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以后，克林顿政府开始逐渐改变调子，强调与中国保持积极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威胁因为人权问题要对中国实行新的制裁，或者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5月12日，商务部长布朗在美国制造业协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一年来在人权方面取得“有内容的进展”，并说“期待着可喜的结果”。同日，莱克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说，他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悲观。21日，布朗又对记者说，中国应享受最惠国待遇，他相信克林顿总统在6月3日前作出的决定“将是正确的决定”。他说，他懂得美中商务关系的重要性，美国的商业和工业肯定要参与美中合作和交流。如果美国不参与，其他国家会当仁不让。[61]克林顿亲自出马，会见国会中持不同意见的两党议员。米歇尔和佩洛西当然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而共和党领袖们则要求总统坦率承认错误，实行“脱钩”。克林顿又与前政府官员进行商量。前总统卡特建议他干干脆脆地“脱钩”。各大主要媒体上则充斥着各种文章，有批评克林顿竞选时的承诺的，批评政策进程的，批评有关官员的，自然也有攻击中国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又一次到了十字路口。[62]
5月23日下午，克林顿与十几个外交、经济和政治顾问在一起最后商讨对策。克里斯托弗在会上说，中国在劳改产品和自由移民这两方面达到了要求，但在其他方面没有取得“全面的重大进步”。他认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妥，提议实行有选择的制裁，即对中国部队企业的产品实行制裁。[63]此后几天，政府要员又忙着会见国会议员中的代表人物，如佩洛西和鲍卡斯等。26日，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收到了克里斯托弗的报告，中国没有在人权问题上取得“重大的全面的进展”，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他说：
我认为，这一决定将给我们提供最好的机会为在人权方面和我们与中国的其他利益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延长最惠国待遇将避免孤立中国，相反，将使我们与中国接触，不仅是经济的接触，而且是文化的、教育的和其他的，并继续在人权方面进行有进取性的努力。我相信，通过这种方法，中国将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更负责任的作用。
克林顿当然不会承认“挂钩”政策的失败，他为“挂钩”政策辩护说，那个政策在去年是“建设性的”，但是“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政策有用性的终点，因此该采取新的途径来达到我们经常性的目标”。他还解释说：
我相信，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继续支持中国的人权，而在于我们怎样最好地支持中国的人权，同时推进我们其他十分重要的问题和利益。我相信，我们能通过与中国接触做到这一点。我相信，我所选择的办法给了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我们将有更多的接触。我们将有更多的贸易。我们将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我们将在人权问题上有更激烈和经常的对话。我们将会造成一种环境，使中国成为不仅经济发展、而且政治成熟的国家，因而能遵守人权。
我相信，我们将在我们与亚太地区的政策的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决意在这一地区保持更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在生气勃勃的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安全方面……我相信，我今天采取的促进我们的安全、促进我们的繁荣、促进我们的理想的行动，是重要的和适当的行动。我相信，换句话说，这是美中两国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我们坚信，从长远来说，这一决定将被证明是正确的。[64]
“脱钩”的决定受到美国实业界的广泛欢迎。西屋电器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约丹“祝贺克林顿总统采取了一项政治上困难的行动”，他同时对总统没有取消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表示“失望”，因为这些制裁措施是“阻碍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的改变需要长期的国内文化价值和法律结构上的变化。贸易制裁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是过于生硬无效的措施，而却会导致丧失建立长期的实业关系的可能性。”Martin Marietta Overseas Corp董事长本索认为，贸易与人权问题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在人民的经济利益得到增进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的国内权利也得到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改善与自由是一种齐步发展的过程”。[65]
这一决定也在国外赢得了支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表示，如果美国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中国实行“报复”，那对整个地区都会产生“不稳定”作用，并会使五角大楼的预算得到增加。香港总督彭定康说：“我们从不相信，限制贸易会解决人权问题。开放市场是开放思想的最好途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称赞“脱钩”的决定对于亚太地区经济的继续发展是重要举措。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称，改善中国人权的最好途径是“加强和扩大美中之间的接触”。[66]
与此相反，部分国会议员,如米切尔和佩洛西等对这一决定大表反对。佩洛西称，她对克林顿的决定“十分失望”，她表示要继续为制定禁止中国军工企业向美国出口的立法而努力。反应最强烈的是那些人权组织，如“亚洲观察”、“大赦国际”等。它们老调重弹，但措辞更加激烈，什么“出卖”、“叩头”、“投降”、“虎头蛇尾”、“卑躬屈膝”等等全用上了。克林顿竞选时攻击布什“溺爱独裁者”的话被他们重复了无数次。[67]
中国政府对克林顿的决定表示欢迎。江泽民主席在这年8月接见美国商务部长布朗时说：“我们对这一明智的决定表示赞赏”。这为双方加强经贸合作，以及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68]
克林顿宣布“脱钩”政策，改正了先前对华政策中的一项错误，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从1993年的“挂钩”到1994年的“脱钩”，说明了许多问题。第一，它表明，以一味施加压力的办法、对抗性的办法作为达到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国会中一些人不断对行政当局施压，要求或者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者实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布什顶住了这种压力，而1993年克林顿却实行了这种政策。但一年的事实充分表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政府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决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力。“脱钩”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北京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中以中国最惠国待遇争端为主要特征的危机阶段结束了，中美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第二，把人权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使之处于凌驾地位，这种做法不符合中美关系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实践中是肯定要碰壁的。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几年中，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空前突出。在一些国会议员看来，中国依照他们的条件改善人权状况成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先决条件。而那些人权利益集团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克林顿总统上任以后，受到他在竞选中的言论的束缚，他的外交决策班子也突出人权问题，遂实行了“挂钩”政策。但把人权问题作为观察中国问题和中美关系唯一出发点的做法必然扭曲中美关系，使政策走到邪路上去。中美关系有许多方面，其中的某一个方面都不能替代别的方面，或遮盖别的方面。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但不能以偏概全。第三，它表明，经济贸易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两国间的经贸关系是对两国互利的，不能使这种关系受到损害，任何要使经贸关系开倒车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从1994年以后，虽然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仍然是国会每年辩论的问题，但每年的延长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人权问题再也不在中美关系中占据首要地位了。克林顿在“脱钩”时作了艰难的决定，但此后，他再也用不着像布什总统那样来否决国会的决定了。可以说，“挂钩”政策的破产说明，在美国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共识：损毁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利益绝无好处，威胁要损毁这种关系不是现实的选择，是注定要失败的，以后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投票也证明了这一点。[69]布朗1994年8月访华时在北京对中国美国商会说：“商业外交就是把贸易和投资关注置于更广泛的对话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扩展我们在许多方面的关系。”[70]这话是颇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