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布赖特听证会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对美国对华舆论的一次转折。在听证会期间，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230]听证会结束后，公开讨论和批评美国对华政策再也不是禁区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日益成为美国公众的呼声。当尼克松政府终于下决心打开与中国交往的大门时，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也可以说是美国舆论已经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 * *
[1] 有关中苏结盟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阅牛军著“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Odd Arne Westad edite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7—89.
[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57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5—1956）》，第31—43页；赫鲁晓夫和苏共内部在这一时期决定改善和推进中苏关系的过程可参阅William Taubman,Khrushchev and Sino-Soviet Relation,pp.8—9，提交199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另可参阅伊·科瓦利：《关于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会谈》，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
[3] 关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和建议可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7—38,第61—6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30—631页；毛泽东在9月间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反映出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有关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51—262页。
[4]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72—573页。
[5]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1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6页；《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1页。
[7] 有关此次谈判的一些情况可参阅《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3—804页；李觉、雷荣天、李毅、李鹰翔主编：《当代中国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页。
[8] “Record of Conversation,Soviet Beijing Ambassador Pavel Iudin and Mao Zedong”,March 31,1956,Brothers in Arms,pp.335—343.
[9]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10]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1] 有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起草过程可参阅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1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1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4]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15]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吴冷西：《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66页。
[16] 《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66页。
[17] 可参阅李越然对彭真1956年11月访苏和周恩来1957年1月访苏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97—98，100—101页。
[18] 《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第67—68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41—142页；《忆毛主席》，第30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页。
[19] 《当代中国外交》，第112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9页。
[2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6—317页。
[21] 参阅《当代中国外交》，第113页。
[22]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页。
[23]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 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333页。
[24]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49—158页；《当代中国外交》，第11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58—159页。
[25] 《当代中国外交》，第25页。
[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6页。
[27] 《当代中国外交》，第11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7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28] 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2—143页。
[29] 中国方面认为在炮击前已经通知了苏方。参阅《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3页；《当代中国外交》，第115页。
[30]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9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册，第391—396页。
[31]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第804页；《当代中国核工业》，第32页。
[32] 《当代中国核工业》，第36、565页。
[33] 《忆毛主席》，第120页。
[34] 《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人民日报》1959年5月6日。参阅《忆毛主席》，第125—130页。
[35] 王宏纬：《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36] 《前苏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18页。
[37] 《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页。
[38] 尼·谢·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23页。
[39] 参阅张少华著，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湾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40] Alan J.Day edit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1984，（London： The East Press,1985）,pp.14—15.
[41] 《前苏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第19—20页；《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0—164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外交部外交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43]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4页。
[44] 有关的具体情况可参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298—299页；《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第72—73页；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88—89页。
[45]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第599—603、604页。
[46] 《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3—174页；列·别·杰留辛著，丁明译：《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2页。
[47] 《当代中国外交》，第117—118页。
[48] 《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第103页。
[49] 虽然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决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但是他们不可能不考虑面临的实际困难。例如张曙光的文章指出，即使中苏关系在1959 年已经开始逆转，中国对苏联援助的要求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一年中苏贸易额增加最快，达到20.98亿美元。中苏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8%。张曙光：《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1950—1960）——从文化心理角度所做的解释》，“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340页。有关中苏贸易的数字可参阅《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交涉可参阅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1页。
[50] 《走向破裂》，第91—92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第90页。
[5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4—105页。
[52] 有关的情况可参阅刘晓的回忆和分析，见《出使苏联八年》，第91—103页。
[53] 中国方面的评价可见《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议》，1961年1月8日，《人民日报》1961年1月22日。毛泽东本人在1960年生日当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时，高度赞扬了莫斯科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并对苏联表示了友好和密切的姿态。“Record of Conversation,Chervonenko and Mao Zedong”,December 26,1960,Brothers in Arms,pp.365—369.
[54] 《出使苏联八年》，第10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94页。
[55]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
[56] 《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
[57] 勃列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是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发出的邀请。《出使苏联八年》,第105页。“Record of Conversation,Chervonenko and Zhou Enlai”,June 25,1961,Brothers in Arms,pp.369—374.
[58] 《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
[59] 周文淇：《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
[60] 《出使苏联八年》，第108—109页。
[61] 参阅D·C·瓦特著，于树生、万紫、周国卿译：《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34—236页。
[62] 刘晓认为1961年3月和8月的华约会议是中苏关系重新紧张的起点。《出使苏联八年》,第115—116页。
[63] 《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0日。
[64] 《出使苏联八年》，第112页。
[65] 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中苏曾为如何评价斯大林发生唇枪舌剑的较量。赫鲁晓夫当时即声称：“如果你们喜欢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66] 《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谈话》，1961年1月7日。
[67] 《出使苏联八年》，第114，131页。
[68] 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3月31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年6月29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可参阅张沱生：《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论王稼祥对党的国际战略思想的贡献》，《环球同此凉热》。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第100页。
[69] 《当代中国外交》，第120页。
[7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02页。
[71] 《出使苏联八年》，第119—122页。
[72]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1963年3月9日，《学习文件汇编》，第3集，第16页；《走向破裂（1960—1963）》，第98页。
[73] 《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1963年3月9日。
[7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52页。
[75]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学习文件汇编》，第3集，第19页。
[76] 《苏中关系（1945—1980）》，第201—202页。
[7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学习文件汇编》，第3集，第75页。
[78] 《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44页。
[79] 《一千天》，第644—645页。
[80]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95页。
[81] 转引自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75页。
[82] 参阅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第44页。
[8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84] 《毛泽东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7月27日。
[85] 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1964年8月6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20页。
[86] 参阅鲁礼华和郭冰：《毛泽东加快三线建设评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38页。
[87] 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96页。
[88] 如下文献反映了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周恩来：《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1964年10月29 日；《加快三线建设》，1965年3月2日，《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卷，第490—493，504—507页。李富春、薄一波和罗瑞卿：《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5年5月19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第33—34、41页。
[8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4页；《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5页。
[90] 《当代中国空军》，第385页。
[91]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14页。
[9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59—360页。
[93]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08—515页。
[9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6页。
[95]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74页。
[96] 参阅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9—70页。
[97]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2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据该书记载中国支援部队是从1965年10月开始进入越南的。
[98] 《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99] 可参阅《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534页。该书记载赫鲁晓夫在1962年12月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责中国不应该反击印度的入侵。
[100]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101] 有关情况可参阅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载《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3—4页。
[102] 《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转引自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中美关系》，载《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第6页。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42页。
[103] 苏联《真理报》1964年9月2日。
[104] 《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105]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第541页。
[106]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发展》，第45页；《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第7页。
[10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54页。
[108] 周恩来：《我们将赢得进步，赢得和平》，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520—525页。
[109]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辑，第287页。
[110]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辑，第19页。
[111]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5—447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36页。
[11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1页。
[113] 《新华月报》1965年第4期。
[114] 《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5年9月7日，《人民日报》1965年9月8日。
[116] 《人民日报》1965年9月9日。
[117] 《谁在给印度侵略者撑腰》，《人民日报》1965年9月18日。
[118] Masaru Kojima，edited,The Record of the Talk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okyo,1980,pp.206—207.
[119] 《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苏联方面公布的数字更为严重，据1963年9月20日苏联政府的声明，仅1962年就发生边界纠纷5000多次。R·迈克法考尔和费正清著，谢亮生、杨品泉、黄沫、张书生、马晓光、胡志宏、思炜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9页。
[120] 可参阅李可和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5页。
[1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会议后周恩来“到林彪处谈话”，很有可能是周恩来向林彪通报了会议情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页。
[122]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人民日报》1968年8月23日。
[123]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124] 《毛泽东会见巴卢库的谈话》，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
[125] 王稼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3月31日；《略谈对某些国际问题的看法》，1962年6月29日。《王稼祥选集》。有论著指出，《王稼祥文集》收录的有关外交问题的论述只是王稼祥这一时期所撰文稿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文稿是为在内部会议发言而作。张沱生：《难能的探索，可贵的努力》，《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的国际战略思想》，第171页。
[126] 《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127] 《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在这篇文章中还没有直截了当地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但其含义是相当明确的。林彪在1967年11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
[128] 《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129] 王力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人民日报》1967年6月4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30]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67年8月15日。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3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67年8月15日。
[132] 毛泽东：《关于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1966年9月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28—129页。
[133] 《当代中国外交》，第209页。
[134]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
[13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7页。
[13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下卷，第963页。
[137] 《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963页。
[138] 关于《二七指示》形成的经过和主要精神可参阅：《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第123页。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杜易：《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页。
[139]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329页。
[14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7页。
[141] 同上书，第182—183页。另可参阅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365页。
[14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4页。
[143] 《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7年3月—1971年3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513—516页。
[144] “Zhou Enlai,Deng Xiaoping,Kang Sheng and Le Duan,Nguyen Duy Trinh”,Beijing,April 13,1966；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Hoang Tung”,Beijing.August 23,1966； “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Beijing,Septmber 29,1975,77 Conversations,pp.96—101,187—188.
[145] “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September 29,1975,77 Conversations,pp.187—188.
[146] 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147] 《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第18页。
[148] 同上书，第25页。
[149]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七十年代苏联对外关系大事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1、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07—708页；下卷，第247页。
[150]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苏联领导同谁联合行动》，《人民日报》1966年2月2日。
[151]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152] 可参阅《七十年代苏联对外关系大事记》，第2页；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抗美援越》，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6期，第8页。
[15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4页。“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Beijing,April 10,1967,pp.103—105.
[154]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Dong”,Beijing,October 9,1965； “Zhou Enlai and Le Duan”,Beijing,March 23,1966； 77 Conversations,pp.92—93,17.
[155] “Zhou Enlai,Deng Xiaoping,Kangsheng and Le Daun,Nguyen Duy Trinh”,Beijing,April 13,1966,pp.98—100； “Zhou Enlai,Kang Sheng and Pham Van Tong”,Beijing,April 29,1968,77 Conversations，p.129.
[156]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1967年9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07—408页。
[157] 《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
[158] 《人民日报》，1965年4月14日。
[15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51—452页。
[160] 同上书，下卷，第143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10、524页；周恩来：《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8—457页。
[161] 有关情况可参阅《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256—262页。
[162]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24页。“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Beijing,April 13,1968,pp.123—125； “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Beijing,April 19,1968,pp.125—128；“Zhou Enlai and Pham Van Tong”,Beijing,June 29,1968,pp.135—136；“Chen Yi and Duc Tho”,Beijing,October 17,1968,pp.136—137.77 Conversations .
[163] “Zhou Enlai,Kang Sheng and Pham Van Tong”,Beijing,April 29,1968,77 Conversations.
[16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
[165]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9页。
[166]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页。
[167] 同上书，第218、263页。
[168] 同上书，第233、249页。
[169] 《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79—281页。
[170]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89—191页。
[171] Chester Bowels,“The China Problem Reconsidered”,Foreign Affairs,Vol.38,No.3,April 1960,pp.476—487.
[172] 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上册，第283—284页。Newsweek,October 24,1960,p.16.
[173] John F.Kennedy,“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October 1957，转引自《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第209页。
[174] 《尼克松回忆录》，上册，第284页。
[175] 参阅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类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176]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3页。
[177] Tracy B.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Anna Louise Strong： Three Interviews with Chairman Mao Zedong”,China Quarterly,Vol.103,September 1985,p.493.
[178] Edgar Snow,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New York： Randon House,1962）,p.91.
[179]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pp.759—761.
[180] 《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48—454页。
[181]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3页。
[182] 《人民日报》1961年4月3日、6日。
[183] 转引自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199页。
[184] 《中央日报》1960年10月15日。
[185] Warren Cohen,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Totowa,N.J.：Cooper Square Publishers,1980）,p.164.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 No.3,Mcgeorge Bundy to Secretary of State,“Bunkering of Free World Ships Under Communist Chinese Charter”,February 3,1961,Paul Kesais,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1977（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Inc.,1980）,Reel 5.
[186]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Kennedy,1961（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2）,pp.259—260.
[187]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03—204页。
[188]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第359、362页。
[189] 《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214页。
[190] Paul E.Zinner,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61）,p.502.
[191] 《人民日报》1961年9月21日，22日，28日。
[192] 这八部著作包括：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U.S.Experience 1953—1967；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The Future of Oversea Chinese；The U.S.Policy and Asian Security.
[193] 资中筠在《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一文中，对此项目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15页。
[194]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335—337页。
[195] Letter from Kennan to Kennedy,August 17,1960,attached to George F.Kennan Oral History,John F.Kenndey Library（here after JFKL）.
[196]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Policy”,December 19,1961,James C.Thomson Jr.,Papers,Box 14,JFKL.
[197] Memorandum from Thomason to Harriman,“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Meeting,Janurary 2，1962： Discussion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and U.S.Policy”,January 12,Thomason Papers,Box 15,JFKL.
[198] 《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裂之认知与反应》，第171—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