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前景促使美国决策者调整其东亚政策。从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政府是把国民党中国作为东亚的主要“稳定因素”，作为在这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主要依靠力量。如今，国民党指望不上了，他们便希望日本将替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从1948年起，美国的占领政策由消灭一个敌国转变为建设一个盟国，即由旨在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转变为以复兴日本经济为中心的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开始提出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设想。政策设计室在1948年2月14日的一份题为《美国外交政策当前趋向评析》的报告中提出：“日本和菲律宾是太平洋安全体系中的两块柱石，如果我们能设法有效控制这两个地区，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东方对我们的安全就不会有严重的威胁。”3月5日，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在与凯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的战略边界不在南北美洲的西海岸，而是在亚洲大陆的东海岸，美国必须在这样一个U字形地带保持攻击力量：阿留申群岛、中途岛、以前日本托管的岛屿、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尤其是冲绳岛，“它是这一结构中的最前沿和至关重要的地方”。凯南和麦克阿瑟的设想在华盛顿被广泛接受。1949年底，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设想被正式纳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213]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国民党在大陆上控制地区的迅速缩小，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突出出来。10月6日，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的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37/8号文件)。文件引用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报告，指出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大概将在1950年底落入中共控制之中。尽管如此，文件仍然主张在中共取得广州后，美国应向蒋介石及中美两国公众表明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现政权。文件主张继续向台湾提供1948年《援华法》下剩余的经援，但将来是否提供其他援助，则要视台湾当局的治理情况而定。[214]
军方对这一文件是不满意的。国防部长约翰逊于10月中、下旬接连提出两个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文件，鼓吹建立美国参加的地区性反共同盟，美国向该同盟提供军援；给台湾和澎湖列岛一个名义，使之往后能成为地区性同盟的托管地；拟订以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手段与共产党中国作对的系统计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国务院官员认为这些建议荒唐透顶。12月初，陆军部长戈登·格雷还派副部长沃里斯秘密访问日本，与麦克阿瑟讨论“与台湾有关的军事可能性问题”。15日，约翰逊又致函总统说：“总的说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同意应当继续、或许作出更多努力不让共产党人取得台湾……这些努力中包括政治、经济的援助，以及除了公开的军事行动之外的军事指导和援助。”约翰逊把麦克阿瑟的一个报告作为附件送给总统，麦克阿瑟称，只要美国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把任何进攻台湾的企图都视作战争，就能守住台湾；他主张从7500万美元的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款项中拨出巨款加强台湾国民党人的防卫。[215]
12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务院和军方的意见形成明显对立：两者虽都主张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但国务院只主张用“外交和经济手段”，而军方还主张用“军事指导和援助”向我国台湾地区的反共政府提供适度的、指导有方的、严密监管的军援。军方还主张向台湾派遣一个军事调查团。艾奇逊和约翰逊都向杜鲁门反复陈述各自的观点，杜鲁门倾向于国务院的意见。
12月23日，国务院向驻外使领馆发出一份内部文件，其中说，台湾的丢失、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防止美国的声誉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损失，应当运用一切材料向公众宣传，台湾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没有特殊的军事意义，台湾的丢失不会严重损害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216]麦克阿瑟司令部把这份文件泄露出来，1950年1月3日，一名驻东京的合众国际社记者把文件发回国内发表，引起报界轰动。这就迫使美国政府公开阐明其对台政策。
1月5日上午，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正式声明。杜鲁门重申了美国历来的在华门户开放的原则，信誓旦旦地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并称，美国和其他盟国尊重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已经4年了。接着他说：
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地，美国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援或军事上的意见。[217]
这是美国政府表明遵守国际协议，不干涉我国台湾地区问题的一项明白无误的政策声明，也是美国决定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最明确的一次表态。但在这个声明中也埋下了一个钉子，那就是笔者加了着重号的“目前”二字。它为美国在此后半年中逐渐反悔预留了后路。它也表明，美国并不是完全地、无条件地放弃了我国台湾地区。艾奇逊在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阐述杜鲁门的声明时解释说：“目前”这个词意味着“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在远东的军队可能受到攻击这样一种不幸的情况下——自然这未必会发生——美国必须具有为其安全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完全的自由”。[218]
一个星期后，12日，艾奇逊这个律师出身、善于辞令的国务卿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长篇演说。讲到美国的太平洋的军事安全问题时，他说，美国的防卫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经冲绳往南到菲律宾群岛，对于这些地方的攻击美国是不能容忍的。自然眼前还没有这种攻击的危险。至于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那么在现实关系的范围之内，美国难以在那些地区遭到军事攻击时担保其安全。一旦发生这种攻击，只能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抵抗，以及国际社会的努力。[219]这里，艾奇逊公开宣布了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战略，明明白白地把台湾排除在美国承担军事义务的范围之外了。
杜鲁门的声明与艾奇逊的演讲既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也是美国政府为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而向中共伸出的一根橄榄枝。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访问。虽然中共在半年前已作出“一边倒”的决策，斯大林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也就自己曾干扰、妨碍中国革命作过自我批评，但他对新中国将走什么道路仍然将信将疑。较多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斯大林就怀疑中国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因此毛泽东访苏前一段时间，斯大林并不热情，也不打算签订两国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到莫斯科，周恩来又于1950年1月20日率代表团前往。中国领导人这样长时间呆在苏联，引起外界许多猜测和谣传。杜鲁门、艾奇逊选择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之际发表声明和演讲，明显带有离间中苏关系的用意。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美国决策者的这一打算落空。
杜鲁门、艾奇逊的声明和演讲并未平息军方和国会内外亲蒋势力的怨恨，反而成为新的猛烈攻击的目标。就在1月5日当天，参议员诺兰在与艾奇逊的会见中当面指责国务院在台湾问题上的“失败主义精神”，指责国务院不但自己采取“不可原谅的态度，而且竭力鼓励别人也采取同样态度”，国务院所执行的是“对美国人民具有严重危险性的政策”，“ 一种致命的政策……我们总有一天会感到后悔、感到遗憾”。[220]在当天的参院会议上，他要求对国务院远东司进行大改组，指派麦克阿瑟担任美国远东政策的协调人，对台湾提供军援，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拨款向台湾运送武器，并派魏德迈率军事代表团监督援助的使用。参议员塔夫特声称，在台湾问题上，“拒绝任何关于运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阻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的主张，与我们一致同意的在欧洲阻止共产主义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范登堡向报界发表声明，对政府在与国会有关的委员会进行切合实际的磋商之前就宣布关于台湾问题的结论表示遗憾。参议员史密斯指责行政当局失信，违反了不同参院外交委员会商量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先前的谅解。[221]1月31日，范登堡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对《开罗宣言》冷嘲热讽地说：“台湾600万人民的最后命运竟是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由开罗牧羊人饭店走廊的一部油印机来最终决定的。”[222]更不要说麦卡锡对国务院无中生有的攻击了。
军方不顾总统的声明和国务卿的演说，仍然积极主张援助台湾的国民党人。约翰逊本来就竭力反对杜鲁门发表那个声明，阻止不成，便在其中硬塞进“目前”二字。1月2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参谋长们完全意识到台湾一旦被潜在的敌人控制将给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带来的危险。次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过去制定的一项紧急应战计划——其中规定，一旦发生战争不让俄国得到台湾——直至1951年中继续有效。[223]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在约翰逊支持下从用于“泛指的中国地区”的7500万美元中划出3000万，作为留给台湾和西藏的“应急储备金”。4月中旬，它应国防部长要求写的一份关于“防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的备忘录中提出，只有迅速地继续采取措施减轻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压力，才能解决东南亚所面临的问题。备忘录称，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恢复了活力，显著提高了效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224]海南岛解放之后，参谋长们重又提出了向台湾派遣军事调查团的问题。
主张援台最起劲的自然要算麦克阿瑟了。他在5月29日和6月1日连续提出两份关于台湾的备忘录，一再强调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指出从地理上和战略上说，台湾是从阿留申到菲律宾的这个亚洲沿海岛屿防御链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论述台湾一旦落入对美国不友好国家之手对美国所具有的“极端严重的灾难”。他说：
台湾在共产党人手中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十分理想的地理位置既能实现苏联的进攻战略，又能挫败以冲绳和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军的反击行动。……毫无疑问，台湾的最终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除非美国放弃它在远东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显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划定共产主义扩张不能超越的界线这样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美国应当主动采取措施防止台湾被一个共产党国家所统治。
他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刻不容缓地对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条件进行调查，并以调查结果为基础确定美国对台政策。[225]
在国务院内部，主张援蒋的意见也逐渐变得强烈起来。3月28日，腊斯克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是艾奇逊的助手中惟一不受国会内外亲蒋集团攻击的人物。他和3月起担任国务院对日和约问题特别顾问的杜勒斯是国务院内部援蒋势力的主要代表。腊斯克上任伊始，即开始把现行对台政策改变为挽救国民党人的政策。4月26日，腊斯克把美国驻香港和台湾的武官4月14日和22日的报告送给艾奇逊。这两份报告强调，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吸引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主要注意力，一旦台湾陷落，共产党就将对东南亚施加全部压力。报告还声称，海南和舟山的国民党军队一再显示了战斗意志，但他们缺少船舰、飞机零配件和武器弹药。武官们敦促美国政府立即提供这些武器装备，并称，这将给反共力量以极大的鼓舞。腊斯克向艾奇逊进言，中共已经有了空军，甚至有了新式的喷气式飞机，这是俄国正在给中共以有效的军事援助的明证，美国应当给国民党人以援助来加以抵消。[226]5月30日，腊斯克召集他的帮办麦钱特、政策设计室新任主任保罗·尼采、无任所大使杰塞普、中国科长石博思等人专门会商台湾问题。腊斯克在会上说，世界舆论和美国舆论对于美国在远东没有直率的行动普遍表示不满，台湾是一个可以“划线”的地方，对于共产主义的继续扩张来说，如果它战略上不重要，那么政策上是重要的。他认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说服蒋介石向联合国要求托管台湾、美国将支持这种托管，并在等待托管期间以海军防止任何对台湾的军事进攻。[227]
杜勒斯早在5月18日就给艾奇逊写了备忘录，声称，如果美国在共产主义扩张面前退却，那么美国在地中海、中东、亚洲和太平洋的影响将每况愈下，日本和菲律宾都会防守不住，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丧失，中东的石油也危在旦夕，这将是一连串的灾难。如果美国能在某处前途未卜的地点迅速采取引人注目的强硬立场，那就可以防止这一连串的灾难，而台湾就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适宜的地点。他的具体建议是美国发表声明，使台湾中立化，既不许共产党接管台湾，也不许台湾被用作进攻亚洲大陆的军事基地。他认为这是不用冒对苏战争的危险就可以办得到的。[228]下面我们将看到，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恰恰就是这样做的。
即使艾奇逊本人，在对台政策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月21日，约翰逊询问艾奇逊，总统1月5日讲话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华法》中军援部分剩余款项向台湾供给军火。艾奇逊于4月4日回函说，这1.25亿美元余款中“现今正在采办和交付的订货完成以后”，国防部就不要再从美国武库中向国民党供应军火了。6月1日，艾奇逊再次就此事致函约翰逊说，这1.25亿美元是“确定地、绝无变更地”归国民党政府使用的，“国务院不认为”要对国民党人申请使用其余款购买军火“定出一个截止期限”，军火可以一直供应到1.25亿美元用完为止。[229]难怪杜勒斯6月12日告诉顾维钧说，国务院对台湾态度近来有所好转，有可能重新考虑对台提供军援问题。[230]
总之，在1950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在逐渐从杜鲁门1月5日声明倒退，向重新介入中国内战倒退，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为美国决策者拿定主意、采取行动提供了契机。
6月25日(星期日)凌晨4时（朝鲜时间)，朝鲜战争爆发。这是朝鲜的一次内战。但美国的决策者却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苏联扩张的新模式，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战争表明，苏联把整个东亚都看作它可以从中得益的地区，苏联的真正目标是要征服已被确定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国的日本，而韩国是对日本安全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地区；如果韩国政府被推翻，便会引发一连串灾难，并极可能导致世界大战。[231]6月25、26日晚，杜鲁门主持召开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朝鲜事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美国总要在什么地方划一条线，他认为苏联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它正在朝鲜进行试探，现在就应该把这条线划好。会议接受了艾奇逊提出的建议：（1）美国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全面援助；（2）命令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同时阻止台湾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实行台湾海峡“中立化”；（3）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4）增加对印支的援助，等等。但会议也确定：暂不向朝鲜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美国海空军行动限制在三八线以南。[232]27日，杜鲁门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声明。同日，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朝鲜战争的决议，号召会员国援助韩国。
29日，麦克阿瑟飞往朝鲜视察。他为亲眼目睹的情景感到震惊。回到东京后，他立即电告华盛顿，韩国军队只有轻武器，根本不是朝鲜军队的飞机和装甲部队的对手。他认为必须派美国地面部队参战，才有可能守住现有防线并收复失地。如果不能充分运用陆、海、空三军的力量，“往好处说，我们的使命在生命、钱财和威望方面将没有必要地付出高昂代价，往坏处说，只能注定失败”。[233]其实，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打算派有限地面部队去韩国。30日，杜鲁门宣布取消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限制：只要军事上有需要，美国空军可以对朝鲜特定的军事目标采取行动，海军已受命封锁整个朝鲜海岸，麦克阿瑟已授权使用某些地面部队。[234]7月2日，美国陆军先头部队第24师在韩国釜山登陆。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组织侵朝统一司令部的决议，翌日，麦克阿瑟正式被任命为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阿瑟的训令中说：“你的军事目的是粉碎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授权你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235]这一训令表明，在仁川登陆得逞后，美国决策者已决心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妄图以战略的速战速决征服全朝鲜，把整个半岛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之中。28日，美军占领汉城，30日，美军已经进抵至三八线。
中国政府十分关注美国侵朝战争的动向。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及周恩来的声明都严厉谴责了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抨击美国支持韩国，反对美国空军轰炸朝鲜城市及和平居民，控诉美空军侵入中国领土上空进行扫射、轰炸以及美军舰炮击和盘查中国商船。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一次非正式谈话中表示，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坐视美国打到中朝边界，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美国侵略。美国能轰炸我们，能消灭我们的工业，但他们在陆地上打不垮我们。[236]几天后，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正式发出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237]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请他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报告，并转告美、英政府：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军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238]当天，杜鲁门、麦克阿瑟都得知了这一警告。此外，华盛顿还收到莫斯科、斯德哥尔摩、伦敦、海牙等地发来的内容相同的电报。
自7月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揣摩中国参战的可能性。7月初，陆军部长佩斯注意到，中国在中朝边界驻有20万大军，离战场只有10天行程。政策设计室的戴维斯指出，由于下述原因，中共可能采取行动：“领土收复主义、扩张主义，苏联的压力和劝诱，战略上的担心，意识形态的热情，国内问题的巨大要求，反美感情以及对美国意图的错误估计”。[239]但持有这种意见者在美国决策者中一直只占少数，更多的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参战。军方情报机构——联合情报委员会7月6日的评估报告列举的原因有：华北和其他地方尚不安宁，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的战争经验不适用朝鲜，中国没有海、空支持，等等。[240]
到10月初，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参战更不担心了。他们认为，当美军在釜山、大丘这个狭小地段艰难防守时，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中国地面部队是会起到决定作用的，而到10月初情况已经不同了。当麦克阿瑟10月15日在威克岛会见杜鲁门时，后者试图得到关于中国或苏联是否可能进行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说：“可能性很小。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只有10到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他们没有空军。而现在我们在朝鲜有了我们的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拿下平壤，那将会遭到最大的杀戮。”他甚至夸口，感恩节就可以结束抵抗，圣诞节前便能将入朝美军调回日本了。[241]
不但麦克阿瑟被暂时的军事得手冲昏头脑，国务院也持有类似观点。艾奇逊认为中国的警告是“一种讹诈”，他在10月4日对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肯尼思·杨格的谈话中说，越过三八线当然要冒风险，“但是从一开头就是有风险的，他相信，目前表现出犹豫不决和胆怯将引起最大的风险”。[242]10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表决机器，通过了所谓“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府”的决议，同日，美军肆无忌惮地越过了三八线。
作出入朝参战的决策，对于新中国领导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中国接连打了那么多年仗，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经济亟待恢复；中美两国的财力物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要出兵确实困难重重，参战的风险是很大的，弄得不好就会引火烧身。但中共权衡利弊，反复斟酌，还是决定出兵。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年复一年不知敌人哪天打进来；从经济建设角度看，东北是当时中国主要工业基地，中美军队隔江对峙，将给它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尤其是南满的电力若被控制，东北多数工厂就要停产；从国际主义义务看，坐视美国在朝鲜半岛横行无忌，国际反动气焰必定增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不利。于是，中国领导人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就是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这一天，出乎美国决策者意料，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渡过了鸭绿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至此，美中两国先后卷入了朝鲜战争，但两国参战的缘由是完全不同的。美国参战是为了把整个朝鲜半岛都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在东亚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维护其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参战完全是被迫的：邻国已经危在旦夕，战火又烧到了家门口，美国的武力征服果真得逞，唇亡齿寒，中国也将国无宁日；这是一场反侵略的自卫战争。
朝鲜战争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爆发的。把欧洲的冷战和亚洲的冷战加以比较，不难看出：第一，亚洲冷战的强度比欧洲的高，在亚洲不但有冷战，而且有热战(朝鲜战争和先后两次印支战争)。在亚洲，美国把新中国作为它的主要敌人，并且力图让亚洲国家把中国作为“侵略策源地”看待，竭力在亚洲制造和保持紧张局势，影响和控制一大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把冷战的气氛造得浓而又浓。冷战导致了热战，热战又加剧了冷战，这就是战后20余年亚洲的形势。第二，在欧洲，战后对立双方的营垒颇为分明，亚洲则不然，这里有许多民族主义国家，有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决策者总想在亚洲划一条“共产主义扩张”不能逾越的界线，却总不能确定划在哪里，不能确定“遏制”的范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把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作为它虚构的“共产主义的扩张”来对待，采取敌视和反对的态度，这恰恰说明了，美国政策的矛头是对着亚洲人民的，美国的政策是与亚洲人民为敌的。
美国反对中国革命、入侵朝鲜及后来入侵印度支那，这是三个连锁的事件。它们都是美国“遏制”政策的产物，是时代性的错误，而不是某个当政者决策的错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称雄世界，盛极一时，可是它的亚洲政策却连连遭到失败，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国家，尽管是大国、强国，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人民，要逆历史潮流而动，那是注定不会成功的。中国的命运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来掌握，亚洲的命运只能由亚洲人民自己来掌握。
美中两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两国对抗的格局也就定了下来。从那以后，经过漫长的一代人的时光，在遭受一再的失败和挫折之后，美国决策者才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调整对华关系，两国关系才开始缓慢解冻。两国都为它们的对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中美关系的历史确实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 * *
[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42—1043页。
[2] FRUS，1945，Vol.7，pp.575，530.
[3] FRUS，1945，Vol.7，pp.558—559.
[4] FRUS，1945，Vol.7，pp.527—528.
[5] FRUS，1945，Vol.7，p.565.
[6] Thunder out of China，p.289.
[7] FRUS，1945，Vol.7，pp.532，546—547，551，561.关于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立过程，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12页。
[8] FRUS，1945，Vol.7，p.527.
[9] FRUS，1945，Vol.7，p.559.
[10] FRUS，1945，Vol.7，pp.532—533.魏德迈在1945年11月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也承认，他“完全意识到”美国政策的“这种矛盾”，“但是他接到了这样的命令，而作为一个军人，他必须执行这样的命令”。Papers of John F.Melby，Box 1，Harry S.Truman Library.
[11] Raymond Dennett and Robert Turner，eds.：Documents on Americans Foreign Relations（New Hav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8），Vol.8，pp.496，505，509，610.
[12] FRUS.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1945，p.356.
[13] FRUS，1945，Vol.7，pp.633，659.
[14] FRUS，1945，Vol.7，pp.448—450，680，628.
[15] FRUS，1945，Vol.7，pp.630，768；FRUS，1945，Vol.9，p.935.
[16] President Official File，Box 633，Harry S.Truman Library.
[17]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04页。
[18] FRUS，1945，Vol.7，pp.630，768.
[19] 《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5期。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21] 《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672页。
[23]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21—1032页。
[24] 《周恩来传》，第591页；《周恩来年谱》，第615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673—674页。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4、390—392页。
[26]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68页。
[27]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052页。
[28] FRUS，1945，Vol.7，pp.467—468.
[29] FRUS，1945，Vol.7，pp.572，576，601—602，613—614.
[30] Wedemeyer Reports！p.360.
[31] FRUS，1945，Vol.7，pp.66，569.
[32] 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265—267.
[33] The China White Paper ，pp.518—584.
[34] 马歇尔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1914年，那时他在驻菲律宾的一个团服务，他在休假期间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去东北日俄战争的战场。1924年夏至1927年春末，他任驻天津第15步兵团的执行官，在此期间他学会了汉语，学得了相当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福霍斯特·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35] FRUS,1945,Vol.7,pp.745—746,747,750.
[36] 范宣德1945年12月5日致艾奇逊的备忘录，原件藏美国国家档案馆 (RG59,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ARS)。范宣德是当时参与决策的人中惟一看到并指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后来，艾奇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这种政策——在军事上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同时，倡议在国共之间谋求一项政治协议——的确两重性是如此明显，但当时我们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见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W.Nortonan Company Inc.,1969),p.195。
[37] FRUS,1945,Vol.7,p.756.
[38] FRUS,1945,Vol.7,p.766.
[39] FRUS,1945,Vol.7,pp.762,768,770.
[40] 《中国的纠葛》，第456页。
[41] 《周恩来年谱》，第629—630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0页。
[42] FRUS,1946,Vol.9,pp.759—79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0页。
[43] Harry S.Truman Papers,POF,Box 632,Harry S.Truman Library.当时，财政部已经准备拨付国民政府要求的5亿美元贷款，马歇尔的属下根据总统的这一命令加以制止了。见《马歇尔传》，第80页。这项贷款以后一直没有实现。
[44] 《周恩来年谱》，第632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1页。
[45]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180页。
[46]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186—187页。
[47] FRUS,1946,Vol.9，pp.139—141.
[48]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270—272、355页。
[49] 《周恩来年谱》，第642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698页。
[50] 《周恩来年谱》，第644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5页。
[51] 《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
[52]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39—740页。
[53]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49页。
[54]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55] 《周恩来年谱》，第641、645页。
[5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以下简称《战后中国》）（三），第70—71页。
[57]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7页。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室编：《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63页。
[59] 沃尔特·拉弗贝著，游燮庭等译：《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45页。
[60] 《周恩来年谱》，第652页。
[61]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62]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63] FRUS,1946,Vol.9,p.513.
[64] FRUS,1946,Vol.9,p.542；《周恩来年谱》，第65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65] FRUS,1946,Vol.9,pp.576,590—591,594.
[66] 《停战谈判资料》，第252页。
[67] 《国民参政会纪实》，第1537—1541页。
[68]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69] 《战后中国》（三），第108—109页。
[70] 《周恩来年谱》，第656页。陈诚于4月3日接替张治中为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
[71]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72] 《马歇尔使华》，第116—117页；《战后中国》（三），第115—116页。
[73] 《周恩来年谱》，第660页。
[74] FRUS,1946,Vol.9,p.793.
[75] 《周恩来年谱》，第661页。
[76] 《马歇尔传》，第12页。
[77] 《周恩来年谱》，第665页； FRUS,1946,Vol.9,p.834.
[78] 《周恩来年谱》，第668页。
[79] 《战后中国》（三），第129—130页。
[80] 《战后中国》（三），第131—132页；《马歇尔使华》，第138—139页。
[81] 《战后中国》（三），第130—142页。
[82] 《周恩来年谱》，第674页；《周恩来传》，第629页；The China White Paper,p.160。
[83] 徐永昌于4月23日接替陈诚为三人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
[84] 《马歇尔使华》，第168页；FRUS,1946,Vol.9,p.1105.
[85] 《周恩来传》，第629页，《周恩来年谱》，第675页。
[86] 《战后中国》（三），第184页；《马歇尔使华》，第172页，后者把第一项中的7月1日写作8月1日。
[87] 条款规定，执行小组美方代表有权决定何时何地进行有关军事行动的调查，在停止冲突和隔离部队的事项上，美方代表有权以军调部名义向当地的国共指挥官发布命令，在其他问题上执行意见不一时，美方代表可向军部提出报告，请求指示。《马歇尔使华》，第161—162页。
[88] 《马歇尔使华》，第175—177页；《战后中国》（三），第185—186页。
[89] 《停战谈判资料》，第149、326页；《马歇尔使华》，第119、403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540、546页。
[90] 《周恩来年谱》，第678页。
[91] 《停战谈判资料》，第181—187页。
[9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66页；《周恩来传》，第643页；《周恩来年谱》，第685页。
[93] The China White Paper ，p.652.
[94] 《战后中国》（三），第210页。
[95] 《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96] 按照政协决议，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为40人，国民党占半数，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半数。政府各项议案，须得2/3赞成才能通过。蒋介石力图把中共和民盟的名额限制为8与4，即加起来不到否决所需的票数；中共代表要求中共和民盟得到14个名额，以“否决企图改变政协决议的任何措施”。见《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270—272页；《马歇尔使华》，第270—272页。
[97] 《周恩来年谱》，第694页。
[98] 《战后中国》（三），第221页；《马歇尔使华》，第323页。
[99] 《马歇尔使华》，第374、386—387页；《周恩来年谱》，第704页。
[100] The China White Paper ，p.668；《马歇尔传》，第145页。
[101] FRUS,1946,Vol.10，pp.603—604,644；John R.Beal:Marshall in China（New York:Doubleday,1970），p.51.
[102] 参见《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685—694页；任东来：《试论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03] 约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9—1451页。
[104]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Vol.9(1947),p.577.
[105] 周永林、张迁钰编：《马寅初抨官僚资本》，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210、208页。
[106]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