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气候对于放松对华禁运仍然十分不利。朝鲜战争虽然结束，但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仍未消减，麦卡锡主义仍然支配着美国政治。国会中虽然共和党享有微弱的优势，但共和党内意见并不一致。实际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如诺兰（William Knowland）向来是最敌视新中国政权的，他们的主张在当时也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十分头痛。在这种情况下，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最保险的做法自然是维持现状。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詹金斯（Alfred le Sense Jenkins）还特地在一个公开场合宣称：“在经济方面我们遵循的政策是对共产党中国完全的禁运，我国船只禁止驶往共产党中国的港口。”[87]
1954年下半年台湾海峡局势趋于紧张，这使美国政府内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阵容增强，原先倾向于放松对华禁运的商业部，这时甚至与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主张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更全面、更有效的禁运，以防向中国转运物资，对不遵守对华贸易限制的国家加以惩罚，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加以额外控制和限制。[88]8月25日，美国开始实行新的禁运货单，对东欧国家禁运物资有所减少，但对中国出口限制没有丝毫放松。相反，由于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产品又被增补到禁运货单上。[89]
但盟国为各自利益考虑越来越不愿意在对华禁运方面追随美国。11月29日，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卡里加尔维（Thorsten V.Kalijarvi）向杜勒斯报告说，在8月中旬于巴黎举行的经济防务官员会议上，美国因坚持在贸易控制问题上对中国与苏联集团的欧洲部分实行双重的标准而“越来越显得孤立，并使美国在其他事情上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受到损害”。会议指出，过去对中国实行的较对苏联及东欧国家更严厉的贸易禁运收效甚微，美国应在全面评价其对华政策的前提下立即重新审视其对华贸易政策。[90]
美国政府对盟国的离心倾向不能不闻不问，在8月到12月的数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反复讨论了对华禁运问题，但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下不了决心放松对华禁运。1955年1月4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名为《现今美国对远东的政策》的报告，作为这些会议的总结。报告的要点是：（一）美国对中国现行的出口、进口和财政控制应继续保持；（二）敦促“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保持现行的对华出口控制，为使其他国家继续保持现行禁运水平而进行的对个案问题的日常处理不应损害多边的禁运；（三）一旦上述政策严重影响盟国关系，或导致盟国因与中国的贸易需要而与苏联集团和解，国务卿应立即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便考虑采取适当措施。这一报告在次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通过。[91]这样，尽管美国的盟国不断提出解禁的要求，尽管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美国这一极其僵化的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了下来，即便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能使美国的政策有多少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