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会议，是50年代中国推行和平共处外交的一个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中美两国较量的一个舞台。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始终关注会议的筹备和进展，先是希望会议不能召开，继则希望会议成为一个反华反共的讲坛，或者争吵不休，不欢而散。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所做的外交努力真可谓不遗余力。
召开亚非会议的动议是于1954年4月底5月初在科伦坡举行的南亚五国（锡兰、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总理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就是南亚五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殖民主义等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当时会议发起国的总理对于亚非会议能否开成，对于印度尼西亚能否举行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是有疑虑的。[60]
科伦坡会议之后，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在经过将近4个月的激烈争斗和讨价还价后结束，持续了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对印度、缅甸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印两国总理与中缅两国总理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些事态发展有利于世界形势特别是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也有利于亚非会议的准备。
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讨论亚非会议的最后筹备工作。巴基斯坦总理以亚非国家中尚有许多国家未与中国建交为由，反对邀请中国参加，遭到缅甸等国总理坚决反对。吴努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缅甸将难以参加亚非会议。最后会议决定邀请阿富汗、柬埔寨、中非联邦、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国、也门等25国参加。为了使所有邀请国都能参加会议，《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邀请，绝不牵涉到或甚至意味着它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地位所抱的看法有任何改变。它仅仅意味着，这个被邀请国是一般地同意会议的目的的。”至于会议的目的，公报列了四项：（1）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相互与共同的利益，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的关系；（2）讨论参加会议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3）讨论对亚非国家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和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4）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可见，会议的主旨是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增进亚非团结，保卫世界和平。[61]
茂物会议结束后两天，1954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向美驻亚非各国使团发出指示：“国务院十分关注会议的最终含义，并极欲避免会议的有害影响。”指示还说：国务院意识到这样一种危险，即中国共产党人会把会议用作他们的宣传讲坛，使国务院感到为难的是，如果美国向被邀请国施加压力，不让它们参加会议，那么它们就会被视为美国的傀儡，美国与科伦坡国家的关系也会发生麻烦。为此，国务院指示各使团尽快搞清下列情况：（一）驻在国对参加会议的态度；（二）该国被说服拒绝参加会议的可能性；（三）该国能被指望在会议上配合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的程度；（四）是否能派出干练的代表。显然，经过日内瓦会议，美国人领教了周恩来的外交才干，他们对亚非会议的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周恩来的外交成功。[62]
一周之后，1955年1月7日，杜勒斯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会议商讨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负责太平洋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曾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交过锋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国务院官员麦克阿瑟二世等。杜勒斯和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亚非会议表现出三重担心：第一，像亚非会议这样通过不定期举行会议实现松散的地区结合的做法，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地区论坛，这种地区集团化的构想与苏联在柏林会议期间提出的主张异曲同工，其要害是要排除美国。如果共产党人得以成功地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搞成这种排除美国的地区集团，那么共产主义最后吞没这些国家就会比较容易；第二，如果应邀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此后对时不时地举行没有西方参加的会议产生了兴趣，那么印度和中国因其人口众多很可能统治局面，从而在联合国内将形成一个强大的反西方的集团；第三，共产党人将在实际上“操纵”会议，他们将提出一系列反殖民主义的提案，其他国家是难于表示反对的；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外交技巧，万隆会议将为他大大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一个极好的讲坛。与会者反复地挨个儿地分析了“自由”亚非国家领导人的情况，结果发现，没有人能代表“自由世界”去有效地反驳共产党人的宣传。无奈，会议决定采取两个步骤：一是尽快搞清英国的态度。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在一大批亚非国家中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如果英国反对召开亚非会议，那对美国阻止会议的举行无疑是极为有利的；二是与各相关的友好国家联系，暂时既不要接受邀请，也不要拒绝邀请，而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63]
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凡是在亚洲有什么动作，总要先征求英国的意见。由于英美两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不同，两国的利益不同，英国在总体上支持美国的同时，也往往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有分歧。一般说来，美国更咄咄逼人，英国更周全老到。在亚非会议问题上也是如此。1月7日会议的翌日，美国就向英国提出了亚非会议的问题，并表示了美国的种种担心。10日，英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向美国国务院表示，英国政府认为，“反对举行会议或企图阻止被邀请国参加会议都是一种错误，应该避免从我们方面表现出任何担心，一般说来应该鼓励友好国家中的优秀人物去参加会议，否则，就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64]
1月18日，杜勒斯再次召集会议讨论美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亚非会议到底是否开得起来。杜勒斯和饶伯森多半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认为会议因其本身固有的弱点很可能开不起来。墨菲和麦克阿瑟二世则认为，会议可能推迟，但不会取消。会议讨论的又一个问题是会议如果召开，对美国有什么不利影响。饶伯森等认为，在会议上非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国家一致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会在美国，尤其在国会产生很坏的影响；由共产党政府代表中国出席万隆会议这一事实本身是与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这也对美国在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提出挑战；中共还可能要求会议一致支持周恩来和尼赫鲁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甚至可能要求会议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共政府。
会议还对一些亚非国家的具体态度进行了分析。最后，杜勒斯总结说，美国要做两手准备，最好会议开不成，如果会议真的召开，美国必须使友好国家派遣最能干的代表去万隆，而这些代表又必须得到最充分的情报资料。为此，美国要进行充分准备，要列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清单，要为友好国家准备资料，甚至也可以准备一些可以让友好国家在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但美国又不能过分活动，不能过早作出决定，否则可能反而帮了会议的发起国的忙，使会议成功举行。[65]
在1月25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墨菲告诉杜勒斯，亚非会议肯定要召开了，现在我们该向友好国家建议，我们赞成他们出席会议。麦克卡德尔（Carl W.McCardle）建议成立一个部际工作小组，研究或者“压低”会议调门，或者“接管”会议的问题，他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准备一个一般性的决议，使会议能够通过。杜勒斯表示同意。当即，杜勒斯向驻在各有关国家的使团发出通函。其中说，国务院担心：（1）共产党人将企图操纵会议；（2）共产党人的主要目的是要离间自由的亚洲国家与它们的西方盟国的关系；（3）共产党人将利用会议作为达到他们宣传目的的工具；（4）除非非共产党国家表现得十分谨慎与警惕，它们就可能接受与共产党国家表达共同目的的决议，而引起未参加会议的非共产党国家的误解。杜勒斯指示美驻各国使节向有关国家表示美国的下列主张：（1）美国希望各友好亚洲国家能参加会议；（2）应派最能干的人去参加会议；（3）共产党人将力求通过会议达到他们的目的，对此应有所准备；（4）如果非共产党国家代表团有效合作，那就可以挫败共产党人，而取得建设性的结果。[66]
美国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书记小杰姆斯·莱西（James Lacy,Jr.）为首的部际工作小组随即开始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分析亚非会议的形势，制定美国应采取的对策，对亲美国家做工作，或者面商，或者向他们提供有关资料，以便影响他们在亚非会议上的态度。鉴于发起国和被邀请国总共30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是共产党国家，而有10个可以算作是亲西方的，因此工作小组认为美国大有工作可做，要影响会议还是很有希望的。鉴于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将于2月23日至25日在曼谷举行，工作小组建议采取下列行动：（1）重申“太平洋宪章”，强调马尼拉条约（即《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国家对付共产主义扩张、殖民主义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决心；（2）对估计会在万隆会议上产生分歧的问题准备声明、决议和公报；（3）美国与马尼拉条约组织国家领导人关于曼谷会议的声明要针对万隆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问题，但不要直接提及亚非会议本身。[67]2月26日，经新西兰代表提议，曼谷会议发表声明，对即将举行的亚非会议表示“诚挚”欢迎。杜勒斯在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曼谷会议的电报中说，这是“一个良好的接触，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收到极好的宣传效果”。[68]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是美国国务院的工作重点。饶伯森、莱西早已就亚非会议事与罗慕洛进行过商谈。2月10日，麦克阿瑟二世与罗慕洛共进工作早餐。罗慕洛表示他需要在资料及主张方面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而且只有美国国务院才能提供这种帮助。他说，他将率领一个小而精的代表团去万隆，不带任何议员，因为议员只能使事情复杂化。他还夸口说，他将在亚非会议上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代表团如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及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团密切合作，进行非常有益的工作。他希望在曼谷会议上不要讨论亚非会议，因为任何讨论都会被报界歪曲地泄露出去，从而为共产党国家所利用，有损于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工作的有效性。2月18日，麦克阿瑟二世与莱西再次会见罗慕洛，并向他提供了一份关于1899年至1955年美国在菲律宾的政策的材料。罗慕洛对这份材料表示满意，并称将在亚非会议上使用这一材料。他希望美国继续提供其他材料。21日，莱西在与罗慕洛的电话交谈中答应再向罗慕洛提供一份关于殖民主义问题决议案的反决议，以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反决议案。罗慕洛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能在亚非会议上提出的。[69]
25日，美国国务院根据部际工作小组的报告正式向美国驻亚非各国使节发出长达4页的通函，要他们向驻在国政府传达美国政府对会议的考虑，协调各国步骤。通函首先指出，美国希望各友好国家能做好准备，防止共产党国家利用这次会议，给非共产党国家带来损害；不仅如此，还要让会议给非共产党世界带来正面的好处。会议的主要分野应当是共产党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而不是像共产党国家企图做的那样，以“美国的走狗”为一方，以所有其他国家为另一方。
通函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对付中国。美国国务院预计，中共将在会上发挥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并将尽力在亚非国家中诋毁美国及其盟国；中共意识到自己是少数，因此不会在会上提出有争议的或极端的问题，而会试图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诸如在会上发言、在会外游说和个别交谈、散发宣传材料、操纵会议的宣传活动、对会议决议提出看来无害实际“装有子弹”的修正案，等等。他们还可能在会议程序一类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通函还具体列出了中共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中共可能宣传他们自己意图的和平性质（周恩来—尼赫鲁的五项原则），使其他亚洲国家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同时谴责美国的“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性”的动机，根据是：美国对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侵略”，缔结军事性的“侵略”条约，签订针对爱好和平的亚洲人民的军事基地条约，阻挠朝鲜和越南的和平统一，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原子弹相威胁，等等。通函接着又具体开导有关国家如何对付中共的上述指控。通函最后指示各使团与各友好国家及盟国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充分及坦率地交换意见，特别要利用这一材料与那些未与西方结盟的国家中亲西方的关键官员进行商谈。国务院则将在华盛顿与各有关国家使节进行磋商。通函特别要求各使团尽可能地作口头交谈，不要提供书面材料，以免泄漏，引起麻烦。[70]
除部际工作小组起劲活动外，杜勒斯还亲自出马。4月8日，杜勒斯接见黎巴嫩大使马利克（Charles Malik），表示希望他参加亚非会议。
估计到中国将会在亚非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以争取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会前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竭力歪曲台湾问题的事实真相，图谋由亲西方国家在会上对中国施加压力，阻挠中国解放台湾。4月7日，杜勒斯接见英国大使梅金斯（Roger Makins），指出，万隆会议可能对台湾海峡形势起重要影响。如果在会上通过任何美国、英国都不喜欢的决议，给中共接管台湾开了绿灯，那么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而且不会仅限于台湾和沿海岛屿。如果在会上通过了呼吁停火和呼吁双方都不寻求武力的决议，那么维护和平的机会就将大大增加。总之，亚非会议将对远东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杜勒斯说，他已决定让某些友好国家做好准备，一旦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就提出停火建议。他希望英国充分运用其对某些友好国家的影响，使台湾局势在会前不致变得更加严重。梅金斯表示他将把这次谈话向英国政府报告，他个人感到，英国政府是愿意采取同样路线的。他问，美国打算请哪个国家提出停火建议。杜勒斯说，他还没有决定，但在他考虑之中的国家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者伊朗。如果马利克参加万隆会议，那就请他出头。杜勒斯再次强调指出，亚非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将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71]
次日，杜勒斯接见罗慕洛，谈话议题同样是台湾问题。杜勒斯指出对日和约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台湾。中共是否武装进攻台湾、金门、马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万隆会议与会国的态度。如果能在会上通过一项不赞成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和促成停火的决议，那就可能阻止中共的武装进攻。杜勒斯给了罗慕洛一份简短的决议初稿，罗慕洛表示同意，并称他将在会上使用这一决议稿。杜勒斯还给了罗慕洛一份阐述美国对台湾政策发展的声明，并附有43个文件。[72]
4月9日，杜勒斯再次接见马利克，面授机宜。杜勒斯强调，远东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可能就取决于这次会议。中共可能在会上进行试探，看有多少亚洲国家支持它用武力夺取台湾。中共可能通过一项正式决议来寻求道义支持，也可能通过与一些代表团的非正式交谈来争取支持。另一方面，如有相当多的代表团敦促会议呼吁在台湾海峡地区放弃使用武力，那就可能有效阻止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杜勒斯还说，会议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那就是可能在亚洲掀起一股反西方、反白种人的潮流。西方带给亚洲的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如果亚洲人仅仅选择西方人记录中的坏的东西，如对种族主义加以模仿，那是可悲的。马利克指出，共产党人为了在会上作共产主义的表白，会强调反对白种人的种族主义。对付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动议并不困难，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大量交易可能是危险的事。比如，共产党国家可能以在北非及巴勒斯坦问题上支持阿拉伯国家来换取它们的支持。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集团可以指望它们是反共的，但他们在北非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会走极端。[73]
美国要组织亲美势力在亚非会议上反华反共在当时还是很有条件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说，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除了中国，只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中国之外的其他28个与会国中，有22个国家接受美国援助，中国只同其中的6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许多国家与中国从无往来，互不了解，十分隔膜，再加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国政策（如中国在朝鲜战争、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的误解，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或者冷漠，或者敌视。有的国家由于长期受西方大国的压迫和欺侮，对大国有一种自然的恐惧感；有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怀疑中国有领土“野心”；有的国家在华人、华侨问题上对中国忧心忡忡。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利用、而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如果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在亚非会议上，中国的工作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这些国家中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有的虽未参加这些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比日内瓦会议更为复杂。但亚非人民又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利害关系，有维护和平与独立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会议又有达成协议的基础。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代表团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力争会议取得成功。代表团的具体做法是：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它们，不要求它们支持中国；不提任何不可能达成协议的议题，对于中国可能受到的攻击、诬蔑，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中。[74]
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正式开幕。除了中非王国没有与会，24个被邀请国与5个发起国共29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在29位代表团团长中，有13位是总理或级别相当的人，3位是副总理，4位是外长。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推举为会议总主席。采访会议的外国记者多达四百多人，其中七十多人是美国记者，被戏称为“参加亚非会议的最大的代表团”。[75]
会议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新闻界和公众可以参加的公开会议；另一种是不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成立三个委员会：由各代表团团长及其顾问们参加的政治委员会，由各代表团成员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18日至19日两天是公开的大会发言，有19个国家的代表作了口头发言，7个国家作了书面发言。发言者大多回避具体的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而只是一般地谈论和平、核武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经济发展与文化合作等话题。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书面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虽然会议发起者，尤其是尼赫鲁的意向是不让共产党国家与反共集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斗争反映到会议上来，但这毕竟不是一条明确宣布的规则，更何况美国事先费了那么多心计，对会议参加者做了那么多工作。首先打破会议和谐气氛的是伊拉克的法迪尔·贾马利，他把共产主义与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并提为三股扰乱世界和平与和谐的国际势力，诬蔑共产主义是“片面的唯物主义的宗教”，“颠覆性的宗教”，它“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经创立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进行“防御性的自卫”。贾马利一发难，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代表也纷纷登台，对共产主义及中国的攻击就纷至沓来。[76]
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原来只打算作书面发言。但听了以上发言后，认为不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不消除这些误解与疑虑，一则不能达到与亚非国家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团结合作的目的，二则也不能保证会议的大方向，使会议取得成功，遂决定在会上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4月19日下午的会议开始之前已经宣布，周恩来将登台讲话。代表们和记者们都带着极大的期望等待着，因为周恩来的发言将对会议的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决定猛烈回击上述各国代表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整个会议就可能变成一场意识形态的大混战。但周恩来没有这样做。他冷静沉着，从容不迫地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周恩来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强调亚非国家间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建立友好合作和睦邻亲善的关系。第二，虽然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是否有宗教信仰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亚非国家团结的障碍，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第三，所谓外来干涉问题。中国反对外来干涉，也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正准备与有关国家去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周恩来最后呼吁与会者团结起来，为会议的成功而努力。[77]周恩来以平等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既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避免了一场争论，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扬。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也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连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78]
亚非会议举行了两天公开的大会发言之后，从20日起即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进行不公开的秘密讨论。政治委员会在20日和21日讨论了人权、自决、巴勒斯坦、种族歧视等问题。在21日傍晚讨论结束前，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John Kotelawala）突然作了一个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发言，打破两天来会议比较和谐一致的气氛。他声称，殖民主义有许多形式，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同亚洲、非洲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应当像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22日上午，周恩来用和解的语调作了简短的答辩，指出，亚非国家不应该在这里争论各自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因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而且也不是这次会议的目的；并表示不同意关于“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指出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提出一种新的定义进行辩论，无助于这次会议。“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79]
虽然周恩来竭力保持克制，但争论没有结束。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坚持要求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土耳其代表佐尔鲁还宣读了一个九国提案，要求“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鼓动武力、渗透和颠覆活动的国际学说”。九个提案国是：土耳其、伊拉克、菲律宾、巴基斯坦、黎巴嫩、伊朗、利比亚、苏丹、利比里亚。接着，会议代表就共产主义问题和“苏联帝国主义”问题进行了争论。
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另一场争论是关于结盟与不结盟的争论。22日下午，在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问题时，佐尔鲁再次为土耳其与美国结盟辩护，声称北大西洋公约是“和平的支柱”，要是没有北大西洋公约，土耳其就不会存在了，也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了。针对佐尔鲁的发言，尼赫鲁发表了整个会议期间最长的也是最动感情的讲话，为不结盟主义进行辩护。但尼赫鲁的发言感情过于冲动，使一些国家代表不满。23日上午，贾马利、马利克和罗慕洛先后发言，大意是，印度是个大国，可以不结盟，而小国只能同别的国家联合起来才能保卫自己，只有通过与大国结盟来寻求安全。罗慕洛还详细介绍了马尼拉条约，声称这是一个完全防御性的联盟[80]。关于“苏联殖民主义”以及结盟与不结盟两个问题的争论使政治委员会的讨论陷入僵局，亚非会议似乎再也不能达成任何协议了。
在23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并提出了名为“和平宣言”的议案。表达了亚非国家决心促进相互和共同的利益，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并提出了七项原则：第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12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边界没有划定，中国准备用和平的方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第二，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他邀请泰国政府在中泰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的云南省去看看，看看中国有无向外侵略的意图；也邀请菲律宾在中菲建交之后派人到中国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去访问。第三，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中国决不会有干涉柬埔寨、老挝这两个邻邦的打算，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第四，承认种族平等；第五，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六，尊重一切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第七，互不损害。最后，周恩来表示在提案中可以再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81]
周恩来的整个发言都是通情达理的，表达了中国愿意与亚非各国和平相处，愿意亚非各国共同进步的诚挚愿望。他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作了这样一个富于和解精神的发言，并且提出了“和平宣言”的提案，大大缓和了会议的气氛，成为平息争端，左右大局，带来和平的人物。正如有的美国记者所评述的，他不打算改变别人的反共立场，但他改变了会议的方向。[82]
除了大会发言外，中国代表团更多的工作是在会外。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有的会晤从上午7时就开始了，有的晚宴是在深夜23时半开始的，有的竟至凌晨一二时还未结束。周恩来平等待人，诚恳热情，思维敏捷，谈笑风生，即使是讨论分歧问题，也能平心静气，从不强加于人。这些会外接触，消除了一些误解，增进了彼此了解。针对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台湾“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应当在我们中间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的说法，中国代表团阐明了台湾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的态度。科特拉瓦拉解释说，他只是想说出心里话，无意引起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失败。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周恩来表示，巴基斯坦虽然是马尼拉条约成员国，但巴基斯坦并不反华，不会参加任何世界战争和美国发动的侵略。旺亲王和罗慕洛也都被说服而认为中国是真诚向往和平的。[83]
4月24日傍晚，举行了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由草拟公报的临时委员会归纳各种议案、折中各种分歧观点而产生的最后公报。公报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六个部分。公报最后部分处理各国之间关系的十项原则是公报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十项是：（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其中第六条是纳赛尔提出的。这一原则既满足了中国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愿望，也能为结盟国家所接受。综观公报全文，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支持是颇为突出的。[84]
亚非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了亚非国家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希望努力发展经济以赶上世界上其他地区，以及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以平等的权利参与世界事务的共同的强烈愿望。亚非会议对中国也是重要的。中国的立场得到了澄清，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误会减少了，距离缩短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更多亚非国家的赞同。科特拉瓦拉说：“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我必须这样说，虽然我们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使人感到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观点的人。”[85]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黎巴嫩代表团团长、黎巴嫩驻美大使马利克与周恩来的一次谈话。4月25日，周恩来在住所会见马利克。马利克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同亚洲和非洲的重要领袖们作了许多愉快的甚至恐怕是有收获的接触。我们方面得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旁人一样的人。环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整个会议对你来说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的了[86]。马利克是杜勒斯亲自点的将，是要在会上同周恩来斗争的。但通过这次会议，他被周恩来慑服了，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见周恩来外交的成功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以外长身份与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本着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印尼政府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且为解决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间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榜样，消除了这些国家对华侨问题的担心，粉碎了别有用心人的挑拨离间。
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的发展。自1949年至1955年4月，有5个与中国相邻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与中国建交。亚非会议后至1959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主义国家有南亚和东南亚的3个：尼泊尔（1955年8月）、锡兰（1957年2月）、柬埔寨（1958年7月）；西亚、北非的6个国家：埃及（1956年5月）、叙利亚（1956年8月）、也门（1956年9月）、伊拉克（1958年8月）、阿尔及利亚（1958年12月）、苏丹（1959年2月）；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几内亚（1959年10月）。亚非会议以后至1959年间，应邀到中国来访问的，有来自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尼泊尔、阿富汗、柬埔寨、老挝、也门等10个亚洲国家的总统、副总统、首相、副首相、总理、副总理以及政府代表团共计不下18起。中国总理周恩来也广泛出访，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的亚欧之行。在周恩来访问的11国中，有7个是亚洲邻国（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通过这些广泛的互访，中国的和平外交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使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遭到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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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US ，1952—1954,Vol.7,pp.157—259,307—330.
[2] FRUS,1952—1954,Vol.7,pp.278—306.
[3] Chen Jie：Ideology in U.S.Foreign Policy.Cases Studies in U.S.China Policy（Westpoint Press,Connecticut： Preager Publishers,1992）,pp.39—40.
[4] FRUS,1952—1954,Vol.7,pp.289—290.
[5] 杜勒斯：《1954年1月12日在纽约外交学会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外交政策的演变”》，《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8页。
[6] George Kennan：Memoirs,1925—1950（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p.378.
[7] FRUS ，1952—1954,Vol.15,pp.1245—1247,1418，1446—1456,1471.
[8] Andrew C.Nahm，ed.,The United States and Korea,1866—1976（The Center for Korean Studies,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1979）,pp.190—192.
[9]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10] FRUS,1947，Vol.6,pp.485—486.
[11] 于群：《美国的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
[12]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251—275.
[13] FRUS,1950，Vol.6,pp.1293—1296.
[14] FRUS,1951,Vol.6,pp.856—857.
[15] 《战后日本外交史》，第96—98页。
[16] 乔治·弗里德曼、梅雷迪恩·勒巴德著，何力译：《下一次美日战争》，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17] 转引自田桓主编，纪朝钦、蒋立峰副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18]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46页。
[19]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251—275.
[20] FRUS,1950,Vol.6,p.744—747.
[21] FRUS,1950,Vol.6,p.750.
[22] The Pentagon Papers ，Vol.Ⅰ,pp.386—390.
[23] The Pentagon Papers,Vol.Ⅰ.pp.85—86.
[24] The Pentagon Papers,Vol.Ⅰ,pp.86,408.
[25] The Pentagon Papers,Vol.Ⅰ,pp.86—87,434—443.
[26]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pp.178—179.
[2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6、358—359页。
[28] 日内瓦会议前，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爱德温·马丁（Edwin W.Martin）在3月24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特别讲到，美国与中国代表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决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有任何改变”，“美国将不会在任何方面偏离不承认红色中国的政策”。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Vol.ⅩⅩⅩ,No.772（April 12，1954）,pp.543—549.
[29] FRUS ，1952—1954,Vol.16,p.427.纳瓦尔，Henri Navarre,1953年5月被任命为印度支那法军统帅，他制订了一个增兵扩军扩大战争的计划：1953年至1954年在北纬18度线以北采取防御战略，1954年春夏肃清北纬18度线以北的越共军队，1954年秋在18度线以北发起全面进攻，以便在与越南的谈判中能占一个有利的地位。FRUS,1952—1954,Vol.13,p.561； Vol.16,p.418.
[30] FRUS,1952—1954,Vol.16,pp.496—497.
[31] 安东尼·艾登著，书报简讯社译：《艾登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40—142、148—149页。
[32] FRUS,1952—1954,Vol.16,pp.654—663.
[33] FRUS,1952—1954,Vol.16.pp.732—733.
[34] 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载《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55页；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35] 详见《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版，第138—160页。
[36] FRUS ，1952—1954，Vol.16,pp.751—752.
[37]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以下简称《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16、322—323、348、376、395—398、402、415页。
[3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5页。
[39] 《舌战日内瓦》，第285—295页；《艾登回忆录》，第176—177页；《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第255页。
[4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8—389页；《舌战日内瓦》，第306—313页。
[4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0页；《舌战日内瓦》，第321—331页。
[4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4—395页；韩素音著，王戎笙等译，程镇球校：《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