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这天上午，邓小平致电卡特总统，热烈祝贺两国建交。下午，他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
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155]
在这里，邓小平把中美建交与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祖国统一大业相提并论，足见他对中美建交的重视。晚上，他出席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祝酒时，他特别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156]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划时代事件。1979年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迅速发展，军事关系开始建立起来，不同层次的互访十分频繁，两国关系恰似开了闸门的江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证明两国关系正常化确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在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是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根据中美建交谈判中达成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人民和政府间的互相信任和了解，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应卡特总统的邀请，于1979年1月28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在中美建交之前，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都已经访问过中国，所以邓小平副总理的访问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访问的一种回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首次访美。虽然从名义上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上都非常清楚，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中国“拿大主意”的人。[157]因此美国政府并没有把他当作一般的副总理，而是把他当作中国最高的决策者、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真正代表，按照最高的规格，给予热情、隆重、周到的接待。随同邓小平出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外交部长黄华、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等。当邓小平一行在当地时间28日下午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前往欢迎。这一天，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同时飘扬着中美两国的国旗，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
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正式仪式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并鸣礼炮19响。29日上下午和30日上午，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共进行了3次会谈。会谈是“极其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美方参加会谈的有：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欧森柏。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指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地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扩张，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的工作。卡特同意邓小平的看法，说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的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他赞成美中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他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很多困难，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等问题。邓小平希望，美国扎扎实实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感到孤立，转向依靠苏联；在中东帮助萨达特，对以色列施加恰当的压力，以免苏联钻空子，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更加靠近苏联；在韩国撤出全部美军，为恢复朝鲜南北谈判创造条件。对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约束不住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158]
在29日下午的小范围的会谈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就苏联支持下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苏联在这一带的做法犹如一个哑铃，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推行亚安体系；一头是通过控制阿富汗、伊朗、印度、南下波斯湾；连接两者的是马六甲海峡，苏联也正设法加以控制。这样，苏联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扩张就将连成一体。对苏联的这种战略部署，如不加以破坏，就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越南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由来已久。从战略全局考虑，有必要对越南的这种狂妄野心给以教训。只要步骤适当并有限度，我们估计，苏联将难以作出很大的反应。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邓小平是“以一种严肃的、非常特别的平静的、坚定的和强硬的方式”阐述中国的立场的。卡特总统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他要和他的助手们商量后才能给以答复。现在越南因为侵略柬埔寨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不要因为中国军队向河内进军而在国际上唤起对越南的同情。邓小平还说，如果对越南不加以束缚，他们会变本加厉。中国将采取有限行动，然后撤回军队。他以1962年中印边界的军事冲突为例说，越南人必须得到同样的惩罚。[159]
翌日上午，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单独见面，只有译员在场，讨论“教训越南”的问题。卡特总统拿出他亲自草拟的一个便条，表示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它“语调温和，内容清楚，强调了克制态度的重要性，指出了国际上可能的负面效应”。邓小平对卡特的评论表示感谢。同时重申，中国必须给越南一个教训，中国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而且行动持续的时间不会长，就是10到20天。他估计到国际上对这次行动会有不同意见，但到最后，多数意见会赞成中国的行动。卡特说，美国不是怕苏联，美国是希望把苏联和越南孤立起来，不要因为采取军事行动而使它们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邓小平表示中国将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考虑，但卡特得到的印象是：“决定已经作出，越南将受到惩罚。”鉴于这种情况，在邓小平访问期间，布热津斯基已经拟定了美国对中国行将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反应：美国将同时批评中国的军事行动和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并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兵。布热津斯基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避免国内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又可以把美国的立场表达出来。[160]
两国领导人还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邓小平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手捆起来，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他还指出，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出贡献，而不要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不要让台湾当局感到，有人在继续向他们出售武器，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他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要绝对谨慎。[161]
会谈以后，卡特总统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们的讨论是深入、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162]布热津斯基评论说，讨论是“非常坦率的，其方式是朋友之间、甚至盟国之间所特有的，而不是4个星期前还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方式”。在正式会谈结束时，布热津斯基感到深受鼓舞，因为“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了”。[163]
29日晚，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副总理。宴会厅里装饰着特地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各种颜色的山茶花，表现出主人对此次宴会的格外重视。[164]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3家全国性的电视网转播了这次“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筵席”。卡特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中美建交“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我们对一个多样化的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负有长期义务。我们相信，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国将在这个共同体中起一种合作的作用。我们的新关系特别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邓小平在答辞中宣告：“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邓小平在致辞中突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主题，他说，双方在建交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165]
在华盛顿期间，邓小平还出席了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六团体举行的招待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还与美国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并接受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和公共广播公司的采访，他还走访了国会，会见了多数党领袖博德和少数党领袖欧尼尔，与国会议员共进午餐。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两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高能物理协定，为期5年。
黄华外长和万斯国务卿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馆的协定。
邓小平和卡特亲自签订了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美两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其他领域及其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提供便利。两国成立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对方开会一次。协定为期5年。
方毅还同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普雷斯交换了文件，确定双方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所达成的谅解，将此作为履行刚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具体协议的一部分。
邓小平和卡特还亲自签订了两国文化合作协定。[166]
除了华盛顿，邓小平还访问了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邓小平一行所到之处，受到美国各界的热烈欢迎。在亚特兰大，来自美国17个州的州长参加了佐治亚州州长巴斯比举行的欢迎邓小平副总理的宴会。邓小平与美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一再表示，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千秋万代地友好下去，能在维护和平和发展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合作。在谈到两国的贸易前景时，他说，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167]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预言。他还反复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一定会对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的局势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邓小平副总理对美国的访问是中美关系史上空前的大事。这次访问与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开创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纪元，使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立即有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访问大大增进了两国政界和人民之间的了解，美国人民从邓小平身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形象，这对几年前还处于“文革”动乱之中的中国在国际上确立它的新形象是非常重要的。[168]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这次访问“从原先所设想的仅是礼仪性的外交访问，变成为一次具有全球地缘政治意义的高峰会谈”。[169]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双方已经商定，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和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即将访华。正待布卢门撒尔要访华时，中国边防部队从2月17日起在中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的河口、金平地区奋起自卫还击，对越南在中越边境用以对中国实行挑衅的军事据点实施粉碎性打击。尽管美国对此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对中美关系还是一个严峻考验。在中越边界战争爆发之后，卡特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同意布热津斯基先前设想的方案，即同时要求中国从越南、越南从柬埔寨撤兵。会议还决定致函苏联，要求苏联不要采取任何可能使形势变得更加严重的步骤，尤其是军事部署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布热津斯基还特地建议加上一句话：美国也准备保持同样的克制，言外之意是：如果苏联不保持克制，美国也会采取相应步骤。起先，国务院对这样的对策并无不同意见。但当国际上对中越边界战争越来越关注时，国务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提出要取消布卢门撒尔预定的对中国的访问，因为以前美国曾因苏联的类似行动取消过美国内阁级官员的访苏。布热津斯基提出，中越之间的危机不应影响美国与中、苏两国的关系，而如果取消布卢门撒尔的访问，那就必然对刚刚正常化的中美关系造成影响。霍尔布鲁克也同意这一主张。而且英国工业大臣也没有因此而取消对中国的访问。万斯孤掌难鸣。卡特总统在布热津斯基的报告上批道：“布卢门撒尔应该去。”布卢门撒尔于2月24日至3月4日如期访华。苏联远东军区于3月中旬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但这给人的印象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事后，布热津斯基写道：“由于卡特总统的坚定，新的中美关系经受住了炮火的考验。”[170]布卢门撒尔到中国后，对中国对越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提出了批评。布热津斯基不知道这是布卢门撒尔自作主张，还是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他与卡特商量后急电布卢门撒尔，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应当专讲两国的经贸关系，不要涉及其他。[171]
中越边界打响后，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卡特，气势汹汹地责问：邓小平访美两星期之后中国就向苏联的一个盟国发起了军事进攻，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但卡特决定不对苏联特别道歉。2月27日，他对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秘密协定，美国事先并不知道中国要进攻越南。他要求中国在进攻后尽快撤军，并指出，超级大国应该保持克制。[172]
除了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在1979年和1980年中访问中国的美国内阁级官员有：商务部长克雷普斯（1979年5月6日到15日），美国总统贸易谈判代表施特劳斯（5月26日至6月2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卡利法诺（6月21日至30日），副总统蒙代尔（8月25至31日），国防部长布朗（1980年1月5日至13日），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艾斯丘（10月17至22日），劳工部长马歇尔（12月15日至19日）等。
在这两年中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官员有：副总理康世恩（1979年5月28日至6月12日），财政部长张劲夫（7月10日至24日），农业部长霍士廉（7月21日至8月3日），外贸部长李强（10月22日至11月1日），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11月5日至12月7日），林业部长罗玉川（1980年4月24至5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4月28日至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5月5日至6月18日），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飙（5月25至6月6日），教育部部长蒋南翔（6月4日至20日），农业部部长霍士廉（7月5日至8月5日），邮电部部长王子纲（10月2日至9日），五机部部长张珍（11月21日至12月16日）等。
此外，还有多位美国的州长和市长、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访问了中国。
两国之间频繁的互访在各个方面推动了刚刚正常化的两国关系的发展。在这两年中，以下三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关于军事合作和交流问题。
关于偿还双方被冻结的资产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2月，美中两国政府先后冻结了对方在本国的财产。[173]1973年，两国开始讨论关于偿还资产的问题，但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实际上难以达成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当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时，他和中国财政部长张劲夫进行了讨论，并基本达成协议。在5月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时，双方达成了最后的协议，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解冻了中国的所有财产，总额是8050万美元，中国也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大约是美国财务要求总额1.97亿美元的41%。用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话说，这一协议的达成“排除了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174]
1979年9月9日，中国政府授权中国银行负责收回被美政府冻结的资产。10月1日，中国政府支付了首批3000万美元，余下的5050万美元将分五期支付，到1984年10月1日付清。1980年1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从1月31日午夜11时59分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被冻结的8050万美元资产予以解冻。
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是否享有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之间能否顺利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关键。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两国的贸易额很小，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突出。在正常化之后，如果中国仍不享有最惠国待遇，那么过高的关税就会成为贸易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
中美建交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突显出来。国务院仍追求对苏联和中国的对等政策，认为在最惠国待遇方面应该对中苏“一碗水端平”，也不与中苏两国发展军事关系。布热津斯基和布朗并不反对对等政策或平衡政策，但认为，中国与苏联相比较弱，而且中国对美国在某些方面有所帮助，如果机械地采取“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实际上是对较强者有利的政策。因此这种平衡政策要把中苏两国之间的差距计算在内。这种关于平衡政策的争论首先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表现出来。1979年3月，万斯和布卢门撒尔提出，可以同时向中国和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布热津斯基担心，由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处于微妙阶段，在伊朗的动乱中苏联反对美国，苏联还支持越南在东南亚的行动，参议院会否决对苏联的最惠国待遇，这样可能同时使中国不能享有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月底的一次会上提出了苏联关于移民和人权的问题，从而使苏联的最惠国待遇告吹。卡特政府决定结束这种平衡政策，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而不等待苏美关系的发展。5月14日，在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两国草签了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建立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并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175]7月7日，对外贸易部长李强和美国大使伍德科克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将在关税和手续税费方面互享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贸易公司和商号等商贸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内的对方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等等。[176]这一贸易协定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无疑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这一协定必须经国会批准才能生效。何时提交国会，仍然有个时机的选择问题。当时参议院中正在辩论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国务院中的苏联问题专家主张，在美苏关系稳定下来，走上正轨之前，暂缓向国会提交中美贸易协定，以免美苏中三角关系失调。他们认为，美国已经漫不经心地介入了中苏争端，并倒向了中国一边，美国不断向中国倾斜正是导致苏联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美国政府中另一些官员则提出，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捆在一起，简直就是以苏联的固执来惩罚中国。[177]卡特总统在6、7月间也还没有打定主意。最后，卡特总统支持了蒙代尔和布热津斯基等的主张，在诸如出口控制、进出口银行贷款、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双边关系的问题上，把中苏两国清楚地分开。在7月27日的总统早餐会上，卡特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一俟参议院中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问题有所进展，就向国会提出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这是卡特第一次表示要把中苏两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分开。有了总统这句话，蒙代尔更加努力工作，迫使万斯答应，在年底以前将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提交国会，宣布中国为“友好国家”，从而可以使中国免除限制共产党国家的某些约束，并为中国经济发展使用专项信贷。8月3日的总统早餐会上，卡特确认了这些决定。[178]蒙代尔副总统8月访华时告诉中国领导人，美国将放弃在诸多经济问题上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179]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指出，美国正在采取重要步骤来推进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他列举了4项：第一，卡特总统决定在今年年底以前把中美贸易协定提交给国会审议，其中规定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180]第二，两国将签订一项发展中国水电事业的协定，美国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帮助中国发展水电事业。第三，美国准备让进出口银行在今后5年内按个案处理的办法向中国提供总额20亿美元的贷款。如中国建设速度需要，还可增加。第四，卡特政府将在今年内寻求国会授权他通过提供私人海外投资公司的担保和保险的办法，鼓励美国企业界向中国投资。[181]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在蒙代尔访华期间两国之间又达成了一批协议，“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双方在1979年1月安排的议程，而这些议程双方原先估计也许要18个月才能实现”。[182]
10月23日，卡特总统将中美贸易协定和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公告正式提交国会。卡特总统在致参众两院领袖的信中说：“这个协定的缔结是我们为使两国关系为两国提供更大经济利益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它也将进一步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183]11月15日，克里斯托弗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作证时说：“仅仅外交承认不会自动保证正常和互利关系的发展”，通过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通过这个贸易协定，将能排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并为贸易创造刺激，这对巩固两国之间的纽带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非歧视性的待遇，中美贸易就会萎缩。由于美苏之间早在1972年就签订了贸易协定，而行政当局一直没有提交给国会，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平衡政策又被提了出来。克里斯托弗解释说，美国愿意发展与中苏两国的经济关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对其中一方采取的措施必须取决于同时对另一方采取相同的措施。美苏贸易协定何时提交国会取决于美苏关系的具体状况，而不取决于美中关系。[184]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对8票和294对88票通过了这个协定。1980年2月1日，中美两国在北京互换照会，两国贸易协定开始生效。2月14日，柴泽民大使在纽约的一次中美贸易关系研讨会上在谈到美国在华投资时引用谷牧副总理的话说：“我国将充分保证美国合营者的合法权益；他们在我国投资所得的收益，将不会低于在其他国家投资的收益，我们还将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术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185]7月31日，美参众两院批准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8月8日，卡特签署了上述法案和一项总统决定，认为海外投资公司的上述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186]
两国贸易协定的通过和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诚然，反对苏联的威胁是中美两国关系解冻、接近、直至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之所在，但实际上，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在经济上两国互有需要。近一百年来，美国商界有三次对中国市场表现了特别的兴趣。第一次是19世纪末海约翰国务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但当时，美国实际上没有能力与英国（在长江流域）和日本（在东北）竞争，美国的商业利益相对而言仍然是比较弱小的。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国家（如英、法）的势力大大削弱了，有的国家（如德、日）势力可以说消失殆尽，只有美国通过战时结盟与中国建立了真正的特殊关系。美国商界以为美国在中国发展商业利益的机会真的来了，因此迫不及待在1946年11月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商约。殊不知，国民政府没过几年就寿终正寝，美国商界的中国市场梦也随之破灭了，商约只是在台湾继续执行。第三次就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发生，使美国商界感到，中国这个一直被美国商界认为是潜在的巨大市场，现在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就在1978年12月16日，即两国领导人宣布正常化后的第二天，《旧金山考察记事报》的一条标题把中国形容为“（美国）商界的一颗巨大多汁的新梅”。文章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的话说，与中国的商业纽带的潜力似乎是“无可限量的”。[187]但如果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能建筑在协定基础上，不能制度化、正常化，尤其是如果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不能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进行，那么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就没有可能得到任何长足发展。而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要向全世界开放，没有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两国的贸易协定完全反映了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需要，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全局具有重要意义。在中美关系刚刚正常化时，两国关系有两条最主要的纽带：战略和经济。在此后的岁月中，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战略这个纽带难以继续加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纽带在一个时期中是大大地削弱了。但经过两国关系10年的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已经大大加强，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造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状况，因此即使中美关系在198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强烈的冲击，一次又一次地大起大落，但两国关系仍然能顽强地恢复过来，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经贸关系这个纽带在起作用。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1980年6月4日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指出：“虽然战略因素仍然是两国关系的核心考虑，但是70年代初那个有名的三边外交的框架已经不足以解释对华关系了。美国广泛的利益已经参与其中，如同盟友和朋友的利益参与这个世界上诸多大国中心越来越复杂的互动一样。”[188]
关于军事合作和交流问题。主要出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都感到有必要发展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和接触。在福特政府时期，双方都已经谨慎地就此作了试探。1978年，布热津斯基和布朗都感觉到，中美两国间在防务方面的某种合作是可取的，两国应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年，负责国际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阿布拉莫维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科技事务的主任和空间与防御科学副顾问休伯曼随同布热津斯基访华，是双方在向建立正式的军事交流关系发展的一个试探。此后不久，总统的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率领一个科技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包括了一些美国敏感的军事高科技机构的代表，包括美国宇航项目的负责人。[189]1979年1月，卡特总统亲自参与了推进中美战略关系。他在瓜得罗普与英、德、法等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如果西方盟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更宽松的态度，美国不会感到不快。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开始与中国进行某种“特别谈判”。布热津斯基一直主持其事，直到这年年底中美达成非正式协定。[190]
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是否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邓小平访美以后，这种争论更趋激烈。但苏联在阿富汗卷入的加深、对波斯湾潜在的威胁、在南也门势力的增长、伊朗危机及苏联利用伊朗危机反对美国，以及苏联使用原先美国在越南建造的海空军设施，等等，都使布热津斯基和布朗越来越感觉到推进与中国的战略关系的必要性。4月下旬，在每周一次的三人午餐会上，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终于在这一方面对万斯占了上风。接着，美国告诉英国政府，美国对英国向中国出售武器没有异议，并让他们不要把事情提交给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免麻烦。同时，布热津斯基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在高层次上作出美国愿意进行中美安全合作的表示。卡特接受了这一建议，5月3日，他与中国大使柴泽民作了一次长谈，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从而使两国的军事合作跨过了门槛。翌日，卡特将这次谈话内容向布朗作了介绍，并称：“让苏联人认为美中正孕育着军事关系不是件坏事。”[191]
7月11日，布热津斯基在给万斯和布朗的备忘录中写道：“总统从戴维营送来的便条表示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该向我们自己和苏联指出，我们可能别无选择，不得不反击他们（苏联）的行动（古巴在第三世界的行动，在南也门建立军火库，古巴在中美洲潜在的军事可能性的增加）。”[192]此后不久，布热津斯基、布朗和万斯同意向中国提供民用的先进成像系统，配有先进的导航仪器的喷气飞机。
8月下旬蒙代尔副总统访问中国。他于27日在北京大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
就中美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尊重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两国关系所作的特殊贡献。尽管我们两国的制度有时产生深刻的分歧，我们决心同你们一道发展我们在战略和双边关系方面的许多平行利益。因此，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世界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你们，它的立场就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惟其如此，美国实现了与贵国关系的正常化，惟其如此，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和加强我们的新的友好关系。[193]
这样，蒙代尔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美国的友好国家，中美两国将发展战略关系，反对中国就是反对美国。在此以前，在此以后，从来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作过这样明确无误的宣示。蒙代尔的访华是继邓小平访美之后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它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为了推进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布朗访华的建议，得到蒙代尔的赞同和卡特的首肯。在蒙代尔访华期间，他向中方提出了这一问题，中方立即作出回应，向布朗发出了访华邀请。此事在美国政府中再次引起争议。万斯认为这样的访问是不合时宜的。布热津斯基向总统指出，这事必须尽快决定，否则就会作为政府内部不和的又一例子泄露出去。在9月14日的早餐会上，卡特决定在一两个星期内需要宣布布朗访华的消息。布朗本人愿意10月中旬访华。万斯立即表示反对，认为美国仍然必须使对华和对苏关系保持平衡，布朗的访问是对苏联不必要的刺激。9月18日，万斯又向卡特提出一个很长的备忘录，指出，美国不应发展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因为这可能导致最后与中国达成一项协定。“这种政策将意味着美国最终放弃改善美苏关系的希望。这不但将加剧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而且会使欧洲盟国和日本预感到美国政策的变化。”布热津斯基和布朗也向总统提出了备忘录。布朗指出，由于当前美苏关系中的困难，他的访华正当其时。布朗还说，美国原已邀请了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访美，但遭苏联拒绝。布热津斯基要求总统批准布朗访华，并由万斯出面事先告诉苏联，这次访问的实质将由苏联的行为来决定。19日，卡特总统正式批准布朗访华。[194]
决定布朗访华以后，访问的具体内容仍然是美国政府内部辩论的内容。12月9日，万斯向总统提交备忘录称，他不再提倡“机械的一碗水端平的政策”，但是美中战略关系方面必须非常缓慢地发展，因为这种关系与其说会使苏联采取温和的行动，不如说会引起苏联的“恐惧和非理性”的反应。他反对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以免产生破坏稳定的后果。
布朗看了这个备忘录之后于13日也提出了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放宽对华技术转让控制的具体建议。他说，虽然“目前”还不宜向中国出售武器，但也不应当事先排除这种可能性。不管怎样，美国应当作出看得见摸得着的表示，美国是在向着一个“强大的安全的友好的中国”的目标前进。19日，卡特在布热津斯基草拟的备忘录上签字并转发给了万斯和布朗。卡特批准，在布朗访华之前，万斯应当采取措施放宽有关中国的规定。他授权布朗与中国进行广泛的战略磋商。
1979年12月29日，苏联公然入侵了阿富汗。多勃雷宁大使向美国政府保证，此事三四个星期就会过去，苏联并不认为此事会严重影响美苏关系。但其实不然。美国作出了迅速反应：参议院推迟批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停止向苏联出售粮食，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波斯湾采取新的安全政策。此事也大大加速了中美两国发展战略关系的步伐。布热津斯基敦促总统在布朗访华期间解禁原先不许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军事装备。于是就在布朗访华前夕，国务院解禁了近30种军事设备，允许向中国出口，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通讯设备、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机、卡车、电子干扰设备，等等。[195]
1980年1月5日至13日，布朗率代表团访华。这是美国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布朗离华盛顿的当天，卡特总统指示布朗告诉中方，美国准备考虑以个案处理的方式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武器。[196]徐向前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1月6日欢迎布朗的宴会上说，这次访问
使我们两国国防方面的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有机会相互结识并且就各自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这对增进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加强我们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将会是很有益的。
徐向前谴责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野蛮行径，指出：“苏联的侵略与扩张是使世界和平和各国独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根源。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要联合起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懈。”[197]布朗在致答词中说：
现在美国认识到了一个安全、强大、和平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攸关……我们已开始意识到两国的防务机构之间进行接触的益处。我将准备讨论安排这种专业性的接触和交流……所有这些方面的合作对双方是有益的，无害于第三者。但它将提醒其他人，假如他们对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进行威胁，我们能在防务和外交方面以相互补充的行动作出回答。这将提醒他们，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继续保持强大和稳固，并捍卫我们各自的重大利益。[198]
这是继蒙代尔副总统访华后，美国政府又一次毫不含糊地向全世界宣布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宣示比较原则，后者的表示更加具体，说明中美两国正在进行防务方面的“专业性”的交流和合作，正在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并表示两国将联合起来保卫它们的共同利益。这对苏联自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慑。
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分别会见了布朗。邓小平在1月8日会见布朗时说，苏联的战略重点虽是在西方，但它现在同亚洲、太平洋的战略连在一起了，变化就在这里。去年访美时，我向卡特总统强调，从东面算起，日本、中国、欧洲、美国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这样一个局势，当然也包括这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我在华盛顿访问时也多次说，我们不反对谈判，也不反对签订这样那样的协议，但这样做约束不了苏联霸权主义。“中美两国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对抗苏联霸权主义。”[199]
耿飙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与布朗于1月7日进行了会谈。双方广泛地讨论了国际形势，尤其是就苏联入侵阿富汗给本地区形势带来的严重影响以及两国应作出的适当反应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双方还探讨了鼓励和扩大两国防务机构接触的途径。1月9日，布朗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中双方的会谈是坦率和富有成果的，两国之间有共同战略目标的领域越来越多。会谈增进了双方对南亚地区形势看法的相互了解，并为今后的合作找到了道路。在同日的告别宴会上，他进一步表示，通过会谈，“我发现我们对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是相似的”，两国的“战略利益是相吻合的”，会谈“有助于保证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将会得到相互的加强”，“我们扩大了两国防务机构之间的来往计划”。徐向前副总理在宴会上说：“两国负责国防事务的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和建立的联系，在当前形势下，更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新发展，而且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将发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00]总之，布朗部长的访问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访问，是举世瞩目的一次访问。中美建交一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往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现在两国又扩展了防务领域的交往。中美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布朗访华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在1月24日发表声明称，布朗在访华期间表示，美国准备向中国转让美国不会向苏联出售的民用技术，美国准备以个案处理的原则向中国出售一些经过选择的军民两用的辅助性设备，如卡车、通讯设施、一些型号的预警雷达等。3月，国务院在《军品管制简讯》第81期上宣布了六大类可向中国出售的辅助性军事设备。4月1日，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个小组作证时说，美国的安全不仅取决于美国本身的力量，“而且取决于全球力量的均衡，而中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强大、安全和友好的中国与美国利害相关”。因为美中两国不再认为对方是对手，不再需要互相防范，美国就可以把资源集中用于应付真正的挑战。他还说，美国向中国出售的，必须不是战场上使用的武器和弹药，必须不是可用于化学、放射、生物、核子和导弹项目的物品和技术，必须是美国准备向所有朋友出售的。美国军火管理局在审查每一项出口时，将谨慎地考虑美国的安全、盟国的安全、每一项技术的可能的最终用途、它在中国当前军事状态下的适用性。而且中方应向美方保证，不将美国转让的设施和技术再转让给第三者。美国对这些设备零部件的供应可以使美国有效地监督中美之间协议的执行。[201]
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应布朗的邀请访问美国。为购买有关设备，刘华清一行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西屋汽车公司、哈尼威尔等大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5月25日至6月6日，耿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访问美国。他会见了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并同布朗、布热津斯基和新任国务卿马斯基[202]就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问题进行了会谈。布朗5月29日说，他和耿飙一致同意，他们之间的会谈“极为成功”，他们对地缘战略形势的估计有着类似的看法。双方拟订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价格资料。[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