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明朝建立，并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东方中心，洪武三年（1370）与高丽国建立宗藩关系，“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110]。由于明朝建国不久，高丽处于即将灭亡的末期，政局动荡，北元残余势力与高丽的纠结，明朝与高丽的关系没有正常化，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走入正轨。
1392年李成桂建立的李氏朝鲜代替了王氏高丽，并力图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朝鲜建国初期，由于辽东地区和女真等问题与明朝稍有误解，但从太宗开始两国关系好转，交流非常活跃。通过以朝贡关系为基础的“事大政策”，朝鲜接受明朝的先进文化，在经济上收获颇丰，并在国际上确保了朝鲜王朝的权威和安定。
明朝和朝鲜的交流主要通过朝贡进行。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行可以分为必须派遣的定例使行和非定期派遣的别行。朝鲜每年派遣三次定期使行，即正月初一的“贺正使”、祝贺明皇帝生日的“圣节使”和皇太子生日的“千秋使”，另有冬至季节派去的“冬至使”。别行如明朝皇储继位、皇帝驾崩或册封妃子等大事时派去的“进贺使”“谢恩使”“奏请使”“进献使”等。除了明初期的南京和清初期的沈阳外，都派往北京，所以朝鲜多称为“燕行使”，其留下的行程记录多称为“燕行录”。使节朝贡有马匹、人参、皮毛等，明朝又回赏丝绸、瓷器、药材、书籍等。朝鲜通过使节除了进行经济贸易，还在学术、文化交流上倾注心力。如今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同一刻版的利玛窦《两仪玄览图》，就是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朝鲜使臣黄中允出使北京时，途经辽沈带回李氏朝鲜的[111]。
根据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的统计，朝鲜向明清派遣使节共579次，其中明代82次，清代497次。《燕行录》是朝鲜使臣来到中国把所看到、所想到的事情的记录。题材有日记、诗歌、杂录等，作者既有官员，也有文人。朝鲜通过使臣朝贡土产品，明朝也回赐朝鲜需要的物资。因此《燕行录》是明清之际代表官方信使真实记录的重要的中朝间交通史籍。
明朝也派遣“敕史”到朝鲜，次数相对少，一年不到一次。《皇华伺候录》（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是1598年明朝杨嵩、万世德一行到朝鲜时作为纪念制作的契帖。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派“远接使”到义州，一直护送到汉城，在汉城设置“迎接都监”，有“接伴使”专门负责接待任务；在鸭绿江东岸义州设有“顺义馆”接待。明朝敕史被称为“天使”或“诏使”，得到最高规格的款待。
通过使臣的派遣，两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有广泛的合作，还在经济、文化、艺术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被派往明朝的朝鲜使臣往往是学术造诣深厚、社会影响大的官员和学者，他们到明朝不仅与官方，还与明朝的有识之士广泛接触，带回先进的治国之道和科学技术，还有大量图书、书画、地图等资料。
朝鲜使团由正使、副使、书状官、通事（翻译官）、军官、医生等正官和马夫、奴婢等侍从组成。朝鲜初期正官一般为八九人，后来逐渐增加到40多人，加上侍从总共有70多人。另派遣300—400人的护送团，从义州护送到辽阳。其主要交通有如下几条。
一、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
朝鲜和明朝的交流大部分由陆路进行，陆路有两条：一条是两国自古以来使用的辽东—义州—开京（后来迁都汉阳）线，两国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此路；另一条是吉林东部图们江两岸珲春—庆源的路线，在此暂定为珲春至朝鲜东北线，此路主要为明代居住在图们江北岸的满族进行互市之用。
（一）汉阳到北京的路线
这条路线分为汉阳—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等四段，沿着义州大道到达义州后，在义顺馆整理行装，休息几天，准备进入中国国境。
汉阳至义州为朝鲜境内路段。1394年朝鲜政府迁都至汉阳（今首尔），原来以开京为中心设置的交通路线逐渐调整为以汉阳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随着与明朝关系的逐渐稳定，靠近中国的平安道地区交通的军事功能逐渐削弱，驿站的设置和管理为接待往来的两国使节服务。如取消主要用于防御外敌入侵、海拔近500米的“慈悲岭驿站”，设置凤山和棘城。里程虽然稍远，但是道路平坦、安全。把汉阳至平安道义州路线中的“驿”改为“馆”。“馆”之称呼在高丽时期已经存在。与“驿”的独立行政单位性质不同，“馆”是属于各个郡县的附属机构，主要功能为迎送往来使节。从义州向汉阳的道路上经过10站，即所串（安宁）、良策（龙川）、东辇（铁山）、林畔（宣川）、云兴（郭山）、新安（随川）、嘉平（嘉山）、安兴（安州）、肃宁（肃川）、安定（顺安）[112]。
明代义州到辽东都司的辽阳要路过“东八站”，辽东地区山川多，道路崎岖，后来又有女真人的侵扰，所以是朝鲜使臣最担心的路程。
景泰元年（1450）倪谦出使朝鲜，撰《朝鲜纪事》。计自鸭绿江至汉城王城，凡历公馆28处，共1170里。倪谦景泰元年正月辽东启程。自辽东抵鸭绿江旧有8站，今废。过高丽冲、头馆站、东岭至浪子山，过背阴山、盘道岭至新寨，过高岭至连山东关口。东关系华夷界线。过分水岭至龙凤山，过八度斜列岭至凤凰山下营。凤凰山起程，过开州，汤站起程，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境内义州的义顺馆，四十里至所串馆，五十里至良策馆，四十里至东辇馆，五十里至林畔馆，四十里至云兴馆，五十里至新安馆，七十里至嘉平馆，五十里至安兴馆，七十里至肃宁馆，六十里至安定馆，六十里至西京平壤府，至大同馆。西京启程，六十里至生阳馆，六十里至黄海道黄州，七十里至凤山郡，三十里至剑水馆，三十五里至龙泉馆，四十里至安成馆，三十里至宝山馆，三十里至兴义馆,三十里至金郊馆,三十里至开城府,三十五里至东坡馆，五里至临津江,二十五里至原平府,四十里至碧蹄馆,四十里至接官厅，导入城。至景福宫门东南，退就太平馆。此路与《世宗实录·地理志·平安道》的驿路相同。可远追溯至高句丽、百济和王氏高丽时期。
辽阳为两国使节必经之路，在辽阳安定门外东南设有“朝鲜馆”，供朝鲜使节住宿休息[113]。朝鲜和辽东之间的贸易，尤其是辽东屯田所需要的马、牛等，直接从义州渡过鸭绿江运送辽阳等地，朝鲜使臣也经过义州—辽阳路去京师[114]。但是由于高丽辛禑王与明朝政府之间的矛盾，明朝阻断朝鲜通往京师的辽东路，辛禑十三年1387年）“十一月张方平等行至甜水站，都司使千户王成钦录圣旨以示之曰：‘今后高丽国使臣来者，于一百里外止回，不许入境。亦不许送赴京师……’”后来李成林、郑梦周等人也被拒绝入境[115]。说明在此前两国间经常经金元以来的“东八站”。出辽阳安定门之“东八站”之第一交通关隘，即前述汤河“大石关”（今辽阳弓长岭区石门岭）。
由辽阳西南到山海关经有鞍山、海州、牛家庄、沙岭、高平、盘山、广宁、闾阳、十三山、小凌河、杏山、连山、曹庄、东关、沙河、高岭驿站。基本亦为元明旧驿。
过山海关后还要经过滦河驿、抚宁县、永平府、七家岭驿、丰润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等地区才到达北京。
到北京的朝鲜使节得到礼部的接待，在会同馆滞留40天左右。入馆后的第二天换上公服，到礼部尚书那里传达咨文，再到仪制司向皇帝献表文。
这个时期的朝鲜驿路，在朝鲜人崔溥（1454—1504）的《漂海录》中也有详细记录。崔溥于朝鲜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初三赴济州奉差中突闻父亲去世，渡海回乡途中遭遇海难，与铜川42人从济州岛漂至中国浙江省台州府临海县地，被怀疑为倭人，后经审核排除倭嫌，走水路沿着大运河到达北京，再走陆路至鸭绿江回国。回国后整理行程，进献给国王，后整理为《漂海录》。全书用5万余字记述明朝弘治初年社会情况，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民情等。详细叙述了由北京经过辽东回国的路程：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会同馆启程，二十五日到白檀，二十七日渔阳驿，二十九日玉田。五月初一滦州，初二永平府城南，初三滦河驿，初四抚宁卫，初五过榆关驿，初六石河，初七过山海关，初八前屯卫，初九张公墓，初十过曲池河铺到大沙河，十一日宁远卫，十二日过五里河到塔山所城，十三日凌河驿，十四日小凌河，过荆山铺到左屯卫，十五日闾阳驿，十六日广宁驿，十七至十八日在广宁驿站逗留，二十日盘山驿站，二十一日沙岭驿站，二十二日新关门，二十三日辽阳驿，二十七日总兵官云，出骑马四十三匹、驮载马十五匹，用于遣送一行，二十九日从辽东启程。六月初一白家庄，初二分水岭，初三过斜哨山岭至八渡河，初四过鸭绿江。崔溥记述山海关内每隔十里设烽火台，关外隔五里设有标记里数的小墩[116]。有人统计，去除特别逗留时间，崔溥从北京到鸭绿江行速每天69公里[117]。这条明清时期的朝鲜去京师的陆路，其承接了千年以上的环黄、渤海古道。
成化年间以后，由于女真人经常南下骚扰这条交通路，为了两国使节的安全，明朝政府增设堡台，增加军队以加强防御。但是女真人的骚扰没有停止，以至于朝鲜使臣到辽阳后，改走南线，即经鞍山、海州、牛庄、沙岭、高平、盘山、广宁，从辽西进入北京[118]。
天启元年（1621）后金占领辽沈之后，东八站交通线被放弃。同年八月两国使臣利用海路，即走海路到山东登州，再从陆路转到北京。
（二）珲春至朝鲜东北线
明朝在开原到图们江流域设置有“开原东陆路”，渡过图们江直通今朝鲜“后门”东北部。这条路线从开原出发，东行直到南京，然后由南京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的东北部。这条路线，从今延吉市东渡图们江进入朝鲜的东北部，经随州（今朝鲜咸镜北道钟城）、海洋（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川）、秃鲁（今朝鲜咸镜南道端川西13里的古城）到终点站散三（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
朝鲜在西北地区增设新的驿站。这里的“站”源自元代的“站赤”，因为这里曾经在元辽阳行省开元路管辖范围内，元代从南京万户府（今延吉市）沿着东海岸哈兰府（又称合懒府，今咸兴市）设置11个站赤。
朝鲜在15世纪，在平安道内陆边境新扩张的领土上设置了“合排”临时驿站，承担传送公文、接待使节的任务。合排多在鸭绿江中下游，如在介川—江界段设置9个，闾延、泰川、碧潼、理山、云山段设置27个。这些站点在15世纪后半期转变为驿站。
15世纪中叶，朝鲜政府不断向图们江南岸扩张领土，并在元代图们江南岸原“开元路”辖内设置六镇，即会宁、庆源、庆兴、钟城、稳城和富宁，从此以图们江称为两国国界。为了加强图们江地区的边防，明太祖派遣李芳远和李之兰到图们江下游的庆兴筑城，建设防御设施，任命郑道传为“东北面都宣抚巡察使”，管理东北地区的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又设置新驿站，连接新都汉阳和西北地区的交通线。从咸兴（今咸镜南道咸兴市）沿着东海岸向北一直到与明朝边境会宁和庆源地区，设置了39个驿站[119]。实际上是继承了高句丽、渤海时期的古驿道。明初以慈悲岭至铁岭（今高山）为界线，以南经过咸兴直接到达汉阳，以北地区直通六镇。北部庆源府有江阳站、翁秋站、时原站，镜城郡有富家站、龙城站、吾村站和朱村站[120]。世宗时期在东北边境增设新驿站，即庆源增加马乳、阿山、燕基，镜城增加输城，会宁增加怀绥、丰山、宁安、栎山，钟城增加钟庆、抚安、鹿野、时反，稳城增加抚宁驿站。
这是朝鲜为了连接汉阳与西北边境地区的交通线路，也是为了加强与明代海东女真族的贸易往来。
二、明朝与朝鲜的海路交通
朝鲜和明朝的海路交通，随着辽东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明初期元代残余势力割据辽东，通往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被阻隔，所以不得不利用海上交通。明朝初期辽东仍为元朝残余势力所控制，因此去高丽的使臣只能走海路。如洪武元年明朝派遣符宝郎偰斯去高丽，赐其王玺书及纱罗缎匹。明初定都南京，与高丽的往来通过海路。明朝初期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赴京会试。由于海路曲折艰险，海难事故频发。洪武五年高丽派遣150人奔赴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遭遇海难，溺死39人。洪武皇帝得知命令：“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并嘱咐勿频繁入贡，后规定“三年一聘”[121]。《明史·朝鲜传》，洪武七年（1374）朝鲜使臣要求“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此时朱元璋基本控制了辽东地区，并在凤凰城设立定辽右卫（1373），辽阳有辽东都司，但是元残余势力，尤其是纳哈出经常南下侵扰辽东，因此这条陆路还没能使用。辽东和辽南地区建立卫所，控制局势以后，高丽使节改走辽东陆路，“十三年辽东送高丽使谊至京师”[122]。
（二）第二阶段
永乐定都北京后，辽东局势稳定以后主要通过陆路交往。其干线继承了由古“渝关”（今山海关）出行的傍海陆路。
（三）第三阶段
万历以后女真族兴起，势力不断南下，侵扰辽东地区，对明朝和朝鲜的陆路交通路线形成威胁。明朝政府在义州和辽东之间增设驿站，即凤凰城、斜烈站、镇宁（东）堡、宁夷堡（镇夷堡、通远堡），并派遣士兵驻守。后来不仅是辽东，连辽西地区，即辽阳以西的线路也经常受到干扰。朝鲜使臣苏光震于万历十七年赴明，记述了这段路程的艰险[123]。1620年后金攻陷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通往朝鲜的陆上交通被阻隔，从此两国不得不改走海路。“我朝自永乐七年（1409）从陆朝天，至天启元年（1621），辽沈路梗，复从海路”[124]。
鉴于后金政权的步步紧逼，明政府派遣翰林院编修刘鸿训到朝鲜商议对策，天启元年（1621）四月回国时辽阳已经陷落，只得造船走海路，走到旅顺口时遇上狂风，九艘船只全部沉没，随行人员大部分溺水而死，在海上漂泊三天，六月才从山东登州上岸。但是经过这次航行，两国找到了海上交通路线。同年八月明政府将朝鲜朝贡的路线改为“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125]。但是由于航海技术和航线生疏，海难屡屡发生，尤其是朝鲜的船只损失严重。事故多发生在旅顺口附近的铁山[126]。起初从安州（今朝鲜平安南道清川江下游安州市）乘船出发，沿着海岸线向辽东半岛。辽路被阻断后主要在宣川（今朝鲜平安北道宣川）、铁山（今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的宣沙铺乘船。
1627年后金军入侵朝鲜，冬至使宋克请求明朝政府允许从石多山出港：“陆路自平壤至石多山则不过一日程，水路由大同江回转于海口，则甚险且远。请依前例，乘船于石多山。”[127]到第二年经过明朝政府的许可，谢恩使李恺、冬至使安国驰则从石多山出港。
朝鲜洪翼汉、金湜、金尚宪走这条贡路，并分别写下《花浦航海路》（航行时间19天）、《槎行路》（航行时间29天）、《朝天录》（航行时间12天）的旅行日记。1624年洪翼汉去北京的海路记载于《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首站从平安北道郭山“旅槎浦”（义州南港口）出发，从海路到达毛文龙驻屯的椴岛，到辽东半岛沿岸的大鹿岛、石城岛、长山岛、黄鹿岛和渤海海峡的庙岛列岛，到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港。再从陆路经过山东、河北进入北京。从平安南道郭山的宣沙铺（旋槎浦）（天启丁卯以后从甑山县石多山出发）出发，60里到达铁山府椴岛（即皮岛），140里到车牛岛，500里到鹿岛，600里到石城岛，300里到长山岛，200里到广鹿岛，260里到三山岛，200里到平岛，1000里到皇城岛，200里到鼍矶岛，200里到庙岛，800里到达登州。再从陆路经过山东和河北到达北京。此路水路部分3700里，陆路1900里，与辽东都司贡道相比时间长、道路远、风险大。
因为季节、天气条件以及人为因素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花费的航行时间也有差别。总之航行时间没有陆路准确稳定。从登州走陆路，经过东莱、青州、济南、德州、景州、河间、涿州到达北京。
崇祯初年袁崇焕任辽东督师，为了限制毛文龙势力的发展，提出改变贡道。此条线路在平岛（今普兰店皮口镇西南1.7海里处）不南下，而一直向东，经过旅顺口，再沿着海岸线向北经过双岛，向北到南北信口（今大连长兴岛对岸），横穿辽东湾，经过觉华岛（今菊花岛），在宁远卫（今兴城）登陆，再由陆路南下至山海关。
这条路线海路风险大，陆路从宁远卫到北京的路上也经常受到后金军队的袭击[128]。因此朝鲜屡屡派遣使臣要求恢复登州线路。朝鲜使臣愚优在请求恢复登州旧路的奏文：“臣等一行，乘船五十日，始到觉华岛，得达广宁。海程之险，有难尽陈，自平岛至登州，风便一日程，而至觉华岛，则殆将倍之。”[129]但是崇祯四年孔有德等在登州叛乱，持续一年多，延误了登州线路的恢复。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乘胜追击，1621年3月先后攻破沈阳和辽阳，次年又攻打辽西，占领广宁城。从此明朝军队在山海关只有少量残兵把手，关外只有觉华岛还有万余军队。1622年袁崇焕被任命为“宁前道兵备副使”，他主张守护宁远城，次年大修宁远城垣，1625年以宁远为基地向北收复了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地区。1626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失败。之后到1643年后金进军北京前，明朝和后金政权处于相持阶段，双方几次议和，但是双方冲突不断。因此宁远城、觉华岛、山海关地区是当时政治上最敏感、军事上最不安全的地区。朝鲜使臣从开始就不想走此路，只是迫于明朝的压力，不得不遵命。
1627年皇太极率领大军征服朝鲜，与朝鲜订下城下之盟，约为兄弟之国。但是朝鲜仍与明朝保持交往。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出征朝鲜，彻底征服朝鲜，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从此结束，开始与清朝的朝贡关系。1638年，清朝规定朝鲜朝贡的道路，由凤凰城进入沈阳，并订立互市条约，凤凰城官民每年可以去两次朝鲜鸭绿江边的义州进行贸易，即春、秋两季，每次贸易时间为20天，由朝鲜通事官前往监督。
三、明朝与朝鲜的贸易通道
明朝与朝鲜的贸易在明与周边国家中占据第一位，贸易量大，而且长期没有间断。正式贸易主要通过贡赐活动实现。高丽和李朝遵循传统每年派使臣祝贺正旦、圣节、千秋节，一年三贡，明朝廷给予等价或优厚的回赐。根据《李朝实录》和《明会典》记载，朝鲜主要向明朝贡金银器皿、苎麻细布、人参、花席、香料、螺钿梳函以及马匹等，朝鲜可以交换到纱罗绫缎等织物、药材、书籍等[130]。明朝廷也经常遣使到朝鲜进行赏赐。另外李朝以各种名目派遣使者进行贸易。明廷为朝鲜使臣公贸提供一切方便条件，朝鲜商品也受到中国商人的欢迎。
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主要通过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线进行。
明初期为了扶持和开发辽东地区，从高丽和李朝购买战马和耕牛，为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政府根据辽东都司实际收过高丽节次解到马数9880匹，每匹给纻丝绵布各一匹，差官共运至辽东各色纻丝9880匹、绵布9880匹，李朝遣官至定辽领取马价[131]。
建文年间马价：“上等马，缎子则四匹，绢则十匹；中等马绢则八匹，绵布则十二匹。以白花蛇、木香、乳香等诸般药材并给之。”[132]
朝鲜使臣把马送到辽东都司收储，户部把马价布绢等运到辽东，朝鲜可领取[133]。
走私贸易。明朝对朝鲜的贸易主要由太监进行。在朝鲜京都开设市场，如黄俨曾请朝鲜政府准许“置市于崇礼门”，购买朝鲜禁贸商品，如细麻布、马匹、纸张等。如朝鲜的细麻布本来不能公开买卖，在明太监的要求下不得不投放市场。
太监在朝鲜的贸易量大，太监黄俨在朝鲜京城秘密建有私人仓库，运送商品所用“输转之丁至于千余”。
朝鲜权贵参与走私，走私人次之多，货物量之大，致使朝鲜驿站无力承担。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中原驿路，调发车辆，多至三四十，邮卒难于充数，以至倾产鬻子，怨苦日甚。每遇使臣之至，指而言曰：‘朝鲜贾胡来。’”[134]
辽东和朝鲜之间互市。洪武十七年（1384），辽东定辽卫奉朱元璋之命，渡鸭绿江与高丽互市，主要购买马牛、金银和苎麻布。但是由于这些物质在高丽供不应求，所以高丽政府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禁止与辽东互市。但是两国政治交往密切，贡赐活动频繁，辽东与李朝的贸易必然发展起来，从朝鲜的义州渡江到镇江城（今丹东市九连城），经过定辽右卫的所在地凤凰城，到达辽东都司的所在地辽阳，这条线路应该是辽东与朝鲜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辽东都指挥使司在辽阳城外盖造屋一所，专供朝鲜国使臣食宿停歇，此即怀远馆。
民间贸易。朝鲜义州到辽阳之间的交通驿站特别繁忙，辽东商人和朝鲜商人大量涌入鸭绿江沿岸进行贸易。辽东边民“结一周便民往来买卖”，而朝鲜边民也“潜入汤站之地，诱引汉人，带引货物，转卖图利者络绎不绝”[135]。两国边民互相进入到距离边境较近的义州、镇江城以至汤站等地。交易的品种有马匹、耕牛、缎布等纺织品和人参、貂皮等土特产。
除了义州—辽阳—山海关—北京线，明代女真与李朝的贸易则在北部图们江流域进行。明朝在开原到图们江流域设置“开原东陆路”，渡过图们江直通今朝鲜东北部。朝鲜在东北地区新设置驿站，并进行移民。在图们江流域两国边境之间，满族和咸吉道朝鲜人进行贸易。图们江、绥芬河流域和鸭绿江沿岸的女真人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已经与朝鲜进行贸易活动。庆源是最早出现的市场，永乐元年（1403）明政府设立建州卫以后，朝鲜政府一度取消庆源互市，引起女真人的不满，“建州人又激之，乃入庆源界抄掠之”[136]。永乐四年（1406）朝鲜政府重新恢复了与女真的互市，“命置贸易所于镜城、庆源”，“令彼人得来互市”[137]。朝鲜与女真正式互市，并扩大到“六镇”地区。因为铁器、耕牛流出太多，朝鲜政府曾经多次关闭互市，但实际上双边贸易一直延续到清代。
四、明朝与日本的水路交通
明朝与日本于洪武初期互派使者进行往来，洪武后期有所疏远，往来绝少。永乐初年规定日本10年一贡，人不超过200，但是往来人数和物品越来越多。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必须持有明朝政府发给的“勘合”（即凭证）贸易。
（一）海上交通
明代与日本的正式外交主要通过海路进行。日本派遣明朝的使臣从兵库出发，通过濑户内海，寄港于博多，经过五岛，抵达宁波。再沿运河而上，走余姚、绍兴、萧山、杭州、嘉兴、苏州、常州、扬州、镇江、淮安、彭城、沛、济宁、天津至北京。
明代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主要走福建漳州—长崎线。日本进行锁国政策，向明朝和西方国家只开放长崎港。中国则从南京、宁波、普陀山、温州、福州、台湾、厦门、漳州以及广东通往长崎，进行贸易。
（二）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
明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交通有两条：一条是通过“海西东水陆城站”与库页岛连接；另一条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交流。明政府为了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和图们江流域的各个民族，于永乐九年（1411）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设卫所。其中在黑龙江下游、黑龙江口以及今库页岛也设置卫所管理。
在库页岛设置三卫。“囊哈尔卫”于永乐十年（1412）设置[138]，在今黑龙江口对岸、库页岛的西北部朗格里[139]。明政府派遣官员，颁赐印信。依兰县出土了“囊哈尔卫指挥使司印”。“兀列河卫”于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设置[140]，在今库页岛东北部奴列河流域[141]。“波罗河卫”在正统以后设置，在今库页岛中部地区[142]。明朝政府的势力达到库页岛地区，交通驿站设置到黑龙江口，与库页岛隔海相望。在奴儿干都司境内的交通线路“海西东水陆城站”，是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进京朝贡的路线。这条交通线南接“开原北陆路”，北到黑龙江口今俄罗斯境内，与库页岛隔海相望。永乐皇帝讨伐元朝残余势力，曾远征黑龙江下游以及库页岛。永乐年间海西女真人内官亦失哈，曾经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为东北边疆建设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做出贡献。永乐十年（1412）第二次出巡到达黑龙江下游口和库页岛地区：“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馔。”[143]
明代北海道西北部的阿依努人到黑龙江下游与使犬鄂伦春(即满珲人)进行交易。库页岛各族称这些母民族为“山丹人”。这条路线是明朝东北与日本北部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服装和布匹是女真人的主要交易品种。明朝政府为了招抚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赏赐女真人粮食、服装布匹以及器用等生活用品。女真人用这些物品与北海道人带来的海产品在库页岛进行交换。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海西东水陆城站的终点站“满泾站”，渡海连接囊哈尔卫、兀列河卫、波罗河卫、白主和宗谷。这种状况沿袭到明、清两代。
东北与日本的海上交通没有正式开通，只是永乐年间倭寇也侵入到辽东湾。永乐十七年倭寇侵入辽东，总兵官刘江歼灭于“望海埚”（金州卫金线岛西北）[144]。
明朝与日本的交流间接通过朝鲜进行。明朝相当于日本的室町幕府（1336—1573）和德川幕府（也称江户幕府，1603—1867）前期。这个时期的政治中心在今京都。朝鲜和日本的交通从韩国的釜山经过对马岛，到达下关，再从下关航行濑户内海，直达京都。
朝鲜和日本在壬辰倭乱（1592）前就已经互相派遣使者进行政治、经济上的交流。1607年恢复建交，并12次派遣通信使[145]。日本去往朝鲜的使节种类多，中央和地方都有派遣，次数远远超过朝鲜。除了外交事务，经济贸易占主导地位。日本带来金、银、铜、硫磺等矿物及药材、香料、海盐，朝鲜向日本输出的品种有谷物、棉布、绸布、麻布和文房用具、书籍、大藏经、帆钟和佛像。朝鲜通信使的规模一般在四五百人，从汉阳出发，直奔釜山。汉阳到釜山的道路有多条，使节一般走“良才道”，即经过汉阳渡（沙平渡）、良才驿、龙仁、阳智、竹山、清州，再向西南的釜山。在釜山乘船经过对马岛，从这里由对马岛的领主与通信使同行，经过壹岐、蓝岛、赤间关、上关、蒲刈、牛窕、室津、兵库到大阪。再换船沿着淀川而上，在淀城登陆，再从陆路用两周时间抵达江户。朝鲜通信使乘船从本国出发，最后从日本返回，前后一次至少需要5个月，有时长达七八个月。
明代朝日海上交通，还有康应元年（1389）年足利义满以考察严岛（今广岛）为名游览濑户内海，随行的大名将此行记录成《鹿苑院殿严岛参诣记》。应永二十七年（1420），朝鲜使臣宋希璟回访日本时的路线记录在《老松堂日本行录》。从上述两个纪行录可以了解这个时期濑户内海的航线。
日本镰仓时期重点修筑的从京都到镰仓的陆路交通，沿着东海道沿线设置驿站，全长120多里，最快3天至4天到达。基本上与今天的东京—静冈—名古屋—京都线相同。当时陆路的交通工具仍然以马匹为主，《吾妻镜》记载，为了便于镰仓到京都路的畅通，源赖朝颁布法令向东海道沿线的庄园主征收马和粮食用于沿线。
当时朝鲜在釜山还设立“倭馆”，允许与日本的产品交易。朝鲜人从中国带来的商品再转卖给日本商人，间接实现了明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交通。这种状况沿袭至清代和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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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东志·书序》，《辽海从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6页。
[2]《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3]详《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
[4]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二《喀喇沁》。
[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洪武二十年九月庚寅”。
[6]《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乙酉”。
[7]《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条。
[9]《辽东志》卷九《杂志》；《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10]《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84页。
[11]《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四“正统元年十二月”条。
[12]详《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条。
[13]《辽东志》卷四《风俗志》。
[14]《全辽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5]《辽东志》卷一《地理志·风俗》。
[16]《辽东志》卷三《兵食志·武备》。
[17]《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财赋》。
[18]《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五“洪武三十年十月月戊子”条。
[19]《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条。
[20]《全辽志》卷六《外志·史考》。
[21]《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三“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22]《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七十一、八十一、一百一十二。
[23]《明英宗实录》卷十三“正统元年正月壬申”。
[24]《明宣宗实录》卷二下“洪熙元年六月壬午”。
[25]《寰宇通志》卷七十七《辽东都司指挥使司·馆驿》。
[26]马文升：《抚安东夷记》。
[27]《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午”。
[28]详李健才：《桦甸苏密城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
[29]随州县，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钟城府建置沿革”条。
[30]海洋，据同上书卷五十“吉城县建置沿革”条。
[31]秃鲁（亦称秃鲁兀），据同上书卷四十九“端川郡沿革”条。
[32]散三，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四十九“北青府建置沿革”条。
[33]箭内亘：《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版，第439—440页。
[34]《辽东志》卷一《地理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6页。
[35]和田清：《开原、古州及毛怜》，《东亚史研究·满洲篇》，第242页。
[36]《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卷二《辽阳行省》“开元路古迹”条，《辽海丛书》本。
[37]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第440页。
[38]箭内亘：《满洲的元代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第397—399页；池内宏：《元代地名开元的沿革》，《东洋学报》第十二卷第十三号。
[39]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分册。
[40]郭毅生：《明代建州卫新探》，《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
[41]孟森：《建州卫地址变迁考》，《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
[42]景爱：《关于开元路若干问题的探讨》，《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3期。
[43]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三十四《蒲鲜万奴传》；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太宗本纪》。
[44]冈田英弘：《开元城新考》，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日本讲谈社昭和三十五年（1960）十一月版。
[45]张泰湘：《试论元初开元城的位置》，《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
[46]《辽东志》卷九《外志》，《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47]《李朝太宗实录》卷十九“太宗十年三月乙亥”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