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汉时代环黄、渤海北岸东北亚前沿的郡县与郡国间的交通道.2
“濡水”为今滦河，“玄水”为今青龙河。以此可确定“令支”的地理方位应位于濡水（今滦河）下游西岸，古“孤竹城”之西北；当玄水（今青龙河）汇入濡水稍北之地。据此可推定汉代令支县，应在今河北省卢龙县西北、迁安县西南。当滦河和青龙河交汇的左岸，古为辽西交通孔道，故王莽改设为交通之“亭”。
（六）肥如
肥如故县，在《汉书·地理志》中与“海阳”相近，而同位于“玄水”和“濡水”流域。《汉志》“肥如”条：“肥如，玄水东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阳。又有卢水，南入玄。”[40]这里的濡水和玄水前者已知即滦河和青龙河。卢水应即今卢龙县杨各庄以北的冷口沙河。据此推知“肥如”县应在海阳县之北、孤竹城东北。《水经注》“濡水”条详记肥如方位，其引《魏氏土地记》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迳孤竹城西，右（左）合玄水也，谓之小濡水，非也。（玄）水出肥如东北玄溪，西南流迳其县东，东屈南转西回，迳肥如县故城南，俗又谓肥如水，非也。故城，肥子国。应劭曰：‘晋灭肥，肥子奔燕，燕封于北，故曰肥如也。’”[41]
《水经注》的记载十分详确。肥如县，当建于战国时燕侯所封“肥子国”故地。入两晋后，曾为“平州”治所，地据滦河下游。其境应在濡水与玄水之间，而故城更应在今青龙江（肥如水）西岸汇滦河之北，西去湾河约十里。今约定在河北省卢龙县至迁安县一带。
（七）徒河
汉代辽西郡徒河县，当以水得名。《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徒河”条注：“莽曰河福。”[42]这里的“福”通“副”或“附”，应有临河之意。所以确认汉辽西郡之徒河县，应首先审定徒河水。清代以来学者，多以辽西小凌河为徒河，因置徒河县于辽西锦州一带。笔者前在《秦汉东北史》中曾提出徒河县应在葫芦岛台集屯古城。唯近年在锦州市区和凌海市内，确有汉代古城址发现。如以小凌河为徒河，则“徒河县”还应设于今锦州市或凌海境内的汉城址为宜，而台集屯应为另一县城。
（八）宾徒
宾徒县前《汉书·地理志》作“宾从”（從）今从《后汉书·郡国志》作“宾徒”。前汉时属辽西郡，后汉时属辽东属国。从宾徒县的地名和后汉时的建置变迁看，宾徒应靠近徒河县。古今诸家对宾徒多无确考。清末杨守敬作《历代疆域图》，在汉、晋各图中对宾徒皆无考。《满洲历史地理》第二篇“汉代の满洲”亦注云：“此县位置未详。”[43]近年《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引《奉天通志》，定宾徒县今辽宁省锦州市北“营城子”。《汇编》所指与历史上的“宾徒”与“徒河”的关系相近，但缺乏考古学的证明。《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以近年考古发现与文献印证，亦定宾徒县在今凌海市娘娘宫镇高山子汉代古城址，其城位于小凌河（古唐就水）和女儿河（古徒河支流）汇合后的西岸，地近于“徒河”，应为辽西郡之“宾（滨）徒”县地。
（九）交黎
前汉之辽西郡之交黎县，后汉称“昌黎”，为前汉辽西郡“东部都尉”和后汉“辽东属国”首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后汉）昌黎，汉之交黎县，属辽西郡。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44]《汉书·地理志》“交黎”条 ：“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45]《汉志》中的“渝水”指今牤牛河和南流大凌河下游，“白狼水”指牤牛河入大凌河以前的东北流大凌河中上游。以《汉志》中的此条推定，交黎县应在南流大凌河下游以东。故《晋书》载，咸康二年，前燕慕容皝伐慕容仁率三万众“自昌黎东，践冰而进”[46]往击平郭，亦说明昌黎在大凌河下游近海地。结合往年考古发现，前在笔者主编之《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定前汉辽西郡“交黎县”在今辽宁凌海市北大凌河右岸的大业堡乡汉魏古遗迹。但经近年“三普”考古发现，与其相邻的今凌海市北白台子镇大凌河东岸的大王家汉城址，在地望、交通上更适为“交黎县”。该城址南北500余米，东西300米，具有辽西郡和属国“东部都尉”规模。其正在大凌河下游，与由“昌黎”出海赴辽东“平郭”的交通方位相合。
（十）阳乐
阳乐故县，从前述“且虑”县可知，前、后汉应有建置变迁。旧志中所以多定“阳乐”为前汉辽西郡治，多据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应劭《地理风俗记》云：“阳乐，故燕也，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据本章辽西郡第一条“且虑”县考辨，东汉应劭所指的“辽西郡”是东汉以后内迁的“辽西郡”；而前汉的“阳乐”，从《汉志》排列的顺序看，前汉时只不过是辽西郡的一个近海之县。参证1984年以来的考古调查发现：在辽西绥中县北4公里的高台堡乡腰古城寨村东六股河西岸，发现在北纬40°25′、东经120°20′有汉代古城址。近年第三次文物普查，于其旧城范围内发现丰富的汉代遗物。其城址略作方形，东北角被六股河冲去，南壁东西约250米。城墙断面可见夯土层厚10—15厘米，夯楼孔径10厘米，孔洞横距离80—100厘米。城址内出土有大量灰绳纹瓦片、陶片和“五铢钱”等。以其在“北海（渤海）之阳”的位置，可初定为“阳乐县”。
（十一）狐苏
狐苏县仅见于《汉书·地理志》。《汉志》“狐苏”条：“唐就水至徒河入海。”[47]由第七条“徒河”县考知，狐苏县必应求证于小凌河中、上游，其下游则为徒河县境。《满洲历史地理》据此置“狐苏县在锦州府西北”[48]。今以《汉志》中所示狐苏县方位，参考考古发现，在小凌河中上游共发现有汉代古城有朝阳县南瓦房乡马家台子、黑牛营子乡黑牛古城、羊山镇五佛洞古城和东大屯乡松村嘴古城。其中以后二者规模较大，正当小凌河中游、靠近“徒河”之境。后两处又因五佛洞古城多有魏晋遗物，与前汉的狐苏建置时代不符。唯有松树嘴汉城，汉代遗物较为单纯，城垣傍临小凌河北岸，残存城垣一面约300米，城内发现有汉式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前著《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从其遗存和在小凌河（古唐就水）流域的位置看，已考为应即前汉辽西郡“狐苏”县。
（十二）临渝县
临渝故县，前、后汉亦曾发生过较大的建置变迁。《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注：“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49]
《汉志》中的“渝水”“白狼”和“侯水”，成为古今确定前汉时临渝故县方位的重要地理坐标。于一县之境汇有三水之地，在《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中，只有海阳、絫县和临渝三县。而前两县都地濒滨海之地，靠近辽西之“碣石”。只有前汉时临渝县，以地临“渝水”得名，当偏跨辽西郡北境。所以确定了临渝县境的“渝水”“白狼”和“侯水”的水道方位及其关系，就基本上确定了前汉临渝县的地理位置。
《汉志》中的“白狼水”，古今学术界已公认为今辽西大凌河。即《水经注》云：“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东北流，附城东北下即是也。”[50]郦注中的黄龙城，又称龙城，即今辽西朝阳。今东北流的大凌河，正从朝阳市以西来。附城之东北而下，经凤凰山（古龙山）西麓继续东北流，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相合。可见古今黄龙城（朝阳）与白狼水（大凌河）的相对方位无异。今大凌河南源从建昌土心塔附近发源北流，直至今辽西朝阳的一段水系，古代一直称为“白狼水”。白狼水既定，与此关联的应是“渝水”和“侯水”。渝水干流在《水经注》“大辽水”条中也有明确的记载。郦注云：“又东北出，东流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51]
郦道元考注精审，但古今对郦注缺乏详解。如《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编的临渝县条，考大凌河为“白狼水”，定牤牛河为“侯水”。但对郦注的“右水疑即渝水”并无确指。因为如以《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相印证，对古今“白狼”“渝水”“侯水”三条水道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其实今大凌河上游北流段至朝阳（古黄龙城）的一段，古称“白狼水”。白狼水经黄龙城东北流以后，依次有左、右二水汇入白狼水：其一为郦道元所说“右水疑即渝水也”；其二即《汉书·地理志》“临渝”县注“又有侯水，北入渝”的“左水”即侯水。
参证考古发现，在今辽西义县东北的九道岭乡复兴堡附近，近年调查发现了一座汉城。姑名“复兴堡汉城”。这座汉代古城，南距大凌河（古白狼水）古道5公里余；西北距今牤牛河入大凌河汇合处，即“渝水首受白狼”的起点30多公里；东南距北来南流入大凌河的细河即古代“北入渝”的侯水，亦仅10多公里。从地理位置看，复兴堡汉城与三水同在一县之境，地处由大凌河（古白狼水）、牤牛河（古渝水）和细河（古侯水）交汇构成的三角形地带。
这些条件和考古遗存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临渝县境有“渝水首受白狼……又有侯水，入北渝”的诸地理因素无不勘合。故前已考定，义县复兴堡汉城为西汉时辽西郡之临渝故县址。东汉以后，由于乌桓入塞，汉辽西边塞的弃守，方迁“临渝”等县至今山海关以南河北省抚宁地区原“絫县”境内，其后方有以“临渝县”得名的古“渝（榆）关”（山海关）之名。
（十三）文成
汉辽西文成故县城，古今无确考。从文献中看，除汉志本条外，仅见于《辽史·地理志》“京道松山州”条：“松山县，本汉文成县也。”[52]清代学者杨守敬著《前汉地理图》、日人著《满洲历史地理》时，均未详其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考定文成县在今辽宁省建昌县巴什罕古城。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后城子和碱厂乡东大杖子等地，也都发现有战国至汉代古城遗址，二者或可考虑为辽西“文成”故县地。
（十四）絫县
辽西郡絫县，仅存于《前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中已不见记载。故《汉书》卷六《武帝本纪》东汉文颖注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此石（碣石）著海旁。”[53]文颖以当代之人，明确指出了前汉之“絫县”境内著于海旁的“碣石”；至后汉时，因临渝县的西迁，罢絫县入临渝县（见前条临渝县考证）。因之，当后汉时，“絫县”已不著于《郡国志》，而“碣石”也由原属絫县而改属临渝县。因此，考证前汉时“絫县”之地望，应首先确定“碣石”的位置。
关于辽西“碣石”所在，古今计有“幽州蓟县说”“北平卢龙说”“河北昌黎说”和“北戴河秦皇岛说”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辽宁省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工作，在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石碑地海滨，发现了规模宏大秦的汉建筑遗址。遗址已调查和探掘的部分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260余米，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都发现了原来的围墙基址，墙宽1米至2.8米。中心建筑为一座坐北朝南面海的大型宫室建筑。至今仍存夯土台高8米，边长40余米。一半在地下，方向南偏西5度，正对着海上由三块高大礁石组成的“姜女石”。
上述辽西绥中县“姜女石”海岸的大型秦汉建筑址，遗址明确，遗物丰富，而且建筑基址所面对的海中高大“姜女石”，是渤海北岸山海关内外数百里独有的奇观。它为寻证文献中记载的秦皇、汉武以来东巡海上的“碣石”和“碣石宫”，提供了重要考古确证。也为寻找县境有“碣石”的淹闻多年的前汉辽西郡“絫县”，提供了重要地理坐标。结合近年山海关内外的考古发现，位于绥中县“碣石”西南数十里的今山海关西南4公里河北省抚宁县境的古城子村有汉代古城址，当为前汉之辽西郡絫县治，东汉后改称为“临渝县”。其东距今辽西绥中县的“碣石宫”遗址不过20公里，与《汉书·武帝纪》的文颖注正好相合。
三、右北平郡及其属县
右北平郡与前述辽东、辽西二郡，俱属于战国燕秦时代，为燕将秦开却胡以后首置北边五郡之一。当战国燕秦时，郡治在“无终县”，为燕都之北方屏障，也为扼守燕秦边塞、北通匈奴的重要边郡，其地境跨今辽西、河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至西汉时，右北平郡移治“平刚”，郡下领有16县。《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有“平刚、无终、石成（城）、廷陵、俊靡、薋、徐无、土垠、白狼、夕阳、字、昌成、骊成、广成、聚阳、平明”等16县。今以与辽海地望有关者，略记如下。
（一）平刚
又作“平冈”。该城始设于燕，秦时设置于右北平郡，是燕秦至两汉数百年间控制燕山北趋草原的门户、据险出塞道的重要边城。前据《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经》说：“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地。”此条的“北平”即“右北平”。
从汉魏及其以前的交通地理看，由汉“中山国”（今河北定县）东北出塞，经渔阳、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道，正是北出匈奴的必经之道。而“平刚”适位在要冲，西汉设为右北平郡治。以往学术界考证“平刚”所在，亦多引据汉魏典籍，分别有河北省平泉说和辽西凌源市安仗子古城说。已故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尝著文，以为在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南60公里的“黑城子”古城，为战国燕秦到前汉之右北平郡治“平刚城”。该城至今尚无定论。唯20世纪80年代后发掘的凌源市西“安仗子古城”，以其“历平刚”而至“柳城”的位置和城址规模、城内遗物看，其中发现10余处辽西、右北平郡属县封泥，而独无“平刚”封泥。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与孙进己先生编著《东北历史地理》时即已关注“右北平郡”治平刚，曾沿用李文信先生的黑城子说。其后两次亲临凌源市安杖子古城调查后，方悟到安杖子古城从其规模和出土文物看，亦有郡治规范。特别从地理位置看，安杖子古城更有曹操北征“历平刚”的交通地理条件。所以据其地望和封泥分析证明，认定该处适为郡治辐集之地，更有右北平郡治之地理优势。旧说其北百公里的“黑城子”或辽西“平泉”或台集屯诸说，疑与方位不合。
（二）无终
右北平郡无终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著为“无终（县），故无终子国”。汉初之“燕王”韩广曾都于古“无终”而统有东北边地。《汉志》中记载无终县境有“灅水”，其过“二郡”至“雍奴”入海。此二郡应指灅水上游“无终县”所在的右北平郡和下游“雍奴县”所在的渔阳郡。关于无终县及其境内灅水，需考于《水经注》“灅水”条：“灅水又东南流，谓之北黄水，又屈而为南黄水，又西南经无终山……蓝水注之，水出北山，东流屈而南流，迳无终县故城东，……水又南入灅水。”[54]《水经注》中的“灅水”“蓝水”和“无终山”，今经审定在今河北玉田、蓟县、遵化三县的古今水道地理，兼考“灅水”上游之“无终”和下游之“雍奴”的位置，今初定“灅水”应即发源于今遵化与迁西县交界处的黎河；其西南所经的古“无终山”，应指今玉田县境北之凤凰顶一带；而过“无终山”，“灅水”（黎河）所北会的“卢河”，应即今沙河。古“灅”与“黎”，当一音之转。由此观之，右北平郡之“无终县”（古无终国），应在沙河入黎河以前的今河北省玉田县西北和天津市蓟县东北处的于桥水库以东。今玉田、迁安二县应均属汉代“无终境”。玉田北境的凤凰顶诸山，应即为古“无终国”得名的古“无终山”。
（三）石城
右北平郡石城县，《汉书·地理志》中又作“石成县”。城以“石城川水”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石城与广成、白狼南北并列，其书“白狼水”条：“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迳）广城县北流，西北屈，迳广成县故城南。……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迳石城县故城南。”[55]
从《水经注》的记载看，“石城川水”应是古白狼水上游（今敖木伦河）的一条支流。从古今水道上看，笔者在《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已考为今辽西喀左县境的渗津河，清代又称“生机河”，即古“石城川”的异称。以“石城川水”之水道，推论“石城县”的方位，参考笔者20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和近年辽西考古发现的汉城遗址，右北平郡之石城县故址，应在今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土城子”遗址。该地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以来，已是大凌河上游的重要聚邑区，为辽西大凌河上游古道的重镇。
（四）廷陵
廷陵故县，古今无征。1979年在凌源市安仗子汉城发掘时，于城址内曾发现有“廷陵之丞”封泥。从安杖子古城发现的封泥和上述关于右北平郡境诸汉城位置排比看，廷陵县应是与安杖子相临并处于右北平郡北出塞外边道上的重要县城。结合近年考古发现：在今赤峰市南约20公里秦汉古长城线内的三眼井乡，发现有秦汉古城，其规模较大，地理位置重要，并且无东汉以后遗物存在，与“廷陵”县在后汉时已经废置的情况相合。据此，笔者在《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已将赤峰南三眼井古城比定为前汉右北平郡廷陵县，兹不赘述。从青铜时代，沿至战国、汉魏，该地俱为大凌河谷重要城邑。
（五）俊靡
《汉书·地理志八下》“俊靡”条：“灅水南至无终（县）东入庚。莽曰俊麻。”[56]再考于《水经注》记载：“（灅水）水出右北平俊靡县，王莽之俊麻也。东南流……与温泉水合。”[57]
综合《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记载可知，右北平郡之俊靡县应在“灅水”发源之上游、“无终县”以北，与无终当为南北毗邻。而据本章无终县条考证，“灅水”应即今黎河。则俊靡故县，应置于今河北省遵化县以东黎河上游地。故城需待考古发现确指。
（六）薋县
右北平之薋县古今亦无考。《满洲历史地理》中作不定点处理。笔者在1985年撰写《两汉辽宁建置述论》时，已考为今建平县西胡素台古城。今仍复述如次。
据《汉书·地理志》载：“薋，都尉治。莽曰裒睦。”[58]从《汉志》看，右北平郡只有一个都尉治在薋县，证明薋县在右北平郡内的军事重镇意义。以右北平郡所处边郡的地望条件看，这唯一的“都尉”重镇，应处在屏障都城北境的重要交通与关隘之地，为北拒匈奴左部的要镇。据1981年辽宁省考古工作者调查，在建平县老哈河东岸的西胡素台村发现有古城址。古城位于土城子东南约250米、当地称为“城子里”的一处河川地上。城址基本呈方形，方向正南北。城垣轮廓尚依稀可辨。长、宽约为300米。城墙为夯土筑成。现存仅东墙尚残存，一段约有10米，其余多夷为平地。1975年秋，当地村民在城址北墙附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曾在断崖土层内发现汉代“安乐未央”瓦当，但城内绝少东汉及后代遗物。
综合考核建平县西胡素台古城的地理条件，其地处右北平郡的东北，东傍努鲁儿虎山，西临老哈河干流，古今均为沿老哈河谷道而北出边塞通向草原的襟要重镇。加上城址内遗物丰富而时代特点明确，与右北平郡前汉时的“都尉”重镇“薋县”诸条件相合。
（七）字县
《汉书·地理志》“字”条注：“榆水出东。”[59]此条应是考定右北郡字县的重要地理条件。考《汉志》中的“榆水”，从古今水道地理上看，应指今辽西大凌河上源西支。因为从自然水系考察，今大凌河上游今为东、西二源。东源即南源，在前“石城”“广成”县条中已考为今敖木伦河，古称“白狼水”，则大凌河西源今凌源南大河应即古“榆水”。以古榆水之坐标探求汉代字县，应求证于今凌源南大河流域。
（八）白狼
汉右北平郡之白狼县，应以“白狼山”和“白狼水”得名。《汉书·地理志》唐颜师古注：“有白狼山，故以名县。”[60]白狼水，前已确考即今大凌河上游南源及其中游部分。以“白狼水”水道，参证《水经注》之记载，可考知“白狼山”应即今辽西喀左县南的“大阳山”。
由于白狼水和白狼山地理坐标的确定，以其山、水同名的白狼县必位于今喀左县境大凌河上游西岸。1984年，笔者与朝阳邓宝学先生首次调查喀左县西南大凌河左岸的平房子乡黄道营子村这一新发现的较大汉城。这一战国至汉代古城，正处于大凌河源和西大川交汇形成的交通要途。城址在黄道营子村东北“晓莹子”、大凌河西岸，大部夷为平地。地表遗存汉代陶片、铜镞、五铢钱。1976年，村民在城址内挖出“千秋万岁”瓦当一件。
2008年4月，笔者在朝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授课之暇，再次考察了位于喀左、建昌公路旁的这座古城。观其遗迹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方位与《水经注》中记载的“白狼水”“白狼山”和“白狼县故城”三者的位置无不堪合，故学界已公认其为右北平郡之白狼县故城。
喀左县黄道营子古城出土“千秋万岁”瓦当拓片（1984年邓宝学赠）
四、玄菟郡及其属县
玄菟郡为汉武帝所置“朝鲜四郡”中的重要边郡之一。“玄菟”一词的涵义，国内外学术界素有争议。有释“玄（北）菟（虎）”为“北方之虎”，或俗称不咸山（今长白山）的“长白之虎”；有指为“沃沮”部族的濊貊语之“夭沮”民族语言的称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玄菟”初设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应在朝鲜半岛北咸兴一带，即狼林山脉之东的“沃沮”部族之地是无疑的。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内徙玄菟郡治于辽东“句骊西北”之今新宾“高句骊县”。《后汉书·东夷列传》“濊”条：“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郡）复徙居句骊。”[61]
自此，“玄菟郡”迁至辽东苏子河上游的“句骊”部族地区以后，凡有“三迁而四治”。关于玄菟郡及其属县，在设立和命名中的突出文化蕴涵，是凸显其地理方位的个性。如“玄菟”，尽管有多方解释，但笔者认为“玄”应指北方，而“菟”应指北方（不咸山）之虎。“高句骊县”之“高”为方位，而“句骊”是借用濊貊语之“勾娄”。至于“上殷台”之“上”，显为方位，而“殷”有繁茂之象，或与今通化“快大茂”地貌有关；“西盖马”之“西”显为方位，而“盖马”指盖马大山。由此可见，玄菟郡及其三县，首先在郡县文化命名中就具有民族地理、区域地理和社会民族文化的多元内涵。
以下对经考古发现印证的汉昭帝后内迁辽东玄菟郡治之首县，比证如下。对其他两县，分见下节。
五、西汉昭帝时代以后的玄菟郡高句骊诸县
内迁辽东的玄菟郡治高句骊县，据《后汉书》等记载，为迁治辽东“句骊”地区的郡城。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力图在浑江（佟佳江）和苏子河上游寻找昭帝时的辽东“玄菟城”。至20世纪80年代，方在苏子河上游的新宾县境有所突破。由“沃沮”城西迁的玄菟郡第一迁址“高句骊县”故城，发现于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东南苏子河南岸500米二道河子西岸。1985年，笔者与徐家国、孙力等首次亲往调查。城址位于新宾县城西23公里、距永陵东南1公里处。城址四周群山环绕，面向由苏子河谷东西驰行的交通孔道上。经考古调查和勘探，城址为长方形，当时仅存高出地面1—2米，东、西、南三面城垣南北100余米，北面城垣被苏子河支流二道河子冲毁，残存的城垣呈“U”形。位于南墙正中探知有一处长29米、宽8米的缺口，应为当时古城的南门。从当时城址内采集和发掘的遗物看，有汉代的云纹半瓦当、绳纹板瓦、筒瓦以及稍晚的文字瓦当、花瓣纹瓦当、素面方砖和陶瓮、陶釜残片等，并有西汉“五铢钱”。2006年至200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先生等再次发掘，更发现了较大型带础石建筑址和包括汉代云纹瓦当、汉魏“千秋万岁”瓦当和“五铢钱”等大量重要文物。这是迄今苏子河流域最大的最重要的汉城址，经考证应为汉昭帝时玄菟郡由“沃沮”第一迁的第二个治所“高句骊县”。其东30公里，亦经勘定的有当时“玄菟郡”东境的新宾县旺清门以东的白旗堡古城（详见下章）。
新宾县白旗堡汉城出土云纹瓦当（1985年调查时徐家国提供照片）
上述地处辽东苏子河上游的永陵南二道河子汉城，即西汉“玄菟郡”治高句骊县。其郡城虽然没有如辽西宁城黑城子汉城那样复杂的建筑和里坊布局，但其发掘出土的大型础石建筑址、高等级的“千秋万岁”瓦当和云纹瓦当及“五铢钱”等，均体现了汉代郡县城邑文化在辽海边郡民族地区也达到了“趋同汉制”的程度。这是西汉时期，以郡、国、县、邑为主的辽河流域交通和城市规制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的文化标志之一。它连同上述城市的宗庙、礼制建筑，郡国“举孝廉”、设官制中心、立太学、开学庠等，在辽海早期城市和交通文化发展中，几与十三州刺史所辖的中原其他郡县同步，具有当时社会文化标识的典型意义。
汉昭帝后与“高句骊县”同时内迁所设“上殷台”“西盖马”县，应在今吉林通化快大茂子和集安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