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中原北出塞外至辽西“渔阳”“上谷”“右北平”诸郡的交通道，多继承于两汉时代。由“幽州”北出长城边塞的“古北口”，系前章所记古《冀州图经》中的“东北道”。其“向中山，经（右）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1]。只不过进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东北道”，在越过燕山以北后，史籍中更明确地记载有西、中、东三条陆路出塞干道，史书中或称为辽西傍海“卢龙三道”。
《辽史·营卫志》追述 ：“元魏末……北齐文宣帝自平州三道来侵，虏男女十余万口，
分置诸州。”北魏时的“平州”，设置于天赐四年（407），治所在“肥如”。《魏书·地形志》：“平州，晋置，治肥如城，领郡二县五。”所以北魏在两晋基础上重新设置的平州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北。《魏书·地形志》记载其州境“有孤竹山祠、碣石、武王祠、令支城、黄山、濡水”。其中旧“孤竹”“令支”“濡水”，从前章引《水经注》等可知，均在今滦河下游南北交通道上。所以治在“平州”境内的北魏之辽西陆路“三道”，均应经滦河下游之卢龙境内。如宋《资治通鉴》追记，东晋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皝亦曾分“三路”攻后赵：“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2]《通鉴》中前燕出兵“三路”中的“中道出卢龙塞”，正是后来北齐文宣帝出征契丹的“平州”之“中道”。如以此为坐标，两晋南北朝时由中原古“幽州”经卢龙塞“平州”进入北方草原和辽西诸郡，确有以“卢龙塞道”为中心的以下陆路三道。
一、卢龙中道—平刚道
卢龙中道即史书记载的“卢龙塞道”，其由幽州东北的关键交通枢纽标志是两晋以后的“平州卢龙县”。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中原幽、蓟诸州北出塞外的陆路交通道中的“卢龙中道”，即汉魏时由“渔阳郡”（今北京密云）通向右北平治“平刚”的中心交通道。在前引《三国志》卷十一中记载了这条“卢龙塞道”的基本走向：“旧北平治平刚，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陈寿《三国志》中所记，多系西晋以前的两汉史事。所谓“旧北平治平刚”，应指西汉时的右北平郡，该郡是“卢龙中道”的所经枢纽。“道出卢龙”，则指该道的险关“卢龙塞”；而“达于柳城”，是指该道经右北平郡“平刚”后，所指向的辽西郡“西部都尉”柳城县（今朝阳南十二台营子）。所以两晋以后，这条汉魏时代的“卢龙古道”，仍应以“卢龙塞”得名。其并行的东、西二道，各称为“蠮螉塞道”和“徒河道”。北魏延和元年（432）六月拓跋焘伐冯文通，“秋七月乙未，车驾至濡水。庚申，遣安东将军宜城公奚斤发幽州民密云丁零万余人，运攻具，出南道，俱会和龙”[3]。其中出幽州、密云、濡水（今滦河）而俱会和龙（今朝阳）的干道，即“卢龙中道”，而“出南道”即其南的傍海道。本章以“卢龙塞”的“中道”为主干，左、右两道亦各称为“卢龙西道”和“卢龙东道”。这条自先秦、汉、魏、晋、唐以来的辽西交通孔道，从自然地理上，连接幽、平二州的桑干河、海河、滦河与大凌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的千里边塞要途；从建置地理上，连接幽州的渔阳、右北平和辽西三郡。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明确记载了进入两晋南北朝以后，这条“塞道”从“无终县”开始的五百里走向：
魏晋中原出塞之陆路三道（东、中、西）
“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青（清）陉、卢龙之险。……卢龙东越青（清）陉，至凡城二百里许，自凡城东北出，趣平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黄龙（城）则五百里。”[4]
《水经注》中记载的这条重要交通道的所经山川、关隘、名城多可确指。其中自“无终”东出主要经濡水、林兰陉、青陉、凡城、平刚、柳城诸地。其中之“濡水”即今滦河，已为史家公认。由今河北省玉田县境的古“无终”，东出“濡水”之“卢龙塞道”，正是经现在河北玉田、丰润、榛子岭、沙河驿、卢龙诸地，东北出塞的汉魏故道，即两晋以来之“卢龙中道”。其交通要津可考者经由如下各地。
（一）林兰陉和青陉
卢龙塞道东渡濡水后，主要的交通关隘有“林兰陉”和“青陉”。“陉”者，山间之隘口也。“林兰陉”史无确载，但从其位于古卢龙道上、“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的方位看，其故址应在滦河东北，经由今河北卢龙县东北出长城“桃林口”左右一带塞口，即上指经由今卢龙县境古“濡水”（今滦河）段的北行干道。
《水经注》中“向林兰陉，东至青陉”的一段古“卢龙塞道”，以古今地理核定，应是循滦河上游青龙河东北出塞。其中“青陉”，就指青山之陉，即今“青山口”。宋《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记载，北齐文宣帝北讨契丹，“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5]。此出青山之白狼城道，应即出“青陉口”北行的塞道。其“青山”，今日仍位于河北省青龙县和辽西建昌县交界处，即青龙河与建昌县南源大凌河分水岭处。故魏晋以来古“卢龙道”上的“青陉”，应指青龙河穿越青山谷道的交通隘口。《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青陉，旧志在龙城西南四百里‘亦曰青岭’。”[6]从青龙河古道的走向看，龙城（今朝阳）西南有四百里的“青陉”，应指由今河北卢龙县出桃林口、溯青龙河到辽宁建昌县新开岭一段山间古今谷道。
（二）青龙河上游与南源大凌河之间的古“要路沟”
在这段由青龙河谷通往辽西大凌河南源上游的古代交通线上，至今仍有交通遗迹可寻。据20世纪70年代朝阳考古工作者调查，在大凌河上游谷道中于今建昌县土心塔附近，仍有地名“要路沟”者，南接青龙河（古“玄水”）上游今青龙县木头登镇一段山谷。要路沟，地处建昌大凌河南源，为连接大凌河和青龙河上游“青陉”古道的要冲。以其地位于古“青陉口”去“白狼城”的要道得名。在今日“要路沟”一带山上，仍遗有古道留下的深深的车辙磨痕，在山石古道上最深处竟有七八厘米。从“要路沟”南下入青龙河谷，即可到达古代所称之“青陉口”，其连接古“卢龙塞道”上的各关隘，而进入古“无终”县诸地。
（三）白狼、凡城与广城
此卢龙古道北出“青陉”后再东北行“广城”（广成）、“凡城”、“白狼城”等大凌河上游古道，已见述于第四章，并得到了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确认。其中凡城，在曹操北征三郡乌桓的交通地理考证中，已指出应与“白狼山”相近。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二年八月，曹操“登白狼山……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7]。同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则记载，建安十一年魏武帝曹操，与乌桓蹋顿单于“将众逆战于凡城”[8]。以《三国志》同书两条互证，建安十二年，曹操破乌桓单于蹋顿于“白狼山”和“凡城”，实为一次战役，故二者必地境相同。由第四章考知，汉魏之辽西“白狼山”即今喀左县西南之“大阳山”，则见载于《三国志》、与白狼山同在一地的“凡城”，据实地调查，结合当代考古发现看，应是今喀左县西南大阳山北侧、位于县境内的山嘴子乡“土城子”古城遗址[9]。其地理坐标为北纬44°55′、东经119°40′。
白狼城和凡城的确定，为古卢龙塞道出“青陉”北行路线所经，提供了重要的交通地理坐标。从《水经注》记载 “卢龙塞越青陉至凡城二百里许”看，青陉应位于今长城桃林口一带。以里距计，今由河北省卢龙桃林口一带出塞，东北至辽西喀左大阳山北麓的“凡城”土城子遗址，实有80多公里。这条古道应是由青龙河上源支流清水河进入凌源南渗津河东北行至喀左县，与汉魏时“二百里许”距离大体相合。在这条由“青陉”东北至“凡城”的古道上，还途经汉代故右北平“广成”县，两晋以后又称为“广都”。《晋书》载，前燕时“（石）季龙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进陷广城”[10]。
石季龙北攻前燕之役，正是循青龙河和大凌河上游的“卢龙道”向东北行进。其路线所经的“广城”，已考在今大凌河上游敖木伦河东岸之建昌县南公营子镇铁沟村“后城子”古城[11]。其西北数十里，顺大凌河古道，即到达以上所述的“白狼山”和“凡城”。
这条大凌河南源的古道，经过“白狼山”和“凡城”以北的“白狼城”，即汉代一节中的辽西郡之“白狼县”（今辽西喀左县平房子镇黄道营子古城）。黄道营子位于大凌河西岸北纬41°21′、东经119°39′左右。东至大凌河（古白狼水）仅500米，与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白狼水北经白狼县故城东”的方位完全相合。这是开辟于先秦时期的“山戎”—“东胡”的北行大凌河部族通道，而“凡城”（土城子）为枢纽重镇。
从古代辽西交通地理的形势看，在大凌河南源古道中，与青龙河上游衔接，实际上有建昌县“要路沟”、东大杖子和凌源南渗津河下游至喀左平房子两条通道。而后者由黄道营子“白狼城”往南，有以大阳山和影壁山形成的隘口。出隘口南行可通向“石城”、“广城”进入卢龙塞内；由喀左黄道营子“白狼城”往西北，通过大凌河西支河谷平原约10公里，又有双尖山和关大海山形成的北路隘口，为沿大凌河西支去往汉右北平治“平刚”的戍边之道；由“白狼城”往东北，沿大凌河南源谷道行2.5公里，有南哨山口。这一带险峻的五子山和南山分列大凌河古道两侧，形成雄关拱卫之势。过喀左大城子后，这里便是由白狼城去往辽西重镇西部都尉“柳城”的交通孔道。东汉末曹师由“白狼山”直指“柳城”东北二百里，正是经由此道奔袭乌桓至柳城。
（四）“卢龙塞道”上的柳城和龙城
汉魏晋时期卢龙道在辽西的结点“柳城”，在汉代一章中已确考在今大凌河中游的朝阳南十二台营子。只不过至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北迁10公里在今朝阳重设“龙城”，在郦道元《水经注》中亦称“黄龙城”，为辽西最重要的古都和交通重镇。
从上述自然交通地理看，辽西喀左县之古“白狼城”和“凡城”，可谓一城控三源：大凌河南源、西源和渗津河上游；又一城连三路：南行“广都”，东北行“柳城”，西北行“平刚”道。该城是古“卢龙道”东北出塞后，右北平郡内最重要的两处交通和军事重镇。它与其东北约100公里的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柳城”，南北夹峙大凌河中上游的辽西古道。中经战国、汉魏，以至晋、唐以来的千余年。尽管辽西建置屡迁，部族迭兴，但雄踞于白狼水中、上游的这两座交通重镇，却历久而不弃，成为大凌河谷联系古代东北与中原陆路交通的历史名城和交通纽带。
二、卢龙西道—“蠮螉塞道”
两晋以来的卢龙西道，史书中记载较少。见著史籍，主要有《晋书》《北齐书》和《太平御览》等。前引《晋书》和《北齐书》记载了东晋鲜卑慕容氏与后赵石虎之争时，军旅曾出“卢龙西道”。《北齐书》和《太平御览》则记为北齐文宣帝北伐契丹，亦曾取东、西两道。
《晋书》载，咸康六年（340）冬十月，“皝将图石氏（石季龙），……于是率骑二万出蠮螉塞，长驱至于蓟城，进渡武遂津，入于高阳，所过焚烧积聚，掠徙幽、冀三万余户”[12]。
《资治通鉴》卷九十八中还记有晋永和六年（350）慕容皝遣兵三路攻赵，“东道出徒河”，“中道出卢龙塞”，“西道出蠮螉塞”南进。可见东晋时出“蠮螉塞，长趋至于蓟城”之道，是为当时中原出塞之“西道”无疑。《通鉴》卷一百零六《晋纪二十八》载，太元十年（385）后燕王慕容垂“遣慕容农出蠮螉塞，历凡城，趣（趋）龙城”[13] 。
辽西龙城遗址发掘、勘查图
这条西道，在《北齐书》和《太平御览》中，又称为辽西“长渐（堑）”。《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四年（553）北伐契丹，“东道趣青山……西道趋长堑”[14]。长堑，应指山谷之道也。其后《太平御览》更明确记载：“齐主（文宣帝）以契丹犯塞亲征，至于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渐（堑）。司徒潘相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这也是出“青山口”经渗津河向“白狼城”古道。
《晋书·载记》中西道“出蠮螉塞，长驱至于蓟城”，《北齐书》中文宣帝高洋发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堑”，二者虽相隔200余年，而实际所取都是两晋以来，由“平州”（今河北卢龙）或“蓟城”（今河北蓟县），趋行“长堑”过“蠮螉塞”，从长城喜峰口而进至辽西的卢龙塞西道。
这条晋时卢龙西道追溯至汉魏之际辽西交通地理看，应是当年曹操引田畴之众，由卢龙古塞回军，“堑山湮谷五百里”的迂回之道。故《北齐书》中称此西道为“长堑”。宋《武经总要》亦称，平州卢龙郡，《三国志》“曹公北伐乌丸，田畴从卢龙道引军……（堑山湮谷）即此路”[15]。证以前《晋书》慕容隆曾兵出“蠮螉塞，历凡城，趣龙城”。说明前燕慕容隆出辽西“蠮螉塞”，“历凡城，趣龙城”之道，亦即是曹操北征乌桓经战过的“凡城—柳城”之道。因汉时“柳城”，在今辽西朝阳南10多公里袁台子，而前燕之“龙城”，北迁至今朝阳市区。故由“白狼”“凡城”取“柳城”和“龙城”的故道，汉晋之际实际上是同一条大凌河谷道。
从两晋以来的古代自然地理上看，辽西之“蠮螉塞”道之所以称为“西道”，是指在方位上位于“卢龙中道”之西。即由今河北卢龙古“平州”开始，堑道转向西北行，经今青龙河西支瀑河，越迁安县北境，再过建昌营、青龙县、偏崖子、汤道河，然后连接辽西凌源市南之刀尔登。由此而东北行，进入渗津河上游古道，或正北进入大凌河西支凌源南大河北行。前者进入渗津河古道，即进至今喀左“大阳山”—古“白狼山”和“凡城”，东北可取至“柳城”和“龙城”。
这条古道与上节的“卢龙塞中道”平行而偏西，故传称“卢龙西道”。为晋唐以来，由中原出卢龙古塞，取西道通往辽西和塞北的重要陆路孔道之一。《晋书》所谓出“蠮螉塞，长驱于蓟城”，和《通鉴》所谓“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16]，指的都是由今青龙河西支，越都山隘口，进至喜峰口路，直通今遵化、蓟县的通道。隋唐以后，在此卢龙“西道”的基础上，开辟了由滦河上游以北的“喜峰口”北出瀑河流域之“宽城、永安、平原”，而进入辽西老哈河上游之“黑城子”，即进至辽代“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是为宋辽之际著名的“松亭关道”而北至辽上京（详见第七章辽代）。
三、卢龙东道—徒河道（傍海道）
两晋以来辽西之“徒河东道”，与上述之“中道”与“西道”，同载于《晋书》诸记载及《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书中，实际上是由古代的辽西傍渤海东行的陆路。
《晋书》卷一百零九载，段辽分兵两路夹击前燕故都辽西“棘城”：一路发棘城西北之“柳城”；一路来自棘城东南之“徒河”[17]。后者即指“徒河道”。
《晋书·穆帝纪》载，永和五年（349），慕容皝次子慕容“嗣燕王位”。《通鉴》载，次年（永和六年）“燕王使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18]。此条记徒河正在卢龙之“东道”上。
其后宋《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亦曰：“齐主以契丹犯塞，亲征，至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堑。司徒潘相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19]
上述史载这条由中原出塞北行的“东道”，即俗称的“徒河道”。从交通地理上看，其主要的方向是指向辽西的“徒河”和“棘城”。“徒河”，为故汉辽西郡县。据本书第四章引《汉书·地理志》：“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唐就水为今小凌河。其下游近海的“徒河”，以水道论，当指其支流女儿河。考古调查证明了，以水名地的汉“徒河”故县，应在今辽西锦州或凌海境女儿河下游汉城。
但汉代辽西“徒河”至前燕时曾有地域变迁。《十六国春秋》记载，前燕主慕容皝时，曾“东徙徒河县置营丘北镇”[20]。新徙的“徒河”方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白狼水”条，应在“渝水”下游左岸，就是今天大凌河下游东岸今辽宁凌海市东花一带古城[21]。
两晋时经“徒河东道”所经之“棘城”，为342年，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以前的故都。《魏书》卷九十五载，前燕主慕容皝“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晋书》亦记载，慕容皝“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县）令刘程以城降，新昌（县）人张衡执县宰以降。于是斩仁所置守宰，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22]。是时鲜卑慕容氏以辽西“棘城”为中心，故史称慕容皝为“昌黎棘城”人。而以魏晋时“昌黎”与“棘城”多并称可知，棘城应与汉辽西“昌黎县”北毗邻。考昌黎为汉代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据《水经注》记载，汉代辽西昌黎故县，应位于“渝水”（今大凌河）之下游西岸，故址考定为今辽宁义县西南、凌海市以北的大王家古城[23]。而与昌黎毗近的棘城，应位于昌黎以北今北票南章吉营子。唐《通典》记其方位：“（棘城）在郡城（今朝阳）东南一百七十里。”[24]方位不甚准确而里距基本相合，这应是大凌河北曲南岸的古“棘城”。根据上述史籍所载方位和考古遗迹，经田立坤先生考证，当时位于汉代“昌黎”故县稍北，并在“郡城（柳城）东南一百七十里的”的“棘城”，应置于今辽西义县以西大凌河南岸的北票市章吉营子三官营一带古城。这里正是古柳城之东、渝水下游和汉代昌黎县北境的重要的东西交通孔道之一。
徒河东道上的“徒河”“昌黎”和“棘城”定点后，这条出卢龙道东行的交通路线即可大体上确定。以地名勘定，这条“徒河东道”的基本走向有三：
一是发自“渔阳”（今北京附近），经由今河北省玉田、蓟县，古“无终”境东北陆行，至滦河下游的古“海阳”“平州”（卢龙）。至此陆路分途：其中卢龙“中道”和“西道”分别沿青龙河两分支北上。而“东道”者，则由今滦县正东行经昌黎、卢龙县境，至海岸傍海行。《通鉴》记，东晋永和六年二月，“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霸军至三陉”。元胡三者注云：“魏收《地形志》：海阳县有横山，盖即三陉之地。”[25]晋时辽西“海阳县”，今为河北滦县西南兴隆庄[26]，可见当年慕容霸取徒河东道所至“三陉”，正经过今滦县东至昌黎、卢龙之道。此“东道”的走向，由此出卢龙塞后，又东渡“渝关”，即今河北省抚宁县山海关西南八里的古城子。然后傍海东北陆行，经汉以前的辽西“碣石道”，而到达今六股河下游。这条傍海之卢龙“东道”，在六股河入海口以西的一段，经由今黑山南麓沿海陆路。黑山为今燕山余脉，是今辽西大凌河上源敖木伦河与六股河及其支流的天然分水岭，其东支也是辽西小凌河和女儿河上游的分水岭，古时则成为沿六股河和大凌河谷分别出塞的天然分界线。黑山以南，为傍海之“徒河东道”，亦称“渝关道”。黑山以北则为沿青龙河、大凌河出塞的“卢龙中道”，即古“卢龙—白狼道”。“中道”以东傍海则进入今辽西的“徒河东道”。
二是此徒河东道，由六股河溯流而上，经今绥中县北之龙王山附近“腰古城塞”，应即东汉辽西郡治“阳乐”[27]。这一古城地处绥中县北六股河右岸“腰古城寨村”。城址内，汉晋直至辽金遗物都很丰富，附近有汉和汉以后墓群，为东出“榆关”后傍渤海西北岸的重要郡县和交通镇城。然后又沿六股河上游，经建昌大杖子、二道湾子乡“后城子”汉魏古城后，即分为东、北二途。北途即进入小凌河上游，一直去往辽西“柳城”故地，即第四章曹操北征三郡乌桓时由柳城回师之道。由“柳城”沿大凌河谷，继续东北行，则到达前燕古都，今北票南章吉营子之“大棘城”。东行则进入大、小凌河下游以东去往古“无虑县”。
三是由六股河上游东道则转入女儿河上游。经今二道湾子、三道沟、黄土梁子，而进入女儿河谷，即古“徒河道”。在这条交通路线上，据1984年秋实地调查，沿女儿河谷的陆路交通，近海阶地平原平坦如砥。特别是女儿河北岸葫芦岛台集屯，发现有大型汉代古城，再由台集屯东行30多公里，即达今小凌河下游重镇锦州。由锦州东北更有大道直通今大业堡、王民屯、七里河和义县、黑山。这条现代交通路线也应是为古代连接辽西“徒河”、“昌黎”间的交通干线基本走向。它与其偏西的“白狼—柳城道”一起，并为汉晋以来辽西交通干道枢纽。因两道相邻而进，故晋咸和九年（334），“（慕容）皝遣其司马封奕攻鲜卑木堤于白狼……段辽遂寇徒河”[28]。特别在汉魏以后，由于辽西海侵的平复，这条傍海陆路在辽西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以至在隋唐以后，由于滨海“榆关”道的开通，这条傍海交通逐渐取代了北线大凌河谷的古“白狼道”，而成为由幽燕经辽西走廊去往辽东的主要交通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