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一再表明了捍卫民族主权、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定立场。中共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国内矛盾以及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矛盾下降的新形势，一步一步地提出并发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设想，在1935年1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和日本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会议放弃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新的对外政策，准备“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128]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29]中共关于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确立为中共开展对美外交提供了可能。
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不为当权的国民党所承认的“非法的”在野党，中共与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而且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新闻封锁，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共没有最起码的了解。要发展对美外交，要争取国际上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首先就要冲破这种封锁，消除对中共的种种误解。在不可能直接与美国政府发生关系的情况下，对美外交必须、也只能从民间外交做起。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邀请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访问西北苏区。上海地下党和当时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宋庆龄从诸多的西方记者中选择了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于1928年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到中国，担任在华颇有影响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代理主编，兼《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日本挑起“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斯诺赴实地采访，撰文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赞颂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抗外敌的爱国精神。事变过后，他撰写了生平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该书于1933年9月出版。他在中国听到各种各样关于红军的传闻。种种“恐怖故事”在他的“脑际萦绕”，用他自己的话说：“事实上，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正在这时，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兰登书屋约他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为弄清真实情况，探明红色中国这个“未知之地”，斯诺于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苏区的愿望。[130]这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斯诺于是得遂心愿。
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访问了92天，途经10多个县镇，行程千余里。他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红军的重要将领，与他们进行了多次长谈。毛泽东同他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向他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和自己的身世，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科学地分析了日本侵华导致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密切相关，因此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中国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进而表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毛泽东还指出，美国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对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借款，出售军商品，一方面对日本进行封锁。毛泽东高瞻远瞩，展望战后的局势说，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中国人民不仅将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到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131]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深刻而及时地阐明了中共对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实际上是他通过一位美国记者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发出的呼吁。
10月底，斯诺风尘仆仆返回北平。11月初，为了揭穿国民党散布的他已被枪决的谣言，他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他在苏区的见闻，展示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一时间，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接着，11月14日，《密勒氏评论报》率先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论统一战线的谈话及斯诺拍摄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那张有名的照片，接着，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美亚》杂志、《亚洲》、《新共和国》、《太平洋事务》等报刊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相继发表了斯诺的数十篇报道。甚至纽约最保守的报纸《纽约太阳报》也登载了斯诺的报道，美国《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以创纪录的100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他拍摄的75帧苏区照片加以发表。由于这两家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是强烈亲蒋的，他的这一做法使斯诺惊讶。
1937年7月，斯诺完成了他记载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旧译《西行漫记》)，10月即由英国戈兰茨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斯诺真实地记录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把与国民党关于中共的歪曲宣传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的苏维埃社会是廉洁的、平等的，红军是纪律严明、坚忍不拔、不可战胜的，中共领导人是真诚朴实、相信人民、足智多谋的群众领袖。该书所受欢迎的程度是斯诺本人“始料不及的”。书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纽约兰登书屋翻印此书的销售量，比任何关于远东的非小说作品的销量都大。不久，该书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文字出版，“红色中国”这个题材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学术界和出版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这部书被公认为报告文学的典范之作，是“美国新闻记者所建树的最伟大的功绩”。著名的东方学家拉铁摩尔称它是当年新闻界最重要的事件。太平洋学会秘书长卡特认为该书在西方了解中国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作家、曾因创作关于中国的小说《大地》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称赞该书的每一页都是杰出的，很有意义的。还有许多评论家用“引人入胜的”、“令人惊讶的”、“辉煌的”、“出类拔萃”的等词语赞誉该书。甚至《纽约先驱论坛报》具有反共倾向的远东问题专家甘露德也接受了斯诺的绝大多数结论，并承认，斯诺是“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132]总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对于美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斯诺的报道和著作第一次向美国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在美国公众中唤起了对中共事业的同情，为塑造中共新的形象奠定了基础。难怪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说：“在以赞同的笔调描述和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原则和目标方面，没有一个美国人比斯诺做得更多。”[133]
斯诺的作品不仅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决策人物。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自己对中共和红军就并无真正的了解，再加上一些外交官的政治成见，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得到有关中共的真实信息。斯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内政部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伊克斯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熟悉了中共的活动方式。罗斯福接受伊克斯的建议，也读了这部书，并且很快成为“斯诺迷”，[134]以致在以后数年中，罗斯福几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
斯诺的报道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感到十分恼火。除向詹森表示不满外，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还于1937年2月上旬写信给斯诺，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发出类似电讯，政府方面就要采取措施。斯诺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毫不为之所动。他认为一个美国记者有权披露亲眼目睹的事实真相。而国民党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反应，对斯诺也无可奈何。
继斯诺之后，中共中央又积极邀请、安排其他美国记者、作家、学者访问西北、华北、华中苏区。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早就同情并帮助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访问了西北苏区。在这之前，西安事变发生时，史沫特莱恰好在西安。她把西安发生的一切，蒋介石“剿共”阴谋的失败，在临潼被扣，被迫答应抗日，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写成文章向外报道。她还用英语把她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情况进行广播。1937年1月中旬，她进入西北苏区访问。她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并且不顾个人安危随八路军到山西五台山抗日前线进行采访。她在极端困难的行军途中整理了从西安事变到1938年初的日记书信，写成了反映华北地区抗日形势、赞颂八路军英雄业绩的著作《中国在还击》，该书于1938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史沫特莱感到，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美、英记者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一旦有机会直接采访苏区，是会如实加以报道的。她向有关方面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共表示，“只要有来者，我们一律欢迎”。[135]史沫特莱随即向上海最有权威的十多个外国编辑、记者发出了授权邀请信，于是，一批美国记者于1937年2月至9月到延安进行访问，其中有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斯诺)、《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托·基恩、美联社记者厄尔·利夫、摄影记者福曼。海伦·斯诺在延安呆了4个多月，她把所见所闻写成《在红色中国内部》(旧译《续西行漫记》)，该书于1939年由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出版。
6月下旬，斯诺又安排来华访问的《美亚》杂志编委会的毕生、杰菲和拉铁摩尔访问陕北。他们在延安的3天逗留中会见了中共领导人，进行参观，拉铁摩尔还在延安夫子庙给延安干部、党员作了有关国际问题的讲演。毛泽东在与他们的一次长谈中介绍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并表示，国民党已经改变了它过去对日妥协的政策，它也必须改变对内政策，实行民主，“国民党不能同时既镇压人民又对日作战”。短暂的访问给来访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杰菲深为延安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所感染。毕生以《毛泽东分析南京政府》为题把与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后在《美亚》杂志发表。[136]他确信，共产党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是要弥合国共两党的裂痕的。[137]拉铁摩尔写了两篇文章：《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陕北之行》、《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和将来：统一战线的理论》。文章虽未发表，却由美国驻北平领事罗赫德发给了国务院。拉铁摩尔在文中指出，中共是朝气蓬勃的，他们既不是“掠夺社会的匪帮，也不是为夺权而夺权的雇佣部队”。[138]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立即赶来中国，并决定步斯诺后尘去采访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斯特朗以“从自己的青春期以来还从未有过的热情”在山西洪洞县马牧八路军总部采访10天。[139]八路军指战员坦率爽直的同志情谊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月下旬回到汉口后，她不顾身体有病，立即拜访了中共驻武汉首席代表周恩来。周在数次会见中向她反复表示，共产党人坚定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3月回到美国后，她到全国各地作旅行演讲，把她在中国，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介绍给美国人民，并撰文介绍八路军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八路军动员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她还给总统夫人写信，强烈要求美国正式同中国结成同盟。
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研究历史的米勒于1938年春在冀中抗日根据地访问了3星期。冀中根据地的“新精神”和“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撰文介绍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过程，指出，这种敌后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组织的建立是冀中正在进行的游击战争的基础，而冀中的状况在日军占领的华东、华北8个省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仍然控制着华北”，“日本人征服华北的企图将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140]
如果说斯诺是访问西北苏区的第一个美国人，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上尉是由美国政府派遣的访问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
卡尔逊是个职业军人，曾在中国服役多年，1935年调任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住宅部队的第二把手。但卡尔逊念念不忘来中国服役。1937年春，他的要求得到批准。在他行前，罗斯福总统专门接见了他，说：“我想请你在中国期间为我做点事。我要你不时地写信给我，直接寄往白宫。告诉我你干得怎么样，告诉我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并称，“这些信，我们保守秘密，只有你我两人知道”。[14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尔逊是罗斯福自己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
卡尔逊于1937年8月到上海。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任命他担任海军情报观察员，任务是搜集有关中日战争的情报。他结识了斯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对其中描述的情况将信将疑。他对斯诺说：“如果他们［中共］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真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142]他决定自己到延安去一趟。他的想法得到亚内尔将军的批准，并经过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和斯诺的疏通、联系,得到国共双方的同意。
1937至1938年，卡尔逊在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两次旅行。1937年12月，他先到山西洪洞县境内的八路军总部，盘桓10余天后，又在一支小部队的护送下，从洪洞向晋察冀边区行进，于1938年1月29日到达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2月28日，他回到汉口，“感到自己像个奥林匹克运动员”。[143]51天之中，他在山西、河北敌后跋涉了3200多里。1938年5月5日至8月7日，卡尔逊再次访问敌后根据地。他从西安到延安，逗留了10天后，经蒙绥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又访问了冀中、冀南、鲁西南，于8月7日回汉口，3个月中在华北三次穿过日军封锁线，跋涉近4800里。这两次访问中，卡尔逊广泛接触了中共和八路军各级领导人，与毛泽东作过两次长谈，了解了八路军的军事组织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所有这些，都使卡尔逊激动不已。他回到汉口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来者不拒，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所见所闻。他证实，虽然日军占领了华北的铁路、公路等主要交通线和城市，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却把大部分居民组织了起来，这种敌后的行政机构是很有效能的。他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扬中共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并确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144]
卡尔逊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嘱咐经常给白宫写信，生动地描述他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他写道，中共控制的地区没有国民党统治区那种失败主义的腐败现象，中共的部队具有新的战斗作风，志愿精神和官兵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中共军队士气高涨的原因。他还告诉罗斯福总统，共产党人既是社会革命家，又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渴望同美国合作打败日本，重建中国。他认为，援助中共将有助于战胜日本，并能获得中国最生气勃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罗斯福对这些信极感兴趣。他对伊克斯说，这些信件激起了他的想像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争价值的激动人心的图景。[145]
卡尔逊于1938年12月底返回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并撰写文章和著作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1940年，他所著的《中国的双星》出版。卡尔逊把他的文章和书的样本都送给了白宫。1939年12月4日，罗斯福把卡尔逊的一篇文章转给赫尔，让他“阅后退还”。《中国的双星》受到热烈欢迎，特别是其中关于军事方面的分析和判断得到普遍的好评。
1936年到1938年间，相当数量的美国记者、学者、军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苏区，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些访问者的报道使美国人民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这对于改变美国舆论，推动美国援华和制裁日本无疑是有作用的。他们的报道第一次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共提供了大量可信赖的材料。美国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红色中国”，一个与国民党多年来的欺骗宣传所描述的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从此，在美国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再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了，美国关于中国的舆论开始发生转变。美国访问者的文章和著作也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对他们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点，下文还要讲到。
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4年多中，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朝着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阵线逐渐分明的方向发展，但在其演变过程中却出现了种种错综复杂的状况，形势的不稳定性、多变性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中共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不断根据这种变化调整其对外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
在抗日战争初期(大致到1939年上半年)，中共赞成并力求实现与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反对日本的同盟关系。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在7月23日的宣言中即提出：“立即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146]中共对美国援华制日寄予较大期望。1938年8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美国除声援中国抗战外，还能给中国“以更大的物质援助”。11月24日，该报又发表题为《英美还容忍吗？》的社论，呼吁英美，尤其是美国“尽它最大的努力”“来援助中国抗战”。社论指出：“英美逐步示弱，敌寇却日益蛮横，英美处处容忍，敌寇却事事猛进”，英美民主国家应当在听任、纵容日本侵略与制裁日本之间作出断然抉择，12月20日，《新华日报》就中美桐油借款和英国对华借款发表社论，肯定“这两笔借款，是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的意义的”，这说明“英美两国对援助中国抗战和制裁日寇侵略，走到采取并决定了具体办法的路上”。半个月后，该报社论又赞扬美国近来外交政策“走上日趋强硬”，强调中国必须善于运用有利于抗战的外交形势，“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亲密中美两国人民的团结”，并希望美国“彻底修改中立法，给中国抗战以更大的援助”。
但是，在桐油借款以后的长时期中，美国并未采取更多的实际步骤援华抗日，它的“不干涉”中日战争的政策看来一时没有改变的可能。1938年9月底，英、法、德、意4国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绥靖德国之后，中共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理所当然地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在亚洲可能发生的类似的妥协投降活动。在国内，蒋介石念念不忘限制、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正面战场进攻减少、对敌后战场压力增大，各地顽固派的反共摩擦随之增加，胡宗南部从1939年5月起开始包围陕甘宁边区，甚至准备进攻延安。总之，这一时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继续团结抗战的因素。
针对这些情况，中共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中共中央在1939年6月及时提醒全党“反对投降危险”，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成了“当前最大的危险”。毛泽东在6月10日延安高级干部会上的一个报告中又指出，虽然英、美、法与侵略国家有深刻矛盾，但它们的现时政策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政策，“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7月24日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使中共更加现实地感到西方大国绥靖政策的危险。中共中央在7月29日指示中要求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147]
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给中共政策带来影响。1939年8月，苏联大幅度地调整政策，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紧急指示，重新解释大战的性质和国际的策略，这场大战被解释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交战国双方都是进行着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取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148]中共接受了这种对国际形势的估计。9月下旬，斯诺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同他谈到国际问题时说：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放弃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以前在法西斯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的界限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民主国家开始利用战争来结束民主制度。这些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149]毛泽东在1939年9月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强烈谴责“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日本“是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他抨击英、美、法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不干涉”政策，并指出，中国抗日的外交政策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但外援主要来自社会主义苏联，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是可靠的援助”。[150]
但即便这时，中共也没有把美国与英国完全等同起来，而是依据两个国家的不同表现予以区别对待。中共认为，反对东方慕尼黑的重点是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至于美国，它“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151]尤其是在《有田—克莱琪协定》订立后，美国立即作出反应，宣布废止《日美商约》，并开始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中共对这一制裁日本的预备性步骤表示欢迎。10月22日《新华日报》社论肯定了从1939年年中以来美国远东政策的积极变化，并提出：“进一步在外交上，加强中美关系。依据自主外交原则，积极活动，总要做到使美国停止军火输给日寇”，“能够这样，我们在远东有苏美两国亲密的友谊，慕尼黑阴谋者，也无法施其伎了”。[152]这就是说，中共希望和争取美国改变其“不干涉”方针，成为制止妥协投降倾向的积极因素。
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法都卷入了对德战争，国际形势大变，美国对日政策更趋强硬，在9月和12月几次扩大了“道义禁运”的范围。1940年1月《日美商约》废止后，美国又拒绝日本另订新约的要求。7月2日罗斯福发布了对日本的第一道禁运令。同时，美国对华援助也出现了新形势。3月7日，中美华锡借款消息公布。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再次调整了对美政策。中共中央在2月1日的一份文件中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及至7月，在抗战3周年之际，中共更明确指出，投降的危险主要的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两个月后，中共中央进而认为，“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153]也就是说，尽管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对战争性质的分析，但实际上，中共并不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以服务于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日本为了南进，希望尽快结束中国战事，向重庆政府提出了比以往更优惠的诱降条件；英美为了防止日本南进，则要竭力阻止重庆政府步汪精卫的后尘。上半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贷款援华，下半年又酝酿给中国以新的贷款。重庆政府感到处于一种颇为有利的地位。战争的形势稍一缓和，日本的压力稍一减轻，国民党顽固派便又蠢蠢欲动。1940年秋，顽固派加紧了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于10月18日接见驻华大使詹森，谎称中共“阴谋阻碍抗战”，并扬言：“我人不惧外敌日本军队之侵略，且自信力足以制之，而我国弱点，以后当在国内中共之猖狂，惟有得美国空军与经济之援助，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则中共亦无所施其伎矣。”[154]这就说明，蒋介石向美国求援，是有着抗日与对付中共的双重目的的，而在当时他把反共看得比抗日更直接、更重要。
如果说，中共担心英国的主要是对日妥协，那么它担心美国的则是支持国民党反共。中共认为蒋介石准备又一次反共高潮折射出美国的政策意向，对美国的真实态度产生了深刻怀疑，对中国抗战前景颇感忧虑。毛泽东指出，“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不是暗藏的投降派及一部分顽固派在重庆失守后投降日本，与汪伪合流，而是国民党亲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美国参战后击败日本，“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中共认为，“阻止与援救国民党这一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方针，是我党当前的严重任务，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旧秩序”。[155]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供的一份重要情报打消了毛泽东对国民党加入英美联盟的疑虑。毛泽东11月16日指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156]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随即多次与英、美驻重庆大使馆联络，把何应钦、白崇禧10月19日要求皖南新四军北撤和缩编抗日部队的电报连同朱、彭、叶、项的复电的英译文送到使馆，周恩来在11月27日与美国助理武官的谈话中还指出，即使新四军按国民政府的要求撤往华北，它很可能仍然受到政府部队的攻击。中共代表希望美、英两国为抗日利益计，采取措施，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英国大使卡尔曾经口头向蒋介石表示，希望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国共所面临的争端。但处世圆通的美国大使詹森都只是向国务院报告事态的发展，而没有对重庆政府作出任何表态。12月28日，赫尔国务卿回电詹森，表示同意他的不介入态度，但同时指示他可在适当场合向蒋介石询问国共之间存在的困难状况，并表示，“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的联合感兴趣，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157]
没有材料表明，詹森是否像赫尔指示的那样做了。即使做了，这种步骤也已经太晚，又太软弱无力。
皖南事变在国内外引起震惊。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抱病见蒋介石，对事变提出质问，并表示，“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力量”。[158]同情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美国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反共顽固派的暴行。
1940年秋冬，卡尔逊少校在南方9省国民党统治区刚刚作了3个月的考察。结束考察后，他在12月9日给国务院政治顾问亨贝克的信中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认为在中国正有一种朝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趋向，并建议，美国应当支持中国那些“正在努力使人民熟悉民主进程的基本原则”的组织。[159]他在回国途中到达夏威夷时，即公开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回到大陆后，他在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协会和纽约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上，列举事实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及近乎法西斯的行为[160]。美国一些著名学者、作家、记者获悉事变消息后，联合致电蒋介石，表示惊骇与抗议，其中有毕生、杰菲、《民族》周刊编辑麦克思威尔·斯德华、亨利·阿特金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华兹。他们的电文说，最近攻击新四军及逮捕叶挺将军的消息，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关切，这样的行动只会帮助日本而有损于中国在美国的信誉。他们认为，恢复中国的团结是为制止日本的侵略所必需的。美国青年大会也致电蒋介石说：“报纸传闻，中国团结破裂，我们听了很惶惑。美国青年大会拥护中国为争取民族的胜利与世界的和平而继续团结。”[161]
皖南事变前夕，斯特朗恰好再次在中国访问。她在重庆与周恩来作了长谈。周向她讲述了近两年来国民党不断加剧同中共军队的武装冲突的情况，指出，蒋介石下令要新四军北迁同八路军合并。执行这个命令，对于大部分新四军部队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自杀。因为如果撤离了根据地，他们就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蒋的这一措施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如果照蒋的命令行事，中共部队集中于华北，由蒋控制华中华南，国家就会一分为二，中共控制地区将成为日军进攻的极好目标，从而给蒋创造与日本讨价还价的形势。周还把一些资料交给斯特朗，请她带到美国，一旦国民党军队展开大举进攻，就把这些资料发表出来。[162]斯特朗在回国途中已经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她匆匆赶回美国，于1月29日走访国务院，把这次访华所得到的印象及她所知道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了亨贝克、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戴维斯等。她强调指出，国共关系正在恶化，政府对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感到吃惊，深恐抗战胜利后中共控制长江下游的富庶地区，这是国民党要在这一地区排除中共的主要原因。她转达重庆许多持稳健看法的人士的意见说，美国政府及其驻华代表只要作出表示，美国继续对中国的联合感兴趣，也会使那些制造内讧的人感到沮丧；但美国对中国政局却毫不关注，这次事件的主谋何应钦等人于是认为，美国对他们的作为是漠不关心的。戴维斯在记述这次谈话的备忘录中评述说，考虑到她是左倾同情者，她的“议论显然是温和的、客观的”。[163]
2月初，斯特朗接到一封发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信，其中说，发表你所知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中还附有中共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全文和其他文件。于是她通过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朋友发表了一些她所掌握的材料。接着她又在《美亚》杂志上撰写文章，详细介绍皖南事变的国际国内背景、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过程，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亲日活动，并称，这些都是“被重庆新闻检查机关隐匿”的事实。她呼吁美国政府与苏、英一起，挽救中国的形势。[164]
皖南事变也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1月24日，国务院宣布，美国对中国国共之“内争”表示关注，同时美国政府暂停了计划中的对华贷款的实施。[165]
罗斯福本人对事变的态度可以从两个事例看出。在居里来华访问途中，两广外交特派员甘介侯2月7日在香港晤见居里及同行的联邦储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当甘介侯问到美国对中国的共产党问题的看法时，戴普莱说：“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2月8日，蒋介石在重庆第一次接见居里。谈话伊始，居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予自万里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166]罗斯福的这一口信是居里趁着记忆清晰之时笔录下来的，应当是准确无误的。不管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的了解有多少差错不确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罗斯福不赞成皖南事变，不支持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考虑到国民党把争取外援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并正在千方百计密切与美国的关系，罗斯福的这种表态是很有分量的。
罗斯福怎么会有这种见解呢?戴普莱解释说：“此种见解必从美国游华著作家之言论中得之。”居里也说：“斯诺及史沫特莱等为之［中共］撰著专书，以广流传，一般自由主义倾向之美人，受其影响甚大，因此闻中国内部发生摩擦，有发生内战之虞者，深感不安，因而影响其援助中国之热诚。”[167]由此可见斯诺等美国记者、作家的报道和著作影响美国舆论、影响美国决策者的程度，而这正是中共对美的民间外交取得的硕果。
2月14日，居里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居里一到重庆，就向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提出了这一要求，董让他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蒋不便断然反对，但他不希望周恩来到居里住地造访。结果会见安排在英国驻重庆大使馆，以卡尔大使邀请居里和周一起用茶的方式进行。居里、戴普莱和周作了长谈。居里告诉周，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在亚洲，因此只能有限增加对华援助。他表示，美国的政策是赞助中国统一，不主张扩大内战，并希望国民政府实行改革。周恩来向居里解释了中共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周指出，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中国也就不可能起到牵制日本南进的作用，他表示，只要不损害共产党，中共不反对美国援华。周阐述了中共争取实行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目标，居里认为这些目标是“中国的需要”，他对此表示同情。周恩来与居里的会晤是中共领导人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接触，是双方第一次通过面对面的交谈直接了解对方的政策和意图。虽不能说这一次会晤就对美国政策产生多么大的、立竿见影的影响，但它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却是一件大事。会见以后，居里对美国大使馆官员说，他不觉得周是特别激进的，他认为周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富有同情心的人。显然，周给居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68]
居里访华后不久，3月7日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和亨贝克在与胡适和宋子文的一次谈话中又表示，“国共之间不和的后果远比起因更为严重”，“美国对中国的团结和稳定至感关切”。[169]
皖南事变后，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纷纷批评、谴责国民党，美国政府又表明了上述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顽固派处境尴尬，不得不有所收敛。蒋介石的谋士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在2月给蒋介石的《密呈》中分析当时的形势说：“以为目前为彻底制共之最良时机者，殊非的论”。理由是：一则，经济上面临“重大恐慌”；二则，“目前对苏，实不得不力事容忍，务期保持最低限度之邦交”；三则，“英美在表面上只能助我抗日，对于制共，必认系我国内军纪与秩序问题，而不便径行声援，且以世界大战全局关系，英美顾虑牵及苏联邦交，实有不得不采慎重行动之苦衷。”为此，他建议“务期以政治方式解决全案”，切勿“引起破裂”。[170]这个《密呈》尽管言词闪烁，却也把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外关系上的狼狈处境描述得清清楚楚。蒋介石于是不得不设法把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他在2月10日同居里的谈话中信誓旦旦地说：“余可向罗斯福总统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余必遵照三民主义，向民权主义之目标而迈进。”[171]他在3月6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虽然仍然大弹其“军令”、“政令统一”的滥调，但不得不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周恩来评述说，蒋的演说“是带防御性的”。蒋介石并约周恩来谈话，表示许多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车，解决对《新华日报》的压力，增加中共军队的数额，继续发饷等项)都好解决。反共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收场了。
在抗日战争前期，中共与美国虽没有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但中共的民间外交却是卓有成效的，它影响了美国的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开始在美国人心目中塑造起中共的新的形象。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美国为自身利益计要让中国牵制日本，希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美国的这种政策成为制约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反共的因素，对中国坚持团结抗战起了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在支持中国抗战的同时，却又给当权的国民党的限共、反共活动起了撑腰打气的作用。这两方面的因素在抗日战争中是始终存在的，只是随着国际和中国国内的形势的变化，有时这个因素更起作用，有时另一个因素更为突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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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US，1937,Vol.3,pp.143—144，159—160，190；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1933—1938,pp.286—287.
[2] FRUS,1937,Vol.1,pp.699—700；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48),Vol.1,pp.535—536.
[3]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11—14页。
[4] FRUS，1937,Vol.3,pp.419—420，440，449—450，460—461.
[5] 当时美国在北平、天津、上海分别驻有500、 800、 1000名士兵。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1933—1938,p.319.
[6]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1933—1938,Chapter 11.
[7] FRUS，1937,Vol.4,pp.456—457.
[8] 显然由于这个命令的影响，1938年美国对华输出锐减为0.35亿美元（1932年为0.56亿美元），达到30年代最低点；而对日本出口却未受影响。1937年达2.89亿美元，较1932年的1.35亿翻了一番多，1938年也达2.40亿，这两年是30年代美国对日输出额最高的年份。见Warren 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80),p.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