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自更新世以来辽东和山东半岛间，含东延朝鲜半岛，已经有人类往来活动的基础。进入1万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东北亚环黄、渤海北岸的部族交通又取得进一步发展。尽管从全新世开始，由于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后海平面回升，形成了辽东与山东半岛间的水路阻隔，但随着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生产、生活能力的提高，以至新石器中晚期后，人类对舟楫等交通工具的掌握和陆路交通工具（如马的饲养）的不断完善，受人口的繁衍、部族共同体聚落的兴旺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交通作为原始部族、部落交往的必然形式，在当时没有文献记载的考古学文化史迹中，可以从多层次的人文交往中反映出来。这种古代交通文化在考古学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考古学文化编年中环黄、渤海两岸考古学遗存具有相同内涵的对应发展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普遍发现于中国北方的“细石器文化”，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等延至燕山山脉北缘至大兴安岭南北，并一直向东延续到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医巫闾山以东的“新乐文化”、“偏堡文化”、“丹东后洼文化”，乃至朝鲜半岛靠近黄海沿岸的“平安南道弓山遗址”等遗存中都有发现。其脉络可以勾勒出两条：其一，新石器时代的东北亚北方“细石器文化”传播路线，是从黄河以北的坝上草原，一直向东北延伸至黄、渤海沿岸，它贯穿中国东北和东北亚腹地，可被定位为最早的东北亚东西横向的古代文化交通线路之一；其二，从仰韶、山西陶寺、东下冯等文化，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下，至少在5000年前，已与上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笔者考证为“燕亳”部族）等形成南北互动交流。其中著名的红山文化 “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努鲁尔虎山谷，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中央部位而偏向于靠近华北平原的西南一侧。……（红山人）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18]。即在新石器时代“古国”阶段的部族，已经从文化的交流中凸显出不具备现代交通制度意义的古代“自然交通”或“文化交通”的人文内涵。
至于在黄、渤海前沿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对应发展则更加直接而明显。如辽东半岛的旅顺小珠山下层文化和郭家村下层文化，与山东半岛的长岛县大黑山北庄一期文化、大汶口晚期文化相对应，其年代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面貌雷同。其后辽东半岛小珠山上层文化和郭家村上层文化，又与庙岛群岛上长岛县的大黑山北庄文化、北长山岛的北城遗迹以及遍布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晚期及“岳石文化”相对应。其文化类型和时代，均属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一种由新石器时代向早期青铜文化的过渡阶段。这种文化遗存反映出来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代文化，从文化内涵、相对年代和地缘接壤上等综合因素来看，应当是东北亚环黄、渤海前沿部族往来和文化直接交流在远古时代交通史中的文化表征。正如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早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的那样，（日本）列岛上的最初居民，“很可能是在距今五千年以前，或者是七八千年以前——从居住在现今中国东北的滨海省一带，使用新石器的移住于这一列岛上的人，才是最初的列岛上居民”[19]。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延至整个青铜时代，即从公元前3000年前后开始，在整个东北亚地区与素面印纹或刻划纹夹砂褐陶共存的“半月形石刀”等典型磨制石器，是在环黄、渤海沿岸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又一有标志性的交通往来物证。这种半月形石刀，连同长方形石斧等，在辽西、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都有多处发现。其中最集中的是在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晚期，特别是在“岳石文化”中，“石器以半月形双孔石刀、三面（或四面）有刃、中间为长方形孔的石镢和扁平石铲独具特色” [20]。这种兴起于东北亚南部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半月形双孔石刀，跨越新石器晚期和整个青铜时代早中期，其地域在东北亚的环黄、渤海两岸，以上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最为集中，其文化传续东延至日本列岛。这三个半岛间的此类遗存，沿黄、渤海沿岸两岸中，在山东半岛以“岳石文化”为代表；在辽东半岛则与早期石盖墓、石棚、积石墓、贝丘遗址共存为代表；在朝鲜半岛则有平安北道“新岩里下层”、平安南道弓山遗址，黄海北道凤山郡智塔里遗址、大同郡林原面清湖里遗址，黄海南道海州郡南山遗址，汉城（首尔）寺岩里遗址等。它们的横向分布面，基本沿东北亚前沿的“东夷文化圈”环黄、渤海两岸展开，影响东及日本列岛。其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东北亚人文交通史和文化传播史上应具有特定的文化坐标意义。
二、辽东与山东半岛古代考古遗存反映出的古人类文化的交流
与如同上举的以“双孔半月形石刀”为代表的生产工具一样，两半岛间的陶器制作工艺和造型装饰，也表现为文化同源或长期交流的特征。如山东半岛包括庙岛群岛上的从大汶口、龙山到早期岳石文化普遍流行的盆形鼎、实足陶鬶以及肩腹部有直线三角纹、弧线三角纹或双涡纹等图案的，红陶黑彩的彩绘陶等典型陶器，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小珠山中、上层，郭家村下层遗址、吴家村遗址等均有发现。特别是庙岛群岛上较多发现的一种圜底、敞口、口沿外侈、肩腹部有附加堆纹、下部有长锥形三足的“盆形鼎”，在普兰店以南的辽东半岛南部普遍发现。而众所周知，“无三足器”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东北内地陶器的土著特色，“三足盆形鼎”应属典型的文化交流产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在岫岩县西北营村发现了面积为40万平方米的“北沟遗址”，其中出土了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特有的“三环足器”。这种为当地所不存在的典型器物应来自胶东半岛遗存。同样，由于古代半岛两边部族往来频繁，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山东半岛亦有逆向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在辽东地区和鸭绿江两岸的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文化）普遍存在一种具有土著特征的夹砂（含滑石粉）红褐陶“筒形罐”和压印蓖纹直腹罐等，在山东庙岛群岛乃至大黑山北庄和诸多“岳石文化”的遗址中亦多有发现。这些都呈现了出了几千年前两半岛间（东延至朝鲜半岛），部族先民通过黄、渤海海峡和半岛沿岸，频繁交往和流徙的人类历史印迹。
三、黄、渤海两岸古代交通史迹的当代考古发现
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即距今4000年至6000年前后，东北亚环黄、渤海沿岸古代交通的发展，除了表现为上述的古地理、古文化的多种联系外，在古代交通工具和物产特征上也有充分的反映。其中为考古发现证实的是位于黄海之滨的辽宁丹东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00年前），以及位于黄、渤海交接处的旅顺郭家村遗址（距今5000年前），两处都发现大量海上作业的巨型石网坠和一种“舟形”陶器，它同浙江滨海“马家滨文化”航海工具木桨的发现具有相同意义，证明了在进入新石器中晚期，沿黄、渤海沿岸的东北亚先民，已经具备与渔猎经济并存的海上生产和交通往来能力。泛舟入海，从内河和陆行，发展到舟楫海行，这是东北亚古人类交通史上的巨大进步。如上节所述，从山东半岛的长岛县庙岛群岛，东北向渡海，其间至辽东半岛老铁山一带，绵亘纵列诸岛间的海路，不过百余海里；而从北隍城岛到旅顺老铁山的直线距离，只有40公里。这实际上使几千年前具有原始航海能力的两半岛“东夷”族居民，可以借助绵亘两半岛的天然导航目标，利用简陋的航海工具，通行于两半岛间。在环黄、渤海两岸新石器末期以“东夷”部族为主的东亚先民的跨海往来，为东北亚古代诸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承和早期文明的跨区域传播，带来了划时代的历史性飞跃，构成了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继旧石器时代末的滥觞期，进入了具有部族文化双向互动交流的开启阶段——“文化交通”时代。
这种文化交流的第一标志表现在早期的物产资源方面。20世纪80年代，在东北亚前沿地区的辽宁大连大嘴子等地，在相当于“双砣子文化”和“大嘴子文化”的距今3000多年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迄今最早的稻谷作物[21]。从中国先秦文献记载的相对年代看，3000年前辽东半岛的部族应该属于华夏北方的“东夷”民族的“青丘部族”[22]，即《尚书·禹贡》中所记的“海岱惟青州”——黄、渤海沿岸的以“青州”命名的古“青丘”部族。农业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一中国东北暨东北亚大陆最早的稻作农业实物的发现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把包括中国北方在内的东北亚种植稻作的历史，与黍、粮等种植一样，提早了约1000年，而且证明，从约6000年前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到5000年前良渚文化发现的稻作文化，经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跨海向辽东半岛的纵深传播，有了明确的立足点和文化地理坐标。从农业文化起源的角度证明了东亚和东北亚环太平洋区域早期南北文化的纵向交流，为历史时期的东北亚人文交通历史奠定了基础。其东传进而影响着东北亚大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乃至远东地区的早期“稻作文化”的发展。正如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所言，开启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史前时期，“稻作农业北传，通过朝鲜最终到达了日本”[23]。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古文化（包括稻作农业）向东北亚地区的传布，反映了中原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早期人文交流从水陆两端开始的初兴和完成了滥觞期，并由此奠定了进入夏商周以来的文明国家时期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早期人文交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基础。
▲含胶东因素的小珠山中层文化 ▲含胶东因素的小珠山上层文化 ●含辽东因素的紫荆山下层 ■含辽东因素的北庄二期 ◆含辽东因素的龙山文化
（引自郭大顺、张星德：《早期中国文明：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关系图
四、发端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从自然交通向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的历史演变
东北亚古代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的发展，与这一区域的文明起源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发展轨迹。即从近万年的文明起步开始，东北亚古代交通文化应经历了“自然交通”、“部族交通”和“社会交通”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所谓“自然交通”，是指从旧石器时代起，为满足生存需要和趋利避害，原始人以群体或个体的形式，完全依托自然山川地理的原始部落流徙往来。所谓“部族交通”也可称为“文化交通”,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但尚未形成“文明国家”时期的各部族，基于其农业、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人群，以带有固定聚落或聚邑形式，并产生了原始的交通工具（如野马的驯养）后形成的部族交通文化往来。从当代文化人类学和历史考古学上看，这一阶段的族团或氏族部落，因其社会经济、生计的联系或人际交往，均以“文化积淀”的方式或早期文化传袭和互渗的形式在历史上传承下来，充分体现了包括交通文化在内的“史迹是一种凝固的文化”[24]。故本书将这一主要体现新石器文化阶段的早期古代交通称为“部族交通”或“文化交通”。所谓“社会交通”，是进入历史时期的文明国家后，以交通设施（如道路、关隘、桥津）、交通工具（如车、马、船）和交通制度（如律令、传驿、管理）等代表的、具有成熟社会人文意义的社会交通文化。本书重点记述的，正是由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交通”（部族交通）的起步到历史时期的“社会交通”时代。故本书记述其“文化交通”的代表区域，除上述黄、渤海两岸的古代文化交流外，在燕山南北、上辽河流域当以距今5000年前后，从中原河南、山西的陶寺、东下冯等“夏墟”，经汾河北上跨越燕山，连接桑干河流域，进入辽河上游的老哈河（古紫蒙川）和西支大凌河（古白狼水）的古代辽西交通“文化走廊”。这是开启于考古学上“仰韶—红山”和“夏墟—夏家店下层文化（燕亳）”的“古国”至“方国”时期，也是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古代交通的文化奠基期。它的“交通文脉”，持续发展在以后数千年的东北亚各个历史时期交通地理和交通文化的演变中（分见以后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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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赵希涛、耿秀山、张景文：《中国东部20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海洋学报》1979年第2期，第269—281页。
[2]详赵希涛：《中国东部20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载《中国海岸演变研究》，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0页。
[3]转引自文韬：《试论与北美印第安人起源、迁徙有关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第104页。
[4]［苏］N.N.戴克尔著，贾伟明译：《古印第安人和原始爱斯基摩——阿留申人在堪察加半岛的遗存》，《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第98页。
[5]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6]陈寿祺辑：《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校本影印。
[7]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8]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9]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10]张碧波：《两千年前中国人笔下的白令海峡》，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上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2000版，第398页。
[11]张光直：《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收录于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第275页。
[12]《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辑校本影印。
[13]《淮南子》卷五《时则训》，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85页。
[14]《淮南子》卷五《时则训》，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85页。
[15]《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苏武”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2463页。
[16]《淮南子》卷四《坠形训》，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59—61页。
[17]叶祥奎：《我国首次发现的地平龟甲壳》，载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159、163页。
[18]郭大顺、张星德：《早期中国文明：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10页。
[19]［日］井上清著，阎伯纬译：《日本历史——国史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
[20]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21]详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1987年发掘报告》第四章“结语”第三节“社会经济形态分析”中相关内容，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页。
[22]王绵厚：《浅论“双砣子三期文化”和“双房类型”与辽东古“青丘”部族》，《大连文物》，2007年。
[23]冈村秀典：《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载《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24]王绵厚：《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导言，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