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鸭绿江左岸朝鲜半岛上乐浪、真番至“三韩”、日本的诸交通道
在汉魏时期的东北亚交通史上，“幽州”所辖域内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古代交通，在燕秦之设立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渔阳五郡，至汉武帝元封年间设立“朝鲜四郡”以后，其郡、国、县、邑间的陆路交通，又越过鸭绿江以东和长白山，至狼林山脉以北和东北，从纵横两个方向延向朝鲜半岛中南部和狼林山脉及东北的日本海沿岸。其东西向的交通，横越鸭绿江（马訾水）、清川江（浿水）、大宁江（沛水）先抵乐浪郡治“平壤”，然后南下经载宁江（带水）、礼成江、汉江（列水），而达“马韩”“弁韩”“辰韩”等“三韩”故地。而其另一路由乐浪郡向东北纵向交通，越朝鲜半岛西北江南山脉、狼林山脉、盖马高原，沿着清川江、大同江上游诸古道，而可行达日本海西岸之咸镜南、北道，并跨海通日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朝鲜半岛的古“乐浪”（今平壤），是从先秦开始，经幽州辽东郡转向东北亚边域的文化重镇。从汉武帝以后，先后有400余年的建郡历史。从“箕子东迁”“卫氏朝鲜”到“乐浪四郡”，一脉相承的“汉郡文化”，使两汉时代的“乐浪文化”毫不逊色于中土。20世纪下半叶，笔者曾先后三次造访韩国国立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博物馆，观其藏汉代乐浪郡文物丰富已有切身感受。今从东北亚交通史的角度，对两汉时代经“乐浪”“真番”，东传半岛腹地和“三韩”、日本的相关史迹，试分述如下。
一、汉武帝时“朝鲜四郡”的设立
从汉武帝元封年间，将军杨仆等率军5万，从山东汉“齐郡”渡渤海至辽东，又遣左将军荀彘领陆军出辽东，水陆并进合力攻“卫满朝鲜”之“王险城”（今平壤）。此战由太守公孙遂和左将军荀彘统一指挥。在汉军强大攻势下，“朝鲜王”相夏尼谿杀卫满孙右渠降汉。汉武帝遂在与辽东郡“番汉县”隔“浿水”（今清川江）相望的“卫氏朝鲜”故地设置“四郡”。《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元封三年（前108），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99]
26年后的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调整合并“四郡”设置：“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100]
上述始置于汉武帝元封年间的“乐浪”等四郡，不仅是汉魏时代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最早设置的统属于西汉“十三州刺史”的郡县建置，而且是东北地区由部族、方国间的邦国、部族交通，进入郡、国、县、邑之交通的重要奠基。自此朝鲜半岛上及东行日本的古代交通，方真正进入汉帝国郡县体制中管理，即进入了“汉郡文化”深入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历史时期。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韩国儒学史》记载 ：“从汉朝传入的经学思想，使韩民族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只在政治原理方面，另外对礼俗、法制等整个三国时代的社会生活，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01]
由辽东郡番汗东南行乐浪、真番、带方和“三韩”、日本的古道真正开辟于汉武帝时。由以上诸节可知，西汉时代的辽东郡“番汗县”，是最早在前3世纪的燕秦时代已远设在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内郡属县。其故址，经文献记载印证当代考古发现，已知在清川江下游平安北道博川郡坛山里古城。这是燕、秦、汉、魏各代幽州“辽东郡”的最东部边县。《汉书·地理志》记载“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102]。该“沛水”，应即古“浿水”支流即西南入黄海的大宁江。而其县故境，应为朝鲜半岛上的古朝鲜真番部族，也是燕、秦、汉辽东郡长城的东部起点。即《汉书》卷九十五《朝鲜传》所称，汉初卫满时“真番、临屯皆未服属”。由此辽东郡之番汗县，东渡清川江（汉浿水）后，即可进入汉武帝以后的“朝鲜四郡”之首“乐浪郡”。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角度，连接“乐浪郡”至“真番”“带方”和“三韩”及日本诸地，其经由的重要交通城邑有下列。
二、“朝鲜四郡”的中心与交通枢纽“乐浪郡”及其属县
元封年间汉武帝所设“朝鲜四郡”，既是对“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方国政权地域范围的扩大，又是将西汉幽州刺史监领的郡县体制，延伸至大同江、汉江流域的发展。而“四郡”的中心和交通枢纽，是从公元前1世纪设定，一直延续至4世纪初的乐浪郡治。自从20世纪初日本学者在平壤发现“乐浪太守”印以后，已确知其在平壤西南1公里古城洞土城。此外早年在大同江流域的平壤一带，又曾经发现前41年（西汉元帝永光三年）铸造的“汉孝文庙铜钟”。其铭有“孝文庙铜钟容十升重卅斤，永光三年六月造”[103]。这当是武帝开“四郡”后，经辽东流传至半岛的汉代重要“高庙”祭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开……县二十五：朝鲜、邯、浿水、含资、黏蝉、遂成、增地、带方、驷望、海冥、列口、长岑、屯有、昭明、镂方、提奚、浑弥、吞列、东暆、不而、蚕台、华丽、邪头昧、前莫、夫租。”[104]这是从元封年间始设“朝鲜”等11县到昭帝始元五年（前82）撤“真番”“临屯”二郡，乐浪郡扩辖原真番郡“南部都尉”的“含资”“带方”等7县和临屯郡的“东部都尉”的“东暆”“不而”等7县后，合计为极盛时期的25县。至此，乐浪地区成为东北亚地区、汉幽州刺史下领县最多和交通地理最为枢要的边郡地区。而乐浪郡扩展的原真番郡“南部都尉”7县和临屯郡的“东部都尉”7县，正是由乐浪郡治通向朝鲜半岛南部和半岛东北部日本海沿岸的两条重要交通路线。乐浪郡境故县有史可稽者可分列如次。
（一）屯有县和黏蝉县
该二县两汉均属乐浪郡。关于屯有县的地望，古今有三种说法，即黄海南道黄州、黄州东南的凤山郡和京畿道之丰德。三者均在平壤以南的交通孔道。今采多数中外史家的黄州说。其主要依据有：其一，据《三国志·魏书》“韩”条记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105]。这说明在东汉末，“屯有县”与“带方郡”不仅地境相接，而且“屯有”应在“带方”之北。“带方”故地，应在载宁江下游（见下条）。所以，其南的“屯有县”，应置于载宁江以北今黄州川上的今黄州枢要之地。其二，在今平壤南约40公里的黄州郡黄州邑东得月山上，至今仍有周长4000米的高句丽重要古城。城居黄州川北岸古今交通孔道，俗称“南平壤城”[106]。该城现存归属虽然为高句丽时代，但从该地与汉代“带方”“乐浪”（平壤）南北居中的交通地理形势看，亦适为高句丽以前乐浪郡之“屯有”故县之地。而关于黏蝉县，应在今平安南道龙冈郡城岘里（一称于乙洞土城）。因城址东北发现有东汉元和二年（85）“黏蝉神祠碑”而确知其地。其遗址现存东西约1500米，南北约1300米，当包括县城及周边的聚落区。
（二）海冥县
在由乐浪平壤南行百济“汉城”的汉代交通古道上，过今黄海道黄州（屯有县地）后，在经由“带方郡”和“含资县”的同时，又有通向海州湾而沿礼成江和汉江入海口，靠近百济汉城的重要古镇古“海冥县”。该县在西汉时属乐浪郡“南部都尉”，入两晋时属“带方郡”七县之一。考其县名“海冥”者，应有近海“溟茫”之义。《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海冥县，莽曰海桓。”海冥县在晋代即属“带方郡”，亦当在载宁江及其以南地区。杨守敬在《汉志释地驳议》中，将“海冥”置于“真番”近海之地。据此多数史家厘定“海冥县”于今朝鲜黄海南道载宁江右岸的海州首阴山一带，这与朝鲜半岛上“乐浪”“带方”和“真番”诸郡的相对交通方位吻合。
（三）含资县
《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均载其属乐浪郡。《晋书·地理志》系于“带方郡”下。《汉志》班固注：“含资，带水至带方入海。”[107]带水，从20世纪初在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昭封里一号汉墓发现“带方太守张抚夷”铭文砖后，可确知为今境内之月唐江，下游称宁江。按照《汉书·地理志》班固的自注“含资（县），带水至带方入海”的水道地理方位，含资县境应有“带水”，其水下流又“至带方入海”。此条的“带方”，指设郡治以前的带方县。由此观县的位置，应在“带方县”入海处以北的宁江上段月唐江一带。据此，多数中外史地名家，如韩国学者李丙焘在《真番郡考》中论及今月唐江（一名瑞兴江）为汉时“带水”，考含资县应在今黄海南道凤山郡东南瑞兴郡[108]。其后金毓黻《东北通史》、杨昭全《中朝关系史》等，皆从此说。从带方县位置的确认和班固《汉书·地理志》的明确记载看，黄海南道凤山郡为含资县地当无疑。
（四）带方郡与带方县
带方县与带方郡，是两汉时代至三国辽东公孙氏和两晋时期的同一县城而不同建置名称的变化。后者“带方郡”始设三国魏时辽东公孙康时，其后兼领乐浪郡“南部都尉”7县，而郡治仍在“带方县”。由上条“含资县”可知，“含资”与“带方县”，应南北相邻，同在月唐江即瑞兴江流域。由前述黄海南道凤山郡文井面昭封里发现的“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铭文砖和古墓旁发现的东汉灵帝“光和五年韩氏造宅”的方砖，可以确认此处为“带方”之汉魏墓群。而在此处近邻发现的黄海南道凤山郡“石城里”，正是带方县和带方郡所在地无疑[109]。其城址略呈长方形，东西556米，南北730米，其规模大于当时一般县城。带方郡和带方县与乐浪郡平壤一样，是朝鲜半岛上有明确考古发现可以认定的汉代重要郡县城址和交通枢纽。二者与百济首都“汉城”，共同构成了从汉魏至隋唐以来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以朝鲜半岛中部为“陆桥”的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交通大动脉。
（五）昭明县
旧属“真番”，昭帝以后的两汉属乐浪郡，三国和晋以后属“带方郡”。20世纪初日本占领朝鲜时，在黄海南道信川郡北部西湖里发现遗迹，一称“土城里”和“青山里土城”。有古城址呈长方形，东西约500米，南北200米。城址附近发现有“太康四年昭明王长”等铭文砖。太康四年（283）为西晋年号，晋时仍称两汉旧县名。根据墓葬铭文砖一般距县城颇近的汉晋旧制，韩国学者李丙焘已将昭明县定位于黄海道信川群西湖里土城里[110]，此论可据。这是由“乐浪郡”平壤南行“汉城”和“列口”的滨海重镇。
（六）列口县与“列口”
列口县，《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当以“列水”（今大同江）得名。《汉书·朝鲜列传》记载，楼船将军杨仆，自山东齐郡过海征朝鲜，“坐兵至列口”。宋《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记汉武帝元封三年事，在“列口”下胡三省注：“班志，列口县属乐浪郡。……余谓其地当列水入海之口。”《通鉴》及胡三省注极精审。自日本学者今西龙在朝鲜半岛发现东汉时“黏蝉长”所立“平山神祠碑”以后，已经确知“列口”当在大同江口。而汉杨仆征朝鲜“王险城（平壤）”时，“坐兵列口”，即应在平壤以南的江口外。日本学者今西龙在考证“列口”为大同江口的同时，引《三国史记·地理志》“‘栗口’以云栗川，今殷栗县”，认为“栗口”应即“列口”，即今黄海南道殷栗郡。据1974年平壤出版《考古学资料集》（4）“云城里发掘报告”，汉“列口县”当今殷栗郡出土有“千秋万岁”汉瓦当的“云城里土城”。高句丽时期一称“栗口”。
（七）长岭县
位于黄海南道信川郡凤凰里。因该地发现有魏正始九年（248）“守长岭县王君”碑。亦为由载宁江南通开城和汉城的汉魏时代的历史名城和交通重镇之一。其南则进入“三韩”境。
三、由“列口”南行“三韩”的汉魏古道
（一）在“乐浪”（平壤）以南的基本交通走向
汉代由大同江下游之“列口县”到今黄海南道“栗口”即殷栗县，继续南行“百济”和“三韩”古道，过“列口”以后，首达重镇有两处，即黄海北道之黄州城和瑞兴郡。前者位于“乐浪郡”治南百里的黄州川上，古今为交通要道，至今得月山上有高句丽古山城（黄州城）。后者瑞兴郡前已考为古“带方郡”之“含资县”，是古“乐浪”（平壤）至“汉城”（今首尔）间最重要的交通要镇。其地亦有古高句丽“大岘山城”（大鲜山山城），今地为“瑞兴郡古城里”[111]。出瑞兴郡古城里东南行百公里，沿着礼成江至汉江即到达百济“汉城”王都尉礼城。
（二）百济“汉城”与獐项口
这是汉魏时期由“乐浪”“真番”南行“三韩”的必经都邑。其故址与燕秦的“上獐”有关。汉城其故址已经确知在汉江流域，今首尔市区南之古“尉礼城”，即《三国史记》中所记百济的古都。而古“獐项口”，应即古“辽东外徼”的障塞之地，即今韩国京畿道的安山。在《三国史记》中记载，与汉代的百济古都“汉城”相对，在汉江右北汉山上，还建有“北汉山城”。高句丽灭亡百济后，603年，“（高句丽）王遣将军高胜攻新罗北汉山城”[112]，就是原百济古都，后属新罗的古“汉山城”。这是从两汉到“三国时代”朝鲜半岛中部最重要的交通重镇。乐浪南行
“三韩”的古道，由乐浪郡南之“含资县”
和“列口县”，过上述百济“汉城”后，有南、东二路可分别到达朝鲜半岛南部“辰韩”的“廉斯部”和古“弁韩”及“伽耶”诸部。
北汉山城城墙一段（冯永谦摄影并提供）
（三）由百济南行陆路
其南路大体由汉城，中经水原、乌山、天姿、公州（旧扶余），沿锦江南下全州、潭阳，然后抵达光州而至全罗南道的罗洲、木浦、宝城等，多为全罗南道的海诸要津和交通重镇。
（四）由百济汉城东行陆路
其东路，由汉城经今利州、镇州、清州，东出沃川、金泉、倭馆，而南行伽耶和东行庆州，到达新罗腹地。再经巨济岛等渡对马海峡，则可以东渡日本列岛上的北九州诸岛之“倭国”。今韩国庆尚北道的“倭馆”，即因古日本商旅驻地得名。
（五）由百济以南至汉代的“三韩”故地
当时尚处于汉百济郡县以外的部族聚落，很难如“乐浪”、“带方”二郡确置郡县，但在汉城（今首尔）西南的京畿道安山，却有重要古城。李朝《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九“安山郡古迹”条：“獐项废县，在郡西十五里。古城，在郡西二十五里，土筑，周九千五百六十五尺。”这个早于《三国史记》中“獐项废县”的古城，应与燕、秦、西汉有关的《史记》和《汉书》中的“上獐”遗址有关。出“上獐塞”即进古“辰国”。在此以南交通，此可引《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注引《魏略》的一段信史文字，以作为窥见东汉以前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从“獐项口”（燕秦“上獐”）以南半岛的交通状况。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魏略》曰：“初，（朝鲜）右渠未破时，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余户，亦与朝鲜贡番不相往来。至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郡）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出其邑落，见田中驱雀男子一人，其语非韩人。问之，男子曰：‘我等汉人，名户来。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因将户来等出诣含资县，县言郡，郡即以鑡为译，从芩中乘大船入辰韩，逆取户来。降伴辈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113]
分析这段难得的信史记载，可以为荒芜飘渺的两汉时代朝鲜半岛上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迹，梳理出以下诸条结论。
其一，从汉武帝设置“汉四郡”前后，直至安帝时，在朝鲜半岛先后有“卫氏朝鲜”“乐浪郡”和“三韩”之属。从《魏略》记载看，乐浪居西北，而“辰韩”居南。乐浪与“三韩”的分界，大体在礼成江下游黄海道以南。而在汉初卫氏“右渠”未亡时，即汉武帝以前已有与东部“辰国”的交通往来。这是秦汉之际朝鲜半岛上的早期交通。
其二，在卫氏朝鲜时，“百济”之“汉城”尚未立国，所以由右渠之“王险城”，即后来乐浪郡之“朝鲜县”，南出或东出“上障”至“真番”故地后，当时即为古“辰国”的三韩之地。故乐浪朝鲜的“东之辰国”，很可能在当时经过“真番”之地的含资县，过“带水”（载宁江），即抵达的汉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这是秦汉及其以前汉江以南朝鲜半岛陆路交通的基本走向（参见第二章23页交通图）。
其三，至王莽时代的西汉末，“三韩”之一的“辰韩”仍有“右渠帅”的官职，可见当时“辰韩”为“三韩”中之势大雄厚者。但其部仍无郡县之设，而仍为“出其邑落”之制。故此时的“三韩”诸部的交通地理，连去海上“倭人”（今日本）的交通，仍属处于中原先秦以前的古代部族“邑落”间的自然交通阶段。
其四，当时出“辰韩”之“邑落”北趋“乐浪”时，竟有被掠的乐浪汉人在“辰韩”断发为奴3年，而且辰韩一次可掠去乐浪郡1500人，说明当两汉之际，不仅乐浪等“汉郡文化”发达，有汉城址和大量汉代“人口”流入为证，而且在乐浪南部之“三韩”地区，亦有很多汉郡流民。这些汉郡流民与三韩部众，共同为开拓东北亚的边郡和交通助力尤多。因此在汉文化的覆盖下，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部族交通亦达到了空前发达。
其五，朝鲜相廉斯鑡与汉人降者户来等，由“辰韩”北归“乐浪郡”，所诣的第一县“含资县”，即今黄海南道瑞兴郡。是知含资县应为西汉时由乐浪郡“南部都尉”南行与“辰韩”的相邻之县。由此以东的“芩中”，可“乘大船入辰韩”。为当时与乐浪、“含资”相邻的礼成江中下游的大河畔乐浪南部之交通重镇。当时越过礼成江以南、以东的开城东南的汉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已属于由乐浪南行至两汉时代的“三韩”之古代交通地带，由此赴海即可东达日本北九州诸地。
四、“乐浪”东北行“第一玄菟郡”沃沮故地之“东部都尉”的濒日本海古道
汉魏时代由古“朝鲜”之都即汉武帝以后的“乐浪郡”，东北行日本海沿岸的古代交通，在汉初是通向“苍海郡”和“临屯郡”的边郡交通，汉昭帝以后则称为乐浪郡通向“东部都尉”七县的部族交通。这一濒日本海西岸的交通，主要经由如下。
（一）东暆县
该县为临屯郡治和后来乐浪郡之“东部都尉”第一县，因此确定其县地，应首先索证设置仅20余年的“临屯郡治”。此条最有力的证据是《高丽史·地理志三》：“溟州，本濊国，汉武帝遣将讨右渠，定四郡时为临屯。”此条可印证于更早的唐贾耽《古今郡国志》：“今新罗北界溟州，盖濊之古国。”[114]所谓从唐贾耽所记的“新罗北界溟州”，到王氏高丽时代的正史《地理志》，都记载“溟州”为“濊国”，即“东濊”之地。此条在《三国史记》卷一《新罗本纪》中又有明确记载，新罗王南解次次雄十六年（王莽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北溟人耕田得濊王印，献之”。[115]可见地处“北溟”（今日本海）的西汉时，已有东夷“濊王”或“濊君”无疑。今发现此“濊王印”的古“溟州”，应即今朝鲜半岛东北部，其地也是汉魏以后由朝鲜半岛去日本的发轫点之一。今江原道北部尤山郡和安边郡近海（溟州）地区的东朝鲜湾近海平原地，即古“溟州”，也是当时由新罗跨海通日本的边海要镇。
（二）不而县
不而县为乐浪郡“东部都尉”七县之一，《三国志》中称“不耐城”。其地应为旧“玄菟郡”之“沃沮”部族地。《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东沃沮：“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岭之东，分置东部都尉，治不耐城，别主岭东七县。” [116]
据《三国志》记载，不而县（不耐城）应有三个重要条件：其一为乐浪“东部都尉”之重镇，与前条“临屯郡”方位比较，应在其稍北；其二，故地属“沃沮”故地，与故“玄菟”相近；其三，其地大方位在“单单大岭”（狼林山脉）之东，靠北部朝鲜的日本海西岸。
以上述地理条件厘定，不而县（不耐城）应在今朝鲜咸镜南道狼林山脉以东日本海西岸。从《三国志·王毌丘诸葛邓钟传》记载，当年玄菟太守王欣，应熟谙朝鲜半岛古交通，从其追击高句丽位宫，“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117]。当为日本海西岸的南北陆路。
从当年王欣追高句丽赴“玄菟千里”而“铭不耐城”看，汉代不而县（不耐城），应在今咸兴北之咸镜南道北青古城南北一带。
（三）华丽县
华丽县原属临屯郡，后并入乐浪郡，属“东部都尉”的“岭东七县”。所以其地境应在狼林山脉以东、“玄菟”（沃沮县）以南的日本海西岸。《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记载，昭帝内徙玄菟郡合并临屯于乐浪后，“汉光武六年，省边郡，都尉由此罢。……不耐、华丽、沃沮诸县皆为侯国”。是知“华丽县”亦应属“东濊”沃沮故地的“县侯”之一。以其居“沃沮”以南的故“临屯郡”属县推定，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箭内亘等在《满洲历史地理》中，定临屯郡华丽县在今咸镜南道永兴一带[118]。它是由汉武帝时的第一“玄菟郡”连接“临屯郡”和“乐浪”“真番”四郡间的重要交通城站之一。
（四）夫租县
夫租县，一称“沃沮”，为汉武帝元封年间“第一玄菟郡”治。是汉代在东北亚大陆最东北部族地区建立的边郡。其地当为设郡前“沃沮”部族的聚居地。其部族分布应在朝鲜半岛东北、狼林山脉以东和日本海西岸频海。这既符合《三国志》中“沃沮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单单大岭东，分置东部都尉”的条件，也符合乐浪“东部都尉”在“单单大岭”（狼林山）以东的方位。唯沃沮故地汉城设置短暂，且部族聚邑之间久远，郡县城址颇难索证。自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八推“沃沮城”为朝鲜咸镜南道之咸兴东北以后，日本东洋学派的白鸟库吉等，亦在《满洲历史地理》中等多沿袭咸兴说[119]。笔者在《高句丽古城研究》第五章中，提出今朝鲜半岛东北日本海西岸的重要古城——咸镜南道之“北青古城”，亦极可能为古“沃沮城”[120]。这一系列朝鲜半岛东北沿纵向狼林山脉与日本海西岸之间南北纵行千余公里的山海间东北亚交通道，自两汉以来，贯通“乐浪”“东濊”和“沃沮”，北接“肃慎”（挹娄）南界。其后又正为渤海“五京”中，由“上京龙泉”、“中京显德府”至“南京南海府”的故道。由这一濒海古道出日本海上，便有水路浮海通向今日本列岛上的诸“倭国”。20世纪30年代王辑五先生著《中国日本交通史》称：“盖日本海海流，缘由间宫海峡寒流与对马海峡暖流两者。由间宫海峡发源之寒流，沿俄领东海滨省东岸及朝鲜半岛南下，适与由南而北之暖流冲突于对马海峡……这种具有左旋之日本海流，遂为中华民族由（朝鲜）半岛东渡之最古海流。”[121]从汉和汉以前开辟的这条“对马海峡航道”，数千年经久不衰。从前一章记战国前后的中国式青铜剑出土在与朝鲜半岛南部隔对马海峡可至的日本北九州佐贺等地看，由对马海峡海路通日本，应是开辟于先秦时期的东北亚古代交通的滥觞期。但限于古代的航海技术，其真正的开拓期在汉魏以后。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在日本九州之志贺岛“筑前”出土有金质“汉委（倭）奴国王印”[122]。其阴刻白文篆体，与汉代对方国、属国颁赐的冠以“汉”字头的部族王国印信形制皆同。是《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赐予“倭奴国”印信的直接物证，也是志贺岛为汉魏时由汉廷经朝鲜半岛达日本北九州的交通史迹的圭皋标志。而以日本学者福冈人青柳种麻吕考证，“倭奴国王”金印发现时在“田中巨石”，“其下有三石侧立，似围绕一物”。由此其出土地并非随意不慎弃之，而很可能为日本早期“支石墓”一类的重要贵族墓葬。如是，则筑前在东北亚交通史和“倭国”早期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将尤为重要。
其详述见本书以下晋、唐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