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一章 停滞不前第二章 走向正常化第三章 《八·一七公报》产生前后第四章 稳定大局第五章 平稳发展第六章 急风骤雨第七章 新的冲击第八章 首脑互访第九章 柳暗花明第十章 人权、西藏和香港问题.2
这样，美国在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提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但实际上，在列强在华占有租借地、势力范围、享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的情况下，“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只是一句空话。别的不说，就说海约翰两次向列强就中国问题发出照会，事先却不同中国政府商量，这种粗暴践踏中国主权的行为本身岂不是对“中国行政完整”的破坏？美国的本意仍然是要在中国取得与其他大国均等的贸易机会，让各国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统统对美国开放。正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指出的：“门户开放照会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应停止对中国的要求，它仅仅表示了‘我也要分享’这样一个要求。”[29]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第一，比英国高出二倍还多，接近英、德、法三国的总和[30]。美国政府相信，随着美国经济继续迅速发展，门户开放政策将使它得以大大扩张在华势力，实现“美国在中国应当完成的商业征服”，在与列强各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先地位。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既是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延续，又是这种政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早在谈判《望厦条约》期间，美国就提出了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利益均沾的原则，而且把它写进了条约，这实际上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雏形。但当时美国的实力还远不如别的国家。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基本上是追随英国的，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美国只需跟在英国外交官和炮舰之后，对英国从北京索取到的让与权提出分享要求”。[31]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愈来愈显示出独立的姿态。在海约翰发出照会之前，英国曾主张英美采取联合行动，保障对中国的自由贸易；美国也有人这样主张。海约翰本人虽是强烈的亲英派，但他意识到，只有采取独立行动才能得到美国公众的认可，不能使美国的行动被怀疑为是在英国压力下作出的，或被解释为是为英国火中取栗，于是美国独自提出了这一政策。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反对这项政策，反之，政策的原则被写进此后各国订立的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之中，从而使这项政策具有了国际协定的性质。这就表明，美国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已经摆脱了追随者的处境，它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影响和带领别的国家了。在以后的30多年中，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个关键时刻，美国一再重申门户开放政策，并根据不同的形势作出新的解释，使之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基本原则。
1900年，美国参加了帝国主义列强为镇压义和团运动而发动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美国政府一直十分注意教案，注意清政府对教案的态度。克利夫兰总统在1895年12月的年度咨文中特别说到：“中华帝国内部情势的发展却引起了人们的严重的忧虑，而且需要立即予以密切注意”，这是因为“在中国广泛分散的省份中已经严重爆发了昔日那种反对外国人的疯狂情绪；地方当局对此即使不是实际默许，也是不加制止”。1898年2月9日，舍尔曼指示驻华公使田贝与清政府交涉，“坚决要求惩办”那些排外的地方当局，如果需要，“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32]义和团运动爆发后，1900年5月17日，驻华公使康格即致电亚洲舰队副司令肯普夫，要求增派军舰去大沽。肯普夫立即率领“纽渥克”号来华，但军舰太大，不能驶进白河，只得停在大沽岸边。在各国海军围攻大沽炮台时，又有若干军舰从菲律宾调遣来华：巡洋舰“约克城”号开赴烟台，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炮艇“玛里埃塔”号等开到中国中部水域。6月26日，亚洲舰队司令雷麦本人也率巡洋舰“布鲁克林”号前来中国。同时，美国又从菲律宾调遣援兵，并派查飞少将来华指挥。美国政府命他与各国将领一致行动，以达到共同的目的。8月4日，查飞率领2500人的美军部队作为联军(共1.9万人）的一部分从天津出发进犯北京。
亚洲舰队司令雷麦回到菲律宾后，又于9月6日电告海军部，必须再补充3艘装甲战列舰和1艘或几艘深水鱼雷艇，才能使美国亚洲舰队与其他大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相称。由于战舰不敷需要，海军部只给亚洲舰队增加了“肯塔基”号战列舰和几艘小舰只。尽管如此，美国已经在朝着远东海上大国的方向发展了。[33]
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英、美、日等国便根据和约规定，忙不迭地与清政府谈判新的通商条约。1902年9月和1903年10月订立的这些新的商约，扩大了列强在通商、航运和经营企业方面的权利。在中美商约谈判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美国要求把东北的奉天、安东开为商埠，一度甚至要求开哈尔滨为商埠。这一要求的矛头显然是对着俄国的，因为俄国一向视我国东北三省为禁脔，不许他国染指。而东北也是美国在华的主要市场，美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有2/3是通过天津、烟台和牛庄三个港口进入东北和华北的，一些美国人甚至把东北视为“新的海外边疆”，美国自然要反对俄国对东北三省的独占。俄国无法完全阻挠美国的要求，只好同意对东三省开埠(哈尔滨除外）不加阻挠。
1903—1907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
日俄战争前这几年，尤其是俄国从东北撤兵之前，对东北三省门户开放的威胁主要来自俄国。唯其如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日俄战争的爆发及日本在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无幸灾乐祸之感。他在1904年2月10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我对日本的胜利特别高兴，因为日本在为我们打仗”。[34]美国还从财政和外交上支持日本进行战争。但他也不愿日本大获全胜。他意识到，日本的利益专注于东亚，它不像别的大国，在别处也有利益，也要分心。他甚至感到，日本的胜利可能意味着有朝一日日美之间的战争。因此，随着战事朝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罗斯福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俄国在战争中不要败得太惨，希望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俄国和日本将继续互相牵制，两者都受到削弱”，[35]俄国仍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留在那里，一方面，作为亚洲大陆上对日本的制衡力量，另一方面，把日本吸引在亚洲大陆，以确保美国属地菲律宾的安全。这正是罗斯福主动承担起调停日俄战争的出发点。
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势力收缩到了北满，日本在南满则进行狂热扩张，日本便成为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威胁了。在清末几年中，美日两国进行了数次较量，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终究未能占得上风；奄奄一息的清政府企图利用日美之间的矛盾联美制日，但这种企图也屡遭挫折。
日俄战争刚结束，美国便想趁沙俄势力削弱，日本在南满立足未稳之际，在东北扩张势力。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哈里曼是最积极的代表人物。他野心勃勃，谋求建立一个环球运输系统：从日本获得对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向俄国购买中东铁路，从而取得横贯西伯利亚以达波罗的海的铁路使用权，再开辟一条到美国的轮船航运线，接上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并与太平洋邮船公司和日本的横渡太平洋的轮船联运。他认为这“将是世界上最卓越的交通系统”。[36]
哈里曼的上述计划得到美国坤洛公司的支持。该公司在日俄战争期间向日本提供了大量贷款，是日本的恩人。10月21日，哈里曼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草签了一个备忘录，其中规定，日美成立一家合股公司，收买日本政府所获得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并将该铁路加以修复、改筑、延长；铁路财产归双方均等共有；公司还将在满洲兴办工矿企业，等等。订约后，哈里曼即向罗斯福作了报告。总统对此表示兴趣，并答复说：“不管你什么时候能来这里，都要让我知道……我们何时能详细地讨论那些东方的事情。”[37]哈里曼踌躇满志地回国了。
上述备忘录草签后3天，参加朴次茅斯谈判的小村寿太郎外相回到日本。他反对把胜利成果的一半出卖给美国人。结果，当哈里曼回到旧金山时，一份日本来的电报已经在等他了。电报说，日本政府将重新审议协议。1906年1月15日，日本政府干脆向哈里曼宣布备忘录作废。这实际上是日本要在南满实行门户关闭政策的信号，它打破了美国分享日俄战争成果的幻想，美国在与日本交手的第一个回合中败下阵来。
日本决心独霸南满。它将旅大租借地改为关东州，设置都督府进行统治，并设立了南满铁路股份公司，作为在南满推行扩张政策的得力工具。它还强占旅大租借地北面的隙地(中立区），强占中国官民财产和本溪湖煤矿；并向南满大量移民。清政府对日本这些咄咄逼人的举动感到震惊，因为东三省对清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东三省非他，乃祖宗陵寝所在，而朝廷根本之重地也。此而不保，全局动摇，中国其尚能自立乎？”[38]为了防止日俄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清政府一方面在1907年4月对东三省地方制度实行重大改革，由原三省各设将军改为与关内各省一致；另一方面确定了广开商埠，实行开放，平均各国势力的方针，实际上是想依靠别的国家的势力来防止日俄分割霸占东三省。
但日本的外交却抢了清政府的先。早在1905年8月英日就签订了第二次同盟条约，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霸占；1907年6月日法在巴黎缔结条约，彼此确认了对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7月日俄协约在彼得堡签字，两国划定了南北满的界线，并且彼此承担不在对方势力范围内寻求让与权的义务，两国关系从此趋向缓和，由长期的疑忌、对立走向勾结。8月英俄之间又达成协约。日、俄、英、法通过这许多双边条约的密网，结成为一个集团，在欧洲，英、法、俄对德国的包围得到日本的支持，在亚洲，日本对中国的侵夺得到英、法、俄的认可和支持。美国和德国则被排除在这个集团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要重演“以夷制夷”的故伎对抗日本，便只能寄希望于德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了。在义和团运动和由于美国排华引起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之后，美国迫切希望作出一些对中国友好的表示来改善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改善对华关系。它为此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退还庚子赔款的溢款。美国曾索取到24440778美元的赔款，但后来查明，赔款数额大大超过美国在庚子事变中的军费和民间的实际“损失”。1908年5月国会议决，将美国多收的庚款从1909年起退还中国。[39]清政府为此对美国甚为感激。美国是在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倡导者，日本对东北的图谋与这一政策、与美国在东北的利益都是相抵触的。因此，清政府便想依靠美国抵制日本。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留美学生出身）都希望向美国提供有吸引力的机会，以抵御日本对南满的控制。
1908年10月，清政府派唐绍仪为特使访美。唐绍仪出访名义上是为了对美国退还庚款溢款表示感谢，实际目的是洽商东三省开发贷款和进一步试探中、德、美三国结盟的可能性。
关于中、德、美结盟问题，德国是有力推动者。它不甘心被排除在列强协作网之外，一再试图打破这种孤立处境。1907年下半年，德国驻美大使斯特恩博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在东亚联合对日问题进行了多次密谈。罗斯福表示，他将在远东的大问题上始终与德皇携手前进，“关于三国共同行动成立一个谅解可以磋商”，并具体谈到了“德、美海军合作对日的可能”，[40]德国也就此事与清政府进行了反复磋商。
关于东三省开发贷款，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是一个热心的发起者。这位年轻的(1880年出生）外交官雄心勃勃，劲头十足，竭力想让美国资本打入东北。1907年夏，他向徐世昌、唐绍仪提出由美国资本来修建新(民厅）法(库门）铁路，以后再达齐齐哈尔甚至瑷珲的建议，并主张借助美国资本设立东三省银行，从事稳定币制，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等项。司戴德的建议正中徐世昌、唐绍仪等人的下怀。
虽然新法铁路之议主要由于日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论，但美国贷款2000万海关两的提议仍然燃起了清政府的希望。
日本洞悉了唐绍仪之行的真实用意，决定挫败清政府的这一攻势。1908年9月25日日本内阁决议开始对美磋商。日本一再表示改善对美关系的意愿，并且许诺，日本移民将流向朝鲜和中国东北，而不再是美国，日本将不再以移民问题给美国制造麻烦，但要求美国承认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行动自由”。11月30日，正是唐绍仪到达华盛顿的当天，美国国务卿罗脱和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以换文形式达成《罗脱—高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两国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互相遵从对方在该地区的属地，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鼓励各自商业的自由与和平的发展；两国以一切和平手段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维护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41]协定的文字颇为堂皇、隐晦，但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日本担保对菲律宾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其他属地没有领土野心，美国则应允日本在我国东北以“和平手段”放手扩张势力。协定虽然再次重申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但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倒退。在1900年7月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中，美国已经明确提出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可是在协定谈判过程中日方提出，“行政完整”一条与日本在满洲的租借地以及南满铁道附属地的行政权相抵触，重申这一条，将妨碍日本在满洲的经营，并可能产生误解。于是，协定没有重申这一原则。这样，美国主要为了确保其对菲律宾的统治，在中国暂时对日本采取了退让方针。
自从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占有菲律宾之后，它在菲律宾的统治的安全就成它在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最大利益。而菲律宾又是美国防务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西奥多·罗斯福把菲律宾作为美国“惟一致命的弱点”。为了维护这个殖民利益，美国已经在1905年通过《塔夫特—桂太郎协定》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本作了让步。[42]《罗脱—高平协定》与《塔夫特—桂太郎协定》是一脉相承的。西奥多·罗斯福一贯认为，关于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既非美国利益之所在，亦非其力量之所及。1908年，美中贸易只占中国对外贸易的9.9%，而日本和英国(包括香港）的对华贸易则分别占了15.3%和48.4%。[43]美国对华投资仅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就力量而言，罗斯福在两年后让位给塔夫特时写道：“如果日本要在满洲遵循与我们相反的方针，我们是不能阻止它的，除非我们准备走向战争，而一场有关满洲的成功的战争需要有英国那样强大的海军加上德国那样强大的陆军。”[44]也就是说，从当时的实力地位出发，美国只能向日本妥协。罗斯福和罗脱进而认为，日本在“黄海周围地区的最高利益”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有着天然的相似之处，美国只希望日本能够克制自己，并对美国的条约权利表现最起码的尊重。[45]
当时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司戴德对这一协定十分不满，称它为“一个可怕的外交失策”。他承认，由于这个协定的签订，唐绍仪赴美的主要使命已等于零。中美德联盟之议流产，清政府联美制日幻想受到沉重打击。随着袁世凯1909年去职，唐绍仪旋即被清政府召回，借款之议也就告吹了。从表面上看，这回是清政府和日本都在争取美国，实际上，是美国为了解除菲律宾的后顾之忧不得已容忍日本在南满的扩张，因此这是在美日交手的第二个回合中美国输给了日本。
1908年3月，塔夫特就任总统。当时，美国开始从1907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塔夫特倡导并大力推行被后人称为“金元外交”的政策。他在1909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说：“今天美国的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寻求向国外投资，美国的产品一般地也越来越寻求国外市场”，“政府通过国务院和驻外机构对于美国在外国一切合法和有利的企业给予一切恰当的支持。”[46]他的对华政策也不同于他的前任。他认为西奥多·罗斯福祈求日本发善心顾及美国在华利益的政策是错误的，这与司戴德的看法不谋而合。他还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应当把全中国(不论何国势力范围）投资机会均等的原则包括在内，而且他把实行这项政策的重点放在投资上。他在给国务卿诺克斯的一项指示中写道：“供给中国的大铁路和其他企业以资金的国家，在中国事务中必具有优先地位，美国资本参与这样的投资，将给予美国在该国的政治争端中以更具有权威性的发言权。”[47]在他和诺克斯的推动下，美国金融界于6月组成了由摩根公司、坤洛公司、花旗银行及第一国民银行参加的专门进行对华投资的财团，美国对华外交出现了新的活跃姿态。
同时，日本对清政府的勒逼得寸进尺。1909年9月4日，它迫使清政府签订两项条约，攫取了东北新的铁路权利、抚顺烟台两煤矿的开采权和延吉一带地方的种种利权。条约签字前，清廷于8月19日给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发出一道谕旨，要他“厚集洋债，互均势力”，以挽救东三省危机。东三省新任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都认为，“非借外人之款不足经营东省，尤非借外人之力无由牵制日俄”。[48]他们计划引进美国资本，建筑一条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基本平行的锦(州）瑷(珲）路来同日、俄对抗。正是清廷发出上述上谕的同一天，司戴德作为美国银行团代表到达北京。清政府找他商谈东北修路之事，他喜出望外，立即与清政府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
但美国政府却提出了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国务卿诺克斯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由美、英、日、俄和其他国家一起来贷款给中国，赎回东三省所有铁路；铁路受借款各国监督，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以此“挤走日本人”；第二，若日本执意不放弃南满铁路，则从建设锦瑷铁路入手，逐步扩大东北“中立化”铁路范围。这就是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或“诺克斯计划”。但是只有德国支持第一个方案，英国要求暂缓考虑，日、俄联合起来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于是致力于实现第二个方案，并指望得到英国支持(锦瑷铁路的建筑工程初步确定由一家英国公司承担）。英国却处处为日本着想，一再提出要让日本参加筑路。日、俄两国先是威胁清政府，在未得它们同意之前，锦瑷铁路问题不能作为定局，继而提出了各自的筑路方案，从而完全破坏了中美筑路的本意，给了诺克斯方案第二个计划以致命打击。美国在与日本交手的又一个回合中吃了亏。
美国政府在提出诺克斯计划的同时还在进行另一项活动，那就是硬挤进湖广铁路(即粤汉、川汉铁路）借款之中。
1905年中国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利权后，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绅民为集资筑路表现了极大热情。但清政府于1908年6月竟发布上谕，说是绅商集股筑路“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威胁要由邮传部会同该管督抚另筹办理。[49]这是把铁路干线收归官办，借外资修路的一个信号。是年底，张之洞接办粤汉铁路。1909年6月，他与英、法、德国公司代表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
美国这时正为参加湖广铁路借款而紧张活动。诺克斯早在1月就告诉报界，这项借款有重要政治意义，美国只有参加这次借款，才能对中国的财政机构改革、免除厘金、修改关税率，以及财政和币制的复兴发挥与其他3国同等的影响。[50]借款草合同签字之前，美国竭力阻挠达成合同；合同签字之后，它又竭力倡导成立一个美、英、法、德四国财团借款修路。英、法、德财团反对美国加入，美国政府便一面与各国政府交涉一面直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训令驻英大使向英国政府声明，“美国政府认为，充分和坦率的合作是保持门户开放和中国完整的最好办法”，而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美、英、法、德财团可促进这一目的。7月5日，塔夫特总统亲自出马，致电摄政王载沣，表示，他对美国资本“平等参加”中国铁路借款一事受到“某种带有成见的反对深感不安”，他“本人对于在中国的发展中运用美国资本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希望摄政王对此事进行通盘考虑，以便“立刻导致使我们两国都满意的结果”。[51]国务卿诺克斯在同一天致电美国使馆代办费勒器，要他向清政府阐明美国的态度。诺克斯在电报中用赤裸裸的威胁口吻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外国“某些人”(指张之洞及三国财团）因“破坏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实际运用”而造成的形势“深觉遗憾”，“如果美国政府的合理愿望目前竟受到阻挠，那么全部责任就要由中国政府承担”。[52]面对美国政府的压力，何况清政府一直幻想联美制日，清廷别无选择。7月18日载沣复电塔夫特，实际答应了美国要求。此后又经过10个月的反复磋商交涉，美、英、法、德终于在1910年5月23日达成4国平均分摊借款的协议。
美国政府支持本国财团加入国际银行团，这表明塔夫特政府正式确定了一项与其他大国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诺克斯曾提醒塔夫特，不要作出任何会使人联想到“一项与其他大国的目标和行动相对立的亲华政策”的表示，并直截了当告知清政府，它在东北只能依靠它自己，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它不能指望从美国得到任何东西。[53]事实果真如此。
美国财团挤进这个国际银行团不久，就把从清政府那里单独获得的一项借款权转给了它。
清政府为了整顿改革货币制度并兴办东三省实业，1910年10月正式要求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约合银8000万两），并强调这笔借款愿单独与美国商订。度支部尚书载泽表示，在发行借款债券时，“美国财团乐意有多少同伙都可以，但是他将只同美国人签订正式合同，并期望美国人掌握大部分债券以便控制发行”。[54]清政府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是因为这笔借款是针对日、俄在我国东北的同盟关系的，因此不能让日、俄或其盟友英、法参加。美国政府完全明白个中道理，但它鉴于前几次与日本较量的惨痛教训，认定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向日本挑战。司戴德进而认为，通过让欧洲银行分享美国财团的权益，会使3国站到美国一边，使美国得以“运用银行团的力量去反对日、俄”，并使美国在4国对华事务上掌握“领导权”。[55]真是痴人说梦。因此与清政府的借款草合同签字(10月27日）后不到两周，司戴德就于11月10日与英、德、法银行代表订立协议，彼此商定，今后四国银行联合经营并均分在华投资的权益和机会，四国银行团正式成立。这个银行团不是有关各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合，但它是金融实力最雄厚的4个国家的资本的联合；各个银行团与各自政府都有密切联系，都是本国政府贯彻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工具，因此这个银行团实际上是有关国家对华外交的一个联合体。[56]它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的活动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1909年的司戴德
此后司戴德经过几个月的劝诱，终于说服了无可奈何的清政府同意英、法、德财团同美国银行团一起承担币制实业借款。1911年4月15日，《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签订，确定借款总额 1000 万镑(合银8000万两），由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团平均承担，年息5厘，95%折扣，45年偿清，借款用于改革全国币制和发展东三省实业(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借款没有实现）。一个月后，清政府又与四国财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确定借款总额600万镑，四国财团平均承担，清政府分别聘用英、德、美工程师各一个负责修筑各段铁路，其中湖北宜昌到夔州(今奉节）段聘用美人为总工程师，该段用美国借款修造；[57]铁路竣工后，款未偿清前(合同规定借款40年还清），中国仍任用欧美人为各段铁路总工程师；铁路建筑器材应先向美、英、德、法购买，等等。
以上两项借款合同的签订在中国和国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在几经挫折以后，终于在对华投资方面取得了成就，作为当事人的司戴德自然十分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借款的达成证明金元外交是正确的，“这是诺克斯国务卿的新政策的第一个具体成果”。“美国财团现在已与30年来早就植根于此的法、德、英的利益处于平等地位”，借款将“向美国银行团证明，在中国进行冒险事业是明智的”。[58]
日、俄两国对币制实业借款谈判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合同签订后，它们的反对愈益强烈。它们指责说，合同第16款(该款规定四国银行团有与清政府“合办东三省以此借款兴办之事”的优先权）侵犯了它们在东三省的特殊利益，而且将使其“人民和机构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机构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59]银行团被迫答应，不利用这项规定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大业务，不妨碍日、俄在那里的金融活动。但两国仍不罢休。它们的反对活动以及银行团此后的演变，构成民国初年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两个借款合同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全国人民眼看清政府一手从本国人民手中夺去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一手又立即交给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倒行逆施急剧激化了清政府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全国人民怒不可遏，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清政府原指望靠出卖民族利权从外国获得若干滋补以延长其岌岌可危的统治，事态的发展走向了它愿望的反面，借款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美国同其他大国一样，密切注视着中国风云突变的形势，据以调整其对华政策，使之能最好的服务于美国利益。
* * *
[1] 这是乾隆1793年致英王乔治三世信中的话，见梁廷枏：《粤海关志》，道光年间刻本，第33卷，第7页；第26卷，第21页。
[2] 根据《粤海关志》第24卷第37—41页所列数字统计得出。
[3] Michael 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1.
[4] 根据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16页表格统计得出。
[5] 根据《中美关系史论丛》第115—116页表格统计得出。
[6]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31.
[7] 约文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1—57页。
[8]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2卷，第1页。
[9]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31.
[10] 李定一：《中美外交史》，台北1960年版，第202页；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26.
[11]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22卷，第7页；第24卷，第33—34页。
[12] Tyler Dennett: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 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 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92),p.340.
[13] 约文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61—263页。
[14] Frederick W.William: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 (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2),p.152.
[1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8页。
[16] Kenneth 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9),p.442.
[17] 陈依范著，郁怡民等译：《美国华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18] 《美国华人》，第156—166页；方纳著，唯成译：《美国工人运动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16—723页。
[19]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1982年版，第579页。
[20]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p.244—245.
[21] 《光绪朝东华录》，三十一年，第105页，总5389页。
[22] Charles S.Campbell: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1),pp.11—12.
[23] Samuel F.Bemis: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36),Vol.9,pp.136—137.
[24]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p.35; Foster Rhea Dulles:China and America.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1784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p.106.
[25]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1899,pp.129—130.
[26]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Vol.9,p.139.着重号系原有的。
[27]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与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版,第159页。
[28] Alfred Dennis: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1928）,pp.220—221.
[29] Owen and Eleaner Lattimore: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W.W.Nortonand Company,1944),p.121.
[30] 美、英、德、法1894年的工业产值分别为94.98、42.63、33.57、29(单位：亿美元），见齐洪等编：《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简述》，北京1955年,第55页。
[31]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17.
[32] 阎广耀、方生选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371、373—374页。
[33] William R.Braisted: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1897—1909 ( 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7)，pp.81—114.
[34] Elting Morison,ed.: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Vol.4,p.724.
[35] Raymond Esthus: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39.
[36] 查尔斯·威维尔著，张玮瑛、李丹阳译：《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37] 《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第17页； George Kennan:E.H.Harriman:A Biograph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2 ),Vol.2，pp.14—15.
[38] 东三省总督锡良宣统二年七月十二日(1910年8月16日）奏折，见王彦威、王亮编：《清宣统朝外交史料》，1933年版,第16卷，第11页。
[39] 中国对美庚子赔款原定在39年中(1902—1940）分期偿还，年息4厘。1908年议决退还庚款 10785286 美元，办法是，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每年收取本利539588.76美元，余数逐年退还(见表）。退还的庚款用于兴办清华学校和资助学生留美，不得挪作他用。民间赔款多收的 1175835 美元已于1904年退还。1924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又通过决议，将中国自1917年10月在一次大战中参战后暂停支付的庚子赔款，截至1940年12月，每年本利 539588.76 美元(共12545437美元）退还中国，款项仍逐年用于文教事业。9月，中美组织混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接受、保管并使用这项退款。这是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见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1974年版，第四章第一节。
美国把退还的庚款用于文教事业，既是为了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也是为了谋求美国的实业利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理性和商业的影响方面获取最大的回报。”见Arthur H.Smith:China and America Today.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8)，p.214.1909年11月15日的一份领事报告中也写道，中国学生来美后“将学习美国的制度，结交美国朋友，回国后便会在中国外交中亲近美国。……退还庚款是山姆大叔历来所做的事情中最有利可图的。他们将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亲美力量，任何一个政府或欧洲的贸易团体都不能与之匹敌”。见Michael Hunt:“The America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Reappraisal”,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1,No.3(May 1972），pp.557—558.
[40]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0、32页。
[41] FRUS,1908，pp.511—512.
[42] 1905年7月，西奥多·罗斯福派陆军部长塔夫特视察菲律宾，访问日本。塔夫特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进行了一次政策性谈话，谈话备忘录即为《塔夫特桂太郎协定》。桂太郎承诺：“日本对菲律宾不抱任何侵略性意图”，塔夫特声称：“日本军队建立对朝鲜的宗主权……是当前这场战争合乎逻辑的结果，这将对东方的持久和平作出直接的贡献。”见Tyler Dennett: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New York:Doubleday,Page and Company,1925 )，pp.112—114.
[43] Shu-lun Pam: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New York:China Trade Bureau Inc.,1924)，p.49.
[44] China and America.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1784,pp.128—129.
[45]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206.
[46] FRUS,1909，p.15.
[47] Lawrence H.Battistini:The Untied States and Asia (New York,1955),p.72.
[48]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9卷，第33—34页。
[49]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930页。
[50]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Vol.9,pp.332—333.
[51] FRUS ，1909，pp.152,178—179.
[52] FRUS ，1909，pp.152,178—179.
[53]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p.214.
[54] FRUS,1912，p.91.
[55] 参见夏良才编：《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56] 1925年至1929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的马克谟写道：19世纪末以来，在华寻求金融、经济和工业让与权成了国际政治的目标，大国或直接(以一般性的条约规定）或间接(以对某些银行及工业组织特许权的形式）寻求这些让与权，这些让与权的持有者也常常表达本国政府的意愿，“这种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结合的结果是，在别的国家仅仅是商务性质的事情……，在中国则成了有关国际政治的问题，解决这些事情，最后须诉诸外交行动。”John V.A.MacMurray,ed.: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Editor’s Prefac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