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接着，有70余年历史的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冷战结束给国际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基础消失，冷战期间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不复存在，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美国对华政策如何调整，这些成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90年代初，美国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中国将步苏联的后尘。既然对于中国的未来抱有这样悲观的看法，他们对中美关系自然更没有信心。正如一名参议员所说：“冷战已经结束，当我们翻开中国牌时，却发现只是一张‘小二’。”[176]
但中国的发展却出乎一些美国人的意料。遵照邓小平“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国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并且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尤其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经济持续增长，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也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又逐渐在美国流行起来。尤其在1995—1996年台海事件之后，这种论调在美国军界迅速蔓延。从1996年年中起，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两国之间高层互访不断,并商定了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秋访问美国。这种政策变化显然是美国国内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民主党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受挫后，在1996年大选中调整政策，获得胜利，克林顿连选连任成功。共和党咽不下这口气，发誓与民主党政府作对。[177]于是对华政策便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一股反华逆流在1996—1997年间应运而生。
1997年2月，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所谓“政治献金案”，一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出版。2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首先刊登了在1996年大选中所谓中国卷入了对民主党“政治献金”的文章。此后，美国各大媒体反复进行炒作。[178]他们捕风捉影，千方百计地发掘涉案人物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有的媒体说，在1996年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非法捐款中，至少有7人是中国官员或前政府官员。有的则称，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子监听，发现中国驻美大使馆参与策划捐款。共和党乘此时机，对民主党和克林顿政府进行攻击，指责中国政府企图收买和拉拢克林顿政府，赢得对中国优惠的贸易政策，并在其他方面更好地对待中国。
也是在2月，由两名前驻中国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出版了。此书是“中国威胁论”的集大成者。该书断言：“在过去10年中，中国为自己确立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的敌人”。[179]鼓吹“中国威胁论”由此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也随之激烈起来。
这场辩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三个问题进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是否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方向是否必然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因此，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可以大致概括为“接触派”和“遏制派”（或“中国威胁论者”），或合作派和对抗派。[180]
一、关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美贸易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制造“经济威胁论”。1993年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购买力平价法估计各国的经济实力，结果是：美国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2.5%，其次是日本，占7%；中国排在第三，占6%。这样的计算方法比中国公布的数字大了4倍，中国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这一评估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93年5月31日的《新闻》周刊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认定，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潜力，中国经济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43000亿美元），2020年超过美国（118000亿美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因此中国应当被视为发达国家。[181]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断言，中国的幅员、人口、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将使中国在下个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肯定会成为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其力量大大超过它的任何一个邻国，而且在绝对意义上——尽管不是在人均意义上——也会超过美国和日本”，这将“促使它朝着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无视国际舆论的方向前进。”[182]
与之对立的看法认为，传统的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法都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经济水平，购买力平价法明显地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许多困难，受到很多限制，诸如过重的人口负担，资源不足，教育水平低下等。1997年12月美国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联合发表了由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欧森柏、史文和林奇合著的小册子《未来的中国》。这是70余位美国学者、实业家、新闻工作者、前政府官员、前外交官在一年中进行了多次讨论的一份总结报告。讨论的参加者包括著名中国学家斯卡拉皮诺、傅立民、李侃如、何汉理、波拉克等。该报告不赞同认为中国必然崛起或中国即将垮台的看法，而是“强调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复杂性”。中国正在从农业国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社会，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发展，同时也有领导的继承问题。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多样复杂、变化迅速的国家，中国在发展中有许多问题。“中国的经济有可能继续迅速增长，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弱点。中国的市场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有相当的风险。”[183]
“中国威胁论”者还在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大做文章。根据美国的统计，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497亿美元，仅次于对日逆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有继续发展的可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超过对日逆差（当时是590亿美元）。“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利用它“在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积累起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这是未来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源泉”；“它用数十亿美元从俄罗斯和西欧购买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这有损美国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因此美国必须通过取消中国单方面的贸易壁垒来增加美国出口以降低逆差。他们甚至主张中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通过提高中国货物的关税来减少逆差。[184]
“接触派”的看法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夸大了（一种说法是夸大了25%）；而且更主要的是，这种逆差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影响很小，因为美国本来已经不再生产中国对美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如纺织品、鞋类、玩具、低价的电器产品等。20多年前，当日本占领美国市场时，美国就把这些产业转移到了日本。当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时，台湾、韩国和香港的这类产品统治了美国市场。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中国的产品也就取而代之。从198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香港、台湾和韩国的贸易赤字没有大幅度增长。因此对华贸易逆差更多地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结构，而不是中国在贸易中的不公平做法。“美中双边贸易的平衡状况更多地反映了市场行为，而不是人为的操作。”同时，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都从双边贸易中获益匪浅。消除美中贸易中的障碍总的来说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的。[185]他们还指出，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是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的途径之一，它将帮助创造一个生气勃勃的中等收入阶级，这将是中国最终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最好希望之所在。[186]
二、关于中国的军事力量
“中国威胁论”者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国家都大大削减了军费，中国的国际环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安全的。但中国的军费在1989年后却迅速增加；而且中国的实际军费远远高出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从国外购买先进武器，继续进行核试验，努力使自己的国防现代化；并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售导弹，从而破坏了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危害美国的利益。
伯恩斯坦和芒罗写道：中国的军费“其实应为官方数字的10至20倍”，“中国用于军事现代化计划上的钱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计是把公布的数字乘以3……我们把它乘以10，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的实际防务开支在870亿美元左右，这就差不多为美国军费的1／3了。不仅如此，中国1996年的数字比1995年高11.3%，1995年比1994年高14.6%。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个增幅也是很高的”。[187]除了政府拨款外，西方学者还大大夸大了军队经营的企业和公司的收入。他们认为，军队利用经营商业活动获得军事现代化所需的外汇。中国军工企业联合体在1996年所得利润和利息总额已经大大超过了500亿元人民币，即60多亿美元。[188]而且90年代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伯恩斯坦和芒罗更夸张地说，单是北方工业公司一家1994年的利润总额就是310亿美元。[189]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势头对美国构成威胁。
“接触派”认为，上述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西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的军费是每年8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之间，而决不像伯恩斯坦和芒罗估计的那么多。有学者指出，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包括预算外资金，中国军队的经费按绝对值或人均比例来算，仍然大大低于美国、俄罗斯或日本。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和按它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中国的防务预算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实际上可能下降了。[190]其次，非政府拨款部分更是明显地被夸大了。与80年代相比，中国的武器出口额和军工企业的利润在90年代都大大降低了。中国在90年代前期武器出口每年大约为12亿美元，而在80年代末最高为31亿美元。而中国军工企业每年的利润大致为12亿到18亿美元，远远低于“中国威胁论”者所宣称的50亿至200亿美元。[191]接触派还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不可能对美国提出挑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没有构成对美国的威胁。首先，中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仍然大大落后于美国。中国“在军事上是落后的”，经济的发展为国防现代化提供了力量，“但这种力量并不是没有限度的”。“中国在军事上甚至不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192]中国还没有建立世界级别的科研和基础设施，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这方面仍将落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其次，中国缺乏大规模的军事投放能力。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普理赫上将认为，中国需要15至20年才会具备在该地区投放强大军事力量的能力。国防部长科恩也指出，美国在战争的每一方面都享有优势，中国虽然在努力追赶，但美国也没有闲着。与其说中国在技术和军事能力方面在赶上美国，不如说这方面的差距在继续拉大。[193]沈大伟认为，在估计中国军事实力时要采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幻想中国善良和夸大中国威胁的忧虑都会歪曲现实和破坏局势的稳定。他指出：“如今在对中国现代化做出估计时欺骗多于现实，‘中国威胁论’既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的军队现在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直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能力。”[194]
关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过去5至10年中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在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或者从长远来说防务开支的迅速增加和技术改善将加快速度或保持在高标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系列关键的方面，诸如力量结构、行动方针、组织及人员组成等方面，都比现代的水平要落后15至20年。他指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与军事的发展两者孰轻孰重，种种经济、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制约，其他国家的行为。[195]
中国的所谓“武器出口”问题是遏制派经常大做文章的。极右的家庭问题研究会的鲍威6月2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载文污蔑中国说：“中国把伊朗、伊拉克这样的渣滓国家当作是‘最佳的’的贸易伙伴。它们在包括毒气在内的化学武器和核材料方面进行着大宗交易。”这种论调遭到接触派的驳斥。早在1995年中，约瑟夫·奈就撰文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196]波士顿大学教授陆伯彬（罗伯特·罗斯）在研究了中国冷战结束后武器包括导弹出口的情况和中国的军控和防扩散政策后指出：“中国的武器扩散政策基本上是符合国际军控协议的……中国的政策总的说来是支持全球防扩散体制的发展的。中国在不断参加国际军控协议”。同时，他对美国的军控政策进行了反思，指出：“美国要避免这样一种傲慢，某一种行为方式对任何别的国家都是错误的，而对美国来说却是正确的，因为美国的动机是纯洁的……其实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美国随意出口的F-16战斗机较之中国的M-11导弹更具有威胁性和毁灭性。很难说，美国的军品出口比中国的出口要较少‘破坏稳定’。”关于1996年向巴基斯坦出口环形磁铁的事件，他认为这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而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非集权化引起的。[197]史文和江忆恩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和更多地参加到军备控制体制中来，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并出于实力的考虑，同时也“希望保持一个爱好和平、不具有威胁性的非西方世界中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国际形象”。[198]
三、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
“遏制派”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作出了耸人听闻的预测，认为“中国将来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无法预言的……但是，中国十分可能——我们要说是最有可能——成为某种社团主义的、军事化的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一个与墨索里尼或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国家……看来，中国确实是在朝着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的方向前进”。他们进而断言：“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有影响的力量”，“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的对手，是独裁国家，是新兴的超级大国，它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悖”。[199]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沃尔福威茨甚至断言，中国在二三十年内可能像纳粹德国那样对西方民主国家构成咄咄逼人的威胁。[200]
上述看法受到“接触派”学者的批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指出，《冲突》的结论是建立在对事实缺乏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错误的导向。该书作者说，不出20年中国将把美国利益赶出亚洲，这种警告是很危险的，很具有破坏性的。[201]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何汉理指出：《冲突》的作者“对中国国际意图的描述十分肤浅，所依据的几乎全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著述，而不是决定北京行为的那种较深层、较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这本书与80年代的《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样目光短浅。[202]
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中国究竟是有助于稳定的因素，还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是双方辩论的一个问题。接触派学者列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事实，说明中国是有利于地区和全球稳定的因素，而不是相反。美国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在1996年7月访华后撰写的报告中批驳了中国一旦强大就会扩张的论调。他说：“形成一项长远的对华政策，需要美国国内对中国上升到一个大国地位所提出的挑战加深理解。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放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国内政治稳定上……由于中国的日益增强的国际角色，将它融入国际社会并给予它合法的权益，使它帮助维持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具有紧迫的意义。”[203]欧森柏等指出，一些战略家没有注意到，“主要由于中国参与了地区事务，才使东亚地区自7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204]陆伯彬写道：“中国的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力图促进地区稳定的倾向。从中国对俄罗斯、朝鲜和韩国、泰国、缅甸以及印支国家、中亚国家和南亚国家的政策来看，中国强调的是采取合作措施以巩固现有的关系，而不是采取强力措施来促使建立新的关系格局”，美国“应该利用这种状况使中国更关注地区的稳定，并使它更致力于全球的稳定”。[205]“如果我们公正地评价问题，那就能清楚地得出两个确实的结论：中国不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家，在一系列关系到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政策在影响中国行为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206]
中国是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可以集中反映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金淳基考察了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参与过程，指出：从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极大地扩大和加深了中国参与联合国体系的范围。中国已经成为体制的维护者。“中国事实上参与了联合国的冲突管理过程。没有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就无法解决和减轻国际上，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社会、人口和环境冲突。”欧森柏也强调，“中国没有打算把联合国变为外交冲突的场所”。《中国参与世界》，第23、47、85页。
四、对中国采取遏制还是接触政策
1997年6月，华盛顿的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在许多关键的方面中国所造成的威胁的性质都比冷战最激烈的时期苏联的威胁要广泛得多，要复杂得多。”[207]这是遏制论者的一种代表性论调。他们认为，接触政策是幼稚的一厢情愿，是绥靖的现代模式。他们认为，互相依赖不足以规范中国的行为，更加传统的强权和压力的方式是牵制和遏制中国所必需的。[208]
中止对华最惠国待遇是遏制派提出的对中国实行遏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曾在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罗伯特·卡根在新右派喉舌《旗帜周刊》上载文道：“政治改革并非必然跟随经济改革而发生”。他主张中止对华最惠国待遇作为迫使中国实行民主化的手段，因为“与中国无限制的贸易只能帮助中国的独裁政权争取时间，并推迟作出最艰难的决定（指民主化）”。他认为必须把对美国重要的事情（指人权）与对中国重要的事情（指最惠国待遇）联系起来。如果美国确实以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行威胁，中国政府就会释放持不同政见者，从而鼓励更多的不同政见。否则，“我们的外交政策就只是基于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行为端正，不要惹起麻烦。而中国人把这种政策看作是免费搭车”。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是危险地幼稚的”，“是对北京的叩头”。[209]
遏制派还提出以军事手段实行遏制。他们断言应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中国周围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巩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和准联盟，以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否则，亚洲将会沦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之下，美国的安全就只好依赖和讨好中国的“专制的领导集团”。彼得·罗德曼主张，为了对付中国的挑战，美国要保持在这个地区的联盟和其他纽带以便加强抗衡力量——如美日、美韩、美澳新条约、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台湾——并增强地区均势。[21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的论者严厉攻击中国，指责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也认为接触政策是唯一的选择。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安全项目主任阿龙·弗里德伯格在《旗帜周刊》上发表《破碎的接触》一文，诋毁接触政策，警告说，与中国保持广泛的经济关系可能创造一个强大的、国际社会中行为更恶劣的成员，而不是更负责任的成员。但他却又说：“接触政策可能最终失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需要立即放弃这一政策。现在就对中国采取一种更对抗性的态势将是代价高昂和具有高度潜在风险的。”因此有的学者将遏制论者的主张称作“更多是出气，而不是政策”。[211]
针对遏制派的论调，接触派提出，现在还没有理由把中国当作敌人来进行遏制，一定要这样做，那将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早在1995年中，当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就写道，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将来一定会成为敌人。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那么“敌意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接触政策是要好得多的对待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政策。”[212]从此以后，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说法就广泛流传开来。欧森柏等也认为：“中国正处在大国兴起的早期，现在还有时间来建造一个由中国参加的安全体制，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未来美中冲突……现在把中国称作敌人还为时过早。”[213]
接触派认为，遏制政策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不会得到其他有关国家的认同，因此不是一项现实的政策。布热津斯基指出：“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214]李侃如指出：“遏制的战略将是政策的一个大失败。它将分裂亚洲……很少国家会完全认同这一立场，使这一地区繁荣、安全和和平的前景变得渺茫。”[215]沈大伟指出：“遏制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亚洲、欧洲以及北美国家不可能结成一个实行这种政策的联盟。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欧盟已经明白表示，它们对遏制中国不感兴趣。这样，遏制中国就是一架不能启动的机器。即便美国想这样做，它也不可能有效地予以实行。即便能实行，它也要花费不可计量的资源。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以后，西方在20年内企图遏制中国。但这个政策惨遭失败。1971年尼克松放弃遏制政策以后，美国和西方七国与中国接触。这使中国和世界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好处。与中国接触和打开中国的政策被证实是能稳定亚洲安全的政策，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则效果相反。回到那个在1/4世纪前放弃的失败了的政策，将是莽撞的、危险的和道德上不负责任的做法。”[216]
接触派学者都强调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1996年秋，由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率领的包括四星将军和知名学者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访问团（包括兰普顿、史文等中国问题专家）访问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他们的结论是：“没有一种双边关系比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更为重要。”[217]1997年出版的《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可以说是接触派观点的一个汇总。这是由美国人大会负责撰写和出版的。傅高义在前言中指出：“与中国的关系对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利益至关重要。从长远来看，海地、索马里、波黑甚至中东和俄罗斯的重要性，较之中国都可能相形见绌。在今后的年代里，中国可能会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218]
接触派进而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而一个虚弱的中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资深参议员纳恩指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事态发展……一个繁荣、稳定、统一的并受到高效率和人道管理的中国大陆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一个强大、安全并领导有方的中国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和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一个虚弱或被孤立的中国肯定会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造成威胁。”[219]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指出：“中国变得富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这种富强是通过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实现的话。看着中国置身于这种体系之外变为一个强国，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可能也无法阻止中国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变成一个强国。”[220]李侃如把一个“安全、有凝聚力、实行改革、现代化、稳定、对外部世界开放和能有效处理自己问题的”中国的前景和与此相反的前景进行对比，指出，果真中国出现政治上的解体，那将会导致大规模的流血、饥荒和难民，中国的核和军事工业也将成为武器扩散的大问题。“因此，虽然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对美国的耐心、技巧和利益提出挑战，一个失败的中国将会产生更不受欢迎的问题。”[221]
接触派并不否认美中之间的分歧，但认为这些分歧是可以得到管理的，美中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在美中之间没有不可管理的冲突……在经济和安全关系方面，冲突的利益是可以通过谈判得到互相满意的结果的。”虽然冷战的结束削弱了它们的战略关系，但是，“一根支柱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的支柱都不再存在。合作仍然是重要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关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其中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考虑到对整个东亚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美国人坚持要这样做将是灾难性的”。[222]
五、如何实行接触政策
关于如何实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接触派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极端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对美国和国际体系形成挑战，要避免使这种挑战成为冲突，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至关重要的。李侃如早在1995年就写道：“美国外交上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试图把中国融入亚洲和全球政治体系。”[223]约瑟夫·奈也说：“对于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把一个崛起的中国融入全球体系，使之成为负责任的一员更为重要的了。”[224]兰普顿认为，美国在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目标，应是避免出现第二次冷战，维护地区稳定，并从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只有通过与北京建立和保持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通过让中国尽早和全面参与管理世界的主要机构和国际准则，才能圆满地实现这些目标。”[225]
接触派论述了接触政策与“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接触是一个过程、一种途径，通过它可以达到使中国融入一个现存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化的、规范化的国际体系。因此，“接触是手段，融入才是目的”。实行接触政策的好处在于，“它为把中国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同时又能保持推进双边利益的渠道畅通……它还能为影响中国社会内部的演变朝着更自由和更公开的方向发展提供一个最巨大的杠杆”。[226]
接触派还指出，既要使中国遵守现存的规范，也要使中国参与制定规则。“美国的政策应是接纳中国加入各多边机构。北京要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但也要参与制定规则。中国按照这样的条件加入国际社会，同时在别国照顾中国利益而中国也照顾别国利益的基础上，解决中国的成员国资格问题，是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227]也就是说，“融入”的过程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利益调适的过程。
接触派承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努力地融入国际社会，这已经使中国和国际社会产生了良性互动，继续这个进程既是可行的，又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玛格丽特·皮尔逊指出，中国近年来融入国际经济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不能不令人惊叹。早期的一些可引发冲突的因素都已不复存在，这是15年前所无法预想的。从维护国际体制的角度来看，虽然有人曾担心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其迅速崛起势必带来局势的动荡，但这种担心看来是多余的。著名经济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罗迪也认为：“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已成为国际经济体系日益重要的参与者，尤其是跟其他经济转型国家比较而言，更是如此。”“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过程中，越来越向国际金融体系的惯例靠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已开始对其国内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228]
他们还认为：“现在适逢将中国纳入各种国际体制的绝好机会。中国加入后将减少它在行为上的随意性。随着相互依存度的日渐加深……中国在外部影响下将变得更加开放。”“在解决诸如环境恶化、贩毒、非法移民等由于相互依存而加剧的问题上，同中国合作是十分重要的。”[229]
第二，强调与中国达成战略谅解的重要性。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报告呼吁两国之间“达成战略谅解”。《未来的中国》也强调了美中之间达成战略谅解的必要性。其中说，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中国最终一定会成为一个地区大国还是全球军事大国，但是“美国不能忽视或否定中国成为军事竞争者、甚至敌对竞争者的可能性。明智的做法是设想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将继续增长，但不一定变成敌对的……美国需要作出外交努力与中国在亚洲和全球安全环境的紧要方面取得持续的战略谅解”。报告强调互相作出妥协的必要性，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要欢迎中国到他们中间来，中国要把它的崛起与美、日利益相协调，美、日也要学会与中国的利益相协调。[230]史文和江忆恩也认为：“美国需要把它希望中国在未来发挥的战略作用更好地告诉中国，中国也要把它在近期和长期所关心的战略问题告诉美国。方法是通过牢固的定期的双边对话，在两国之间对安全和军备控制的各方面问题达到相互理解。”双方应该“通过一种长期的、机构上的和人员的鼓励措施，涵盖双方的整个军事机关，以建立起一个更加稳定、合作的军队之间的关系”。他们还认为，美国方面需要更多地反省自己在很多军备控制协议、承诺和规范上行动的一致性。[231]
第三，增进相互信任的关系。接触派看到，以往中美关系的历史证明，两国之间还非常缺乏互信，而互信对于一种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美国人大会的报告指出：“我们在同中国打交道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建立一种全面增进相互信任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应建立在冷战后的一种新道理的基础上，即用促进共同利益的务实方式来携手解决全球、地区及双边问题……如果美国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彼此利益相一致的领域建立起合作关系，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减少猜疑，增进彼此间的信任”。[232]
第四，打破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自1989年以来，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克林顿第一任期中，人权问题一度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关注目标，成了美国一些人观察中国问题的透镜，造成了中美关系中动荡不定的局面。李侃如认为，美国固然需要在国际上坚持民主和人权，但是在对中国的双边政策方面这些问题远不应该占据如克林顿第一任期中所占据的这样中心的位置。美国要意识到，自己在向中国施加影响方面的手段是有限的，中国不是海地，它的人口比海地要多300倍。[233]何汉理认为中美两国必须打破在人权问题上的僵局。他建议美国应当对人权采用一种更全面的定义，除了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外，还应包含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并应对民主问题有一个长远的观点；两国应当找出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基础的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各自国家的人权，并制定一些原则来处理人权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分歧。[234]
第五，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接触派强调两国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审议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纳恩建议：“美国总统应当设法使立法机构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目前实行的一年一度的审议做法有损中美关系，并给美国在中国开业的公司带来不确定因素。”“美国应迅速取消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因为这些制裁措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或者使美国公司承受不必要的负担。”[235]
第六，减少对华政策中的感情因素，实行一项长远的、理性的对华政策。他们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摇摆不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中的感情因素太多。美国应当减少政策中的感情因素，发展出对中国的一项长远而具体的战略。美国对于中国的任何领导人都要予以尊重，不要把中国的内部事务当作美国外交的首要问题。[236]
也有的美国学者提出，把对华政策分作接触或遏制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罗伯特·萨特和詹姆斯·普里斯特指出，“在中国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需要一种超越接触的战略和超越对话的策略”。把接触政策“界定为遏制的对立面，这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从长远来看，成功的和持续有效的战略，应该是将外交和威慑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威慑必须是美对华政策战略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亚洲，保持和加强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双边同盟关系，是美国威慑战略的基点”……如果外交手段不奏效，当中国做出有违于美国利益的事时，就可用目标明确的制裁措施对付中国。[237]
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从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进行，1997年后也没有结束。但1997年上半年的反华逆流来势特别凶猛。这股逆流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具有跨党派的特点，即共和党的保守派（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为代表）与民主党的自由派（以民主党众议员格普哈特为代表）在攻击现政府对华政策上结合起来。第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内部组织严密、彼此联系松散的反华联盟，诸如产联—劳联、军火工业集团、反堕胎集团、人权集团、家庭问题研究会、基督教联盟等等。它们各自只关心某个问题、某一方面，集中攻击对华政策中的某一点。而这些组织都相当有能量，有草根组织，在一部分美国人中颇有号召力，并且能煽动起一些美国人的感情。第三，他们不仅攻击现政府的对华政策，丑化中国形象，而且攻击主张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政府官员，如基辛格、黑格等，攻击持客观立场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攻击与中国有实业关系的美国大公司，污蔑他们组成了一个反对采取对付中国威胁所需要的强硬政策的“新院外援华集团”。[238]这种攻击的猛烈程度使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麦卡锡时期。[239]
关于中国的政治献金案，一时在美国政坛也闹得沸沸扬扬，国会就此专门立案，拨出专款400万美元，成立专门小组进行调查，并举行了多次听证会。1997年7月，在参议院听证会开始时，负责调查工作的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弗雷德·汤普森振振有词地说，中国政府“把钱非法地注入了美国的政治运动”，并“企图破坏我们的竞选程序……我们的调查表明，这影响了1996年的总统竞选”。听证会持续了5周之久，但始终没有提出可以证实汤普森指控的证据。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240]
经过1997年上半年的辩论，支持改善中美关系、支持接触政策的力量比以前壮大了，主张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声音削弱了。正如参议员纳恩所说：“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在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的条件，而是谋求同中国进行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241]于是，这场辩论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之前的一场政治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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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Great Wall ，p.375.
[2] A Great Wall ，p.391.
[3] 在竞选中，克林顿就表示，布什囿于过时的冷战的安全观，夸大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的重要性。Robert Ross,“From Denial to Leadership: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unpublished paper）,p.3.
[4] Martin Ⅰ.Lasater,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President Clinton and the Security of Taiwan（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1995）,p.45.
[5]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p.48.
[6] The Changing of Guard,pp.48—49.
[7] 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1993—2000年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8]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319页。
[9] Nancy Tucker,“The Clinton Years”,Making China Policy,pp.47—48.
[10] 见本书第251页。
[11] A Great Wall ，pp.372，390—391；Same Bed,Different Dreams,pp.37—38.洛德还有别的难处。在其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为共和党政府服务。这次到民主党政府中任职，因而被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而去干涉他人的事务”,而一些民主党人对他的“变节”又将信将疑。他也很难处理与别的政府部门中那些级别比他高的官员的关系，协调他们的对华政策。
[12] 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Vol.4,No.14（April 5,1993）,p.218.
[13] Beyond Tiananmen,p.165；A Great Wall ，p.393;《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8页；洛德没有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显然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
[14] 《1993—2000年大事纵览》，第9页。
[15]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April 24，1993，p.1011.
[16] Ibid，May 29，1993，p.1349.
[17] 佩洛西后来回忆说：“他是我们的总统，我，坦率地说米切尔或者格普哈特，从来不曾想过，他是否会遵守诺言。我是相信的。这（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我们的政策。我们认为这是巨大的胜利。”See About Face ，p.281.格普哈特，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斯坦伯格谈到，如果克林顿政府不采取相应措施，国会就可能采取立法行动，国会已经尝试了3年，1993年仍然会继续这样做。所以行政命令是避免立法行动的一种方法，克林顿所做的与前几年布什做的实际是一样的。采访斯坦伯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