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后，汉代辽东郡治“襄平”改设为“平州”，但仍为东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汉末公孙度据有辽东后，于襄平先置“平州”，不久废入幽州。西晋泰始十年（274）复于襄平置“平州”。晋永嘉以后，方迁辽东之“平州”于辽西境。其后襄平作为“东夷校尉”治所仍为辽东的军事和交通重镇。《晋书·地理志》“平州”条：“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44]其后大兴二年（319），“平州刺史崔毖遣别驾高会使来献肃慎氏之弓矢”。直至4世纪末，高句丽好太王占有辽东，改称为“辽东城”，但仍为交通重镇。以“平州”为中心的四至交通如下。
一、南行建安、平郭、沓县道
此道为继汉魏以来，由辽东郡襄平南行辽东海渚的干道。东晋以来，由于辽西陆路的阻隔，更使由襄平南行必经的平郭成为控扼辽东海、陆要津的腹里重镇。史载，前燕慕容皝、慕容仁兄弟争夺辽东，曾于“平郭”、“汶城”一带多次争战，终以慕容皝最后据有辽东而告结束。两晋时，由平郭往南，除继汉代以来经“沓氏”外，又增有“力城”和“北丰”。据《好太王碑》著录：“永乐五年……因过襄平道，东来□城、力城、北丰。王备腊，游观土境，田猎而还。”[45]高句丽好太王碑旋师取“襄平道”，而东来“力城、北丰”以前，碑文中失载的“□城”，笔者考为“汶城”[46]。可见三城应为并临的东晋时辽东名城。其“北丰”始见于《三国志·魏志》，正始元年（240），“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规齐郡之西安、临菑、昌国县界为新汶、南丰县，以居流民”[47]。从三国魏时，辽东民能经“汶”和“北丰”县渡海徙山东齐郡的地理条件看，汶和“北丰”应置于辽东半岛南部的近海之地。“汶城”，即汉代的“汶县”，故址在今辽宁省大石桥南永安镇“土城子”古城。与此相应，据《魏书》记载，北燕时冯文通（冯弘）赴辽东，“高丽乃处之于平郭，寻徙北丰”[48]。冯跋建北燕时，辽东已为高句丽所据。高丽先处燕使冯文通于“平郭”，寻而又“徙北丰”。也说明平郭与北丰不仅地境相临，而且又应同在辽东半岛的近海处，方可有流徙渡海之便。而从高丽为避辽西北燕之扰，寻徙冯文通由“平郭”至“北丰”看，北丰更应在平郭稍南。以汉代“平郭”县为今盖州市古城度之，其稍南近海的“北丰”，应初置于今辽宁省普兰店东北的魏霸山城[49]。魏霸山城，又称“吴姑城”，是魏晋以来，由“平州”（襄平）南经“平郭”而通海隘去山东齐郡的交通镇城之一。高句丽占有辽东后于此改建为山城。
另一座始见于东晋以后与“北丰”并书于《好太王碑》中的“力城”，史书中也记载较少。仅见于《晋书·地理志》平州“辽东国”所属八县的“力城”。从东晋以来辽东建置地理来看，它应是高句丽在据有辽东以前的旧城的基础上，后在交通关隘处所建的又一新城。从东晋以后“汶城”、“北丰”与“力城”并存于辽东的情况分析，“力城”亦应在辽东南部。并应是与交通地理有关的高句丽山城。以此推定，两晋以来之辽东“力城”，姑置于今瓦房店境内的“得力寺山城”，又称“龙潭山山城”。今龙潭山山城中的得力寺，或源出晋代的“力城”。其地不仅有晋唐高句丽遗物，而且南通普兰店“吴姑城”（北丰）；再南行则是渤海普兰店湾的张店汉魏古城，即汉魏晋初之“沓县”。在高句丽占据辽东、封闭辽东边海并在金州东修筑大黑山山城以前，沓县之城一直是辽东出海的水陆要津，史称“沓津”，由此东北则通往黄海西岸的大庄河河口。不仅在由龙潭山城东北去庄河谷道的沿线所经，已发现有诸多古遗址，而且在今庄河市西北五十里交通孔道上的城子山上，也发现了高句丽山城。从考古遗迹上看，大体为我们勾画了一条由今瓦房店市龙潭山山城（力城）和普兰店张店古城（沓津），东北至庄河河口，又中经城子山山城，自渤海岸东至黄海沿岸的东西交通孔道。这条考古遗迹的连线，与当年高句丽好太王以鸭绿江中游的“丸都”为中心，南下沿小辽水（今浑河）和“梁水”（太子河）“襄平道”，然后东南过“汶城”（今大石桥南永安村“土城子”）、“力城”、“北丰”，最终经由辽东半岛折而东北去鸭绿江口并返回“丸都”（今集安山城子）的游猎东巡路线和旋师之道，在交通地理上应基本相合[50]。
丸都山城内瞭望台（2004年未修复前考察摄）
二、平州东北行新城、木底、丸都道
两晋南北朝由辽东“襄平”东北行去往高句丽故都，是另一条开辟于汉魏时代的重要部族交通道。这条交通路线以辽东“新城”为转折，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由襄平东北经“盖牟”至“新城”，是为汉代由辽东郡至玄菟郡间的戍边之道 ；后段由“新城”沿浑河东抵“木底城”，溯苏子河经“苍岩”至“丸都”之道，则是东向高句丽故地的“南陕”之道。在这条著名的交通线上，以“盖牟”“新城”“木底”“丸都”等名称出现于史籍中的重要交通城镇，均见于东晋以后。从辽东建置历史和考古资料考察上看，以上诸城均属两晋以后辽东高句丽所建的山城之一[51]。唯以“木底城”，地处由浑河和苏子河组成的“南陕”之道的枢纽，交通地理的位置十分重要。而“丸都”更是汉晋时代高句丽的故都。在198年即高句丽山上王二年（汉献帝建安三年）于“国内城”东北筑“丸都城”，至343年（东晋康帝建元元年）迁都平壤（国内）的140多年间，“丸都”在东北部族交通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辽东“新城”东行“丸都”的陆路，干道主要循今浑河、苏子河而进。经苏子河中上游山地，进入浑江西支富尔江的山谷、隘口，东南穿越浑江古道，最后再到达今鸭绿江中游的吉林省集安县，即高句丽古都“丸都”和“国内城”。然后渡鸭绿江以东，可达朝鲜“平壤”以南诸高句丽腹地。史载，这条沿江穿谷的陆路，主要经由如下要镇。
（一）盖牟城
盖牟为东晋以后由辽东“襄平”东北去“玄菟”和“新城”的首镇。从史籍中考察，它的建置出现较晚，最早见著两《唐书》，应是高句丽据有汉魏辽东郡以后最后建有的一批山上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由“安东”去往渤海王城之道：“自（安东）都护府（今辽阳）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52]又《旧唐书·韦挺传》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统兵“破盖牟城，诏挺统兵士镇盖牟，示渐用之也。挺守城去大军悬远，与高丽新城邻接，日夜战斗，鼓噪之声不绝”[53]。
从《新唐书》所记称“古盖牟、新城”看，盖牟与新城至少建于隋唐以前。其相对方位，据两《唐书》的明确记载，两城相邻并依次排列于“安东都护府”东北的交通要道上。由于晋唐辽东“襄平”和“新城”位置的确认，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今沈阳苏家屯区陈相屯塔山山城的发现，把位于“安东都护”和“新城”之间交通道上的古“盖牟城”，定置于今沈阳市苏家屯区塔山山城无疑。该城经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多次调查确信无误[54]。
20世纪40年代的抚顺高尔山山城东门
（二）新城
新城始见于3世纪的晋咸宁年间，为高句丽西陲重镇。入唐以后为唐代“安东都护府”以下所置“九都督府”之首。唐总章以后称为“新城州都督府”。《旧唐书·东夷》“高丽”条记载：“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以新、旧两《唐书》和贾耽《道里记》记载，由“安东都护府”东北过“盖牟”后即达“新城”。这是唐代“长岭营州道”上的枢纽重镇之一。由新城南去“盖牟”，东去“木底”，北去“南苏”，皆有干道。城临之“贵端水”即今浑河[55]。参以近代考古发现，现代学者已确考，今辽宁省抚顺市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山城即晋唐之辽东“新城”。由于新城为唐时高丽西境的交通要镇，故通过“新城”的唐代辽东陆路，史籍中多称为“新城道”。
（三）木底城
该城为这条交通道上出浑河河谷干道，东南转入今苏子河谷道的第一座交通重镇。因地控晋、唐时由“新城”去往“丸都”的“南陕”之口，故史书亦称该道为“木底道”。关于木底城的位置，旧说多定于今辽宁省新宾县之木奇镇[56]。据近年考古调查，在新宾县木奇镇当地，并无晋、唐时代古城，木奇镇当明清驿站。唯有位于木奇镇西北7.5公里的新宾县上夹河镇五龙河，发现了一座较大的高句丽山城[57]。该城控扼苏子河左岸五龙山下的古今交通孔道，地理坐标为北纬41°52′、东经124°35′。从古今交通地理和考古遗存看，上夹河镇五龙山城，应即由“新城”过“南陕”通向高句丽故都“国内城”和“丸都”之间交通路线上的“木底城”[58]。由此进入这条沿苏子河谷东行丸都的故道，故又俗称为“新城—木底道”。
（四）新宾县永陵北之头道砬子山城
该城位于新宾县永陵北苏子河北岸约5公里，西北距上夹河古“木底城”沿河，逆行约40公里。东南沿苏子河南支流，进入今苏子河谷道上的横道河子隘口，约30公里。其也应是古代由“木底城”东南沿苏子河入浑江谷道通往高句丽故都的又一险要关城。
（五）苍岩城
与木底并称的苍岩城，古今亦无确指。近年在辽宁新宾县得胜堡和浑河上游清原县苍石村“苍石站”附近分别调查发现两处高句丽山城 ：前者位于苏子河与“木底”相近，有相邻“苍岩城”之地缘优势 ；后者位于高尔山城东北的浑河北支交通孔道上，但有以“苍石”与古“苍岩”地名相近。将其二者之一定为史书中与“木底”并连的“苍岩城”，与地望和地名渊源上较为合适。
（六）横道河子隘口
该地位于今新宾县永陵东南苏子河支流岔路沟与桓仁县浑江支流横道河子之间的交通隘口处，地理位置约位于北纬41°30′、东经125°，隘口西去海拔1041米的罗圈沟主峰仅5公里。通过苏子河上游“岔路沟”的山间孔道，古今均为由苏子河谷道东南进入浑江谷道的重要交通路线。穿过横道河子隘口东西行，至今仍有大道经过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榆树，东南去往桓仁县铧尖子、二户来和四道河子一带。而过今桓仁四道河子，一直往东南沿浑江及东支流横道川，过桓仁县城，东南经四道岭子、棚甸子、五里甸子，可由南路通往吉林省集安县，即到达本节所记“木底—丸都”之南道的终点。
上述这条由辽东“新城”出发，先后沿今浑河、苏子河和浑江东、西支流，穿行于溪谷之间的古代交通道，一路历经“新城”“木底”“苍岩”“丸都”等名城。从古今交通地理和史籍中综合考察，应是继汉以后晋唐期间由辽东、玄菟去往高句丽古都“国内城”和“丸都城”的“南陕”之道。
三、东北行之新城—南苏道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辽东古“襄平”，东晋以后高句丽又称为“辽东城”。晋唐间由辽东城北行陆路，史书中有所谓“南苏道”的记载。
《隋书·段文振传》：“及辽东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在道疾笃……后数日，卒于师。”[59]
唐《翰苑·蕃夷部》“高丽”条：“南苏城在国（高丽）西北……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60]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皝十二年，遣度辽将军慕容恪攻高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61]
欧阳修《新唐书·高宗本纪》载，总章元年二月“壬午，李勣败高丽，克扶余、南苏、木底、苍岩城”[62]。
以上诸史所载，经由“新城”以北去“南苏”的陆路孔道，应即晋唐以来辽东之“南苏道”。
此“南苏道”地名应来源于古“南苏水”和“南苏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注：“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这条古交通道更因经由“南苏城”而著称于晋唐史籍。
关于“南苏水”和“南苏城”的地理位置，古今中外学者众议纷纭。摘引诸家主要有以下几说：
一是苏子河说[63]；二是东辽河（赫尔苏河）说[64]；三是松花江上游辉发河说[65]；四是北流松花江说[66]。
由于对“南苏水”的故道考证古今众说纷纭，致使对“南苏道”交通路线的考证亦成为千古之讼。考察晋唐以来史料，并参证考古发现，如据唐张楚金所撰《翰苑》中雍公叡注引《高丽记》云：南苏“城在新城北七十里山上也”[67]。由于“新城”已确认为今辽宁省抚顺北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山城，推知“新城北七十里山上”，正值今抚顺高尔山以北的铁岭市南凡河流域。特别是近年凡河北岸的铁岭催阵堡北山上和河南青龙山上，发现了周长约5公里和2.5公里的两座重要高句丽山城。其城雄踞凡河南北岸之山脊，南距高尔山城恰30公里。城内散有大量晋、唐高句丽时期的遗物。其建置方位、地理坐标与道里远近，或与《翰苑》中记载的建于“新城北七十里山上”的“南苏城”相合。而如以传统的“南苏水”即今苏子河，又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境“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方向相合。如是则南苏城又有苏子河流域的萨尔浒山城或新宾县五龙山城或得胜山城等，仅姑备其几说，以求深研。但本节可进一步肯定，古“南苏城”所指的今辽东苏子河流域，应即为古“南苏道”的东西必经交通之道。
南苏水故道的基本确定，使古今湮闻的晋、唐间的辽东“南苏道”得以指证。自前燕慕容皝东渡辽河征高丽破“南苏”以来，以至隋、唐东征，所奔袭之“南苏城”，均应沿“新城道”以进，即从辽西渡辽河，再由浑河（新城道）高尔山以北进入汛河河谷或苏子河谷陆路。从交通自然地理上看，今凡河与浑河平行西流入辽河，两河道间的平行距离在抚顺高尔山以北的位置上正当30多公里。而由浑河北岸之高尔山城隘口，东北行通往苏子河，古今也一直有大道相通，至今陆路按验有证。以古今交通地理排定，由此道西去辽河可进入今法库县境而通向辽西“营州”（今朝阳）。由此道南行至“新城”，经“盖牟”，又可达“辽东城”（今辽阳）。而由凡河谷道东行，接浑河上游之今南杂木或经苏子河，可由北路东行集安，会途于高句丽旧都“国内城”和“丸都城”。晋唐以来，上述这条经“新城”道和古“南苏水”和“南苏城”上的辽东陆路，应即史书中屡屡提及的古“南苏道”。这是进入“高句丽南北二道”的发轫点前，即在到达“玄菟郡高句丽县”（今新宾南二道河子古城）以前的辽东重要部族古交通道之一。这也是开辟于汉魏时代的辽东之“候城”—“玄菟”戍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