指出，里根提到的台湾老朋友，希望指的是台湾人民，而不是台湾当局，是指民间关系，而不是官方关系。中国人一向讲信义，不忘老朋友。但是从来不因朋友关系介入别国内政，也不把朋友关系置于国家关系之上。相信这也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要力争用和平方法解决台湾问题，这双方一致。但我们不能对外国承诺不采取其他方式，因为这是我们的内政。但我们确有诚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和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对美国无其他要求，不要求美国施加压力来促使台湾和我们统一，只希望美国不要干预，对统一造成什么障碍，不要做任何事情助长台湾拒绝会谈的立场。他希望美方严格执行《八·一七公报》。
关于中美经济技术合作，赵紫阳说，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潜力很大，但远未发挥出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搞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需要搞好交通、能源、水电等基础设施。日本和欧洲都向中国提供长期优惠贷款，但美国还没有。他希望美国改变对中国带歧视性的立法。如美国能解决这个问题，中美贸易、中美技术合作将可以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于苏联，赵紫阳指出，中国现在也同苏联对话，但看来中苏关系不可能有大的改善。
赵紫阳还表示，中国反对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81]
10日和11日，赵紫阳还会见了国务卿舒尔茨、财政部长里甘、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斯、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国防部长温伯格，同他们就两国间的科技、经贸和军事交流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1日上午，赵紫阳会见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众议院代议长托马斯·弗利，与他们就中美关系和发展双边的贸易和技术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日下午，赵紫阳接受美国五大电视网记者联合采访。他强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采取什么等距离政策。对待国际事务，我们的根本原则是根据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在谈到如何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时，他希望美国朋友注意掌握一条原则：中国就是中国。不要拿这一种或那一种模式去看待中国。中国是要搞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日，赵紫阳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为他举行的午宴上讲话，介绍了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他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不变。“中国已经开放了的大门永远不会再关上，而且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中国同外国的经济联系只能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美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和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他表示，中国在对外经济方面是遵照国际惯例办事的，中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改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他同时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要把经济和政治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促进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同样，中美政治关系的挫折也不能不对中美经济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他希望美国经济界人士发挥各自的影响，帮助克服目前中美政治关系中存在的困难。[82]
赵紫阳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扩展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12日，赵紫阳和里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这是一项原则性协定，将由中美联合商务贸易委员会负责实施。赵东宛和基沃斯签署了中美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这是1979年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继续，延长期为5年。签署协定前，里根和赵紫阳都发表了讲话。里根说：
通过与赵总理的工作会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良好的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决心要确保将我们的关系置于一种稳固的持久的基础之上……我们之间达成的协定和谅解使我更加确信：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上发展、政治上稳定的中国是符合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赵紫阳说：
协定的签订象征着我们两国关系中已有成果应当保持，新的领域要开辟。这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广阔的前景。[83]
离开华盛顿后，赵紫阳又访问了旧金山、纽约。[84]
赵紫阳总理在访问中向美国各界广泛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阐述了中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和对香港的政策，增进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相互了解，扩大了两国的经贸合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在中美关系得到基本稳定之后，2月22日，邓小平接见了由布热津斯基任高级顾问的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说：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深入浅出地向客人阐明了“一国两制”的重要理论，提出了用新的思路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国的全球战略是否有些变化。邓小平说，我们对全球战略看法的一些变化，主要来自美国的变化。来自美国的变化中最深刻的是台湾问题，当然不只是台湾问题。他说，“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不能低估的。美国应该从韩国、中国台湾、以色列、南非这4艘“航空母舰”的圈子里走出来，否则，美国不可能在全球战略问题上取得主动。在谈到中苏关系时，邓小平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消除三大障碍。我们坚持这一点。但这不妨碍中苏两大邻国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改善和发展关系。中苏关系正常化对稳定国际局势是有益处的。[85]
3月中旬，美国财政部长里甘率40人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4次会议。赵紫阳会见了代表团，对会议的顺利举行表示高兴。他介绍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希望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家来华投资和开办企业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里甘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感到鼓舞，他认为中国经济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他在回国后给里根的报告中写道，中国肯定是在向着自由企业市场的方向发展。[86]
章文晋大使与前国务卿基辛格交谈
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随同来访的有：国务卿舒尔茨、总统助理兼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等。李先念主席主持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设晚宴欢迎里根总统。27日，赵紫阳总理与里根总统进行了两轮会谈。在第一轮会谈中，双方就国际问题友好、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在第二轮会谈中，双方着重讨论了双边关系。赵紫阳说，中美关系仍处于幼苗阶段，需要双方精心加以培育。两国之间的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政府也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目前美国仍有人在鼓吹“美台关系”升级甚至“台湾独立”。我们要警惕这种动向。他希望美国售台武器不仅应有减少的趋向，而且应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并最终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里根表示，美国愿意恪守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问题是一个需要由中国自己解决的问题，美国无意进行干涉，但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他说，美国珍惜同中国的关系，两国贸易关系中的有些障碍已经克服，双边贸易应当继续稳步发展。
当天下午，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了里根总统，主要就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外交政策交换了意见。胡耀邦说，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长期不变的方针，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中国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希望世界长期和平、稳定，不赞成强权政治。我们现在不搞扩张主义，也要教育子子孙孙永远不搞扩张主义。同日，里根还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和学术界人士发表了演讲。[87]
27日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里根。他在讲话中表示欢迎美国政府领导人多次承诺恪守中美之间三项公报和严格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期待这些承诺在行动中得到认真的贯彻，希望经过双方的继续努力，使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长期稳步地向前发展。里根在讲话中赞颂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并说：“一个强大的而致力于和平的中国符合国际安定的最大利益，也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里根，双方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深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
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成熟阶段”，这种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
1984年4月，里根总统访华
在谈到两国经贸往来时，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就是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中美贸易只有50多亿美元，小得很，只占美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零点几。到本世纪末，中国的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达到1万亿美元后，中美贸易额不知要大多少。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88]邓小平当时所谈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贸易的前景现在已经实现。当今天再读到这段文字时，我们一方面感到非常亲切，一方面不由得深深钦佩他的远见卓识和宏伟气魄。
28日，里根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30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5项协定和议定书：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文化协定1984年和1985年执行计划，工业科学技术管理合作议定书，科学技术情报合作议定书，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草签）。赵紫阳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表示欣赏里根在访华期间一再强调的互敬互惠精神。他认为，只要双方都本着这一精神进行协商，中美两国就可以在更多的领域内更好地开展合作。里根在讲话中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二次大战后的重大外交事件之一。”他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在进行更多接触的同时，继续加深了解，使这种新的友谊成熟和发展。[89]
30日，里根离北京赴上海访问，并于5月1日回国。5月1日，助理国务卿沃尔福威茨在参院外委会介绍里根的中国之行时说，里根政府认为：“一个强大的、稳定的、经济上发展的、与主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不断拓展关系的中国，可以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总统这次访问的目的“不是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或寻求戏剧性的新突破，而是要增强和巩固这种极端重要关系的基础”，是要把中美关系置于“更加稳定和更加全面的基础之上”，以避免使中美关系“从敌视和怀疑的一个极端走向亢奋和感情用事的另一极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里根的这次访问的反应都是“相当赞赏或十分赞赏的”。[90]《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5月7日载文道：“经过10年猫捉老鼠的游戏之后，美中两国终于在里根总统对这个共产党大国的5天历史性访问中坐下来认真地讨论事情，并使两国关系走上新的轨道。”[91]
赵紫阳访美和里根访华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关系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关系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实际上，两国从建交以后，各种分歧、摩擦就没有间断过。但在建交之前，两国关系中究竟会有些什么问题，领导人是不可能完全预测的。通过正常化之后四五年两国关系的实践，双方对这种关系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分歧，对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对两国关系中的现有麻烦和潜在问题，以及两国关系的前景，都有了比较现实的看法。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两国关系经过了一连串的波折起伏之后，这次高层互访使两国关系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下来，为此后数年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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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日报》1982年9月23日。
[2] 参见本书第196页邓小平接见布热津斯基等的谈话。
[3] A Fragile Relationship ，p.62.
[4]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
[5] 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著，郭学德等译：《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