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界的强烈要求下，杜勒斯和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负责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麦卡德尔(Carl McCardle)、国务院秘书处处长豪(Fisher Howe)于1957年2月18日不得不与来自新闻界的头面人物就访华问题进行座谈，他们中有包括德怀特、美国广播与电视记者联合会主席赫尔莱(Robert Hurleigh)，美国报纸编辑学会主席琼斯(Jenkin Jones)，《时代》、《生活》及《财富》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Henry Luce)。
杜勒斯和饶伯森仍老调重弹，声称，美国与中国处在半交战状态，不能派记者前往，而且中国还扣押美国在华公民作为人质。在这种时候，美国的政策不能有任何变化，如果政策在记者问题上有了缺口，也就不能阻止传教士、教育家、商人等访华。琼斯认为对记者解除禁令并不意味着对其他人也解除禁令，记者有权到各地去采访，他抱怨记者现在被当成外交政策的工具了，座谈会没有任何结果。
记者访华问题也已引起国会的注意。3月20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西博尔德在参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该小组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Fulbright)对有关记者访华的政策讨论表现出特殊兴趣，该小组委员会还建议到4月份要求国务院的代表，包括国务卿本人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上作证。3月27日，杜勒斯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国务院授权合众社、美联社及INS等三家通讯社各派一名高级记者前往中国采访两个月的计划。4月23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道，国务院正在设想一种“数目严格有限的负责的新闻记者代表整个新闻界前往共产党中国的方案”。[86]但《纽约时报》发行人苏兹贝格对限制美国记者数目极为不满，抨击说，“政府正在剥夺新闻自由，正在利用新闻作为它在外交上的工具”，而杜勒斯辩称，“宪法上的新闻自由指的是出版，而不是采访新闻。”[87]
6月18日，杜勒斯、饶伯森等人再次约见新闻界头面人物威廉·德怀特、亨利·卢斯、罗伯特·赫尔莱、《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威金斯(Russell Wiggins)、广播—电视新闻负责人协会主席科普(Theodore Koop)等。杜勒斯开门见山地告诉与会者，国务院正考虑允许一定数量的美国记者访华，但有这样几个原则：(一)数量有限，10至15人。具体人选由新闻界定，但应从1949年前在中国有过工作经历的机构中选出；(二)这是一个试验阶段，时间大概为6个月，届时视施行情况而定；(三)不互惠，不承认中共的护照。杜勒斯的观点遭到与会者的反对，他们不同意限制数量，认为记者有权去任何地方，而当杜勒斯建议由三大新闻社及三大广播网派人访华，与会者更表示反对。威金斯声称说，新闻机构不能让政府决定有多少新闻记者适合报道新闻。结果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国务院官员向新闻机构进行了调查，有24名记者打算访华，另外还有3个机构想派摄影师随同前往。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杜勒斯不得不作出让步。8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决定给24名记者访华护照，但坚持不给希望访美的中国记者发放签证。8月26日，《人民日报》观察家的评论指出，不给予互惠条件是有悖国际惯例的。8月27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换了一种说法，“我们从来没有绝对规定任何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到我国来。就我所知，并没有任何人申请要来……如果有谁提出申请，我们将根据法律加以考虑。”[88]9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是否允许赤色中国新闻记者在华盛顿设立常驻新闻机构要“看情况而定”，但不存在等额交换互惠办法。[89]
至此，在新闻记者互访问题上的僵局可望打破了。9月12日，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协议声明，内称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各自的国家，进行新闻采访，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90]。约翰逊借口去年中国提出允许美记者来华访问时并未提出互惠条件，拒绝了这个文本。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坚持平等互惠的原则》的评论员文章，16日王炳南发表关于中美两国记者来往问题的声明，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在此之前，9月7日，周恩来对参加莫斯科联欢节后来华访问的40余名美国青年说，“我们去年是有这样的愿望：先从中国方面主动打开这个局面，先让美国记者来，那么，我们相信就会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同等的回答，也就是给中国记者开门，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和报道消息。……今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一个花样，就是答应了一定数目的通讯社和报纸派记者到中国来，但是规定他们来中国的任务，并且肯定是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来搜集情报，更进一步把门关起来，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这样一来，就把文章作死了，作绝了，得不到机会均等和互惠”。[91]
由于美国坚持不给中方以互惠，5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一次可能的文化交流失之交臂。
从1956年8月到1957年底，中美代表在日内瓦已举行70余次会谈，但成果甚微，除达成一个平民遣返的协议声明，并加以实施外，没有其他成果。在此期间，中方为推进谈判，曾主动提出消除禁运协议草案、文化交流及人民往来协议草案等，均为美方拒绝，一个月一次的例会实际成了走过场，但双方对于会谈前景都避而不谈，好像都在等待什么。
约翰逊作为谈判代表，一直对谈判的前景忧心忡忡。1957年1月19日他致信马康卫，认为谈判已陷入困境，请求国务院作出决定是否继续下去。1月30日马康卫复信约翰逊，转达杜勒斯的意思，谈判还是应该坚持下去，这样可避免中共对台湾采取敌对行动，而且即使会谈破裂，也不能由美方提出。
1957年11月中旬，约翰逊任期届满，即将调任赴亚洲。国务院对继续会谈有这样三种考虑：(一)移师华沙，由美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Jacob Beam)与王炳南继续会谈；(二)由美驻南斯拉夫大使兰金(前驻台湾“大使”)来往于日内瓦和贝尔格莱德；(三)降低规格，由约翰逊助手马丁(驻英国一秘)在日内瓦继续谈。杜勒斯表示不反对降低规格，但不希望会谈破裂。[92]约翰逊还是希望与中方在日内瓦继续会谈，他认为兰金不是个合适人选，他不会被中共接受，他倾向于美驻葡萄牙大使或是驻波兰大使比姆。饶伯森反对将会谈地点由日内瓦移到华沙，认为会有诸多不便，如通信设备等，而瑞士作为中立国作会谈地点较合适。他向杜勒斯建议，降低会谈规格，由马丁主持，以此来显示对中共在会谈中所持立场的不满，也是对周恩来11月15日声明[93]的一个有力的反驳。他建议约翰逊先进行试探，如果中共拒绝，再通知他们，美国准备继续会谈，但暂不派新的大使。
很显然，杜勒斯采纳了饶伯森的建议，并向约翰逊作了相应指示。12月12日，在第七十三次会谈中，约翰逊在就释放被扣人员、朝鲜战争中失踪人员、放弃使用武力等问题上作了一番声明后，宣布他将离任，由马丁接任。王炳南询问这是否是美方有意降低大使级会谈的规格和会谈实质。约翰逊答道，美方准备进行会谈，但不能派出新大使。王炳南除提出中美司法协助的协议草案外，坚持有关对约翰逊即将离任声明，他只能向约翰逊，而不能向马丁答复。
中方对于美方的举动是有思想准备的，1957年4月13日，周恩来接见埃及《共和国报》总编古达时说，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谈了一年半了，但是还没有结果。而如果美国不破坏会谈的话，也许还要继续下去[94]。5月20日，他在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时表示对美国有可能采取新的步骤来中断会谈的担心。周恩来在别的场合也曾说，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意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95]
由于美国拒绝指派新大使，中美大使级日内瓦会谈就此中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