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次一次地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信息，既坚持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又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大大地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12月2日，伍德科克把美方草拟的建交公报交给黄华。4日，他又告诉黄华，美国将在发表建交公报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时，由于黄华有病，由韩念龙代部长进行谈判。在12月上旬的一次谈判中，韩念龙提出了中方的公报稿。中方也把1月1日定作建交的日期。韩念龙还表示，在美方发表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时，中方可以不公开批驳，但将阐述自己的立场。他还告知伍德科克，邓小平将于12月13日会见他。[86]
得知这一消息，美方决定加快谈判的步伐。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一起研究了中方的公报草稿，提出了美方的修改意见。卡特还要布热津斯基通过柴泽民明白无误地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布热津斯基于11日会见柴泽民，强调要作出决断，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他说，“现在我想像朋友一样对你说”，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解决，很快就能达成协定，勃列日涅夫很可能在1月访问华盛顿。如果两国能迅速实现正常化，美国就可以立即向华国锋或邓小平发出邀请，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在1979年1月访问华盛顿。他希望邓小平能在勃列日涅夫之前访问美国。布热津斯基早些时候已经告诉柴泽民，如果中美两国不能迅速建交，那就得等到1979年很迟的时候，因为国会中的议程安排得很满。柴泽民立即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国内作了汇报。[87]
1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伍德科克和他的副手芮效俭。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会见伍德科克。伍德科克向邓小平呈上美方修改后的公报稿，并告知邓，为了避免国会中的争议，美国准备根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第十条，在条约到期前一年通知对方终止条约。邓小平问：这就是说，在一年里条约仍然有效。那么美国是否同意，在这一年里在对台军售方面不向台湾作出“新的承诺”？已经达成交易的武器仍可继续交付，但不能再有新的交易。他要求，对台军售就此终止。接着他还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伍德科克静静地听着，答应把邓小平的要求向华盛顿汇报。[88]
华盛顿与北京有13个小时的时差，伍德科克正好利用这个时差来向华盛顿汇报。读过伍德科克的报告后，布热津斯基立即约见柴泽民，建议12月15日（星期五）晚9时（华盛顿时间，北京时间16日上午10时）为双方发表建交公报的日期，邓小平访美将定在1979年1月下旬。因为卡特担心，消息可能事先泄露出去。[89]关于售台武器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中美领导人之间存在误解。美国答应的是在1979年内美国不与台湾作新的军售交易，但1979年以后，美国仍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中国领导人要求的是美国从此终止对台军售。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可以不作公开声明。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肯定会有人提出此事。布热津斯基拟出的回答是：在正常化谈判中，“美国清楚表明，它将继续与台湾的贸易，包括在防御条约终止后出售有限的经过选择的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中国方面不赞成美国在此事上的立场，但这不影响双方同意关系正常化”。[90]
12月14日，伍德科克两次会见邓小平，一次为向他通报，卡特总统希望在12月15日宣布中美建交的消息；一次为斟酌公报内容。邓小平有些困惑不解，美国还没有对他不就对台军售向台湾作出“新的承诺”作出回答，就要急急忙忙确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为什么要这样匆忙？伍德科克解释说，总统担心走漏风声，他希望他是第一个把两国建交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的人。伍德科克还说，可能总统会向全国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宣布这一消息。邓小平接受了美方的建议，并接受了卡特总统对他发出的访美邀请。[91]
其时，万斯正在中东访问。卡特总统打电话到耶路撒冷，告诉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展顺利，再过48小时他就要宣布两国建交的消息了。万斯颇感震惊。在他去中东之前曾经说好，如果中美建交谈判顺利，就在1979年1月1日发布消息，也就是说，在他与葛罗米柯在日内瓦的会谈一星期之后；他将要与苏联外长谈定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最后细节。他希望能像原来商定的那样推迟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否则苏联方面一定会感到意外和沮丧。但卡特没有改变主意。[92]
柴泽民大使与万斯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蒙代尔副总统（右起）
12月14日（华盛顿时间），柴泽民去白宫见布热津斯基，讨论正常化后两国的互访安排。柴泽民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美国同意终止对台军售之后。布热津斯基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在1979年这一年中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此后，美国将恢复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不胜诧异，这显然与他原来所理解的不同。布热津斯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在这个最敏感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一致，甚至还存在着误解。会见柴泽民后，布热津斯基立即致电伍德科克询问，中方是否了解，从1980年起，美国将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报告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谈判记录，关于这一点曾“含蓄”地提到。但白宫仍不放心。卡特总统指示布热津斯基，除非中方了解，他可以向国会保证，在正常化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仍将继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自然，售台武器是有限的，是防御性的，但美国总统要保留这个权利。
布热津斯基即刻致电伍德科克，要他紧急求见邓小平，向他说明，在正常化后美国要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这时，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只剩下10几个小时了。12月15日下午4时左右，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们说明来意后，邓小平怒不可遏，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说完后，伍德科克说道，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正常化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过渡时期，不但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而且海峡两岸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最后，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反的作用。邓小平决定，先与美国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之后接着谈。他说，他保留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伍德科克无权表示同意，但表示他将立即向华盛顿如实汇报。[93]
这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两天前，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号角，成为即将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国内政策上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的同时，也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抉择。
当布热津斯基15日一早（华盛顿时间）到办公室时，伍德科克的电报已经放在他的桌上了。他立即接受了这种新的安排，并去向卡特报告。8时45分，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向他说明了最新的事态，但解释说，美国不可能将对台军售保守秘密，这是不现实的。国会中会吵吵嚷嚷，台湾也会将它公开。但他又保证，美国不会主动公布对台军售的消息。“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会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仍将向台湾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将表示，中国政府反对这种军售，但双方同意关系实现正常化。布热津斯基要柴泽民立即向邓小平汇报。[94]
15日晚，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整个联络处，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对联络处美方工作人员都严格保密的。他们还在等待华盛顿的一个电文，华盛顿将把即将作出的声明通知他们。凌晨2点多时（北京时间），华盛顿的电文到了。芮效俭立即将它送往中国政府外交部。16日是星期六，伍德科克没有让联络处工作人员休息，相反，他召集了全体美方工作人员（约30人）会议，向他们宣布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工作人员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然后，他们都留在会议室，等待着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从短波收音机里收听卡特总统的广播讲话。采访芮效俭。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的声明说：
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
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95]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表示，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当记者问到“是否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用于防务目的的军事设备”时，华国锋说：
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96]
当华国锋总理在人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邓小平在后台坐镇。邓小平是中美建交这精彩一幕中国方面的总导演，这样说是恰如其分的。
卡特总统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中国作为一个占全球1/4人口的、富有才能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在世界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今后的年代中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且我相信，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但他同时也说：“我们继续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感兴趣。我特别注意我国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不要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接着，卡特又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他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的努力，也赞扬了伍德科克的杰出工作。他说：“我们从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我们既能同台湾，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牢固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又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10亿人民发展新的繁荣的贸易关系。”[97]
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从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有过热战，又有过冷战，有过长期的对抗和隔绝，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的结晶。这一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开始的过程，经过8年艰辛努力现在结出了硕果。[98]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大事。它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它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榜样。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两岸关系也是一个促进。虽然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从而迫使台湾当局必须面对新的形势。1979年1月1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既坚持了决心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原则立场，又表明了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灵活态度。1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代表团时谈到：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允许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商务、投资等关系。但“中华民国”的旗子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在谈到反对中美建交的美国参议员高华德时，邓小平诚恳地说，如果他来，我们会高兴地会见他，并从从容容地进行讨论，不会吵架。5日，邓小平在会见27位美国来访的记者时再次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政策。他说：
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这个良好的愿望。至于时间表，中国是有耐心的。[99]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些讲话及此后的另一些表态，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合乎情理，顺乎民心，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