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代（17—19世纪）中国东北与东北亚交通网的进一步形成第一节 清代中国东北与李朝、日本和俄远东滨海交通的进一步开辟
中国东北是满族的发源地，南望山东登莱，东接朝鲜，北连远东俄罗斯，西临蒙古草原，因此清朝政府格外重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管辖和交通开设，先后设置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统治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仅在明朝的基础上补充和调整驿站，使东北地区的交通四通八达。其中从北京经过山海关，连接盛京、吉林乌喇、齐齐哈尔、瑷珲的南北线最为繁忙，也是清朝政府最用心经营的线路。在清代东北，驿站的设置主要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并增强了各地区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东北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东北地区驿站的设置，保证了“三将军”之间和北京间的联系，各军事重镇、边防要塞和将军地区之间的联系，也为连接朝鲜、日本的东北亚水陆交通提供了方便条件。
一、清朝与李朝的交通
后金兴起以后，由于朝鲜毗邻中国东北，区位重要，后金与明朝都曾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切断朝鲜与明朝的往来，而明朝的意图是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朝鲜初期仍和明朝合作。故1627年和1636年后金两次进攻朝鲜。此后朝鲜与明朝断交，结束往来聘使的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保持朝贡关系。从1637年到1850年的213年间，李朝向清朝共遣使615次，年平均达2.84次；同时，清朝向李朝亦遣使160次，平均每年0.74次。
清朝派往朝鲜的使者称为“敕使”，奉命到朝鲜办理各种外交事务。早在崇德年间英俄尔岱、马福塔即出使朝鲜[1]，之后陆续有满、汉官吏派去进行交流。朝鲜得知清敕使到来，设置“迎接都监”。敕使渡江前，朝鲜政府派遣使臣前去迎接，一般在汉城逗留时间较短，但是得到最高的礼遇。贡路与明代海、陆两行不同，只走陆路。因陆路距离近、时间短、费用少，路线与明代大致相同。
清朝东北与李朝的交通陆路主要延续明以来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辽东—鸭绿江—义州—汉阳路线；二是北路，吉林东部宁古塔—珲春—图们江—朝鲜庆源的驿路，后者可称为两国间的北路又一重要通道。两者均为千年古道，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靠此路。故此南路亦称“贡道”。清康熙年间，曾旅居辽东沈阳、铁岭的著名学者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记载：“朝鲜贡道从鸭绿江、凤凰城取道辽沈，如山海关而至京师。”当时在盛京（今沈阳）设有“高丽馆”，在朝鲜义州设有“顺义馆（凤顺馆）”。后者的北路主要为图们江流域的满族和咸镜道地区的朝鲜人互市提供了条件。以下分述如次。
（一）辽东路
主要地点从朝鲜“贡道”方向算起，是从李朝的汉阳、西京、义州，西过鸭绿江，路过今辽宁地区的镇江城、凤凰城、连山关、辽阳、沈阳、广宁（北镇）、宁远、沙河，进入山海关，至抚宁、滦州、玉田、蓟州、通州、北京，总里程为3100里，需要40天。朝鲜的《通文馆志》，是1708年由朝鲜司译院译官金指南和金庆文父子编纂的，书中详细记述了朝鲜后期对清以及对日本外交关系的所有礼仪规范的沿革和史略。书中记述了去往清朝的朝贡路线，自义州凤顺馆至镇江城、汤站、凤凰城、镇东堡、镇夷堡、连山关、甜水站、辽东、十里堡、盛京、边城、巨流河、白旗堡、二道井、小黑山、广宁、闾阳驿、石山站、小凌河、杏山驿、连山驿、宁远卫、曹庄驿、东关驿、沙河驿、前屯卫、高岭驿、山海关、滦河驿、抚宁县、永平府、七家岭、丰润县、玉田县、蓟州、三河县、通州，进入北京。自鸭绿江至北京计2047里，28天日程。与明以前由北京经辽东去朝鲜的路线和馆站基本相同。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西北彼我交界图》[2]，成书于18世纪，其中鸭绿江、图们江以北与中国交界地段的部分，应该是一种军事地图。中国部分地段如宁古塔、吉林乌喇、盛京、兴京以及山海关用红笔涂染，用红线标注从朝鲜义州经过辽东向山海关的路线，并注明各驿站。宁古塔到朝鲜稳城也用红笔标注，但没有注明具体驿站。另外，从辽东向朝鲜碧潼有红线标注，说明此路也有使用。地图空白部分有注释，注明驿站或地区之间的里程数，或说明某地区的地理状况。地图又用红线标注宁古塔、吉林乌喇、盛京、山海关之间的交通路线和驿站，并加以文字说明。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自朝鲜至北京路程记》（作者不详）一书，亦记述了19世纪朝鲜至清朝首都北京的行驶路线：“自义州凤顺馆至镇江城二十里，汤站七十里，凤城四十里，镇东堡四十里，镇夷堡六十里，连山关七十里，甜水站三十里，辽东九十里，鞍山六十里，海州卫五十里，牛家庄四十里，沙岭六十里，高平驿六十里，盘山驿四十里、广宁五十里，吕阳驿三十里，十三山四十里，小凌河六十里，杏山驿四十里，连山驿五十里，宁远卫五十里，曹庄卫五十里，关东驿五十里，沙河驿三十六里，前屯卫五十里，高岭驿五十里，山海关五十里，滦河驿六十里，丰润驿百里，玉田县八十里，蓟州八十里，三河县七十里，通州六十里，北京四十里，合一千九百七十九里。”此路在辽东以北不走盛京，而改走南路鞍山、海州、牛庄，又西北渡辽河“三叉河”一带回到广宁县，经闾阳、锦宁、山海关进入北京。这是取辽东南路去北京。其辽海间经站与明代基本相同。
清朝与朝鲜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非常繁荣，辽东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中江岛（今鸭绿江下游威化岛）是鸭绿江流域两国贸易的重要地点。中江开市始于1627年，16世纪末中断几次，一直到1700年[3]。原为官市，每年二月和八月各开一次。康熙后期私商参加互市，官市之后两国私商进行交易。朝鲜使臣由此出栅门（凤凰城柳条边门），经辽东去往北京。朝鲜商人亦有混入其中，与凤凰城附近的清朝边民进行交易，朝鲜人称为“栅门后市”。乾隆以后边贸发展，栅门后市空前繁荣，范围逐渐扩大，辽南地区、沈阳地区乃至山东、北京的商人也赶来交易（《通文馆志》卷三“开市”记载）。
（二）宁古塔—珲春—朝鲜东北线
在明朝“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线”已经开通，连接吉林东部到图们江流域的中朝两国边境地区。清朝吉林将军境内设置宁古塔—珲春线，朝鲜初期在咸吉道咸兴（今咸镜南道咸兴市）沿着东海岸向北，一直到明朝边境会宁和庆源地区，设置新驿站，连接新都汉阳和东北地区的交通线。清朝珲春地区和图们江南岸的朝鲜“六镇”之间交通仍然畅通，这条路线主要为宁古塔—珲春地区的女真人和咸镜道地区的朝鲜人的经济贸易提供便利。“雅克萨之战”前后，朝鲜出兵黑龙江，帮助清朝抗击沙俄的军旅交通线也利用此路。其后成为北边戍边道之一。
16世纪80年代开始，俄国势力逐渐向东扩张威胁清朝边境。顺治十一年（1654）在清朝政府的要求下朝鲜出兵征战，要求朝鲜“选鸟枪善手一百人，由会宁府听昂邦章京率领”，[4]朝鲜军队“奉命出征宁古塔，自会宁北行八日至宁古塔，又行百里至忽可江”[5]。顺治十五年清政府再次要求朝鲜协助作战，参战人员从咸吉道，尤其是朝鲜六镇选出：“精抄道内炮手：吉州二十五名，明川十六名，富宁十三名，会宁二十六名，钟城二十五名，庆源二十三名，稳城三十名，庆兴十名，合二百名。”[6]这些参战的朝鲜军队均取图们江“北路”进入中国东北而转黑龙江流域。
作为贸易地点的北路，主要在图们江流域原属“开元路”的会宁和庆源。会宁和庆源市场主要针对女真人、朝鲜咸镜北道各郡人与来自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乌喇（今吉林省吉林市）的商人进行。只在会宁开始曰单市；会宁、庆源同时开市称双市。单市时由礼部派遣朝鲜语通事二员，宁古塔派遣章京一员，笔帖式、骁骑校各一员，以及随从人员到会宁管理相关事物。双市时礼部往庆源派遣朝鲜语通事二员，珲春则派佐领一员，盛京派笔帖式一员。朝鲜方面则由咸镜道守直接管理。
天聪二年（1628）二月，皇太极要求朝鲜政府在会宁开市[7]，九月、十二月开市[8]。顺治年间会宁互市发展迅速，如顺治二年“开市清差一百六十八人，马二百四十匹出来于会宁府”[9]。到顺治十三年“清人之开市于会宁者，人马之数逐年增加，今年则马畜至于八百有余。所索之盐，亦至于二千五百石”[10]。
满族人主要出售的货物是皮张，朝鲜人则以耕牛为主。清朝入关之初，在会宁通常在十月后、冬至前，后逐渐固定为冬至以后。礼部通官从北京出发，经盛京出边到吉林乌喇城，再率领商人们到额穆赫索罗（今吉林省敦化市额穆乡），在这里过图们江到今朝鲜北部会宁[11]。会宁贸易分公市、私市和马市，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公市交易在先，主要货物是盐、犁和牛；私市上满族人用皮袄、布匹换取朝鲜人的牛、马、纸、布、瓮和盐。马市上满族人用“胡马”换取朝鲜的“北马”。
庆源与珲春仅隔一江，两地间的互市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开始（见前一章），明末因为战争暂时停顿。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设立珲春八旗驻防，由八旗官员与礼部通事前往庆源监督贸易。贸易每两年一次，珲春商人用鹿皮等土产换取朝鲜的牛、犁、铁锅等物品。这条沿图们江进入黑龙江的贸易通道自然也成为中朝间文化、部族通道。
二、清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水陆交通
清代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除经李氏朝鲜半岛转达外，主要在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的路线上继续沿行。吉林将军下属的“三姓副都统辖区”“东至东海滨，库页岛海域均在内”[12]。清政府对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及沿海地区和库页岛地区的赫哲族、鄂伦春族、费雅喀、奇勒尔库页等少数民族实行“贡貂和赏乌林”制度。乌林，满语，意为财帛。少数民族向朝廷供奉特产紫貂，由于此地的纺织业落后，政府赏赐他们服装、织物等生活用品。每年五月到八月政府在宁古塔、三姓设置临时衙署，各少数民族带着狩猎的貂皮，换取各种财帛。这一制度既满足了少数民族的穿着需要，也为东北亚地区的丝绸贸易创造了条件。为了照顾远地的库页岛居民，在靠近库页岛的普禄乡（今俄罗斯境内伊尔库特斯耶附近）又专设立收贡和贸易地点。《满洲源流考》记载：“居住甚远不能至宁古塔之库页一部，每年六月遣官至离宁古城三千里之普禄乡，收贡颁赐。”[13]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嘉庆八年（1803）亦记有“应领三姓地方颁赏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人等乌林诸物清册”的记载。赏赐给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人的丝织物品种和数量相当多，如女齐肩朝褂6套，无扇肩朝衣22套，朝衣188套，缎袍107套，蓝毛青布袍2075套，彭缎225匹，妆缎80匹，各色绢584匹，服装用蓝毛青布等合计18877匹，还有棉线、棉花、针、纽扣等服装材料。这个数量足够两地少数民族的需要，剩余的物品与邻近的各个民族进行交换。与日本交易的场所在北海道北部的宗谷，日本宽正二年（1790）桦太商场建立后，中国产品的输入口便由宗谷转移到桦太商场设有征税机构的白主[14]。日本《松前志》记载：“女真锦，其实就是当今在北京制作的清朝官服，由北鞑满洲传乳山丹，又经山丹传入北虾夷地萨哈林岛（库页岛）。”[15]库页岛的丝织品传到日本北海道地区。现藏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等单位收藏的“虾夷锦”，证明中国内地袍服和丝织品通过库页岛，进入北海道和日本内地的普遍性[16]。这就是被当代学者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北亚“虾夷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