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年，前燕慕容皝择“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的“福德之地”，建立“龙城”，史称“和龙城”。“柳城”，指汉辽西郡“柳城县”故地，今朝阳南袁台子；“龙山”，指今朝阳市东之凤凰山。这“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的“龙城”，即今朝阳市区。晋咸康八年，慕容皝迁其父慕容廆故居“棘城”，于西北在今朝阳“龙城”立都。从此，龙城即取代汉代柳城，成为“三燕”（前燕、后燕、北燕）在辽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北魏时则为辽西首镇“营州”治所。
“龙城”政治地位的确立，使其同时成为东晋至元代辽西地区的军事重地和交通重镇。从两晋至南北朝，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陆路，可分为南向、北向和东向三条：南行大道，主要顺大凌河谷道西南行经“白狼城”入汉魏之“卢龙塞道”；东行大道，经大凌河下游之“汝罗城”，为东去“平州”（古襄平）的汉魏辽西和辽东郡之间交通的继续；北行大道，为通向今大兴安岭即“大鲜卑山”南北的部族通道。现将两晋南北朝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诸道分述如下。
一、大凌河上游之“白狼道”
这条陆路，经过汉以来右北平郡境的辽西重镇“白狼”、“广成”等县。是东汉辽西边塞弃守以后，连接中原出塞的主要陆路孔道之一。
《十六国春秋·后燕录》：“建兴五年，北平吴柱聚众千余，攻破北平，转寇广都（广成），入白狼城。”[29]
前引《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四年（553），“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从西道趣长堑。诏司徒潘相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经昌黎城。……癸卯，至阳师水”。
《十六国春秋》与《北齐书》所记后燕时吴柱寇“白狼城”和北齐文宣帝北征契丹所行，应为同一条大凌河上游古 道。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当道的某些交通地名有所增异。其中互见于诸书中的主要交通经地有“北平”“广都”“白狼”“石城”“昌黎”“阳师”“营州”等。其在交通线上的位置如下：
（一）北平
即古“平州”。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卢龙县，本汉肥如县地属辽西郡。……唐武德三年，省临渝，移平州置此。”[30]唐武德三年以前的北魏之“平州”，一称北平，治在“肥如县”，即今河北卢龙县西北卢龙塞道上[31]。
（二）广都
《汉书·地理志》中右北平郡之“广成”县。慕容燕时“析置广都县，属右北平郡”。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县，东南迳广成县北流，西北屈，迳广成县故城南，王莽之平虏也，俗谓之广都城。”[32]从《水经注》记载看，“广成”故县，应在“白狼水”（大凌河）上游的东北岸，前燕时析置为“广都县”。故址应在今大凌河上游东北岸建昌县二道湾子乡“后城子”遗址。
（三）白狼
汉魏至两晋时不易。唯北燕时“以白狼城为重镇，置并州及建德郡治焉”。故址即第四章所考，在今大凌河上游喀左县西南之黄道营子古城。东晋以来以置“建德郡”治。
（四）石城
即汉右北平郡石城故县。该城以古“石城川水”得名。石城川即今渗津河。位于渗津河下游喀左县山嘴子镇黄家店村“土城子”。其地理坐标为北纬4°55′、东经119°35′。
（五）昌黎
《北齐书》中的“昌黎”，已非《汉书·地理志》中的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昌黎县，而是前燕迁治于今朝阳西南部“白狼水”东岸之“昌黎”。故北魏郦道元称“昌黎故城”。据《水经注》记载，白狼水会“方城川水”，“又东北经昌黎故城西，……高平川水注之”。经考证，高平川即今叶柏寿河[33]。位于“高平川”入“白狼水”稍南的大凌河东岸前燕至北魏之“昌黎”，应置于今喀左县东北“马家营子”一带古城，或朝阳西南黄花滩一带（后辽代建州）。
（六）阳师
由前燕以后“昌黎”的位置析定，北齐文宣帝北讨契丹，经过“昌黎”后一日程，所经之“阳师水”，实际上应即大凌河支流叶柏寿河，古称“高平川”。因南北朝以后于水上置“阳师镇”得名。故知文宣帝所经“昌黎”以北去“营州”路上的“阳师”镇，当在今叶柏寿河（牤牛河）下游汇入大凌河处的喀左县公营子和水泉之间“前城子遗址”，古今为沿大凌河交通必经之地。
（七）营州
即“三燕”时期的辽西“龙城”。北魏以后改置为“营州”治所。故址仍治今朝阳。《北齐书》中之“营州”，应指北魏时之建置今辽西朝阳。
上述这条由“广都”至“营州”的由辽西入中原的大凌河上游古道，继汉魏辟行以后，在两晋以后因到达“龙城”为中转，故史书中亦称为“黄龙道”。《隋书》“长孙晟”条载，开皇元年（581），“授晟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赍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34]。时人称长孙晟深谙四夷道里形胜，“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35]。可见两晋至隋初，这条通过大凌河谷的“黄龙道”，一直是由中原出塞通向辽西以北奚部和契丹的要途。《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载隋韩暨墓志又记载：“韩暨‘昌黎龙城人也，开皇四年，君与北平总管府参军事刘季略往契丹诸部’。”而隋韩暨墓志中的“昌黎”，在南北朝以后至隋唐之际，改设在今朝阳西南大凌河中游。今黄花滩一带的新“昌黎”，亦即唐韩愈祖籍“韩昌黎”故地。而《隋书》中的“处罗侯所”，应即《晋书》中的塞外乌丸（桓）“悉罗侯”。治所在辽西“平刚”一带，今老哈河上游之宁城县西南“黑城子”至凌源市“安杖子”之间。这是从汉魏以来北出“平州”塞外的重要通道。进入大凌河（白狼水）上游后，称为故“黄龙道”，应为当时连接大凌河、老哈河西北行契丹草原陆路的枢干，历经千年而不衰，所以直至隋唐辽金，仍是中原向北经略契丹的必经之路。这条自汉魏晋以来出“柳城”、“龙城”北去塞外草原的古道，在今朝阳西北最重要的关隘是大青山关口。经笔者20世纪80年代实地调查，今在大庙河谷的朝阳县马迷水村西大青山下的大青山南、北二城，应为古关城遗址。
二、大凌河中下游东南之“汝罗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辽西“龙城”东南经大凌河中下游东南的“汝罗城”再东行辽东的陆路，实际是汉魏时期由“柳城”东南经“昌黎”、“无虑”通往辽东郡的故道。此道上的第一交通重镇，在晋唐时期是坐落于大凌河下游的古“汝罗城”和“营丘”。
关于晋以后辽西“汝罗城”的地理位置，首见于郦道元《水经注》：“渝水（大凌河下游）又东南迳一故城东，俗曰女（汝）罗城。又南迳营丘城西。”[36]
其后，唐贾耽《郡国县道记》又记载：“炀帝八年，为置辽西郡，以突地稽为太守，理营州东二百里汝罗城。”[37]
又《元和郡县补志》记载：“营州东有镇安军，本燕郡守捉城。……又有汝罗、怀远、巫闾、襄平四守捉城。”[38]
从上述史籍看，“营州”（今朝阳）以东的“汝罗城”，因在《水经注》中已称“故城”，所以至少在北魏郦道元以前的晋代，与前燕设立的“燕郡”，已成为大凌河下游的交通和关防重镇。中经南北朝至隋唐，仍不失为辽西军事重镇的地位。在唐代，它与“营州”以东的“燕郡守捉”及“怀远、巫闾、襄平”三守捉城，共为由“营州”通往“安东都护府”（襄平）的军旅重镇。从隋、唐二朝史籍看，营州至襄平间的汝罗、燕郡、怀远、巫闾诸“守捉城”，均为历次东征的屯军集粮之所，兼有交通和军事的双重意义。晋唐间大凌河下游的交通重镇“汝罗城”的方位，应在“营州”东南、古“营丘”（今凌海境）以北。据郦道元《水经注》和唐贾耽《道里记》记载，在营州以东的“渝水”（今南流大凌河）西岸，“营州东（南）二百里”有“汝罗城”。以营州为坐标，其东南里距今折合为80公里左右。以此为对应坐标，今朝阳（营州）东南80多公里的大凌河下游西岸的“汝罗城”应置于今义县南、凌海市以北的大凌河右岸之王民屯和开州城一带。2008年至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在义县南大凌河两岸开州城、王民屯等地均发现有汉魏至辽金时期的重要遗址。从由朝阳东南80余公里的大凌河下游发现的古迹看，古今义县王民屯、七里河镇开州城遗址等大凌河右岸的交通要地，应为晋唐之辽西“汝罗城”和“汝罗道”经由所在。“汝罗城”南临的“营丘”，应在今大凌河下游凌海市境。
三、大凌河西北出营州大青山关隘的草原陆路
上已指出，由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辽西“龙城”和“营州”，北出西北之大青山隘口（今朝阳西北大庙镇卧佛沟村土城子遗址）[39]，是继汉魏时期由“柳城”北出燕秦汉长城，去往东胡、匈奴和鲜卑的古戍边之道。至两晋以后，由于东部鲜卑入塞，并在辽西建有“三燕”政权，这条北上草原陆路成为南接“卢龙塞”沿努鲁儿虎山和老沿河、西拉木伦河诸支流，北行大兴安岭以南、以西的鲜卑拓跋部和室韦、乌洛侯的草原通道。由于在隋唐和辽金以前，鲜卑、室韦、乌洛侯等草原骑射民族，多以毡帐、茅庐转徙于草原山林中，缺少城郭建设，所以辽西大凌河以北的草原陆路，历史上经行路线和文献记载中，多以自然地理的山川方位为坐标。举其有代表性的文献《魏书》“乌洛侯传”和“室韦传”可见一斑。
如《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称：“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又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40]
同卷“失韦”条又称，“失韦（室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水。”[41]
从《魏书》记乌洛侯和失韦看，在两晋南北朝（含隋唐早期），二部族无疑都在“营州”（今朝阳）以北约千里的大兴安岭南麓相邻而居。其中乌洛侯“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而失韦“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水”。“水”者，早在一个世纪前，中外史地家已考辨即“难水”的音转，即今源出大兴安岭北麓的黑龙江支流嫩江[42]。则乌洛侯与室韦北境，必应在松花江支流嫩江（难水）流域。
由上可知，在两晋南北朝时，“营州”北千里的乌洛侯和室韦二部，都居在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左右，其相对方位，应是乌洛侯稍处嫩江东南，在“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即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黑龙江省鄂伦春自治县阿里镇西北10公里（今属内蒙古）的北魏先祖“嗄仙洞石室”[43]。乌洛侯，又称“乌罗浑”“乌罗护”，应为汉魏之东胡后裔乌桓支系，北徙大兴安岭西南嫩江上游。而“室韦”故地，应为蒙古族的主要发源地，略居其西北部，“其国有大水……名水”，即今嫩江中上游。当时由辽西“营州”（今朝阳），北行“千余里”，适抵大兴安岭南麓呼伦贝尔草原中南部和嫩江中下游的室韦和乌洛侯之地。从“营州”北行的这条“草原陆路”，实际上是东北亚古代草原交通中最早开拓的西北部大通道之一。在汉魏时，它应是由“幽州”过燕山、七老图山、鲁努儿虎山，北行匈奴左部和室韦之先“丁零”的最早草原上通向黑龙江上游“卢朐河”（今克鲁伦河和鄂尔古纳河）的极边之道。进入两晋南北朝以后，根据《魏书》《北史》等记载，它的主要草原陆路，如从辽西“营州”发轫，其主要经由从今朝阳西北大青山隘口、大青山古城，北经“契丹衙帐”（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过西拉木伦河至“啜水”（今洮儿河）、“盖水”（呼尔达河），翻“犊儿山”（努鲁儿虎山余脉），再北渡“屈利河”（绰儿河），又北行“刃水”（二根河或雅鲁河），而终抵“水”即嫩江中上游齐齐哈尔至嫩江市一带，在辽代称为于厥里部的“庞曷城”。在《北史》卷九十四“勿吉”条中则记载：勿吉向中原洛阳朝贡，进至辽西“营州”（和龙城）后北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大青山），山北十三日至祁黎山（努鲁儿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环水（西拉木伦河），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鲁水（洮儿河），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松花江）”。这里明确记载，当时“勿吉”（挹娄）进入中原先西经松嫩平原，转辽西“龙城”的必经之路。因上述由“营州”北行“乌洛侯”和“室韦”以及“勿吉”的草原部族交通，在本章以下第四节部族交通中有专门详述，本节不繁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