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时期的交通驿传制度
明、清两代特别重视东北地区的交通管理，东北属于边疆省份，东有朝鲜和日本，北有俄罗斯，而且少数民族遍布边疆地区，其中女真、蒙古族的势力强大。因此东北地区驿传的军事性质非常突出。驿传的主要目的是为军事服务，尤其是开国之初建立的驿站重点将边防重镇连接起来，以保证公文传递的畅通和军队、军需物质的迅速调动。
（一）管理机构
明代“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44]。中央由兵部车驾清吏司管理，地方驿站设置驿丞，递运所设置大使。内地“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廪糗、庖馔、裯帐视使客之品秩、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45]。而在东北设置驿站的目的主要是传军令、运输军需品。东北等边境地区的驿站军事色彩浓厚，与内地迎来送往的主要任务不同。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地位，明代驿站有都指挥使司及卫所直接管理。地方由百户所的百户带管，不再另设驿丞和大使等职。《辽东志》载：“各处例有驿丞递运所大使，惟辽东驿递以本百户所军充役。”[46]根据驿站的大小灵活配置，如辽阳、沈阳、广宁等驿各设带管驿递百户一员，而较小驿站则两三驿设带管驿递百户一员。
当时政府关注北方的形势，从北直隶到辽东，沿线的驿站作为军用交通路，运输军饷等。“洪武二十四年正月辛亥”条：“北平布政使司左参议周倬言：大宁、会州、山海三卫所属驿马皆屯田军士牧养。……北平之遵化、石门、泺阳三驿，北接大宁要道，使客络绎，驿置马十匹。而永平府榆关、迁安、庐峰口三驿惟往辽东一路，驿置马十七匹。”
（二）驿夫的管理
驿夫为卫军或余军。在驿站地屯田，补充驿夫生活。一般设军队100人，由百户统领。一般站户世袭、父子相承。
辽东地区的驿站中最繁忙的要数辽西地区，通向山海关、北京方面去的高平、沙岭、盘山、连山、杏山等驿站属于交通要道，非常繁忙，所以人丁不足。所以把金州、复州、盖州等地区和海州、锦州等富庶地区的部分驿夫、士兵轮流调拨过来进行协助[47]。
山海关至辽东的驿夫由囚犯担当，并屯田：“命左军都督府，自山海卫至辽东，置马驿一十四，驿各给官马三十匹，以赎罪囚徒，为驿夫。驿百二十人。仍令田其旁近地。以自给。”[48]
洪武年间各驿站均以“谪戍者递送”，即将罪犯充当驿夫。驿夫逃亡接踵，到宣德初年已经是“旗军逃亡者十率八九，供具之物日渐减损，以至于无”[49]，维持交通往来已经非常艰难，因此常常临时从其他驿站调拨以解燃眉之急。
逃亡的驿夫多，故从山东等地卫所调军担任防御和运输任务。《明实录》“宣德二年三月丁未”条：“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巫觊奏：自山海关外辽东所属凡二十四驿，其十八驿，俱在极边。洪武中，以谪戍等递送。今四十余年，逃亡者多。凡外夷朝贡使臣及公差往来，于各卫队伍中，摘军协助递送。及秋冬。又调内地马步官军分隶诸驿防御胡寇，兼运粮积草，以备军储。今朝廷调青州中护卫官军及其诸属于辽东诸卫……”
（三）马匹的管理
明代辽东地区的各个驿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驴。根据驿站的大小分配不同数量的马和驴：“凡马驿设置马驴不等。如冲要去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虽非冲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大率上马一匹，该粮一百石。中马一匹，该粮八十石。下马一匹，该粮六十石。”[50]水驿：“凡水驿设船不等，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大率毎船该设水夫十名于有司。人户纳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51]辽东半岛的驿站交通负担较轻，马畜配置相对少，其余驿站则在20—30匹[52]。
一般站赤需要的牲畜和饮食都由站户负担，根据地区配备数量有所不同。所需马匹由各站驿夫准备，如有缺失，驿夫赔补，成为驿夫们沉重的负担。因为往来官员“公差私遣”，或以官贸为名进行走私贸易，马匹死亡现象日益严重。辽东地区配置战马，“弘治十六年正月辛卯”：“又辽东所属各驿马少，每拨战马摆堡递送。马多倒死，累军赔偿。”
北方驿站忙碌，马匹不足。“隆庆元年八月庚子条”：“辽镇驿递原系各卫所额设军户，与内地徭边者殊。又不给月粮，比大祲之后耗减七八。诸夷入贡，动满千人，一年数过，诛所无厌，马羸不足，借堡马以充，死则粥赏。故驿递日惫。而行五日虚，请以犒军余银。量发五十两济之。禁勿复借官马，重累堡军，而以辽镇市课买马分俵。”
辽东地区各个驿站马驴设置表
续表
此表资料来自《辽东志》卷三《兵食》[53]。
二、明清驿站的使用和管理
明清时期继承元，使用驿站的人必须持有“符验关劵”等凭证才可以通过驿站，包括符验、勘合和火票三种。符验由兵部发给，所差人员填好姓名、官职亲自领取，完事后缴回[54]。“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55]勘合，也称半印勘合，是政府防止利用文书作弊而实行的制度。古时符契文书上盖印信、分为两半，当事双方各执一半，用时将二符契相并验对骑缝印信作为凭证。凡调遣军队﹑车驾出入皇城﹑官吏驰驿等均须勘合。驿传勘合上填写乘驿人的姓名、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以及应得的马匹、车船、廪给数量。火票，亦名火牌，是军务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凭证。
每个站赤提供食宿，每日定量提供柴米油盐等物质：“凡经过使客，正官一名支分例米三升，从人一名支米二升。宿顿使客，正官支米五升，从人支米三升。水路俱支经过分例，陆路遇晩关宿顿分例。”[56]
除了军事任务，东北的驿站也成为贩运商品的交通路。由于往来商旅逐渐增多，加重了驿站的负担：“……远人辎重太多，则驿路与马太费，是疲中国之力，添远夷之壑也。今辽东有开原、永奠之市，宣大有新平、得胜、张家口之市。……三卫、女直、回夷，独不可仿而行乎。议在本镇领赏，亦在本镇开市。计其所需，不过布绢瓷器之类，募商与卖。则省夷人跋涉之劳。又免驿递支应之苦。”[57]
马市贸易的发展有赖于驿路的完备，反过来增加了对各路驿站的负担。明朝东北各个地区和民族的生产发展不平衡，各族人对互市的要求特别强烈。尤其是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各部迫切要求与辽东地区进行互市。明政府于永乐三年（1405）任命马市管理官员，正式开辟了广宁、开原两处马市，自此以后到万历年间沿着辽东边墙的兴城、锦州、义州、辽阳、抚顺、清河、宽甸等城堡附近开设马市或木市，为汉族与女真、蒙古族等民族商品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马市多分布在民族居住区的分界线上，而且位于重要的交通要道上，以开原为分界点，西边的八市主要与蒙古族、东边六市与女真族贸易。马市贸易以马为主，也有土产品在马市交易，尤其后期土产货物的交易更加活跃：兀良哈人带着马牛羊皮，女真人带着貂皮、人参、蜂蜜、木耳、蘑菇、松子等与汉族交易布匹、丝绸、陶瓷器、米、盐、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品。
清代驿站中央统一归兵部车驾清吏司，地方则由各州县管理。东北地区与内地有所不同，三地之间也有差异。
盛京驿传初期隶属盛京将军，康熙后期改由盛京兵部侍郎管辖[58]。侍郎下设关防官管理具体事务，康熙五十九年（1720）开始在盛京五部司员中选正、副监督各一名[59]，在沈阳设立驿站监督衙门。康熙前期每个驿站的管理人员因地域不同或由汉军千总或由旗下章京管理。如盛京至山海关线的巨流河至东关站，每站委任汉军千总人管理；而盛京至凤凰城线的各站由旗下章京管理[60]。康熙后期开始统一设置驿丞一人，每年由盛京兵部会同锦州副都统对各个驿站的驿丞进行考核。交通工具主要用马匹，根据站务需要分配不同数额，如盛京至山海关线、盛京至开原线运输任务繁重，安排50匹；而盛京至凤凰城线、盛京至法库县以及盛京至兴京线比较轻松，只安排10—15匹马。
吉林将军境内驿传直接“统于将军”[61]，将军衙门兵司管理各个驿站的工费银两、买补牛马以及勘合火牌的领取和使用等事物。康熙三年增设驿站监督一人，康熙二十五年增为两人[62]，监督由八旗协领兼任，下设两名总站官。吉林境内驿站分两部分管辖，即北路和东、西路。北路即吉林北部的金珠鄂佛罗站（哲松）以北的20大站，由驻在金珠鄂佛罗关防公所的总站官管理；以吉林为中心的东、西两路18大站，由吉林东北的厄黑木关防公所总站官管理。大站设笔帖式、领催各一人，配备壮丁25—30人，马、牛各30—40头；小站由邻站笔帖式兼管，配备壮丁10—15人，马、牛各10头。另外在尼什哈、佛斯亨、妙屯等站配有渡船和水手。
黑龙江境内驿站也由将军统管。将全部驿站分三部分：北路由墨尔根总站官管理；南路由茂兴总站官管理；西路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线由呼伦贝尔副都统管理[63]。各总站官下设笔帖式二人，每个驿站设笔帖式、领催各一人。齐齐哈尔至黑龙江城线、齐齐哈尔至茂兴线上安排壮丁26人，马、牛各20—30；齐齐哈尔至呼伦贝尔线上安排兵丁10人，马20匹，牛30头。
驿站的任务：在战争时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平时迎送往来官吏、少数民族和邻国朝贡、押送人犯等[64]。《清会典·兵部车驾司》：“凡驿递，验以火牌，定其迟速之限。”通常传递文书，以日马行240里为度；如遇军事上紧急文书，规定日行400里至600里的，要由经办机构签明。此急递制度元、明、清三代相沿。
驿路虽然是官用运输线路，但也为民间往来和商业贸易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各驿站只供官员食宿休息，商旅们则借住民宅。乾隆、嘉庆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增加，往来行旅逐渐增多，驿站附近出现了旅店。旅店的兴起弥补了驿馆的不足，并为民间交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明、清两代辽东交通桥梁关隘设施
（一）明代辽东地区桥梁和关隘一览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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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资料来自《辽东志》卷二《建置》。
清代盛京桥梁关隘表（根据《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三年版）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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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1972年春
由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至辽宁省开原县。先后在上肥地中学和县教育局（当时称县革委会教育组）工作。其间利用公余先后调查过开原老城、西丰县城子山山城、开原县威远堡、龙潭寺山城、马家寨山城等。其中1971年秋首赴马家寨高句丽山城调查。38年后（2008年12月26日），铁岭市博物馆副馆长周向永先生在《辽沈晚报》上著文称其为“第一个以专业的文化工作者调查发现该山城的人”。
1972年
4—7月，调入辽宁省博物馆后，参加北票县丰下“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全程发掘工作。其间首次体察朝阳、北票等辽西地区的出土文物和部分交通史迹。
1973年
夏，短期参加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张淼水先生主持的朝阳鸽子洞的发掘工作。小住喀左平房子半月，往返大凌河谷。初步了解“大凌河古道”的交通。
11月，在魏国忠先生陪同下，与馆长张坤生和姜念思首次赴黑龙江省阿城考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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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十六年正月”条，第3616页。
[2]载《高丽朝鲜的对外交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展览图录》，2002年版，第112页。
[3]《万机要览·财用编五》“中江开市”。
[4]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孝宗五年二月”条，第3835页。
[5]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孝宗六年四月”条，第3843—3844页。
[6]李澍：《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页。
[7]《朝鲜仁祖实录》卷十九“仁宗六年九月甲申”。
[8]《朝鲜仁祖实录》卷十九“仁宗六年十二月庚戌”。
[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仁祖二十三年六月”条，第3749页。
[10]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孝宗七年十二月”条。
[11]《北略纪略》，载《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2]《依兰县志·形胜门》。
[13]《满洲源流考》卷八。
[14]日本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等：《关于山丹交易问题》，《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15]［日］矢岛睿著，晓辰译：《关于虾夷锦的名称与形态》，《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第110页。
[16]［日］佐佐木史郎：《北方来的交易民——绢和毛皮与山丹人》，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6年版；［日］小林真人：《松前藩与山丹交易》，《山丹交易与虾夷锦》，北海道开拓纪念馆1996年版。
[17]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18]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19]康熙二十一年《盖平县志》卷上。
[20]康熙二十年《辽阳州志》卷十。
[21]《盛京通鉴》卷八。
[22]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23]《满文老档》，第940—945页。
[24]《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第294页。
[25]《清太祖实录》卷九“天命十年三月”，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
[26]方拱乾：《绝域纪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重印本。
[27]《吉林通志》卷五十七；《吉林外纪》卷三。
[28]《柳边纪略》卷三，《辽海丛书》本。
[29]《通文馆志》卷三“事大”。
[30]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31]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十七《驿站》。
[32]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33]杨宾：《柳边纪略》卷五。
[34]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关邮》。
[35]杨步螇：《依兰县志·形胜门》。
[36]《吉林通志》卷五十七“驿站”条。
[37]《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壬申”，卷一二二“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甲申”。
[38]《黑龙江述略》卷二；《黑龙江外纪》卷二；《柳边纪略》卷二。
[39]《黑龙江述略》卷二；《黑龙江外纪》卷二；《柳边纪略》卷二。
[40]《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二“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庚寅”。
[41]《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一。
[42]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载铁玉钦、王佩环主编：《清帝东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654页。
[43]《清高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44]《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兵部》，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753页。
[45]《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852页。
[46]《辽东志》卷五《官师》“吏目”条，《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
[47]《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六“嘉靖四十四年五月戊午”。
[48]《明实录》“洪武二十年七月丙戌”条。
[49]《明宣宗实录》卷五十八“宣德四年九月壬戌”。
[50]《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九《马驿》。
[51]《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九《水驿》。
[52]《辽东志》卷三《兵食》“走递马驴”条，《辽海丛书》第一册，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
[53]《辽东志》卷三《兵食》，《辽海丛书》本，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54]《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一《符验》。
[55]《明会典》卷一百一十九《兵部四·驿传》。
[56]《明会典》卷三十一《户部十六·廪给》。
[57]《明实录》“万历四十年五月壬寅”条。
[58]《嘉庆会典事例》卷三十九。
[59]乾隆四十九年《盛京通志》卷三十三。
[60]《锦州府志》卷四；《辽阳州志》卷二。
[61]《嘉庆会典事例》卷四。
[62]《吉林外纪》卷五。
[63]《黑龙江志稿》卷十一；《黑龙江外纪》卷三。
[64]《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一。
附录 本书作者历年考察交通史迹和考古调查等主要业务活动大事记
上京会宁府，初步了解“金源文化”与金代交通。
1974年
5月，借回开原探亲休假一周期间，考察了《辽宁史迹资料》中提到的开原老城、庆云堡、中固和昌图马仲河等地辽金时代的咸、铜、肃诸州遗址和交通史迹。补充在开、铁工作时的初步踏查。
1975年
9月，为考察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文物，与研究室杨仁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观民先生等，赴赤峰、敖汉等地实地考察敖汉大甸子出土文物。这是继1972年北票丰下发掘3年后，又一次专门赴辽西考察史迹文物。出发时由北票下火车，搭汽车北出东官营子大黑山炮仗沟隘口，经贝子府至敖汉。归途经赤峰北上，首次考察了辽代祖州和上京等契丹始兴地区的部分史迹与古道交通。
1976年
6月，为撰写《明代管理奴儿干的历史新证》，专程赴吉林长春拜会李健才先生，并与李健才先生一起首次考察吉林“船厂”旧址和阿什哈达摩崖等松花江水道，为其后二人合著《东北古代交通》打下基础。
1977年
5月，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冯永谦等赴当时归辽宁所辖的昭乌达盟（今赤峰）各旗县考察史迹并商借出土文物以作展。其间，先后考察辽上京、赤峰缸瓦窑和巴林右旗、左旗、阿鲁克尔沁旗、翁旗、林西、克什克腾旗等诸多博物馆和文物点。是第一次较系统地考察赤峰和辽西地区的县际交通和文物古迹。
1978年
春，为修改《明代管理奴儿干的历史新证》（《文物》1978年第11期），赴辽阳、鞍山两地考察所藏明代碑志和相关史迹。亲录油印本《辽阳碑志》，并考察千山、旧堡、东京城、东京陵等史迹。
6月，与副馆长郝汇川和研究室杨仁恺、刘忠诚等，考察河南、陕西、山东文物古迹。在河南博物馆安金槐先生陪同下，首次参观河南郑州商城、登封考古工地。后又考察了九朝古都洛阳、汉唐长安城、岐山、乾陵和山东齐鲁故城等重要史迹。
1979年
5月，约李健才先生首次调查吉林省农安古城，确认其为辽金之“黄龙府”。由李健才推荐读《奉使行程录》和元《经世大典》《析津志》。归来乘车由吉林农安返沈阳。一路经由当年金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所经之“沈州”至“黄龙府”故道中的沈州、兴州、咸州、肃州、通州、信州、黄龙府诸地。归后撰有《寻迹觅史话“开元”》。
1980年
6月，为修订《辽宁史迹资料》，与徐秉琨先生赴凤城县凤凰山山城、丹东市叆河尖古城、丹东市九连城和东沟县大孤山古镇、大鹿岛等地考察史迹。重点考察了凤凰山山城和叆河尖古城及由沈阳至凤凰城、丹东，转向鸭绿江口至东沟县一线的交通史迹。
7月，与何蒲莹赴本溪、抚顺两地考察史迹。重点是两地的博物馆馆藏文物和本溪湖等地的明清碑刻。其后回馆请教李文信先生，又复查了本溪县威宁营战国、汉代遗址和明代边堡。在本溪威宁营，首次调查确认在明边堡旁确有战国、汉代重要遗址（障城）。
10月，为补充《辽宁史迹资料》的调查，再赴鞍山驿堡、盖州、辽阳唐马寨、海城析木城、营口等地考察，实地调查了相关城址和交通史迹。归来曾撰有《辽代衍州与鹤野探考》（收入1985年《辽金史论集》第三集）。
1981年
春（5月），为修订《辽宁史迹资料》，与阎万章先生再赴辽南考古调查。主要是复查20世纪60年代由李文信、阎万章先生曾调查过的汉代和高句丽古城及相关交通史迹。先后调查了沈阳南塔山山城、辽阳燕州城，海城析木城、英城子山城，盖县青石岭山城、熊岳古城和营口县汤池堡、英守沟古城等。
同年，发表首篇东北交通史论文《张成墓碑与元代水达达路》（《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
1982年
4月，与阎万章先生赴铁岭等地考古调查。重点调查了辽北昌图四面城、八面城，铁岭催阵堡山城、小屯李成梁家族墓和明边墙遗迹等。其间对辽北之铁岭—开原—昌图—四面城—八面城一线的古交通，有切身体察，萌生编写《东北古代交通》的想法。
6月，邀请李健才先生来沈，共同商议编写《东北古代交通》，得到李先生赞同。议定由王绵厚先拟订提纲初稿。同时共同调查了金王寂《辽东行部志》中记载的沈州、懿州（阜新塔营子）、成州（阜新红帽子）等史迹。
年底，应辽宁省公路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之邀， 完成撰写 《辽宁古代交通地理述要》（发表于该机构内部刊物1984年第1期），并与该委员会同志考察了省内沈阳、新民境内的高台山、辽滨塔、永安桥、马三家子等交通史迹。自此集中精力思考《东北古代交通》研究。开始系统收集东北交通史迹资料。
1983年
秋，李健才先生来辽宁抚顺参加学术会议。与其议定由王绵厚草拟的《东北古代交通》的编写提纲和书稿撰写分工。第1—6章（先秦至辽金）由王绵厚执笔；第7—9章（元明清）由李健才执笔。李并提供部分北部部族交通的考古调查资料。同时与李健才先生和地名办薛作标共同考察了新民辽滨塔、巨流河、公主屯等史迹。
同年8月至1984年7月，由辽宁省博物馆和省文化厅推荐，离职入吉林大学古文献研究班，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学习。暂停《东北古代交通》写作。1984年夏结业时，由吉林大学组织，赴长春、沈阳、大连、天津、北京、承德、太原、大同、洛阳、西安、成都等地考察史迹。其间行程近万里，正值《东北古代交通》启动时，重点记录了经由地区的古城址、博物馆和交通史迹。
1984年
8月，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金史会议。会后与王承礼、王侠、干志耿、孙秀仁、王禹浪等赴宾县庆华古城考古调查。归后撰有《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首次提出黑龙江省宾县庆华古城应为北“扶余先世”的北夷“橐离国”王城（索离沟文化）、“掩淲水”为今拉林河的观点。
9月，吉林大学学习后，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同年秋，与王明琦先生赴锦州、葫芦岛等地考古调查。重点考察了辽西“碣石宫”、山海关、朱梅墓、崔家河沿、兴城和锦西台集屯古城等重要遗址及“辽西走廊”古代交通。10月，赴朝阳与邓宝学馆长共同考察十二台营子、安杖子古城等大凌河古道遗址和大庙乡“土城子”等战国秦汉史迹。
年底，应邀与阎万章先生代表辽宁省博物馆赴北京参加由曹婉如、葛剑雄等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地图集》编辑委员会。会后应约执笔撰写了辽博藏“九边图”和“两仪玄览图”等论文（见文物出版社《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二辑，1991年）。
1985年
5月，与在抚顺发掘高尔山山城的孙力、徐家国先生，结合山城发掘，重点调查了高尔山山城、新宾永陵南汉城、白旗堡和本溪边牛山城等高句丽山城。归后草撰《辽东梁貊与貊城》初稿。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考古调查基础上较早提出：高句丽的“主源”应出自辽东汉以前的“貊”族（大石盖墓文化）、太子河上游晚期青铜时代的“马城子上层文化”应为先秦之“梁貊”遗存（后修改稿发表于《中国考古学会第14次年会论文集》）。
7月，参加在吉林市召开的全国辽金史学术讨论会。会间与李健才、王侠先生共同调查了龙潭山山城、东团山山城等史迹。同月，基本完成了与李健才合著的国家“七五”规划项目《东北古代交通》的提纲细目和分工资料收集工作。
1986年
5月，与孙力等再次调查新宾县太子城山城、杉松山城。
6月，与《东北历史地理》编写组李健才、孙进己、冯永谦先生等，专赴辽、吉二省和东南三省（江、浙、沪）考察史迹。其间在上海拜访了《东北历史地理》总顾问谭其骧先生，讨论书稿事宜并合影留念。
1987年
4月，邀李健才先生在辽、吉两省交界地带的新宾、通化等地考察交通史迹。研讨交流辽代“四时捺钵”交通和唐代渤海国交通诸问题相关资料。
夏，与李健才、何明、孙力、魏海波等再次考察辽东本溪桓仁五女山山城、下古城子等史迹与太子河、浑江流域的古今交通。
1988年
5月，为筹备辽宁省博物馆建馆40周年文物展，赴赤峰和省内朝阳、锦州、阜新等博物馆考察业务。同时重点考察辽西地区的相关古城和交通史迹。
夏，随文化部副部长王济夫率领的“中国文物代表团”访美，考察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等地的博物馆和重要史迹。
秋，应张泰湘先生之邀，首访黑龙江依兰古城，探寻唐代“靺鞨”和辽代“五国部”之“鹰路”等黑龙江流域古代交通史迹。
1989年
夏，与房果大先生等随辽宁省文物展代表团首次访日。重点考察了东京、冈山、富山、京都等地的史迹与交通。
秋，为编写《东北古代交通》，再次考察隋唐东征之“唐马寨”“首山”“辽泽”等史迹。
同年，参与主编的第一部国家“七五”规划项目《东北历史地理》前二卷正式出版。
1990年
夏，应张泰湘先生邀请，为庆祝渤海上京博物馆落成，首次赴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上京。考察了渤海古城、镜泊湖等牡丹江流域史迹和北邻“黑水靺鞨”的古道交通。
9月，参加大连召开的第三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考察岗上、楼上、双房、老铁山等处青铜时代遗址、墓葬。体察秦汉以前辽东半岛的“巨石文化”墓葬以及与山东半岛有文化交流的海上自然交通情况。
同年，《东北古代交通》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1991年
8月，为编写《关东文化大辞典》，与李治亭、孙玉良、干志耿等，集中在吉林市考察史迹、审定书稿。
10月，去北京出差,与北大学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虎、马洪路等，专程考察了北京琉璃河古城和燕下都，探求燕国古史与古燕赵交通。
1992年
9月，参加在石家庄召开的“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间与林沄、田广金等与会学兄，共同考察邯郸赵国故城、中山国故城、刘胜墓等史迹。再次驱车历经燕、赵古道交通。会上提交论文《关于汉以前东北“貊”族考古学文化的考察》（收入该会议论文集）。从考古学上提出，西汉以前青铜时代的辽东“貊”族的大石盖墓等“巨石文化”“是辽东高句丽文化的先基”。
1993年
为编写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项目《高句丽古城研究》提纲，先后复察了省内燕州城山城、塔山山城和高尔山山城、下古城子等，并去抚顺、本溪、桓仁等地博物馆考察高句丽文物。
1994年
4月，时任辽宁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山东泰安举办的中国博物馆中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结业后统一组织考察齐国故城、曲阜、大汶口、临淄、邹县等史迹。归途由烟台赴大连海路，体察古登莱与辽东间的海上交通。
夏，王绵厚著辽宁省“八五”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秦汉东北史》出版。
秋，应韩国国立博物馆邀请。王绵厚、朴文英同赴韩考察，专门考察了汉城、光州、扶余、全州、庆州等地博物馆和古汉城、熊津、扶余、泗沘、庆州等地高句丽与新罗部分史迹及相关古代交通。
1995年
春，为编写《高句丽古城研究》，就近再次踏查塔山山城、边牛山城、石台子山城等，系统整理辽、吉两省高句丽山城文物档案和考古简报。
1996年
夏，参加在阜新举行的全国辽金史学术讨论会。再次考察塔营子、红帽子等地辽金古城和“懿州路”上的交通史迹。参与编辑（副主编）的《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六卷）出版。
1997年
夏，应韩国京畿道博物馆邀请，与由智超先生赴韩进行业务考察。专门考察了韩国国立博物馆、汉城大学博物馆和京畿道博物馆及汉山城等。同时应邀作《关于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三城一宫”地理考证》的专题学术报告。
1998年
5月，应辽宁省社科联和新疆社科联邀请，与吴世良等赴乌鲁木齐参加中西文化学术讨论会。考察天山南北、吐鲁番、交河古城、沙州、甘肃敦煌等中西“丝绸之路”交通史迹。
6月，应邀参加在吉林省通化召开的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提交名为“关于确认高句丽历史地位三要素”的论文。
11月，与副馆长马宝杰等参加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召开的北方十省区博物馆馆长业务交流会。其间，途经京北居庸关、北口、宣化、张北等古道，专程考察了内蒙古正蓝旗滦河上游闪电河流域的元上都等遗址。
1999年
5月，参加在旅顺召开的辽宁省博物馆学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该学会理事长。会间与刘俊勇、周向永等先生，考察了金州博物馆、营城子汉墓和大黑山山城等地，对辽东半岛南部的滨海交通和文物古迹进一步了解。
11月，应日本东洋文库东亚研究所邀请，赴日讲学和考察。先后在东京、大坂等地作名为“高句丽古城研究的相关问题”的讲座。其间由日本友人和徐光辉先生陪同，先后考察了东京、京都、奈良、平城京等日本古都和大阪、“鬼城”等重要古城。考察了日本从“关东”到“关西”部分交通史迹和重要文物点，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参观考察了早年汉代乐浪郡和奈良、京都等地出土文物。
2000年
春夏，先后赴阜新、朝阳、锦州等地参加学术活动，再次有重点地考察辽西各地与交通史迹有关的闾阳、蛇山子古城址等。计划为修订和进一步补充《东北古代交通》一书作前期准备。
秋，参加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在昆明大学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会间重点考察了大理、丽江、长沙源头等西南文物古迹。
同年，专著《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出版。
2001年
6月，在哈尔滨阿城参加全国金史学术会议后，与参加会议者专赴俄远东地区考察。从绥芬河出关，先后考察了双城子、海参崴等地史迹和博物馆。第一次亲自考察了俄远东滨海区的部分交通史迹。
8月，应台湾大学邀请，与孙守道、周晓晶等，经香港赴台北参加“海峡两岸玉文化学术讨论会”，其间考察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文物古迹。
同年，《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发表作品《辽代佛学字书〈龙龛手镜〉考略》。是国内第一篇研究这一名著的论文。
2002年
春，赴吉林通化师院参加高句丽学术讨论会。再次途经考察通化、集安等地“丸都城”“关马墙”等高句丽史迹。
秋，为筹备新馆《辽河文明》展览，与徐秉琨等驱车专赴辽西朝阳、建平、喀左、凌源等地考察文物史迹。重走辽西“大凌河古道”。
12月，承担的国家文物局“九五”边疆考古规划项目《高句丽古城研究》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中国文物报》列为当年文博考古“十佳图书”提名。
同年，作为评审专家之一，应邀为吉林大学魏存成教授的博士研究生王培新的博士毕业论文《乐浪墓葬研究》提评阅终审意见。
2003年
春，与省长城学会吉长胜、冯永谦等，专程考察阜新、沈阳、抚顺、新宾一线古长城和交通史迹。同年夏，应邀参加吉林省“纪念高句丽迁都国内2000年学术讨论会”。与会期间，再次考察集安、通化、长白等地高句丽史迹和相关交通路线。发表《论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貊系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的关系》论文。
4月，应邀为大连大学博物馆鉴定文物。归途中与孙守道、徐秉琨先生专门考察了“大嘴子遗址”。
8月，应东北师大刘厚生先生邀请，参加担任副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书稿讨论会，驻吉林松花湖一周。其间再次考察了松花江中游相关史迹和交通路线。同时应聘为该校“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委员会委员。
同年，申报的国家“东北工程”项目《高句丽的族源与疆域》正式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工程”批准立项（2003—2006年已完成）。
2004年
3月，为五女山山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受省文化厅委派，与梁志龙等踏雪考察桓仁五女山山城。
4月，为筹备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辽河文明”展览，与纪兵、蔺新建等，专赴山西、河北、北京等地考察。主要考察了新建的山西博物院及晋祠、华严寺、应县木塔、大同、云冈等史迹。驱车重沿太原—大同—宣化—承德—居庸关—北京等张北古道，实际体察古今文物史迹和燕山南北交通。
5月，与辛占山先生在沈阳接待联合国考察高句丽等世界遗产专家——日本著名考古学家西谷正。
7月，应海拉尔市邀请，参加“北方草原文化学术讨论会”。其间重点参观考察了海拉尔博物馆、黑城子、呼伦池和满洲里等，赴行草原之道数千里。
8月，应齐齐哈尔市政协邀请，参加齐市城市史讨论会，与李健才、齐心、孟广耀等共同考察金代“庞葛城”和金代西北界壕等史迹及嫩江流域古代交通。
9月，应内蒙古社科院邀请，赴呼市考察并参加“草原文明”学术讨论会，会上作重点发言。后《论草原文明形成的三个标志》登入2005年1月2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
同年秋，应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廖晓晴等之邀，专赴桓仁、集安二地考察“申遗”成功后的高句丽史迹。专门驱车经桓仁的“南道”至集安；回转经通化“快大茂子”和新宾旺清门的“北道”两条高句丽—玄菟交通古道，重访相关史迹。
同年，专著《高句丽与濊貊研究》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2005年5月—2008年初
应聘参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文物普查前期项目组和长城资源调查项目组工作。近三年间，结合项目考察，先后赴全国10余个省、市、区（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重庆、宁夏、甘肃、湖南、浙江、广西、福建）等实地考察文物史迹、培训普查人员。对经由省区的重要史迹和古今交通进一步亲有体察。至此，除西藏以外的全国30个省、市、区和长江以北的历代古都，都留下了考察的足迹。
2006年
5月，在京参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业务指导组期间，与北大学兄魏正瑾、杨志军，专赴河北易县清西陵等地考察史迹。再次体察古代燕、赵交界的易水河及燕云地区的交通史迹。
6月，《辽宁日报》专题报道：“长城脚下是故乡——辽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王绵厚专访。”提出重视辽海“长城史迹”与“长城文化”。
8月，应黑龙江省文物局和中央电视台专题组邀请，与徐秉琨、魏存成、朱国忱等赴渤海上京考察、专题报道相关重要发现，再次考察渤海史迹。
同年，专著《高句丽古城研究》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首届政府奖一等奖。
2007年
5月，在京项目组赴河南郑州，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培训班学员授课。同时参与郑州、新政等地的文物调查试点。回京途中，与魏正瑾等专程参观考察河南登封和安阳殷墟等文物史迹。
6月，奉国家文物局“三普”项目组委派，赴广西南海为该区“三普”培训班讲课，同时参与南海地区汉代窑址的调查，并考察了右江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
8月，应陕西省文物局邀请，与国家文物局第三次文物普查项目组侯石柱一同赴西安为陕西省文物普查培训班学员讲课。同时再次考察了阳陵和汉长安城等古迹。
9月，应重庆市文物局邀请，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项目组吴峰云为该市培训班学员讲课。其间考察了大足石刻和钓鱼城等史迹。
10月，应东北师大刘厚生先生邀请指导该校博士研究生实习。回沈赴朝阳、赤峰两地，系统考察了龙城遗址、辽上京、祖州、庆州、牛河梁、中京、敖汉、赤峰红山后和“夏家店文化”等重要史迹。重走辽代“二京”（中京、上京）之草原古道。
2008年
3月，经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省文物局推荐，国家文物局批准，与朴文英申报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获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课题”正式立项。该项目也是辽宁省文物局和辽宁省博物馆“十一五”期间研究规划项目之一（2012年完成）。
4—5月，应邀参与国家文物局长城资源调查专家验收组。先后赴山西、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六省区考察和验收明代长城资源调查。
春，参加省“三普”培训班，在喀左县为学员授课。与辛占山、徐英章驱车再次考察该县境出土有商周青铜器窖藏一线的“土城子”和“黄道营子”等重要古城。
5月，应大邱博物馆的邀请，朴文英到韩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在大邱国立博物馆、庆州国立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参观大量考古、历史以及美术展览，接触到考古界、历史界的同行，互相交流学术动态和思想，并得到不少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