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国燕时期（前6—前3世纪）环黄、渤海北岸东北亚古道上的重要城邑
前6世纪至前3世纪，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战国时代。《史记》太史公追记“六国归一”时指出：“（战国）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正义：华山），河内河外，大县数十，名都数百。”[43]此时，小于县的“都”指封国之“都邑”。其间郡、县、邑之间的交通，应主要继承开辟于燕国的由幽、蓟进入右北平和辽西、辽东的古道，其尤发达于先秦“三代”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交通史的发展，从有文献记载的人文活动和交通史迹看，主要围绕环黄、渤海北岸的中国东北地区近海的东北亚南部，最早由燕、秦两代开拓郡县后，引起的郡县之间的交通地理、交通制度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其中有明确文献记载而有交通史迹寻证的，首推燕昭王以后开设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交通道。
因为继夏、商、周三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的部族、方国间的交通之后，至前4至前3世纪的战国末期，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和行政建置史上，又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从分散的部族“方国”交通，向地域相对集中、管理范畴明确的“郡、国、县（邑）”体制的“社会交通”历史转变。反映在交通史迹的分布上，该阶段成为方国部族交通与郡县交通并行，而以郡县交通开始引领东北亚古代交通主线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建置开始的标志和“五郡”交通的奠基，首先见载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世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44]
《史记》中开拓于前3世纪“秦开却胡”时代的北方“五郡”，是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最早的郡制体系。这一体制，沿袭至中国东北的“秦承燕制”和“汉承秦制”两代。其中与交通史迹相关的燕国早期“五郡”治地，可考略如下。
一、上谷郡
上谷郡始设于燕昭王时代，为前3世纪燕将秦开却胡所筑“五郡”长城的西部起点，今犹存上谷地名。据《史记》载：“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韦昭注“造阳”：“地名，在上谷。”[45]参证《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治在“沮阳”而无“造阳”，则“沮”、“造”盖一音之转。则长城西端起点的“造阳”，与东端的“襄平”，均应指郡治所在，这佐证了“造阳”即“沮阳”的推断。燕秦上谷郡治城所在，经近年河北省考古发现，其故城应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10公里的“大古城村”[46]。
二、右北平郡
右北平郡，是燕秦辽西长城塞内的又一交通要镇和军事重镇。其城址众议纷纭，历来诸家殊无定论。计有宁城黑城子说、锦西台集屯说、建昌东大杖子说、凌源安杖子说等。
综合辽西郡望建置，特别是大凌河上游通向“上谷郡”（河北怀来大古城子）的交通地理，本书持大凌河西源安杖子古城说。
1984年秋，笔者曾赴辽西考古调查，经凌源市城西去约4公里即至安杖子古城，转经由喀左山嘴子乡黄家店“土城子”。2014年9月再次复查安杖子古城并采集到云纹瓦当。其城位于大凌河西源凌源南大河谷南岸的台地上，有东西二城。西城南北328米，东西150米；东城南北123米，东西76米。夯筑土城，宽8米，存高1米。1979年发掘出土了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代的刀币、布币、铁工具，以及绳纹、方格纹筒瓦、板瓦、云纹瓦当和燕秦时代的树枝纹半圆瓦当、云纹瓦当，并有“广成之丞”、“白狼之丞”、“泉州丞印”等标志古代传驿制度的19方封泥出土，突显其中心城邑的重要性。
如前述，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笔者曾三次考察今凌源、喀左等右北平郡境的大凌河古道。在喀左县境平房子和山嘴子一带曾出土商周青铜器窖藏地的“土城子”一线，观察其山川地理，应是从先秦由“幽州”卢龙塞，沿青龙河和大凌河上游进入东北辽西的大凌河古道。联系后来东汉末曹操征乌桓亦经由此道，推测从商周时“箕子”东迁到战国燕王喜避秦逃往辽东，都应经由此道。而辽西大凌河古道上的商周青铜器窖藏中，因有西周“燕侯盂”等重器出土，其史因很可能与后来战国末燕王喜为躲避强秦而东迁辽东途中的战乱或埋藏、祭祀活动有关[47]。
三、渔阳郡
渔阳郡亦为燕秦时连接幽州出塞北的交通要镇。秦末陈胜、吴广首举义旗，正是兵起屯戍渔阳的赴边道上。直至汉初，据《史记·匈奴列传》，渔阳仍是由塞外入汉郡的关镇冲要，该书记（汉文帝时）“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48]。
渔阳郡是燕秦所设北方幽州五郡中最靠南的一个郡城，在沿渤海沿岸的滨海道开通以前，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和郡领“蓟镇”是幽州的中枢之区。《水经注》“湿水条”：“湿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祖以封卢绾为燕王，更燕国。”[49]是燕秦北出边塞的重要交通孔道之一，故地应即今天津蓟县，亦为先秦沿渤海湾的古代交通要地。
四、辽西郡
燕秦之辽西郡，在《汉书·地理志》中列有首县“且虑”。《汉志》本条下颜师古注：“且虑，有高庙，莽曰鉏虑。”[50]按照汉代礼制，在郡、国一级设立“高庙”，是具有郡望标志的礼制建筑，非郡、国之治不能逾越，所以“且虑”为早期辽西郡城无可置疑。后来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中追述：“阳乐，故燕也，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51]应指东汉后迁至“阳乐县”的新郡治。故从《汉书·地理志》之载，“且虑县”当为自燕秦以来的辽西郡治。其故址按《辽史》“兴中府”闾山县本记“闾山县，本汉且虑县”，应在朝阳一带。1982年后在辽西两次文物普查中，于朝阳市区和西北召都巴都发现有汉代古城，夯筑土城均有汉城特点。其位置正处在由“柳城”中部都尉西北，北出大青山关隘的古代交通孔道上。其南接柳城、白狼、广成，出大凌河上游，接河北青龙河北支，则在辽西境有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重要遗址（或即城址）和战国墓葬群。其向北控燕秦汉辽西长城，其地处襟要，当为辽西和右北平郡交界地的交通重镇。
五、辽东郡
燕秦辽东郡治“襄平”，即今太子河南岸的古城辽阳，已为古今诸家公认。辽东郡在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的地位，尤以居辽东半岛中心腹地而成为交通枢镇要衢。其南通“新昌”“平郭”“沓氏”；北通“高显”“候城”“望平”；东通“玄菟”“武次”“番汗”；西接“险渎”“无虑”“交黎”，其交通辐集重地，在燕秦早期直至汉魏，亦为中国东北和东北亚之第一要镇（详见第四章）。
由辽东郡“襄平”北行和东行，则过汉郡境，可直达燕秦“辽东外徼”之地的朝鲜半岛中南部。这正是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引述的“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52]。这里所指“浿水”以西属战国燕之辽东郡，浿水即今清川江，为西汉武帝以后辽东郡与乐浪郡的分界线。
在燕、秦、汉三代，与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关系最重要的是辽东郡之最东部一县“番汗县”。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记：“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53]从“番汗”地处鸭绿江以东的地望看，该县境的“沛水”，应指西南入海的今朝鲜半岛之清川江支流，即史称燕秦汉之际之“沛水”——燕、秦、汉辽东郡东段长城所起的今大宁江及其支流昌城江。这里也是燕秦汉古长城的东部起点。
战国燕、秦以后的辽东郡之“番汗县”，即上节先秦之“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干河”的古“真番”部族之地。燕、秦直至两汉的“番汗县”，不过是在先秦真番部族旧地，析置郡县，以统夷汉诸族。如同在玄菟郡的“高句丽（古高夷）”地区，设置有“高句丽县”；在“沃沮（东濊）”地区，设置“沃沮县”一样。不过设置县制以后的“番汗”，比“真番”部族的领地方位更加准确，从而为燕、秦、汉以来，由“幽州”东北经陆路，经上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地，一直沿黄、渤海北岸和医巫闾山、长白山以南，进入朝鲜半岛上的古“真番”之地，提供了准确的交通地理坐标。从20世纪初发现于朝鲜平安北道博山郡“坛山里”的战国时的战国“燕式”半瓦当等建筑构件看，大宁江和清川江下游之博山郡坛山里遗址，应即燕、秦、汉时代的古“真番”部族北缘的“番汗县”旧地。典型的燕国刀币在朝鲜半岛中北部出土即是明证：“明刀钱作为战国时代燕国的货币分布在辽东半岛和韩半岛北半部，解放后还在继续出土。从明刀钱的分布来看，可以知道（古）朝鲜和燕在地理位置上很接近，而且在文化上关系也很密切。”[54]东北亚古代交通在鸭绿江以东，由这里延向朝鲜半岛之汉江、载宁江以南，继续达日本海沿岸而通向日本列岛。至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中国东北经朝鲜与日本的早期海上交通，由于文献记载的罕见，还较难描绘出明确轨迹。但中外有识之士从东北亚人文交流史的角度，已经把日本“弥生时代”（始于前3—3世纪）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关系作了明确的肯定：“青铜器和铁器的传入、使用，水稻耕作技术和主要农用生产工具的传入，某些手工业的发达等等，却无一不与中国及朝鲜的移民有关，尤其是中国移民。因为这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是先由中国大陆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再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55]这种考古学现象可详见于以下诸章。而在辽东郡属境的医巫闾山以东，从秦开却胡后的战国燕、秦以后，更有一条沿长城沿线的“戍边道”历代相沿。这条横亘辽东（含辽西）郡北缘的“长城戍边道”，经当代考古发现其重要史迹分布，自西而东有：今朝阳、北票的古长城遗迹以及阜新彰武的高林台、团山、后冈遗址；东至新民高台山、公主屯、乌尔汉，沈阳北全胜堡、新乐和旧城“宫后里”，以及沈抚间的东陵区青桩子古城、刘尔屯、李石寨东至东洲一线[56]；西南则进入今本溪市和宽甸县北部。其辽东“戍边道”上的交通史迹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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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氏春秋》卷第十六《先识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6册，第181页。
[2]《荀子》卷十二《正论》，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2册，第220页。
[3]《左传·襄公四年》，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933页。
[4]《尔雅·释地》，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614页。
[5]详王绵厚：《再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亳”》，载辽宁省博物馆编：《辽河寻根 文明溯源：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6]《管子》卷十六《封禅》，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5册，第273页。
[7]《管子》卷八《小匡》，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5册，第126页。
[8]《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9]《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483页。
[10]详王绵厚：《关于锦西台集屯三座古城的历史考察——兼论先秦“屠何”与“汉徒河”》，《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第213—218页。
[11]《周礼》卷三十三《职方氏》，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863页。
[12]《尔雅·释地》，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615页。
[1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14]《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并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23页。
[15]《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16]郭璞注：《山海经·海外东经》，《四部丛刊》本，涵芬楼据成化六年刊本影印。
[17]《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015页。
[18]《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薛万彻”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518页。
[19]《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20]郭璞注：《山海经·海内西经第十一》，《四部丛刊》本，涵芬楼据成化六年刊本影印。
[21]《尚书·禹贡》，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统》疏，1980年版，第147页。
[22]《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23]《尚书·尧典》，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19页。
[24]《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辑校本影印。
[25]《尚书大传》卷四，《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据陈寿祺辑校本影印。
[26]《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 第2807页。
[27]《论衡·恢国篇》，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册，第193—194页。
[28]《尚书·微子》注文，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77页。
[29]《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张晏集解，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30]《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849页。
[31]《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850页。
[32]《后汉书·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 第2818页。
[33]转引自罗继祖：《辰国三韩考》，《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第73页。
[34]张碧波：《辰国小考》，载张碧波、王绵厚、王禹浪：《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35]［韩］金贞培著，高岱译：《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36]转引自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7页。
[37]《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及孔晁注文，《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38]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39]《逸周书》卷七《王会解》及孔晁注文，《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排印。
[40]《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闲》，《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3页。
[41]《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10页。
[42]《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41—842页。
[43]《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860页。
[44]《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85—2886页。
[45]《史记》卷一百《匈奴列传》并注文，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876—2877页。
[46]王绵厚：《秦汉东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47]详王绵厚：《辽西傍海道和大凌河古道的交通地理与相关史迹考察——兼论大凌河古道上商周用青铜器窖藏的史因》，渤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48]《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06页。
[49]《水经注》卷十三“湿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页。
[50]《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文并颜师古注，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5页。
[51]《水经注》卷十四“濡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52]《史记》卷一百一十《朝鲜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5页。
[5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26页。
[54]［韩］金贞培著，高岱译：《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55]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56]王绵厚：《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交通地理的考察——辽宁地域文化交通地理在沈阳地区的一段历史个案解析》，《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8—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