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沿黄、渤海北岸傍海东行的令支、山戎、孤竹、屠何、无虑、濊貊、青丘道
在先秦时代的东北亚古代陆路交通中，黄、渤海北岸的“东夷文化圈”北缘，一直是开发较早的活跃地带。这一古代交通连接的部族方国名称和地望，自然成为这一时期交通枢纽中的重要坐标。从中国先秦文献记载的先后顺序看，应依次有令支、山戎、孤竹、屠何、无虑、濊貊、青丘等部族方国分布在这一交通古道上。以下按与交通地理衔接的方位坐标，厘定如次。
（一）令支
从先秦文献看，“令支”之地，应在“幽州”（今北京为中心）之镇的东北，世为“山戎”或“北戎”部族的故地。
《管子·封禅》记载：“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6]又《管子·小匡》记载：“（桓公）北伐山戎，制泠支（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7]《管子》一书，是春秋前后管仲的弟子收集的言行实录，其中对齐桓公北征山戎而过令支、孤竹、屠何等的记载，具有方国和部族交通地理的实证性质。其中方国的大部分所经交通地名，可与后来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建置地理和民族地理相印证，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其中如“泠支”者，在《汉书·地理志》中设为“令支县”。《汉志》“令支县”条：“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濡水）东南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又东南流迳令支县故城东……南流注迳孤竹城西，右合玄水。”[9]《水经注》中“濡水”即今滦河，其水道地理的确定，可以比定古“令支”，应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西北的滦河右岸。其地先秦为燕山以北的“戎狄”系统古部族方国，汉代增设为县。王莽改设“令氏亭”，亭者，交通障亭也，其自古应为由燕山南北傍海通向东北亚的部族交通枢纽和交通要途。
（二）孤竹
这一“令支”至“无终”故地，应正处在秦汉之后“渔阳”与“辽西”之间，襟带山海、内河，在古代燕、蓟之间的交通地理上亦十分重要。
该地从《管子》中记载看，与“令支”相临，同在燕山东北的渤海湾西北岸的濒海要道上。从前条《汉书·地理志》可知，从先秦至两汉之“孤竹城”，都应在“令支县”境。前即考之汉令支县，在今卢龙县西北，则按《水经注》记载，古代“孤竹城”更应在“令支”东南的滦河下游东岸，其地名缘出商末周初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城。而从“濡水”（今滦河）东南流过“孤竹城西”，又“右合玄水（青龙河）”来看，孤竹故城的大方位，应在滦河和青龙河交汇以北的二河之间，《中国历史地图集》置于今卢龙西北彭店子一带。该地已处青龙河口的燕山东北交通孔道。其东北经今抚宁县已接近古“渝关”，即今山海关和河北“榆关镇”。由古“渝关”进入辽西，即进入了《管子》中记载的“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到达的辽西“屠何”等故地。
（三）屠何
“屠何”方国与“孤竹”相同，俱应处于渤海湾西北的辽西交通孔道上。而从春秋时期齐桓公北伐山戎所经部族交通地理看，其方位应在“令支”、“孤竹”以东。惟“屠何”不如“令支”和“孤竹”有《水经注》中的“濡水”（滦河）和“玄水”（青龙河）为准确自然地理坐标，古今不易确指。近代学术界，多以“无虑”为“医巫闾”之音变，而持“屠何”与汉“徒河县”亦同为相谐音比证。以此可知先秦之“屠何”方国方位，应在今辽西小凌河和女儿河下游的锦州之西境台集屯一带的战国以前古邑[10]。此地亦为古今辽西走廊的部族古国和交通冲要。
（四）无虑
由先秦辽西“屠何”至黄、渤海北岸再东行的“无虑”地名，应源于辽西医巫闾山。其山古称“无虑山”，应系先秦之东胡语（一说濊貊语）的地名。作为秦汉以前的先秦地名，“无虑”最早无疑是以山川地理，特别是以“北镇”医巫闾山得名。《周礼·职方氏》载：“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11]《尔雅·释地》也有“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12]。这是明确用幽州北镇之镇山和辽西特产的“珣、玗、琪”美玉而命名古地名。至《汉书·地理志》中，则明确标注以医巫闾山之地设为“无虑县”。《汉书·地理志》“无虑县”条唐颜师古注：“即所谓医巫闾。”[13]《后汉书·安帝纪》更记载，元初二年（115）“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县”。李贤注：“属辽东郡，虑音闾。有医巫闾山，因以为名焉。”[14]
由上可知，先秦之北镇名山“无虑”（医巫闾）在前，而汉县“无虑”在后。而从辽西鲜卑“围无虑”看，其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地位都十分重要，自先秦以来垂数千年，素为以医巫闾山为标志的交通冲要。汉县中的“无虑”，历来有今北镇县“亮甲山”和黑山县“蛇山子”诸说，今重新考定应在辽西黑山县西南蛇山子一带（详见本书第四章）。而两地均在医巫闾南麓，与古部族交通走向不悖。
（五）青丘
先秦时期，由幽州东北，傍海进入辽西、辽东的古代交通，在经过了医巫闾山南麓的“无虑”之后，即跨越“辽泽”进入辽东。在公元前3世纪燕国在辽东设郡前，这一黄、渤海北岸的古代建置中尚无郡县之设而只有部族之名。故见于明确记载的商周之际，可以引为东北亚交通地理坐标的，在辽东除上述部族外，为先秦辽东秽濊族系统的南支滨海的“青丘”部族。
《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主东方，……（东北）青丘（国）狐九尾。”[15]《山海经·海外东经》：“青丘国在其（汤谷）北，其狐四足九尾。”[16]《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引《子虚赋》则有：“秋田乎青丘。”[17]直至《旧唐书》仍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薛万彻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由山东登莱，乘海至辽东伐高丽，沿黄海而至鸭绿江口百里的“泊汋城”[18]。由上可知，从先秦文献的“青丘”部族，其中心活动区，应在辽东半岛的濒海之地、千山以南。当代考古发现亦证明，距今3000年前的辽东半岛“双砣子三期文化”和“贝丘”遗址等，正是辽东半岛的土著文化——前已考证，应为古辽东“青丘部族文化”。先前日本等学者有考“青丘”在朝鲜半岛者，与方位和考古文化特征不符。这一辽东统属古“东夷”系列的民族文化，与山东半岛的东夷文化关系密切。
（六）濊貊与朝鲜
先秦时期，东北亚前沿的环黄、渤海北岸交通，在由辽东并进入朝鲜半岛后，先后历经有“濊貊”、“朝鲜”及“真番”部族方国。《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19]司马迁的这一记载非常重要：其一，记“全燕时”，指燕国中兴（昭王）的秦以前时期的东北部族；其二，当时已在朝鲜半岛有“真番、朝鲜”之地，并“置吏筑鄣塞”；其三，秦时仍属“辽东外徼（边）”，即由秦辽东郡南北可达的边塞外朝鲜半岛之部族方国，其中先秦之“濊貊”，即汉以后的扶余、高句丽等。东晋郭璞注《山海经》“貊国”：“今扶余国即濊貊故地，在长城北，去玄菟千里。”[20]其东北亚极边交通地理的指向已十分明确。
以上对先秦时代沿黄、渤海北岸东北行朝鲜半岛的古代交通和部族方国的定点考察，限于先秦文献的缺乏和当时无建置之设，只能概记如上。然其详确交通方向，则可见于本书汉代以后由辽西、辽东而指向鸭绿江之东的东北亚纵深各区域交通。
二、岛夷、箕子由“辽东”进入黄河的部族古道
先秦时期，沿黄、渤海北岸东行的东北亚古代交通，经上述令支（山戎）、孤竹、屠何、无虑、濊貊、青丘（辽东）后，继续东行，则越过今鸭绿江（古马訾水）而进入朝鲜半岛，再进至日本海沿岸。在先秦文献中称为“岛夷道”或“箕子东迁道”。这是东北亚古代交通中最早开辟的经朝鲜半岛的“陆桥”，是连接日本列岛的东亚部族、方国通道。记述这一古道的先秦文献主要有：
《尚书·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21]
《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主东北，……良夷在子。”（晋）孔晁注：“良夷（岛夷），乐浪之夷也。”[22]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其《注疏》云：“东表之地称嵎夷。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23]
《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24]又记“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25]
在这一由上节辽东“无虑”（今医巫闾）、“濊貊”、“青丘”（辽东半岛）东行的先秦交通中，有记载的明确史迹，是上举“碣石”、“岛夷”、“箕子”、“朝鲜”以及见于汉代文献中的“古辰国”。以下这五点连线，可基本划定这一先秦东北亚古代交通的走向。
（一）“碣石”
在上引先秦文献中的 《周易》 和 《尚书大传》 中两次提到， 其方位在由“黄河”向“东极”的方向。证以当代考古发现，碣石故迹应在今山海关外的辽西绥中县万家镇“墙子里”海滨。其方位正在出古“渝关”（山海关），沿渤海东行辽东、朝鲜的古今交通孔道上。证明从先秦时代起，今山海关内的“右碣石”左右，自古为东北亚渤海北岸沿海交通的要隘和廊道。
（二）岛夷
《周易》中又称“明夷”，如前引《尚书·禹贡》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此应即《尚书·尧典》中的“嵎夷”。《后汉书·东夷传》说东夷有“九种”，其“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26]。“岛夷”的方位，因为属东方“日出之地”的泛指，所以一般不被具体定点。但以《易经》与《尚书》“禹贡”和“尧典”等相互对照看，“岛夷”，应即《尧典》注疏中的“嵎夷”，即“旸谷”之地。以其地位于海外“东辰日出之地”，即当今朝鲜半岛之地，与《尚书大传》中的“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异曲而同工。而“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河”中的“皮服”，即东汉王充《论衡》中的“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髺，今戴皮弁”[27]之属；故古“岛夷”，汉以后又称“乐浪夷”，即位于今朝鲜半岛的汉“乐浪郡”之土著部族。“右碣石”，则指经由渤海湾之辽西“碣石”而进入黄河的“乐浪夷”，向关中周室的入贡之道。与“右碣石”相对的“左碣石”，则在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南之“遂成县”（见汉代一章）。
（三）“朝鲜”和“箕子”
前已指出“箕子”和“朝鲜”，是有历史渊源的两个历史名称。《尚书·微子》注：“箕，圻内国名；子，爵。”[28]而将“箕子”与“朝鲜”相联，则见于前引《尚书大传·洪范》：“武王胜殷……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从地理上看，《史记·朝鲜列传》张晏集解曰：“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三水合为洌水。疑乐浪、朝鲜取名于此也。”[29]在这里的“洌水”（列水）指今朝鲜大同江下游。而汉武帝以后的“乐浪郡”正在大同江下游。
《史记》集解虽为晋人所释，但其释洌水、乐浪、朝鲜等，均为见于汉武帝和汉武帝以前的秦汉早期地名。其地名渊源俱可追溯至战国及其以前。如果从《尚书大传》看，商末周初已有“朝鲜”地名；而从出土文物看，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汉“乐浪郡”治之“朝鲜县”（今平壤南土城洞古城）也明确出土有西汉早期的“乐浪礼官”与“朝鲜右尉”等封泥，证明在今大同江流域的乐浪故城“土城洞古城”一带，早在汉以前已先有“朝鲜”、“真番”等部族在“辽东外徼”一带活动。其朝鲜半岛故地更有早于秦汉的土著民族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支石墓”等，而这种支石墓与辽东的青铜时代貊族的“大石盖墓”应有渊源关系。
将西汉时代的明确建置地理、文献记载和乐浪郡出土文物上溯至先秦文献，先秦时之“箕子”方国、秦汉之际燕人卫满的“卫氏朝鲜”和汉武帝所设之“乐浪郡”之“朝鲜县”的先后继承关系，已经昭然天下。尽管少数国外学者，近年来妄以后来的“檀君朝鲜”的神话来代替从先秦“箕子朝鲜”到秦汉之际的“卫氏朝鲜”再到汉武帝“乐浪朝鲜（县）”的信史，但传承有序的中国先秦和西汉史籍，与大同江下游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和汉陶、封泥、墓葬、玺印等，已经确认了“古朝鲜”方国的存在及其与汉武帝时“乐浪郡”的先后继承关系。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角度重新审定朝鲜半岛的交通地理主线：在秦汉之际的“卫满朝鲜”以前，确实存在由大同江下游为中心的“古朝鲜”（箕氏朝鲜），继续循大同江、载宁江、汉江南行，其在汉江以南已至“古辰国”，再继续南行，由今韩国全罗南北道的“古辰国”渡济州海峡即有可通向日本的古道交通（见下章）。
燕秦时代箕氏由辽东东迁至古朝鲜之地后段交通路线示意图
（四）朝鲜半岛上的“古辰国”与“古真番”、汉“乐浪”间的交通道
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辰国”，是中国正史中记载的秦汉之际和秦汉以前，与大同江流域的“古朝鲜”和“乐浪郡”鼎立在半岛上的重要青铜时代方国之一。它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三国志·东夷传》记载：“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30]
又记 ：“（箕）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31]《后汉书》记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32]晋人《三国志》记载的“古辰国”，不是指两汉时代的“辰国”，而是先秦时已有之“三韩”古方国。“三国”中以“辰韩”最早，即至少在“箕侯准”在位的秦汉之际，就早已称王“三韩”。蒙文通先生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指出：“辰之名，古未他见，而国则最古。考左氏以宋为大辰之虚，卫为颛顼之虚，郑为祝融之虚，陈为大昊之虚，鲁为少昊之虚，晋为夏虚。大辰比于祝融二昊，则是亦有国者之号。宋鲁亦曰商鲁（吴语），商而曰辰，亦犹参辰即参商乎。”[33]由上可知，以《三国志》代表的正史文献明确记述，当战国末的秦汉之际，与“箕侯”南北并立，在朝鲜半岛已有“三韩”之属。张碧波先生曾著文追述考定，“商人以之为海外属地，并为之命名——辰国”[34]，是有见地的。所以西汉时，高句丽欲通古之“辰国”，而由于中间阻于“真番”而“拥阻不通”。古“真番”与“辰国”一样，亦是至少在西汉以前已见于文献的朝鲜半岛上部族方国之一。而“古真番”的地望，从后来在“真番故地”设立“带方郡”来看，以“带水”名地的“带方郡”，应在今朝鲜半岛的载宁江上。带方故城，已发现在载宁江下游坛山里。载宁江（古带水）为汉江重要支流，是由汉和汉代以前“箕子朝鲜”和“乐浪郡”南通“三韩”（古辰国）的必经之地。秦汉以前的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干线，必先由青铜时代的辽东古“濊貊”、“高夷”（浑江流域）、“青丘”（辽东半岛），东渡鸭绿江后，先抵朝鲜半岛北部的“箕氏朝鲜”的大同江下游，然后东南经载宁江流域的“真番”部（汉带方县），再南行至今全罗南北道的“三韩”故地“古辰国”。由“三韩”舟行渡海经济州海峡，方可到达日本，即《三国志》中记载的所谓“三韩”“南与倭接”的日本列岛上（同见前图）。关于战国末、秦以前，从青铜文化反映出的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通过人文交通等发生的文化传布，除了中国学者的论著外，一些有识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学者也有精准的论述 ：“在韩半岛内，平壤、春川、全南、高兴郡等地都有辽宁式的铜剑出土。这种辽宁式铜剑一直分布到韩国的西南端，有着非常巨大的意义。在辽宁和朝鲜半岛发现上述铜剑，暗示我们在种族和文化上关系非常密切。”[35]而由朝鲜半岛南部跨海通日本的交通史迹，以实物见证者，则有1984年在根岛县斐川町出土的中国式铜剑和1986年佐贺县吉野里发现的“丁字把铜剑”。而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由考古学上考察出来之古代日鲜关系》中指出：“在畿内大和发掘之铜铎形状，颇类似先秦时代之古钟。……与大正七年（1918）在大和国葛城郡吐里乡发掘之遗物，实属相同。且其制造术均受中国文化之影响。恐此先行于辰韩，然后传至于日本。”[36]中、日、韩权威学者的近百年论述，是对中、朝（韩）、日早期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认同。而佐贺、出云（羽）等，正是汉代以后经由韩半岛对马海峡抵日本的东北亚重要港口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