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经过一周的激烈的辩论，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大厅里举行表决。电子计票牌首先闪出：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美、日等国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顷刻间，整个大厅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的提案在大会上进行表决，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这是联合国自创建以来最令人难忘的历史性时刻之一，经过22年的艰苦努力和斗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席位，联合国也从此结束了将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长期排斥在外的历史。这是中国外交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也是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费尽心机，蓄意阻挠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突破了美国设置的障碍，同意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提交联大讨论。这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作用的不断加强。为了继续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采取新的手段，设法使联大通过决议，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重要问题”议程。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是指新会员国的加入、会员国权利的停止以及会员国的除名等，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重要问题”需联大以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才能通过。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根本不属于该范畴，美国玩弄这个花招在本质上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并且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60年代，尽管有来自美国的竭力阻挠，在联大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国家却不断增加。但是，“重要问题”提案的程序手段还是构成了十分巨大的障碍，美国年复一年地促使联大通过该决议，便使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表决从简单多数变成了需要三分之二赞成票的绝对多数。在1970年的第二十五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提出的提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包括台湾当局的1票）、25票弃权，首次获得了简单多数。由于受到“重要问题”提案的限制，这个提案因不足三分之二仍然无法得到通过。然而这个结果所传递出的信息却令人鼓舞：中国最终重返联合国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美国政府也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随着中美走向缓和的进程，它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上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尴尬而棘手的局面。尼克松和基辛格心里很明白：“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除非我们坚持毫不妥协地同北京为敌的态度”[78]。但是一方面迫于国内亲台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护所谓的原则立场——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面子，美国政府还是要想尽一切手段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住台湾当局的位子。这最后一招便是“双重代表权”方案：“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79]为了给这个方案造舆论，美国政府官员甚至再度放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风声。
这个“双重代表权”方案在实际上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它不仅遭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坚决抵制，也遭到了来自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其次，它根本无视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同中国友好的现实。绝大多数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国家都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立场，不可能允许在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基辛格实现了对中国访问后，中美关系缓和的公开化则大大加强了这个趋势。第三，它事实上将再度使美国的对华外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联合国内制造“双重代表权”事实上是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制造障碍。因此，甚至连制定这项政策的美国政府官员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方案。
1971年9月22日，第二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一项表决，在议程上将美、日等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提案置于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的后面。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获得通过，那么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就根本不需要进行表决，可谓“胎死腹中”。美国在决战之前又失了“前哨战”，这便导出了本节开头所描述的一幕。
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取得的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胜利，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来说甚至多少有些意外，毛泽东也说他对这个胜利是“没有想到”的[80]。因而，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让当时正在为准备尼克松的访问而奔忙的基辛格感到几分尴尬也在情理之中。当联大正在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1971年10月20至26日，基辛格再度飞赴北京就尼克松访问及联合公报等问题同中国方面会谈。虽然这一次他不必为保密问题而提心吊胆，但是要跨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巨大的鸿沟，与中国就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达成协议，确实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
基辛格一行人刚下飞机就感到被中国方面来了一个“下马威”，从机场到下榻的宾馆，沿途都刷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类的标语；甚至在他们的房间里也放着英文的宣传手册，封面上就印着这条口号。虽然周总理立即纠正了这些做法，并且向客人作了解释，但是这的确向基辛格反映出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他将面临的艰巨使命。
在短短的6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了10次会谈，历时23小时40分。关于尼克松访问的日期、行程、会谈方式、通讯联络、安全保卫以及新闻采访等技术性问题，虽然有很多麻烦，但很快得到了解决。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为困难的，是标志这次访问成败的联合公报问题。
基辛格集中了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专家，草拟出一份公报初稿。为了突出总统访问的成就，这份初稿竭尽全力地要把中美之间的分歧含糊过去，同时用一系列外交辞令凸显所谓的共同点。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表示，不能同意发表这样一篇掩盖分歧、伪装一致的公报。周恩来指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掩盖分歧的做法会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81]。他提出，联合公报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82]
中国方面拿出的公报草稿开始时让基辛格大吃了一惊。它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双边及国际一系列问题的观点与立场，然后，留下了几页空白由美国方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显然，这将是一份充满着观点对立和分歧的形式奇特的联合公报。作为一位专门研究过外交史的哈佛大学博士、饱经国际政坛风云的外交家，基辛格也感到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公报草案。但他很快就理解了这种做法的高超之处，并不得不对这种做法体现出的智慧深表敬佩：“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我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形成某种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可靠的信念。我们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公报的祸根。而且在公报发表之后，我们不至于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83]
公报的基本框架确定以后，在公报的内容和文字上的起草工作依然进行得十分艰苦。对这样一份将奠定未来中美关系基础的历史性文件，其中一字一句的表述都需要经过反复斟酌。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既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改变一些关系，否则就无改革可言。掌舵者应善于迎潮水而上，不然有可能被潮水淹没。只有掌握时代精神，才能改进世界情况。”[84]本着这样的精神，中国接受美国的要求，对草稿中某些过于僵硬和尖锐的语句进行了删改。在最为困难的台湾问题上，基辛格经过反复考虑，以一段巧妙的文字表明了美国的立场，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个提法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和欣赏。
由于双方遵循务实、合作精神的指导，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虽然颇费了一番心机，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果。除了个别段落的内容和文字尚存争议外，中美联合公报的结构和内容大体上都得到了商定，从而为尼克松的访问扫清了道路。在公报的形式和内容上，双方共同创造的这种独特的做法也是永载外交史册的一项创举。在送别客人的时候，周恩来第一次用英文对基辛格说了一句话：“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对尼克松访问的期待和信心。
根据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达成的协议，1971年7月，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A.Walters）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建立了秘密会谈的渠道。利用这条“巴黎渠道”，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谈，基辛格本人也先后三次利用各种掩护参加了会谈。11月，基辛格在纽约会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开辟了进行相互接触的又一条“纽约渠道”。通过这些对话渠道，双方就安排尼克松访问、越南战争、美苏关系、中苏局势，尤其是当时发生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巴战争等一系列双边和国际问题广泛沟通信息、协调立场并且达成谅解和协议。[85]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会见为尼克松总统打前站的黑格将军
为了进一步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1972年1月3日至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Alexander M.Haig）率领先遣组一行18人来到中国。黑格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的几则口信，并且就联合公报的修改问题同姬鹏飞举行了会谈，双方还就国际和双边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黑格此行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尼克松访问的技术性问题同中国进行协商，为此双方分成各个小组进行专题会谈。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方面希望尼克松总统的这次访问能够通过电视向美国观众进行报道，但是当时中国不具备卫星转播的设备和能力。因此美国方面提出，鉴于租用卫星的费用比较昂贵，他们会提供所需的通讯卫星，中国只需要在地面接收站的建设方面提供协助。听到汇报后，周恩来总理当即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批评：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他要求转告美国谈判代表：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并且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请他提出具体的数字，中国将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一般的价格，不做冤大头。这三点意见体现了周恩来融合原则性与灵活性于一体的高超的外交艺术，美国代表对此也深表钦佩。[86]
美国政府在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多方面的准备工作。1972年2月9日，尼克松在新的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寻求能开始减少美中分歧的途径”，“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87]。2月14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出口限制，所有可向苏联和东欧地区出售的商品都可以向中国出口，从而使中美贸易达到了与美苏贸易相同的待遇。尼克松本人更是既兴奋又紧张不安，他大量阅读关于中国的资料，听取专家的介绍和建议，甚至练习如何使用筷子。在动身之前，他还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马尔罗到白宫，征询他对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88]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迎接尼克松访问的准备工作也在中国各地紧张、周密、有序地展开。2月7、8日，周恩来召集北京、上海、浙江党政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就接待尼克松的安全保卫、宣传教育、新闻报道、安排接待等各项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提出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89]他还要求有关人员学外语，50岁以上的自愿学，50岁以下的要强制学。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布置尼克松在华所乘中方专机的机组人员进行试航飞行。毛泽东也怀着同样兴奋的心情为他同尼克松的会见作准备，专门做了新鞋、新衣服，理发、刮脸。尽管不久前他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卧床休息，却始终惦记着尼克松抵达的时间和活动的安排。[90]
经过25年冰封的隔绝，经过历时3年不懈的外交努力，中美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偕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等飞越大洋，开始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也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对一个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访问。在尼克松出发前，白宫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送行仪式，包括副总统、全体内阁成员、国会两院领袖在内的8000多人出席了仪式。在仪仗队的鼓乐声中，尼克松发表了谨慎而充满希望的演说：
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20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到那里进行一周的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求某种办法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至于成为战争中的敌人。[91]
尼克松一行于北京时间上午9时飞抵上海，然后在乔冠华等的陪同下飞赴北京。11时30分，美国总统专机缓缓地滑入首都机场停机坪。舱门打开，尼克松偕夫人沿着舷梯走下，在离地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他就伸出了手，快步迎向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总理……这是尼克松精心设计的一个场景，为了弥补18年前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下令美国代表团不同中国代表握手的失礼。为了突出视觉效果，他还反复叮嘱随行人员不要在他下飞机时紧跟在后面，并且专门安排一名警卫把住舱门。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热烈的掌声中，尼克松的手与周恩来的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时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92]军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三军仪仗队。然后两人登上同一辆红旗轿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在汽车启动的时候，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93]
尼克松和这些美国客人们注意到，在机场并没有出现他们以为会出现的鲜花、彩带、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轿车驶过的街道和天安门广场也是冷冷清清，这不由得使他们感到有点失望。这种“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的接待规格是中国国内政治气氛所决定的，这同时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美两国间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不过，美国客人的这点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驱走了。下午2时左右，在尼克松刚刚收拾停当，正准备洗澡时，周恩来赶到宾馆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会见尼克松总统。
40分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走进了毛泽东堆满着书籍的大书房。“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尼克松记录下了这个“动人的时刻”[94]。他不知道，此刻80岁高龄的毛泽东病体未愈，医护人员正藏在附近的房间随时准备救护，他看到的依然是一个思维敏捷、充满着智慧与幽默的伟大领袖。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95]在众人的笑声当中，毛泽东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与尼克松会谈的基调，同时也指明了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所应着眼的基础——从“哲学”的高度、从着眼于长远的宏观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妙趣横生、寓意深刻的谈吐牢牢把握住了这次会谈的主题。“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尼克松的访问）”，毛泽东挥了挥手，“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96]轻描淡写之中，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同时也向尼克松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最终会找到解决办法的[97]。“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98]。接着，毛泽东用这句话表明了一个态度，中美关系应当超越于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之上，这样才能立足于长远。谈到大选的话题，毛泽东说：“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戏语之中，他肯定了尼克松不“夸夸其谈”，能从现实形势出发改变对华政策的行动，同时也肯定了尼克松这些“右派”对苏联的强硬态度。基辛格接着这个话题插了一句：“总统先生，我觉得左边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移动，而且批评你这样做。”[99]毛泽东肯定了基辛格的这个分析，显示出他对苏联侵略和扩张威胁的关切。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尼克松一行
尼克松在讲话中表示希望同主席和总理讨论一些国际和双边关系中的具体问题。他说：“主席先生，我意识到在一段时间里，我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赞同的。对世界新形势的认识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我们（美国）还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哲学，而是它对外部世界以及对我们（美国）的政策。”[100]
毛泽东接着尼克松的话题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作了一段概括性的阐述。首先，他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接着，他用他特有的语汇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来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101]
谈话的最后，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102]这两句话包含着十分深邃的内涵：首先，毛泽东肯定了中美在现阶段取得的战略性突破；其次，毛泽东对尼克松依然坚持的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旧立场表示了不满；第三，他也表示了对中美解决现有问题，最终实现友好的信心。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充分“体现出毛泽东鲜明的立场和超人的智慧”。[103]
下午3时50分，毛泽东结束了与尼克松的首次会见。在将近80分钟的会谈中，毛泽东超凡的魅力给客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用了整整两页的篇幅记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承认，在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类似年轻人听“摇滚乐”时感觉到的“颤流”——“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104]。与毛泽东的会谈是尼克松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似乎从未停息过与毛泽东在哲学领域的对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晚7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尼克松。当尼克松夫妇走进宴会厅时，军乐队奏起了美国民歌《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旋律。这是尼克松本人十分喜爱的一首歌曲，他曾经选用该曲子在就任总统的仪式上演奏。周恩来得悉后便点了这首曲子作为宴会的开始曲，并亲自指导乐队的排练。优美的旋律一下子就拉近了客人与主人之间的距离。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他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105]尼克松在致答词时指出中美两国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入会谈”；他号召中美两国“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并且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来描述他改善中美关系的急迫心情。[106]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
尼克松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当然不仅仅是参观游览、招待酒会和礼节性的会谈，他是带着一长串问题的清单来到北京的。在这个清单里，既包括着双方密切关注的台湾、越南问题，对双边关系未来的规划，还包括着他架构亚洲和世界和平结构的期望[107]。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尼克松同周恩来进行了5次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尼克松重申了美国的承诺，即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谋求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并在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军。但是他仍然强调目前还不能丢弃台湾，不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指出：“还是那句老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108]周恩来还指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已经等了20多年我可以在这里十分坦率地说我们还可以再等上几年。”[109]
双方还就苏联、日本、印度支那半岛、南亚次大陆等一系列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周恩来批驳了尼克松担心美国退出会造成的所谓“力量真空”，认为“美国撤出越早越好，越迟就越被动”。[110]对美苏的核军备竞赛，周恩来说：“下个世纪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111]
在周恩来同尼克松会谈的同时，中美还在其他层次上展开了谈判。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国务卿之间就关系正常化、互设联系机构、开展科教文体人员交流以及互通贸易等问题进行了5轮会谈。不久，双方即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
在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之间，围绕着联合公报的最后定稿问题，进行了十分紧张和艰苦的谈判。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双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上。乔冠华代表中方指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解决台湾问题就应该是中国的内政。美方提出“关心”它的和平解决，中国只能说希望并且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不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驻扎在台湾的美国军队当然应该全部撤离。美方只承诺“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在台军事力量和设施，这不符合双方的声明。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美国在台的驻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中方的措辞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美方只讲“逐步削减”是不能接受的[112]。经过几昼夜连续的紧张谈判和修改，双方相互作出让步，终于在访问结束的前一天，2月27日凌晨2时完成了联合公报的定稿。
除北京之外，尼克松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参观游览了故宫、长城、颐和园、西湖等风景名胜，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工业展览会，还观看了文艺体育演出。其中，杭州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给尼克松夫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尼克松等在去杭州的飞机上
2月27日下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发表讲话，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和强烈反响。《公报》列举了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看法，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公报》强调指出，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争端。因而，《公报》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方面在《公报》中重申自己立场：
台湾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或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则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公报》还声明，两国同意扩大人民的联系和交流、逐步发展贸易、保持接触、交换意见并就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磋商。[113]
至此，尼克松总统这次对中国的访问可以说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当晚中国方面为尼克松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主宾举杯同庆、开怀畅饮，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尼克松在即席讲话中表示：“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月28日上午，尼克松结束了在中国一周的历史性访问，乘专机返回美国，周恩来总理到机场为他送行。同日，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正式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从1950年中美两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到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处于隔绝和对抗之中达22年之久。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美两国的对抗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由双方的误解和错误的决策引起的，还是形势使然?确实，中美双方都存在没有及时捕捉到对方信息的情况，都有误解对方信息的情况，但这些只是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决策者的回旋余地都是很小的。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不是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的根本原因，而是为两国对抗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契机。
中美两国在朝鲜兵戎相见确实是两国关系中的大不幸。在整个冷战中，美苏双方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可是亚洲冷战的烈度却比欧洲更大。在这里，不仅有冷战，而且有两次热战。朝鲜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中美两国都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即中美不能再战。在朝鲜战争中，中美两国军队的物质条件相差甚大，但美国并没有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美国确实领教了中国领导人的意志、决心，动员群众支持战争的能力，指挥战争的高超艺术，领教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体会到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中国军队向来是用劣势装备打败敌人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通过朝鲜战争，中国方面也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和技术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具有更大的作用。朝鲜战争使中美双方认识到，对抗给双方带来的代价有多大，而要压倒对方又有多么难。正因为有了这种教训，双方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都在谨慎地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使这两次危机都有惊无险。即便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中国也避免了像卷入朝鲜战争那样派志愿军大规模出征，美国也不敢大举入侵越南北方。印度支那战争更进一步加深了朝鲜战争的教训：中美不可以再战。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两国在对抗和隔绝的年代，从1954年到1971年，仍然举行了130多次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多少具体问题，毕竟保持了一个对话的渠道，有时也能进一步探明对方政策的底里。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政策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展开的，却没有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之，由于朝鲜战争，美国决策者认定中国共产主义比苏联共产主义更危险，更富“侵略性”，并把遏制中国的“扩张”确定为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的同时，对中国的遏制却有增无减。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关系可以基本上概括为美国的遏制与中国的反遏制。
中美两国走向和解的过程印证了中国一句古话，“不打不相识”。当着两国在印度支那尖锐对立的时候，走向和解的因素也在逐渐孕育成熟。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们禁不住要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智慧表示钦佩。在两国领导人作出这一决定时，他们面前的障碍层层叠叠，他们需要跨越的鸿沟就像太平洋那样宽。多年来的敌意和误解，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国内政治的制约，何况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决定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成为一种真正的“震惊”（shock），以致中国政府必须专门发一个文件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解释。
中美两国走向和解的过程又一次表明，在决定国家关系的众多因素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是长远地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但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尤其像中美这样两个大国的关系，要真正认识国家利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高瞻远瞩，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抓住本质，在美国方面还需要超越党派利益的局限。而在确认了国家利益后，要据此作出决断，采取行动，又需要大智大勇，需要把握时机，精心设计。当时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做到了这些，造福了后世，也给外交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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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指示是针对1968年1月5日苏军在七里沁岛挑起的流血事件，于1月24日作出的。边防部队根据指示秘密作好了反击斗争的准备，但由于苏军收敛了挑衅行动，反击计划没有实施。参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载《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
[2] 参见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48页。
[3] 参见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9页；毛泽东要求陈毅等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最早是在1969年2月19日提出来的。
[4] 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5]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6]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7] 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