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归以前，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在香港回归以前，香港是中英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在香港回归以后，它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不少美国人对中国政府能否切实贯彻《基本法》，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实行“港人治港”，是有怀疑的。[134]但香港回归后的实践表明，他们所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包润石总领事在3年任期届满时，于1999年6月23日在香港美国商会发表的演讲中说：“在香港交接以后，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北京确实信守了它关于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诺言。”他认为“香港的基本方面是健全的”。香港的信息自由，包括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这个支柱仍然是“强固的”；“香港的公共服务继续使香港成为有效和廉洁政府的模范”；“美国政府继续与香港政府在执法、经济政策协调、美国海军舰只造访及其他种种方面进行极好的合作”；香港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使香港依然是国际商业的一个可以依靠和可以预测的地方”。[135]斯坦利·罗思也说：“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在政权交接以后，香港政府在实行其制度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并对它们开放方面是尽心尽力的。”在控制敏感技术出口方面，“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中国官员干预了香港的出口控制决定”。他还说：
正如我已经清楚表明的，香港继续是一个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充满活力的城市，美国对于采取措施以保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具有重大利益……对于我们的挑战是坚持下去，并鼓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这样做。[136]
国会研究部的中国问题专家邓凯丽在2001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总结了香港回归以后的事态发展及美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她写道：
香港复归中国主权的交接出奇地顺利，在美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辩论实际上已经终止。根据方方面面的看法，中国所保证的“一国两制”得到了实行。香港继续与中国很不一样，它有信誉很高的法制体系，牢牢扎根的个人自由，关于重大的和比较次要的政策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自由的公共辩论。
尽管如此，香港政府的决策者现在仍然面临着各种重大的和独特的挑战……香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激烈辩论仍然与美国利益相关：在将来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是否要以及如何把香港政府变得对公众更加可靠？香港应以什么样的速度向着完全的民主发展？香港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如何接近或保持距离？香港就上述问题的决定与美国有关，在美国的立法方面，美国因为保证给予香港的自治而对香港比对中国更加优惠。[137]
确实，只要《美国—香港政策法》仍然存在，香港问题将继续是美国决策者尤其是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
结语 在颠簸中前进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已经30多年了，从1979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也25年了。从这些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些什么结论，总结出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第一，这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雨，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关系大起大落，曾经三度跌入低谷，具体情况书中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但回顾这几次大起大落可以看出，首先，中美关系中每一次危机延续的时间都不长，不过数月；其次，危机发生后，中美双方都在采取措施限制其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制止关系滑坡的趋势；再次，这些危机或突发事件没有导致中美关系的破裂和对抗，不仅如此，危机过后两国关系还常常有所改善。这种状况恰恰反映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美关系不但对中美两国来说，而且在当今世界上都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间既有广泛和深远的共同利益，也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且有些分歧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也就是说，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都很大。环顾世界，找不出另一对双边关系是这种样子的。关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分歧，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都作过多次阐述，人们可以对这些共同利益和分歧作不同的概括。笔者认为，共同利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维护和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互利的经贸关系；反恐、打击贩毒和国际有组织的犯罪。分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包括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发展的大国，双方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对对方利益的确认和相互利益的调适，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有这些分歧，中美关系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由于有这么多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可以经受得住风浪，可以在波折中改善，在起伏中发展。当着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突出的时候，它们的分歧仍然存在，我们不可以对两国关系的改善盲目乐观；当着分歧突出的时候（如“炸馆”事件时），它们的共同利益并没有消失，我们也不应当对两国关系过于悲观。盲目乐观和过于悲观都是没有根据的，是不符合中美关系实际状况的。
仅仅这样说还不完全。在双方有分歧的领域，并不是完全没有共同利益；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比如经贸关系，它是互利的，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深化的今天，它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但在这一方面两国之间也有分歧，书中已经作了一些阐述，但限于篇幅，不能充分展开。现在，又有一些新问题出来，如人民币汇率问题。但这些问题属于正常的国家关系问题，在美国与它的盟国之间，如日本，也常常有这类问题。它们是可以通过正常的经贸往来加以解决的，不至于引起国家关系的大起大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许多问题可以在这个组织的框架内解决。
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双方有分歧的领域，也不是就完全没有共同点。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国利益提出挑战，仍然是美国一些人念念不忘的课题，有些战略家仍然把中国作为对美国的潜在的威胁，“中国威胁论”今后也还会时不时地冒出来。但也有学者对两国之间利益的顺应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比如布热津斯基就写道：“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138]可见，他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是可能的。如何实现呢？不少美国学者提出的途径是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约瑟夫·奈就是力主这样做的。[139]
第二，中美关系是一对变动中的双边关系，这二三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基础越来越拓宽，两国关系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尼克松访华时，两国关系是很简单的：两国之间几乎没有经济往来，几乎没有民间往来，只有为数很少的官方往来。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冷战结束以后，旧有的战略基础消失了，美国一些人对中美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又多少怀疑起来。但事实证明，旧的基础的消失只是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而且在此之前，共同对付第三国这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已经在逐渐降低，中国在新形势下寻求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旧的共同利益消失了，新的共同利益又产生了。总的来说，维系中美关系的纽带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韧性了。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中美关系宛如一个多棱镜，它由许多方面组成，时不时地在某个方面出现问题是可以预料的事，重要的是不要让某一问题支配了整个中美关系，占据了压倒的地位，那样就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人为地设置障碍，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发生过的。1993年美国政府过于突出了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不恰当地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与人权状况挂钩，就是这样的例子。
其次，中美关系现在已经不仅是两国政府间的关系，而且是两个社会间的关系；两国各界之间的联系、交往和合作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样说大概没有错：中国与美国之间这种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多于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的联系和交往。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稳定因素，是这条大船的“龙骨”，在遇到风浪时可以减轻船的颠簸。确实，即使在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遇到困难时，社会各层面的接触也没有中断，这种接触帮助两国克服困难，使两国关系尽早摆脱危机，恢复正常。这样的事例在本书可以看到许多。促进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面的交往与接触也就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再次，美国本来是一个全球大国。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地区和全球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在本书叙述的时期，这些地区和全球问题对两国关系基本是起正面的促进作用的，如1993年朝核危机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九·一一”恐怖袭击后美国战略的调整，朝核问题当前的事态发展（后两者超出了本书的时间范围）。有的学者说，为什么要借别人的问题来帮助中美关系的改善，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又会怎样？笔者的看法是，（1）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对纯粹的双边关系。在历史上，中美关系就离不开东亚国际关系的大背景。在冷战时期，苏联因素、朝鲜因素、越南因素、柬埔寨因素都对中美关系有过重要影响。[140]这些地区和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不是谁想要或不想要的问题。它们过去、现在和今后都会影响中美关系。（2）中国在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基础在扩大，说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在加强。这个趋势总的来说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利的正面因素。
第三，国内政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
美国国内政治牵制中美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党派斗争和利益集团。
从一方面来说，发展中美关系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打开中美关系的是共和党的尼克松，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是民主党的卡特，与中国达成关于美国售台武器公报的是共和党的里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的两党政治决定了，在野党总在千方百计地找执政党的茬，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执政党。在白宫和国会分属两党掌管的时候尤其如此。而且每一次都是总统比较倾向于与中国改善关系，而国会总是进行牵制。中美关系从40年代末以来就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的“足球”。到了本书叙述的年代，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受到部分民主党人的指责，有人竟称：“他们得到了台湾，而我们得到了春卷。”[141]卡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则受到共和党的攻击，里根指责卡特的“叛卖”，甚至连布什也攻击他“使美国在世界上的信誉受损”。里根的一些言论使驻华大使馆官员感到吃惊。[142]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中，在纽约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声称不会向中方示弱。他的说法使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深感诧异，担心他会实行与中国对抗的政策。[143]由于这种党派斗争，所以每当经过大选出现政党轮替的情况，新政府上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总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而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政府的政策才会重新回到政策的主轨道来。对于党派斗争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美国有识之士也和我们一样有切肤之痛。他们呼吁，不要再把中国和中美关系当作美国国内政治的“足球”。[144]
利益集团本来纯粹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问题，但近年来它们越来越关心外交问题，也在中美关系上大做文章，这与冷战结束后美国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不再存在，关于敌人的共识不再存在有关。结果是介入外交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多。每个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都是很狭窄的问题，它们的手段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人权集团诋毁中国的人权状况，攻击中国的宗教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西藏政策；劳联—产联反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和永久正常贸易待遇；军火工业集团污蔑中国的武器出口政策；环保主义者攻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破坏环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而且一些利益集团有基层组织（即草根组织），他们的活动能煽动一部分人的感情。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时期，利益集团成了中美关系去不掉、解不开的紧箍咒。今后的中美关系还会受到利益集团的牵制。当然，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都是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美国商界组织就是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利益集团。在1989年后每年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在对华PNTR的辩论中，他们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国内政治同样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当初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就需要有稳定的外部环境，美国是西方世界的头，中美关系涉及中国外交的全局。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为中国的四化建设服务的。至于不同的利益部门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一个较近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的产业部门由此能得到直接的好处，有的可能得不到多少好处，有的甚至还会受到一些冲击。这些不同部门对中国入世的态度有所不同就不难理解了。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部门和阶层参加到外交决策之中，中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会相应增大。
第四，与上一问题相关的是，要教育、引导和整合国内舆论。美国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也越来越大，对于一些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毫不奇怪的。人们由于利益不同，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对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甚至截然不同的主张，都是可能的。决策部门的责任就在于教育、引导和整合国内舆论，动员起、建立起对现行政策或即将执行的政策的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在过去，中美两国都有领导人出面教育、引导舆论的成功例子，中国如1999年5月9日胡锦涛副主席的电视讲话、5月13日江泽民主席在欢迎驻南使馆人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美国如克林顿总统在江主席访问前夕于1997年10月24日发表的关于两国共同利益的讲话。
除了领导人和决策部门负有教育和引导舆论的责任，学者也同样负有这样的责任。在美国方面，中国问题专家在这几年中发表了大量的论述，本书中也一再引述了他们的论著。在中国方面，中国学者也开始在发挥这样的作用。
第五，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在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以后，中美双方对对方的了解应该说是多得多了，但并不见得两国已经有了足够的互信。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抱有高度警惕，美国也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向表示疑惑。[145]为了增进双方的互相信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经常会晤是绝对必要的。从1993年到2000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面对面会晤了11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了7次（1995年大阪会议克林顿因联邦政府拨款问题没有参加）；1995年10月联合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期间和2000年10月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会晤了2次，以及1997—1998年的国事访问。这11次会晤对两位领导人增进相互了解、建立互信、在困难时刻共同应对事态，是十分重要的。除了最高级领导人的会晤以外，内阁级官员、次内阁级官员的互访、技术层面官员的经常性接触和沟通以及两国学者间的交往都是十分重要的。两国之间密切的工作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正常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中美关系应当而且有条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第六，建立危机处理机制。过去的经验证明，一些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极大，如1999年的“炸馆”，它打乱了中美关系的正常进程，甚至在一个时期中中断了两国关系的相当大部分。它也牵扯了两国领导人的很多精力。这些突发事件还有可能引起两国关系的倒退，双方要用很大的精力来应对事态，恢复关系。很难说，今后不会再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两国之间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一旦发生这类情况，即可启动类似机制，以便把对中美关系的损害降到最小程度。这种机制的建立也是两国建立互信的过程。不能设想，互不信任、互相怀疑的两方可以建立一种危机处理机制。但中美关系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任关系。因此，逐步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这种机制的建立本身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非常完善。可以分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由易到难，由部分到完整。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台湾问题。我们常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是千真万确的。中美两国间三个联合公报的实质都是谈台湾问题。本书中台湾问题占的篇幅也最多。从李登辉当政以来，台湾当局利用它所控制的资源和手段，千方百计地推行台独路线，恶化海峡两岸关系，危及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危及祖国的统一大业。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和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时，虽然美国也表示“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在行动上，美台关系，尤其是军方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实际上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也不能不令人深深质疑美国的政策动机。1984年4月里根总统来华访问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坦率告诫：“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不知哪一天，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146]二十年过去了，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现在我们重温这段话，却依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正是为了避免最坏的前景。中美两国，包括官方和民间，应该就台湾问题进行冷静和深入的对话，避免台独势力和亲台独势力把中美两国拖入到一场军事冲突中去。美国对台政策如何发展，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它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十分清醒。
江泽民主席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持久的和平环境。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美关系对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是重要的。它对美国同样是重要的。笔者赞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种说法：“中美关系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且不说更广泛的地区和国际社会。）”[147]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美关系应该是、而且可以是一对双赢的关系。但鉴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两国关系又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发展。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应该是双方共同寻求的目标。
人类进入了21世纪。国际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中美关系也有了许多新的事态发展。但笔者相信，中美关系这艘航船仍将在颠簸中前进。
* * *
[1] Harry Harding,“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Living with China,p.169.
[2] A Fragile Relationship,p.363.
[3] Harry Harding,“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Living with China,p.170.
[4] Harry Harding,“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Living with China,p.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