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代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中，与沿黄、渤海北岸并行的交通几乎同时见于文献记载者，还有一条由中州大地，经幽燕之黄、渤海沿岸，再向长白山南北（古称不咸山）的另一条部族交通道。先秦文献中，这条部族方国的南北交通道，主要连接有濊貊系统的“高夷”“北发”和通古斯语系的“肃慎”。
一、“高夷”的地望及其入贡之道
“高夷”，首见于《逸周书》：“周公旦主东方……正北方稷慎大麈……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孔注：“高夷，东北夷高句骊。”[37]孔晁生时，是高句丽立国于鸭绿江右岸的今吉林集安“国内城”的鼎盛时期。从文献记载和当代考古发现看，西汉末方迁都“国内”的高句丽，在西汉和汉以前，长期活动于鸭绿江最大支流浑江流域，其立国都城则在今浑江中游的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山城，史称“纥升骨城”[38]。从《逸周书》中“高夷”在商、周之际，已与“北方”的“稷慎”（即肃慎）等，以“嗛羊”进献周公旦来看，“高夷”至少在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已为周之东北的部族之一。而从晋朝著名学者孔晁的记述看，至少在魏晋时代，当世人已认定，古濊貊系统的“高夷”应即汉魏以来辽东“高句丽”的重要族源之一。笔者著《高句丽古城研究》，以当代考古发现印证，在辽东“二江”（鸭绿江、浑江）和“二河”（苏子河、太子河）上游广泛发现的青铜时代的石棚、大石盖墓和积石石盖墓等，即直接演变为后来汉以后辽东高句丽的“积石墓”。前者辽东的石棚、石盖墓从考古学同系类型上看，应即“南貊”系统的貊族遗存。而其中心区域，应在高句丽始兴的中国辽东鸭绿江和浑江、富尔江流域。而浑江、富尔江流域的高句丽“五部”中最早兴起的浑江流域“涓奴部”，亦应是先秦古“高夷”的中心区域。这是西南接新宾、抚顺的“小辽水”（今浑河），北去通化、吉林而接“北濊”的夫余先人“西团山文化”。在先秦时代中国东北交通史上，亦为中国东北“长白山南系”的区域地理中，由辽海腹地的辽河、浑河（古称大、小辽水）谷道，走向东北的浑江和富尔江流域，然后再北转越过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进入长白山“西系”和“北系”，即北流松花江和东流松花江（古弱水）的“北濊”（汉代夫余）和“肃慎”（牡丹江流域）故地的一条重要古代部族通道。（详见第四章）
二、由“高夷”北行“北发”“北濊”和“肃慎”之道
由上节的以浑江、富尔江为中心的古“高夷”再北行，在龙岗山脉南北，已进入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柳河流域的“北发”之地，即“北貊”。此“发人（北发）”同样见于前引《逸周书·王会解》：“发人（献）麃。麃者，若鹿，迅走。”晋孔晁注：“发亦东夷。”[39]在《逸周书》中，“发（北发）”排在向周公旦献贡的“稷慎”（肃慎）、“濊人”（北濊）、“良夷”之后。从孔注“亦东夷”来看，可联系《大戴礼记·少闲篇》：“（商周之际）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40]此条之“来服”，与上述《逸周书》中的“献麃”意义相同。证明当商周之际，“北发”也是地处辽东“高夷”之北、又在“肃慎”以南的向周室通贡的东北亚方国之一。近代史家多释为“北发”即“北貊”，其通假可据。从东北古代交通地理上看，“北发”地域应在松花江上游的辉发河上源至浑河上游的辽、吉交界古今交通孔道上。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北发（貊）”应是以辽北、吉南地区为中心，以手制夹砂红褐陶的“高把豆”和石盖墓（或石棺墓）为文化特征的青铜时代的辽东北部部族。吉南地区的“宝山类型”和辽北的“凉泉类型”为其代表。
与“北发”同见于《逸周书》中的“濊人”，实为后来松花江流域的“北濊”。从汉代以后的正史来看，先秦东夷之“濊人”和“濊城”，均为后来汉代“扶余国”的先世。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条：“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41]《三国志》则更具体记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其）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42]这里的长城正是燕秦汉辽东长城。
文献中记载的汉代和汉以前的“扶余”及其先世“濊人”和“濊城”，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调查，结合当代吉林地区考古发现，已确认在松花江中游今吉林省吉林市东团山、西团山、南城子和龙潭山一带（西团山文化）。其地正在由辉发河流域的“北发”沿松花江东北行至古“北濊”和“肃慎”的古道上。
上述由辽东浑江、富尔江上的先秦“高夷”，到松花江上游的“北濊”，再至松花江中游的“濊城”，正是先秦由黄、渤海北岸，经辽东继续北行至牡丹江、黑龙江流域古“肃慎”的东北亚腹地。凡此进入了先秦时期长白山南北的古代部族交通道，此道亦即中国先秦时代东北亚腹地长白山南北纵贯数千里的古代“部族交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