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魏时期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上，除以上诸节记述的各陆路干线外，见于文献记载的早期海上交通及内河漕运，亦空前发达。由于古代自然地理的条件，汉魏时期东北亚与中原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以东北南部的辽东郡和乐浪郡为主，并且主要是由环辽东半岛濒海的县镇出发，南渡今渤海海峡或沿黄海沿岸，通往山东半岛汉代“齐郡”和“东莱郡”之地。过鸭绿江口以东，则连接“乐浪郡”的浿水和列水。从历史记载中考察，当时东北亚南部的海路交通主要有三条：
其一，由山东登莱入海，经庙岛群岛北路海道，至今辽东半岛南旅顺老铁山一带，然后北行登陆的古“乌石津”和“沓津道”。
其二，由山东汉“齐郡”和“东莱郡”入海，东北海行，沿黄海海岸，入自鸭绿江口的“安平道”；再转渡朝鲜湾海域，由大同江口（古称“列口”）或清川江口（古称“浿水”）登陆的入“列口”和“三韩”“日本道”。
其三，由山东“东莱郡”或“渔阳郡泉州”（今天津一带），渡渤海入自“辽口”，然后溯大辽水和梁水至“襄平”“辽阳”和“望平”“高显”诸道。
以上诸水路交通道，试分别记述如下：
一、由山东“齐郡”跨海行入辽东的“乌石津”和“沓津”道
这一条便捷的海上交通道，在第二章“先秦时期的东北亚古代交通”中已经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海路往来两半岛间。唯这条海上交通道明确见诸文献记载，则在汉魏时期。此时两半岛间的海路往来，主要已不是民间的自然流徙和商旅交流活动，而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泛海交通和舟楫往来，并且规模宏大、历久经航。举汉末文献数条如下：
《后汉书·逸民列传》：“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123]
《后汉书》“逢萌条”所记王莽之事，当在西汉末年。其故里“北海都昌”，指汉北海郡都昌县。按《汉志》，北海郡置于西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故郡为山东“营丘”故地，首县“营陵”，今为山东省昌乐县地。当西汉末逢萌为避王莽酷政，从汉“东都”洛阳东赴今山东半岛“北海郡”，然后漂渡北海（今渤海），“浮海客辽东”。此行应是取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间海路。继其后，汉魏之世，因政治原因，由山东北海和齐郡地涉海路避地辽东者不乏其人。如《三国志·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124]
《后汉书·独行列传》记王烈说：“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125]
《三国志》又引《先贤行状》曰：“（王烈）会董卓作乱，避地辽东，躬秉农器，编于四民。……太祖（曹操）累征召，辽东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后汉书》作二十四年）寝疾，年七十八而终。”[126]
上如管宁、邴原、王烈等于汉季由山东海行入辽东者，显然非独个别之士。这是汉末辽东太守公孙度及其子孙能够自立辽东、雄张海外的人际条件之一。至于当时辽东公孙氏与中原吴地之间的官方海路往来，其规模更非避地辽东的泛海流民可比。
如《三国志·吴主传》亦记载，嘉禾元年“三月，遗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127]。说明在汉魏不仅有山东齐鲁之地的流民跨海辽东，也有江吴之地北行之民。
汉末三国魏时，远处江陵一带的孙吴政权，为了通过海路，暗结盟辽东公孙氏，以牵制曹魏，于孙权嘉禾元年三月、公孙渊遣使“称藩于权”的翌年，复遣太常张弥等，牵庞大船队乘海赴辽东。同书载，嘉禾二年“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 [128]。
从《三国志》和《后汉书》中记载的汉末时代，孙吴政权既可集“将兵万人”的庞大船队，“九锡备物”重舳巨帆，由江浙吴地数千里海道至辽东“襄平”公孙氏之间，可见汉魏时东北南部与中原及江淮间海上交通的盛况。同时该庞大船队，亦可由“辽口”而行至“襄平”（今辽阳）。这样万人乘海的水上交通道，在3世纪前后，不仅在中国航海交通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亚洲和世界，也应视为规模空前的海上交通往来。
关于汉魏时期由中原经海路渡往辽东的水道方向，在汉魏以来的史籍中也间有记载，可稍为索证。其从南至北，从山东齐郡北行，主要经由交通地点有三山岛、马（乌）石津、沓津等。
前引《三国志》“邴原”条，原避地辽东，“后原欲归乡里，止于三山”。《三国志》中的“三山”，当指由今辽东半岛南行海路至山东半岛间的三山岛，亦称“三山浦”。据《新唐书·高丽传》，唐贞观中，为从海路征高丽，“诏储粮械于三山浦”。宋《太平寰宇记》亦记云：“三山（浦）在掖县北五十里。”
《三国志》中邴原渡海所指的“三山”，应即《新唐书》和《太平寰宇记》中的“三山浦”，其位置在今山东半岛掖县（古登州）以北25公里海中。由此确知，汉魏至隋唐，由山东半岛的“北海郡”渡海赴辽东，必先经莱州湾之“三山”岛水上交通枢纽。然后由三山浦舟横北行，在今辽宁省旅顺口老铁山一带登陆。老铁山即晋人所称之“马石津”者，实为“乌石津”，即以老铁山一带乌黑的山岩命名的出海码头。《资治通鉴》据《晋书》的《载记》《编年》，咸和九年八月（334年9月），“拜慕容皝镇东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马（乌）石津”[129]。
汉魏时辽东半岛南端海路上的港湾“马石津”，据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已考证：“马石津即马石山之津口，今称旅顺口。愚谓‘马、乌’二字形似，马石山应作‘乌石山’，今为老铁山，其石色焦黑，因以得名。”[130]金毓黻之说颇有见地。汉魏以来从山东北海诸郡渡海向辽东的海路，应发自掖县北之莱州湾之“三山浦”，向北舟行经庙岛群岛海峡，到达辽东旅顺口老铁山渡口登陆，是为“马石津”实即“乌石津”。
由乌石津（老铁山）登陆北行，先到达辽东半岛南端之“沓津”，即沓县境。《三国志》“公孙度”条引《魏略》载公孙度表文：“贼众本号万人，舒、综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遣将韩起等，率将三军，驰行至沓。”[131]《三国志》中的“沓津”，指汉魏时辽东郡之“沓县”海口，亦称“沓渚”。《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金州卫”条：“沓氏城……西南临海，谓之沓渚。”根据前对“沓津”的地望考察，沓氏县应指今辽宁省普兰店北花儿山张店古城。该城有战国至汉魏时期重要遗迹、遗物。其西南为今渤海普兰店湾沙河口，古今为辽东海陆津要，至今仍为辽东南部港湾之一，故可确定为汉代“沓津”之地。汉魏时由北海诸郡北渡渤海，至辽东“乌石津”和“沓津”后，即可缘陆路直趋“平郭”“安市”“襄平”。亦可从“辽口”溯大辽水舟行至辽东郡城。由于当时辽河水运尚在“辽泽”形成以前，由辽河口（今牛庄）入至“襄平”，继续沿小辽水（今浑河）而上，首先可到达“辽阳”（今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古城）。继续北上辽河干流，则可到达辽水左岸之辽东边塞第一县“望平县”。这条从汉魏以来开辟的辽东海路通往山东“北海”“登”“莱”的水路交通，经汉、晋、唐、辽、金、元各代，直至明清的大规模海上和内河漕运时，垂两千余年，历久而不衰。直到明末清初辽河航道才渐淤塞。
二、由山东“东莱郡”和“齐郡”东北海行入“安平口”和“列口”道
汉魏时东北南部海路交通，除发自北海郡、东莱郡，经“三山”至辽东“乌石津”和“沓津”外，稍东北航行，又可入自鸭绿江口的“安平口”和今朝鲜大同江口的“列口”。这是汉魏时期由中原海道通往高句丽、古“朝鲜”和“乐浪郡”“真番郡”的重要水路交通线之一。
《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132]。以“楼船”冠以水师将军的杨仆等，汉初以庞大船队，横渡渤海和黄海，远征朝鲜、乐浪郡地，则见汉初水军之盛和水陆交通之发达。杨仆率水师去往汉初卫满“朝鲜”大同江的津口，古时称“列口”或“冽口”。故《史记·朝鲜列传》载：“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133]
“列口”为汉武帝以后乐浪郡境之“列水”之口。列水以乐浪郡治“王险城”（今朝鲜大同江下游的平壤旧城），从地理位置看，应指今朝鲜半岛之大同江。如《汉书·地理志》云，列水“西至黏蝉入海”[134]。1913年日本学者今西龙，根据发现认为朝鲜平安南道龙冈郡于乙洞古城，应即汉代乐浪郡“黏蝉县”旧城[135]，而今日大同江正流经于乙洞古城左岸入黄海。由此可进一步认定汉代乐浪郡之“列水”为今大同江。汉魏进取“卫满朝鲜”和乐浪水路要津的“列口”，即大同江口。则知汉魏时期由山东沿海舟行东北路应先至“安平口”（鸭绿江口），再东越朝鲜湾，舟行至大同江之“列口”，以连接当时北海、东莱、齐郡、辽东、乐浪诸郡之海上交通。至于汉代由江吴或山东齐郡、东莱郡，东北海道入自“安平口”之水路，史籍中记载更为明确。安平口，指鸭绿江下游的汉代辽东郡西安平县海口。而汉代西安平县，已确知在今辽宁省丹东市北鸭绿江西岸之“叆河尖古城”[136]。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嘉禾三年（234），孙权遣谢宏、中书陈恂封高句丽王宫单于。谢宏等曾乘海舟行至“安平口”。高句丽送“上马数百匹”，“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137]。
由汉末三国时代的江陵孙吴之地，乘海至辽东“安平口”，应发自长江下游的孙吴政权中心的“建康”（今南京），舟行至长江口，再渡东海和黄海，方可沿辽东黄海沿岸入自鸭绿江口。这条南北海道可达数千里，可见东北亚边海之当时海运之盛。而由列口登陆至南部“三韩”，则可渡对马海峡去日本。
三、由山东海行入“辽口”至“襄平”水道
汉魏时期，由中原向东北的海路，除上述两条外，还有由山东海行入“辽口”，溯“大辽水”和“大梁水”（今太子河）舟行至“襄平”道。这条水路交通俱在辽东郡腹地，主要经由大辽水的“辽口”和“辽队县”境入内河航道，再溯“大梁水”（太子河）可径至辽东郡首府“襄平”。可称为辽东郡的内河航运。
发生在这条水道上的著名事件，是前述魏景初二年（238）六月的司马懿征辽东公孙渊之役。司马氏兵分两路：一为陆行，公孙渊则由大将军卑衍、杨祚等将步骑数万人，由陆路屯于“辽队”、围堑二十里迎击司马懿；另一水路则由海道舟行至渤海湾，先进至“辽队”，然后溯辽河（大辽水）而上，经今海城三岔河牛庄，抵“辽队”，然后舟行抵“襄平”。《三国志》卷八“公孙度”条：“（景初）二年春，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六月，军至辽东。渊遣将军卑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围堑二十余里。……宣王令军穿围，引兵东南向，而急东北，即趋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守，夜走。诸军进至首山，渊复遣衍等迎军殊死战。复击，大破之，遂进军造城下，为围堑。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长数十丈，从首山东北坠襄平城东南。……城破，斩相国以下首级以千数，传渊首洛阳，辽东、带方、乐浪、玄菟悉平。”[138]
同条史事复见于《资治通鉴》，景初二年，“秋七月，大霖雨，辽水暴涨，运输自辽口迳至（襄平）城下。雨月余不止，平地水数尺，三军恐，欲移营，懿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此战中舟行曾“运船自辽口（今辽河入牛庄即古“辽隧”海口）迳至（襄平）城下”，这是开辟于汉魏时期的辽东内河航道。这条入自“辽口”，直趋“襄平”（今辽阳）的数百里辽东内河水运交通，直至明末清初时仍可以往来通航，其明代停泊处即今海城西四乡“布花堡”。明末清初以后，由于辽河下游河道的不断淤塞，中游泄流缓慢，这条通航了2000多年的东北亚南部最大的内河航道才最终废弃，而成为历史的陈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