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一章 停滞不前第二章 走向正常化第三章 《八·一七公报》产生前后第四章 稳定大局第五章 平稳发展第六章 急风骤雨第七章 新的冲击第八章 首脑互访第九章 柳暗花明第十章 人权、西藏和香港问题
附录一 英汉译名对照表
附录二 参考书目
附录三 大事记
附录四 图片目录
后记
上卷
序章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12万美元，利润达3.7万多美元，为本金的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已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竞相报道“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美国出现了对华贸易热。
“中国皇后”号船长山茂召
但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1]对于外商在华贸易和行动加以种种限制；对外贸易限在广州一口，由专营对欧美贸易的行商(即所谓“公行”，通称“十三行”）组织起来办理，行商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等等。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传统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2]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9家，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
1821年前外国在广州的商行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1800年到1809年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3]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4]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5]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从1875年起，中国也有极少数人去到那个遥远、陌生的国度。根据美国官方统计，从1820年到1841年华人至美总数才13人。活跃的投资市场也吸引了中国商人的一些资金，他们或者与美商合做生意，或者赞助美国人在广州开医院，或者借钱给美商在美国发展事业。在中国缺少资本主义发展土壤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商人的财富成为美国早期工业资本的一部分。
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宗教和文化联系也产生了。1830年，美国海外传教会在美商赞助下派裨治文和雅裨理来中国，开美国传教士来华之先河。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扩大教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从事出版、译述、医务和教育等工作。由裨治文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1832—1851，又译作《中国汇报》）广泛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历史、风土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对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和促进中美贸易起了作用。1834年12月，在华英美传教士及一部分商人组成中国益智学会，编印通俗宗教宣传品，并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史地知识。裨治文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是一本用中文撰写的全面介绍美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它成为中国朝野了解美国的主要依据。早年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先进的爱国者魏源在增订《海国图志》时，有关美国的材料几乎2/3取自该书，梁廷枏的《合省国说》也以此书为主要资料来源。
美国教士还在广州开设医院。1835年10月，传教士彼得·伯驾开设了“眼科医局”，受到广州各界的赞扬，六个星期之内就有450人到该医局就诊，行商伍敦元还给了不少资助。林则徐到广州后，也曾间接向伯驾求医问药。
美国教士还通过创办学校直接向青少年灌输基督教义。1839年勃朗夫妇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校，但在科举制度下，中国士大夫阶层把子弟送到外国人办的学校就读不啻是断送他们的前程，因此入学者寥寥无几。1841年只有6个学生，其中之一是容闳。1842年学校迁往香港，鸦片战争后，由于迫切需要通事(翻译）人才，入学人数才有所增加，1945年达30人。学校课程除汉语外，还有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这是在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它给予学生的知识自然比中国封建的学塾丰富。勃朗夫妇于1847年返美，容闳等3名学生随他们前往美国，这是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容闳等在勃朗及美国友人帮助下，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容闳后来考上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名中国学生。勃朗是第一个向中国学生系统传播西学，促成中国学生留美的外国人。
由于清政府禁止基督教流传，也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传教士虽然多方设法，但传教活动却收效甚微。到1839年领洗者不到100人，而且主要是给外商服役或经营外贸的下层人士。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清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6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1790年前为外交部）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疍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南京条约》的签订拆除了列强入侵中国的藩篱，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径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6]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7]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8]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英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9]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6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美贸易从1845年的950万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2250万美元，其间美国对华输出增加了3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使中国小农业和家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土布原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1820年以前每年从广州大量出口。随着美国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以及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土布出口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棉织品成为美国输华最主要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棉布有1/3到了中国市场。这就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本来很发达的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手纺车和手织机竞争不过纺织机械，中国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至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10]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国开始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划定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即租界。租界首先在对外贸易中心上海出现。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文惠廉经与上海道台一再交涉，后者才允以该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1863年6月才正式划定了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地制度是旧中国租界中最完善、最典型的。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坐收渔利的好机会。英法侵略军于1857年底占领广州后，美使列卫廉同英法俄使一起从广州北上。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攻下大沽炮台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并分别于6月26、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美使北上的目的原是为了修改《望厦条约》，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清政府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联俄美以制英法。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事实使直隶总督谭廷襄认识到，“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强弱不同，其为贪得无厌，则均归一辙”。桂良等更报告说：美使“语言傲慢，借英夷为恐吓……不过欲享渔人之利”。[11]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北京换约，并于1859年6月再次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受到守军坚决抵抗。当时在场的美国舰队司令官达底拿看到英法舰队受挫，不禁高呼：“血浓于水”，并称他不能“坐视白种人在他的眼前被屠杀”，指挥美舰向大沽炮台开炮，并援救受伤的英国士兵。[12]英法政府恼羞成怒，增派远征军来华，攻陷大沽，进犯北京，焚烧圆明园，最后于1860年10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清政府给予一国的权利，其他国家亦得均沾，因此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除了个别特殊规定(赔款、边界）外，其他利权都是各国共同享受的。它们主要是：
(1)允准各国公使驻北京，为各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并进而控制这个政府提供了方便。
(2）规定新开沿海七口(牛庄、天津、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和长江四口(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使通商港口增加到16个。
(3）赋予英国人“帮办税务”的特权，使海关管理权落入外人手中；条约还规定子口税率为值百抽2.5。
(4）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5）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
(6）准许华工到外洋别地工作，“毫无禁阻”，从而使外国侵略者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华工合法化。
美国由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急需大批劳工。而当时美国东西海岸间交通不便，金矿投资商人要雇用东岸白人，需要用船把他们绕南美极端运到东岸，不如利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苦力来得便宜和快捷。华工从1854年开始潮涌而来，光这一年就有1.3万人。这些华工受到中间人的拐骗、利诱，甚至被强行捉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自卖身契，约定一定年限，待旅费和人头税等代支全部抵消后，方能自由行动。旅途中他们拥挤在肮脏的船舱，伙食败缺，长途颠簸，有病不得治疗，死于旅途者为数不少。抵岸后，他们被分派至荒野矿场，终日辛劳，在恶劣的条件下担当最繁重、最危险、白人不愿承担的工作，受到矿主敲骨吸髓的剥削。
天津和北京的一系列条约签订后，列强要实现条约赋予的特权，便积极扶植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早在1860年6月，美国人华尔在清政府地方官署支持下招募在上海的外国冒险家和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从太平军手中夺取松江，因而受到上海官僚买办集团的重视。1861年8月，华尔改组军队，招编中国人为士兵，而以欧美人为军官，用新式武器装备，进行新式训练。到11月这支军队发展到2000多人。1862年初，太平军由浙江进军上海，华尔的军队帮助清军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清政府授华尔四品顶戴花翎，并称他的军队是“常胜军”。8月，华尔在进攻慈溪太平军时毙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赶忙向清政府表示，应该选一个美国人来接替华尔的职务。在与英、法进行一番竞争后，原来华尔的助手、美国人白齐文担任了“常胜军”的管带。1863年，白齐文的职务为英国人顶替，这支军队也为英国人所控制了。翌年，太平军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列强积极扩张其在华势力，把通商口岸从沿海推向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逐渐形成。对于清政府，它们实行所谓“合作政策”。美国公使蒲安臣是这一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有约各国应当互相协调，“共同维护通商口岸的秩序”，并应帮助清政府巩固其统治，而不应在对华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同时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义务”。蒲安臣因此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好感和信任，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公使，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对他简直言听计从。
1868年蒲安臣任满。当时清政府正担心各国乘修约之机(中英《天津条约》规定10年后对条约进行修订）肆意要挟，想遣使出洋，“笼络”各国，为修约作准备，但苦于没有适当人选。蒲安臣毛遂自荐，总理衙门于是聘请他为中国全权特使，并派两名中国官员随同出使，访问欧美各国，但未授权他订立条约。这是中国向欧美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
蒲安臣到美国后，竟擅自越权，于1868年7月28日与国务卿西华德订立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8条。[13]用西华德的话说，这个条约中“囊括了当前美国政府认为亟需用修改1858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14]条约主要内容为：
(1）条约重申了1858年《天津条约》保护传教士的规定。进一步为美国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传教扫清了道路。从1868年到1918年是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大发展的时期，美国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达2500人，占了它派往海外传教士8000人的1/3强。[15]无论在传教、办学和开办慈善事业方面，美国都超过了其他西方国家。随着传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此伏彼起。条约的此项规定，正是为了使清政府更明确地承担镇压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义务。
(2）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最惠待遇，双方都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与上一条密切相关。几十年来美国传教士在华惨淡经营，收效甚微，正如有的传教士所抱怨的：“我们的传道听的人少，嘲笑的人多，大多数人不予理会。”美国教会认为办学能争取更多群众，尤其是影响上层知识分子，通过教育灌输西方文化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基础，因此特别注重办学。1869年在华基督教学校共有学生4389人，1876年增到5917人，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国教会系统。[16]同时，《蒲安臣条约》也刺激了清政府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容闳于1860、1870年两次提议派留学生赴美，曾国藩、李鸿章等出于搞洋务的需要支持这一主张。从1872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詹天佑等120名青少年赴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也是中国大规模直接向西方学习的开端。这些学生回国后，在我国造船、铁路、采矿、机器制造、电讯各业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第一代工业技术专家。
(3）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不得禁阻。这比《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又进了一步，美国据此得以扩大招收华工。
当时美国正在大力开发西部。1862年国会通过建造横穿北美大陆铁路的建议，对华工需要量大增。订约后的10年中，每年华人赴美皆在万名以上。以华人为主体(占90%）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们越过内华达和落基山脉的崇山峻岭，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筑成中央太平洋铁路(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到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的西段；在修筑南太平洋铁路(旧金山经尤马、图森到得克萨斯州）时，被雇用的华工约占工人总数的75%。1.5万名华工参加了修建北太平洋铁路(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华工还参加修建了从堪萨斯经阿尔伯克基到洛杉矶的铁路和其他铁路。这些铁路的建成在政治上有利于美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经济上大大促进了中西部的开发和整个国家的繁荣。而华人对这些铁路的修建作出了卓越贡献，有的主管工程师称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铁路工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首任董事长、加州首任共和党州长利兰·斯坦福在1865年10月10日给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一份报告中是这样评价华工的：“作为一个类型，他们朴实、和平、忍耐、勤劳和节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在国会法案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一伟大的全国性工程［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段。”[17]
除了修筑铁路，华工们把加州广阔的涝洼地变成良田，到1877年底已开垦了500万英亩。他们把传统的耕作知识传授给当地的农场主，成为加利福尼亚“果园主的支柱”，帮助加州的农业跨进世界市场。他们创办了加州的渔业，也为雪茄烟制造业、纺织、成衣、制鞋和其他城市服务行业提供了技术和劳力。华人对美国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华工在美国备受歧视和压榨。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工资最多不过白种工人的1/3。华工还被课以种种苛捐杂税，如人头税、矿工税、产业税等。1852年加州议会通过征收外籍矿工执照税法，向华工每人每月收人头税3元，一度增至4元。1862年州议会又制定警察税，规定华人18岁以上未缴人头税又无工作者，每人每月缴税2元。
中央太平洋铁路于1869年完工后，部分华工在中西部定居下来，有的去了东部，但多数回到加州待业。铁路通车后，坐火车横穿大陆省时省钱(车费仅40美元），大量白种工人向西海岸移动，仅1873至1875年间，铁路就从东部各州运来了262000人，其中1/4是求职的工人，而这时华人移民也达到高峰。1873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1876年加州冬季大旱(冬季是加州的雨季），小麦颗粒无收，果园牧场也受到严重损失，大量农户破产，失业队伍更加扩大。
资产阶级为了转移本国工人的不满，把工人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归咎于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他们进行蛊惑宣传，反华成了不少报刊的主题。《纽约时报》甚至危言耸听地警告说，西部各州正在变为“中国的殖民地”。外来的白种工人有的加入了美国籍，有的与美国工人一道进行劳工运动，中国工人因为种族、语言的隔阂，难以与美国工人打成一片；又因为祖国贫弱，组织涣散，难以成为一支统一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白人种族主义者拣软的欺，对华工进行迫害。爱尔兰人加尼纠集一些落后工人，于1877年8月组成加利福尼亚工人党，又称“沙滩党”，以鼓吹排华为宗旨，叫嚷：“白人男女……决不能和哪怕一个中国苦力，像同胞一样在一起生活”，要“以最大的速度并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全部清除国内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他们到处对华人进行敲诈和迫害。与此同时，“反华俱乐部”、“人民保护同盟”、“拯救同盟”等五花八门的排华组织也在西海岸应运而生。[18]1876到1877年，国会派出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加州华人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对华人肆意诽谤。据统计，当时旧金山全市人口29万余人，其中1/4为华人，共7万余人。因此国会认为加州白人有被华人压倒的危险，要求政府与中国改订移民条约，限制华人入境。
反华标语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于1880年派新任公使安吉立来华，安吉立同时又是谈判限制华工的美国代表团团长。11月该使团与清政府签订了《续修条约》，又称《安吉立条约》。该约规定，对已在美国的华工，“美国应即尽力设法保护”，对“续往美国承工者”，“定人数、年数之限”。这一条约取代《蒲安臣条约》后，美国国会便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该法规定，停止华工入美10年，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均不得批准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其实，在当时美国总人口5015万人中，华人只有10.5万，即占总数的0.2%。1884年国会又通过补充法案，规定，华人不管来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中国人，并将华工的定义扩大，包括小贩、洗衣者、渔民等。1888年的《斯科特法》甚至规定，华工出境后即不得回美，致使2万多名回国探亲和600余在返美途中的华工不得重新回美，在美华工从此再不敢回国探亲。1892年的《吉尔里法》规定，延长1882年《排华法》10年。1902年美国又再度延长《排华法》10年。两年后又一法案干脆规定，《排华法》无限期延长。自1882年以后，入美华工人数急剧减少，到1892年已无华人入境了。
1892年《吉尔里法》通过后发放的华人劳工证
根据《蒲安臣条约》和《安吉立条约》，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在美华工，但华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实际得不到保障，而且正是在上述一系列《排华法》的怂恿下，迫害华人的暴力等事件层出不穷。1871年洛杉矶发生集体屠杀华人事件，22人丧命，好几百人被赶出家园，价值3.5万美元的财产被盗。1885年9月2日，怀俄明州石泉矿区的华工住宅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突然袭击，酿成惨案，28人被杀害，另有11人被活活烧死，许多人被打伤并赶出家门，财产损失约15万美元。1885年2月加州亨博特县尤莱卡镇约480名华人全体被驱逐。1886年1月至4月加州35个居民区的华人遭到驱逐。反华暴行如同瘟疫一般在西海岸蔓延。华人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生活在一片恐怖之中。
1902年的《排华法》
清政府对美国的一系列《排华法》也曾多次提过抗议，但统统没有作用。1888年中国公使张荫桓抗议《斯科特法》，认为它“越出外交惯例”，完全违反中美条约，是美国单方面解除条约义务的行动。美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连礼节性的答复都不给。[19]日益衰败、一向对列强妥协投降的清政府不能保护华工免受迫害，反而在美国胁迫下于1894年签订了限禁华工条约，承担起“自禁华工出境来至美国”的责任，在10年内禁止华工赴美。
中国人民对美国排华极为愤慨。他们不能坐视自己的子弟受到迫害而无动于衷。他们一次又一次强烈要求政府与美国政府干涉，但没有效果，长期积郁的愤怒终于在1905年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在1894年华工条约届满之时，美国国会又于1904年4月27日议决，过去的《排华法》无限期有效，并禁止华工从夏威夷、菲律宾等美属岛屿到美洲大陆。1905年春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奉命与清政府谈判改订条约，以便把更苛刻的条件强加给清政府。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怒不可遏。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商董大会，决定阻止清政府续订禁工条约，要求美国政府在两个月内修改《排华法》，公平待遇华侨，否则于7月20日起实行抵制美货。7月，抵制美货运动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数百城镇，持续时间达8个月之久。美国、菲律宾和夏威夷的华侨纷纷募集款项，支持抵制运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也响应号召，抵制美货。美国公使三番两次要求清政府禁止抵制运动，惩办运动领导人，并要清政府对美国贸易所受的损失负责。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这次运动是对美国无礼的、不可饶恕的一次运动，不惜抡起大棒进行威胁，声称要有“强硬的声音”。9月初，他要当时正在远东巡访的陆军部长塔夫特转告广州的中国官员，美国“不会屈从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20]11月15日，他下令增加在中国沿海的军事力量，两星期后亚洲舰队的若干舰只开始在广州水面集结，12月，罗斯福进而部署1.5万名士兵组成海陆联合远征军准备进攻该市。清政府经不住美国的威胁，接连发出上谕、电令，称运动“既属有碍邦交，且于华民商务亦大有损失”，要求各督抚“认真劝谕，随时稽查”，甚至以“从严查究”相威胁。[21]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率先在其辖区下令禁止，查禁鼓动抵制美货的报刊。运动在美国的干涉和清政府的禁压下由高涨而低落而瓦解，终止排华的目的并未达到。尽管清政府已经终止了1894年的条约，也没有再续订新约，但美国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仍然存在，排华也一仍旧章地继续下去，旅美华人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但这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抵制外货运动，它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对于清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01年1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的攻击中美公使伍廷芳漫画
当着美国政府竭力对中国移民实行门户关闭政策的时候，它却要求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势力敞开大门，并且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和无能，刺激了帝国主义的贪欲。它们一哄而起，向中国猛扑过来，企图分享这个被称为垂危的“远东病夫”的遗产。它们在苛刻的条件下争先恐后借款给中国政府，霸占中国的海港，攫为租借地，强索筑路和开矿特权，把中国领土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
在这场利权争夺战中美国所得甚少。借款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美国都没有份，华美合兴公司苦心经营，才争得粤汉铁路的权利。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忙于与西班牙的战争，无暇顾及在中国的争夺。战争结束后，尽管有些扩张主义分子，如参议员贝弗利奇、海军上校马汉竭力鼓吹夺取亚洲和太平洋的霸权，甚至声称“太平洋是我们的洋”，美国驻华外交人员也一再建议国务院占领中国的一个港口，并提出烟台、舟山群岛、台州、登州庙岛等作为选择的地点，麦金莱政府中也曾热烈地讨论过攫取中国一部分领土或在中国划定一块势力范围的问题，但当时的种种主客观条件却使美国没有在中国实行赤裸裸的掠夺政策。
麦金莱总统像
从客观上说，当时列强已经在中国(尤其是沿海省份）划定了势力范围，美国再要插足，就会同别的大国产生尖锐的利害冲突。从主观上说，一则，美国毕竟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它的军事力量还远不如别的大国，海军在世界上只占第6或第7位，陆军正规军的法定人员仅6.2万人。美国战胜西班牙已属不易，哪里是其他大国的对手？二则，美国刚刚夺得菲律宾，它在亚太地区首先关心的是巩固在菲律宾的统治，提防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它不能把过多的力量花在中国(下面我们还将一再看到，在此后十几年中，菲律宾问题一直是美国在中国处理与列强关系，尤其是对日关系的一个牵制性因素）。三则，美西战争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自1898年11月波士顿成立第一个反对帝国主义者同盟后，这一组织迅速在各大城市涌现，总数达100多个。民主党乘机接过这面旗帜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谴责麦金莱的共和党政府的侵略政策，为1900年的大选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麦金莱政府不得不在中国谨慎从事了。
与此同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其在华利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世纪末，美国对华贸易有了大发展，1899年出口额比1895年增长了近2倍。美国实业界更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市场。代表纺织业利益的《商报》1898年1月写道：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22]德国派兵强占胶州后不久，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预见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1898年1月31日他忧心忡忡地报告国务院说：“我们在中国有相当大的利益。我们在那里有1500名传教士，他们和商人一样都要由我们保护。［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太平洋在它广阔的胸怀中注定要承担比大西洋更多的商业交往。”[23]他建议国务院毫不犹豫地保卫美国在华利益。但守旧的国务卿舍尔曼却对中国事态无动于衷。他在1898年1月发表谈话，竟称中国局势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美国在华商业利益没有受到威胁。舍尔曼的态度激怒了企业家，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组成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后扩大为美亚协会）。协会除直接写信给或走访总统和政府成员外，还推动纽约、旧金山、费城、波士顿等地商会向国务院请愿，要求“迅速而有效地捍卫我们在华公民的已有条约权利，并为了维护他们在那个帝国的重要商业利益，而采取恰当的措施”。《纽约时报》甚至公开批评道：“国务院没有足够重视和明智代表”美国在华利益。[24]
海约翰国务卿像
1898年9月，麦金莱终于选择“最投合那些在华经营的企业家急切心意的”海约翰为国务卿取代舍尔曼。海约翰本人就是百万富翁，有大量铁路股票、公债证券和房地产。他为1896年麦金莱的竞选出过大力。海约翰接受了曾在驻华使馆担任参赞，此时任国务院中国问题特别顾问的柔克义的建议，于1899年9月12日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法、意、日等6国大使向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要求它们承认以下三项原则：[25]
1898年麦金莱政府内阁合影。前排右一为罗脱，右二为海约翰
（1）对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2）中国现行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货物，而不问其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
(3）在各自势力范围的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的铁路上，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不实行不同的运费标准。
这就是美国最初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显而易见，它是以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和既得利益为基础的，柔克义在8月28日给海约翰的备忘录中就说：“‘势力范围’是一个既成事实。”[26]美国不但不否认这种既成事实而去冒与各国冲突的危险，它恰恰是以承认各国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作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认。即便如此，海约翰也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回答。各国从各自在中国的不同处境出发，给予各不相同的回答。只有意大利完全接受美国照会，它和美国一样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提出的原则只会使它有所得而不会有所失。多数国家表示了有保留的同意：日本和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它们野心勃勃，希望这些原则能为其在中国扩张势力提供机会，但又表示以有关国家接受这些原则为条件；英国把九龙排除在门户开放范围之外；法国不愿放弃它根据1896年的中法商约取得的在广西、云南通商减税4/10的特权；俄国不想放弃在中东铁路上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但又感到“不能违背列强一致接受的政治经济原则，破坏俄美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27]因此在它的回答中对于美国照会中关于同等铁路运费问题讳莫如深。尽管如此，海约翰仍然在1900年3月20日宣布，有关各国的答复对门户开放原则的承诺是“最后的和确定的”，从而自己给自己圆了场。
1900年，列强纷纷派兵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便于7月3日向各国发出了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门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