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至58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和南北朝时期。这一期间，由于中原王朝不断更替，各族间的战争和迁移不断进行，中原王朝和东北各族的兴替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除继汉魏以来的建置与交通外，汉初以来在今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吉林、长春地区建立的扶余王国，以及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在西部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和东部高句丽兴衰交替。此时在辽西发展壮大起来的慕容燕和在辽东浑江、鸭绿江流域兴起的高句丽，亦都将其势力扩展到汉郡地区。在慕容燕（前燕、后燕）和高句丽争夺辽东地区的斗争中，高句丽终于获胜，5世纪占领了整个辽东地区，并向北扩展到今第二松花江以南一带，和北方兴起的勿吉（隋唐时称靺鞨）接壤。勿吉兴起后，逐渐南下，驱逐了扶余，将其势力推进到速末水（粟末水）即今第二松花江流域。而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今黑龙江、嫩江以及第一松花江以西的失韦（室韦）、乌洛侯、豆莫娄等族，也相继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和中原王朝（北朝）开始了频繁的贡使往来，形成了中国东北历史上部族交通发展的新时期。
现将两晋和南北朝时代的东北勿吉、豆莫娄、乌洛侯、失韦（室韦）、高句丽等各部族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往来交通路线分述如下。
一、勿吉的方位和向中原朝贡道
勿吉之名，始见于前引《魏书》卷一百“勿吉”条：“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瑰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同书又云，延兴（471—476）中，遣乙力支朝献，“初发其国，乘船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沉船于水，再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这里明确指出延兴年间的勿吉在难河东部，即在太鲁水东北行十八日的嫩江（难河）下游以东。关于延兴年间的勿吉所在，由于对东北诸山川的认定不同，其说不一。有的认为当在今北流松花江（即今第二松花江）东岸不远东流松花江（即今第一松花江）的南部[68]；有的认为在今松、嫩合流处附近[69]；有的认为在今吉林市[70]；有的认为在今阿城一带[71]……古今出现这些不同看法的原因，主要是对难河（难水）当比定今哪一条河流的看法不同。因此出现对勿吉的定位不同，但有一点学界一致肯定，勿吉西南行进入中原必“沂难河”（今嫩江）。
上述各说，除阿城说以外，均认为难河当为今嫩江。本书认为北魏时代所说的难河，不仅指今嫩江，而且还应包括今第一松花江（东流松花江）一段。据前引《魏书·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载：“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完水指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中游。所谓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应是指今黑龙江汇合于今第一松花江。如难水仅指今嫩江，则和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的记载不符。又“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更是指居住在今嫩江上游的乌洛侯所在地的众水皆注入难水，即今嫩江。“东入于海”，更是指难水从今松花江东入于海。这是推定难水指今嫩江并第一松花江的黑龙江下游部分的根据。难河到唐代则称为“那河”。据《旧唐书·北狄》“室韦”条载，唐代的那河指今嫩江和第一松花江。因黑龙江下游在唐代称为“黑水”，已和南北朝时代的难水包括嫩江及黑龙江中段不同。确认了南北朝时期的“乌吉”故地和“难水”所在，方可详考勿吉诸“朝贡道”的交通道——实际上也是汉魏以前的古“肃慎”朝贡道之一。
（一）由勿吉故地至辽西“和龙”向中原的朝贡道
从北魏延兴年间的勿吉信使乙力支来往中原乘船所走的水路行程方向来看，从太鲁水（今洮儿河）东北行十八日到达的难水，不仅指今嫩江，还应包括今第一松花江中段。因为如果难水仅指今嫩江，则从今洮儿河下游（今洮南市一带）乘船顺流而下到松、嫩合流处才四百里，不应用十八天的时间。故延兴年间勿吉的所在地，应在今洮儿河下游东北行十八日的地方，当在今第一松花江下游一带。从乙力支回国时从太鲁水、难水顺流而下，十八日才到其国的行程来看，勿吉在阿城东北的今通河或依兰一带，即牡丹江中下游。而如上举不可能在今松、嫩江流处，更不可能在扶余的故地今吉林市第二松花江（古速末水）一带。
两晋南北朝由幽州东北行诸部族交通示意图
考勿吉在今松花江以北的牡丹江和东流松花江流域的依据是：从太鲁水（洮儿河）“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速末水即“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因此推定勿吉国当在今吉林市松花江以北的中游。但乙力支“初发其国，乘船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以及从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是方位不同的记述。延兴年间，如乙力支的勿吉在今吉林市松花江一带，则必沿速末水乘船顺流而下西北行，然后再“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但文献记载只有“初发其国，乘船沂难河西上”，而没有“初发其国，顺速末水西北行”的记载。而且乙力支回国时，是从太鲁水即太鲁河（今洮儿河）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从今吉林市松花江东岸龙潭山一带出土的高句丽红色方格纹板瓦，以及高句丽荣留王十四年（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到宝藏王五年（贞观二十年，646）用了16年的时间修筑的“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72]的长城来看，从南北朝到唐总章初，今吉林市松花江一带还属于高句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北魏延兴年间的勿吉住地，故“勿吉”当在吉林以北东流松花江中游的依兰南北，即“挹娄”故地。
《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又载：“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73]所谓延兴中，为北魏孝文帝延兴五年（475）。这一年正是高句丽大举进攻百济，攻陷百济王都尉礼城（今首尔）之时。勿吉这次遣使乙力支到北魏的目的，除朝贡外，可能主要是请求北魏支持勿吉联合百济进攻高句丽。北魏朝廷没有同意勿吉的密谋，而是劝告“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74]。但是勿吉乘高句丽南下进攻百济、无暇北顾之机，南下攻占了“高句丽十落”[75]，并在494年，先攻灭了“西徙近燕”[76]的扶余国，进入扶余故地。其后方形成了“勿吉七部”，即后来的“靺鞨七部”。隋唐时代的粟末部即其中的一部，其居住在今粟末水（速末水）即今第二松花江一带。在今永吉县乌拉街镇杨屯大海猛，先后三次清理发掘了第三期文化遗存即粟末靺鞨人的遗存[77]。但它不是南北朝时代勿吉人的文化遗存。因为勿吉到北齐河清二年（563）始称靺鞨[78]，故《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勿吉”条云，勿吉“一曰靺鞨”。南北朝时代的勿吉，到隋唐时又南下占据了高句丽和扶余的一些地方。所以不能用隋唐时的粟末靺鞨的居地来推定南北朝时代勿吉的居地。因此，以今吉林市北流松花江（粟末水）以北和东流松花江以南，为南北朝时代勿吉的中心所在地，方和文献记载南北朝时后期（494）“高句丽西徙近燕”以前勿吉的地理方位以及考古资料相符。
如上所述，南北朝时代延兴年间，勿吉的中心必在今第一松花江下游的通河或依兰一带。当时北魏的都城还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494年方迁都洛阳。所以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6），勿吉遣使乙力支到北魏朝贡，是从今第一松花江下游出发，“乘船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然后由和龙（今朝阳）到平城。南北朝时代，勿吉的南部有强大的高句丽，西南还有新兴起的契丹，因此，勿吉使者只有从高句丽、契丹的西部进入中原。从勿吉的中心到和龙的路线，据《魏书·列传八十八》“勿吉”条载：“初发其国，沂难河西上，至太鲁河。”即从今第一松花江下游出发，乘船沂流西上，到洮儿河（当在今洮南市一带），然后舍舟陆行南下，“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洛孤水即如洛瑰水，一称“顾洞河”，即《水经注》中的“白狼水”（今大凌河）支流“滥真水”。“洛孤”和“滥真”，都是与“顾洞”一样，为古阿尔泰语的汉语谐音。按照《蒙古游牧记·土默特右旗下》的记载，明清时期其水为今辽西凌源东北二百余里的顾洞河。和龙即今辽宁省朝阳市，这里先后为汉代辽西郡柳城县、前燕的都城龙城（又名和龙城）[79]。后燕慕容垂前期的都城在中山（今河北省定县），后回迁到龙城。北魏灭北燕后，改置为营州，仍治和龙城[80]。所以此时的勿吉朝北魏，必经辽西营州（今朝阳）而入“平城”（今大同）。
朝阳北塔
本书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始，即多次踏临这座辽西历史名城。1972年春在朝阳北票考古发掘，首经朝阳，初观其南北二塔雄峙在凌河左岸。其后1985年，在辽宁省考古会议期间，再访龙城和凤凰山，曾有《龙城怀古》习作：“龙城旧迹傍凌川，故垒何寻慕氏燕。渝水滔滔染碧血，狼山漫漫走泥丸。营州犹见浮图远，魏阙但闻剑珮寒。南北英杰同驻马，遥望大棘此雄关。”古城在东北交通中的锁钥地位可见一斑。
《北史》亦曾记载“及开辽海，置戍和龙，诸夷震懼，各献方物”[81]。当时东北各部“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82]。可知和龙城是南北朝时代东北的军事重镇和各族贸易场所，其地处大凌河上游，是由中原通往东北的“草原丝路”交通要冲。南北朝时代东北北方和各族通往中原王朝的朝贡道，多经由和龙而进入中原。延兴年间的勿吉使臣乙力支，从和龙到太鲁水（太鲁河，即今洮儿河）的陆路交通线自古相传，其走向是：“自和龙北二百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瑰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善玉山、祁黎山当今何地，虽难以确指，但从上述南北朝时代的契丹在和龙西北的方位，以及古今辽西城镇间的交通路线可以推知，应属努鲁儿虎山。这条陆路交通线，当是从今朝阳市北行出大青山关隘，经敖汉旗、奈曼旗（即当时的契丹界），然后沿教来河到通辽市，过西拉木伦河，经科尔沁左翼中旗、通榆到洮南市附近的洮儿河。然后改由水路乘船沿洮儿河、嫩江下游汇合处，转第一松花江东北行，顺流而下，到达当时乙力支“勿吉部”的所在地。其后这条草原交通延续至隋唐和辽金元以后。
（二）由辽西龙城进入北魏平城的交通史迹
从龙城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的路线，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亦难以推定。可能还是沿着汉魏以来从东北通往中原的古道，即沿今大凌河西南行，经今凌源、平泉、宽城，过喜峰口，又经遵化、蓟县、北京、怀来、宣化、张家口、怀安到大同市。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由大同南下，经太原、临汾、侯马、垣曲，再过黄河东行到洛阳的入函谷关之道。
如前述，从勿吉的中心出发，乘船沿难河西上南行到太鲁河，然后陆行南下到达和龙这条通往中原的路线，是东北各族通往中原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交通路线。这条交通路线，使东北北部的勿吉、豆莫娄、乌洛侯、失韦等部族和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对东北北部和中原各族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以及在促进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据前《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等文献记载，勿吉向中原王朝北魏、东魏、北齐派遣的贡使往来频繁。延兴五年（475），遣使乙力支朝贡。太和九年（485），复遣使侯尼支朝献。十年（486），复来朝贡。十二年（488），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十七年（493），遣使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景明四年（503），复遣使俟力归等朝贡。自此到正光年间（520—525），勿吉派往北魏的“贡使相寻，尔后中国纷扰，颇或不至”。到东魏时代，天平三年（536）、兴和二年（540），又遣石久云等贡方物。兴和三年（541），武定二年（544）、四年（546）、五年（547），勿吉继续遣使朝贡。到北齐河清二年（563），勿吉改称“靺鞨”，又以靺鞨的名义到北齐朝贡。河清三年（564），天统元年（565）、二年、四年，武平元年（570）、四年（573）、六年（575）均朝贡不绝。所以南北朝的勿吉等朝贡道，不过是汉晋时辽西转嫩江东行草原道而通向东北松花江流域的交通拓展，其部族交通延续千年传承不息。
二、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下游的豆莫娄朝贡之道
豆莫娄之名，始见于《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豆莫娄国”条。豆莫娄亦即同书卷“勿吉”条中的“大莫卢”、《新唐书·流鬼传》中的“达末娄”。《魏书》谓豆莫娄：“旧北扶余从简也。”《新唐书·流鬼传》谓：“达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渡）那河因居之。”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高句丽后改称高丽，高句丽对扶余最大的一次战争，是高句丽好太王二十年（410）对东扶余所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时高句丽和慕容燕（前燕、后燕）争夺辽东、玄菟二郡已获胜利，完全占据辽河以东之后，便北上进攻扶余。据《好太王碑》载，这次战争“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高句丽占据东扶余的大片领土以后，好太王便派牟头娄为“北扶余守事”[83]，以统治北扶余。从好太王攻占东扶余以后，派牟头娄为“北扶余守事”，以及南北朝时代高句丽的疆域“北至旧扶余”的记载可知，所谓东扶余即指原来的北扶余，亦即汉魏以来的古扶余王国。大部分领土被高句丽占领以后，扶余的一部分人逃亡到第一松花江以北之地，分布在以今黑龙江三江平原为中心的地域（今凤林古城一带）。至南北朝时代则称为“豆莫娄”，所以史载豆莫娄自谓其族源主体为“北扶余”遗民。
关于豆莫娄的地理位置，由于对原始文献记载的理解不同，亦出现不同说法。据前引《魏书》载：“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这一段记载，明确指出了豆莫娄的地理位置。其下所载：“方二千里。其人土著，有宫室仓库。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完全抄自《三国志·魏书·夫余传》，是豆莫娄的前身为北扶余的情况。故《魏书》所谓“旧北夫余也”，是指豆莫娄之先出自北扶余，即旧北扶余北迁以后的住地。
以豆莫娄“去洛六千里”，勿吉“去洛五千里”所记，豆莫娄应在勿吉稍东，这和豆莫娄“在勿吉东北千里”的记载相符。由此可知，豆莫娄的中心地带，当在勿吉中心之东北，豆莫娄的南界为勿吉。其西接失韦，东至海。南北朝时代的失韦，在今黑龙江上游的呼玛河流域，则豆莫娄当在今黑龙江中游东，东南到今日东海的北部鞑靼海峡一带，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三江平原以南当是其地的中心地带，其北临当为后来萝北一带的南北“黑水靺鞨”的故地。经2008年实地调查，今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魏晋“凤林古城”一带，应是古“豆莫娄”部族的中心（王城）。
关于豆莫娄的分布，据《魏书》载，近临勿吉的“大莫卢”有“豆莫娄”等12国，前后各遣使向北魏朝贡。其朝贡路线当和勿吉相同。是应从今黑龙江中下游的依兰、宾县等，先西行勿吉等地而转“难水”到“和龙”。到北齐后主高纬时，大莫娄（豆莫娄）于天统三年（567）和天统五年（569），先后两次入贡[84]。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还有“达莫娄大首领诺皆诸来朝，并授折冲，放还藩”的记载[85]。由此可知，“豆莫娄”从5世纪初到8世纪，存在达3个多世纪之久。据2008年夏至七星河流域的“凤林古城”等地进行专门考古实地调查，其晋唐时期的古城独具特色，考其地望和文物史迹应为魏晋时代“豆莫娄”的遗存。它的中心地区，当在今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七星河流域的“凤林古城”一带。其向中原的朝贡道，基本与勿吉西行的路线相同。
三、乌洛侯向中原王朝的贡使往来路线
“乌洛侯”之名亦始见于《魏书》卷一百“乌洛侯”条。其先祖应为松花江中下游和嫩江流域，即后来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的先民。其朝献中原的“草原之道”已略见上节。关于乌洛侯的地理位置，历来亦众说不一，1980年7月，米文平先生等在大兴安岭北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镇西北10公里处的嗄仙洞，发现了北魏祖先的旧墟石室及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中书侍郎李敞等在洞内石壁上刻的祝文[86]，为考证乌洛侯和失韦的方位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其志文有：“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这里明确记载了拓跋鲜卑先祖“启辟之初”的兴王之地。印证前引《魏书》“乌洛侯”条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又据《魏书·礼志》的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里” [87] ，“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88]。嘎仙洞鲜卑先祖“旧墟石室”的发现，为荒渺的大兴安岭南北鲜卑先祖驻地、乌洛侯的位置，以及从汉晋南北朝以来黑龙江上游与嫩江流域向中原南进的草原交通，提供了重要坐标。由此可知，乌洛侯应当在今嘎仙洞（石室）的东南250公里的地方，当今嫩江上游的支流甘河与嫩江汇合处一带。又从“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以及嫩江的支流多在嫩江以西的情况来看，乌洛侯的中心当在今嫩江上游以西的甘河下游一带和嫩江流域。
乌洛侯与北魏的通贡更早，自北魏世祖太平真君四年（443）通贡以来，“历北齐、周、隋及唐武德后，朝贡不绝”[89]。
北朝时乌洛侯的具体朝贡路线史亦无详细记载，但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应与鲜卑等前后代相传，亦沿着汉以来出幽州居庸关、石门关北行，经辽西西拉木伦河、洮儿河北上嫩江流域的呼伦贝尔南北草原之路。
四、失韦的位置和朝贡路线
南北朝时代的失韦，隋以后称“室韦”或“蒙兀室韦”。关于南北朝时代失韦的族源和地域分布，史学界亦意见不一。据前引《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失韦”条载：“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儿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捺水。”由于对其中的山川位置当今在何地的看法不同，因此对失韦方位的推定学界也各有不同。前已考“水”，亦称啜水，即今嫩江。日人白鸟库吉认为捺水指今黑龙江上游，故推定失韦在今黑龙江上游[90]。津田左右吉和方壮猷等则认为捺水当今嫩江，故认为失韦当在今嫩江上游[91]。20世纪80年代大兴安岭北魏祖先的旧墟石室嘎仙洞的发现，明确了鲜卑和乌洛侯在今嫩江上游以西的方位以后，失韦的方位也渐趋明朗。从和龙到失韦所经山川一路有啜水、盖水、犊儿山、屈利、刃水，其国内有捺水。这些山川当今何地，众说纷纭。其中唯啜水、刃水、捺水为当今哪些条河流推定后，失韦的方位方可求出。啜水为当今哪一条河流，史学界的意见分歧亦较大，有当今绰尔河、霍林河、哈拉哈河、西拉木伦河等说。笔者认为，啜水即明代福余卫住地的“戳儿河”[92]，亦今之绰尔河。古代山川地名，有的后来改称他名，有的一直沿用至今。其啜河、戳儿河、绰尔河或洮儿河，则是自古至今一直沿用而未改的嫩江支流。刃水为当今哪一条河流，其说亦不一。但从《魏书》所记，“刃水”是从和龙（今朝阳）北行失韦去的最北的一条河流。而失韦国又在刃水北五日行程的地方，即《旧唐书·室韦传》所说的室韦“居猺越河北”的地方，则刃水应即猺越河。有的人认为“猺越河一谓为嫩江别名，一谓为嫩江支流之绰尔河”[93]；也有人认为是当今洮儿河北源的陀喇河[94]；更有人认为是当今结雅河（精奇里江）[95]。这些说法，除结雅河说外，皆失之偏南，和《魏书》“失韦”条所载失韦在刃水北行五日的地方，以及《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北狄》“室韦”条所说的室韦“居猺越河北”的记载并不相符。如前所述，乌洛侯当在今嘎仙洞（石室）的东南地方，当今嫩江上游的支流甘河与嫩江汇合处一带。失韦则当在乌洛侯北，即从刃水“又北行五日”的地方，正当今黑龙江上游及其支流的呼玛河流域。故刃水应即猺越河，这是从南往北行到失韦去的嫩江上游最北的一条河流，这一河流当在今嫩江支流中最北的一条河流中求之。从语言学的情况来看，有的把刃水（猺越河）推定在清初所说的嫩江江源之一的纳玉尔河，也称纳约尔、纳裕尔，亦即今之二根河。二根河发源于伊勒呼里山南麓，东南流入今南瓮河。而“南瓮河”即“那河”的上源，与《旧唐书》“室韦”条所说的“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猺越河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的记载相符。由此可知，把“刃水”即“猺越河”推定在今之嫩江支流二根河，比推定在其他河流更符合实际。这里是当时室韦故地的中心。今黑龙江上游支流“刃水”（二根河）流域及其南北，正在大兴安岭以西、呼伦贝尔草原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地处《史记》《汉书》所述的苏武牧羊“北至丁零”之地，也是魏晋以后“失韦”（室韦）和金元以后蒙元帝国的始兴之地。在东北亚草原文化和草原交通中，其雄踞北疆草原交通地理的位置尤其重要[96]。
其次还有关于失韦境内的水，前已简述史学界多数认为当今嫩江上游，并以此为根据，把失韦推定在今嫩江上游。如具细考察，当时居住在嫩江流域的古代居民，并没有衣以鱼皮的记载。由此可知，失韦即北室韦并不全在今嫩江上游。失韦境内的水，也不一定单指难水或那河即今嫩江。从失韦的位置及其境内有广四里余的水以及失韦“衣以鱼皮”的记载来看，日人白鸟库吉认为失韦境内的水为当今黑龙江上游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南北朝时代的失韦，即《北史》“室韦”条所说的“北室韦”，当在今嫩江上游包括黑龙江上游的支流呼玛河流域的大兴安岭西南部，即上述论定的蒙元兴起故地呼伦贝尔草原东西。
据前引《魏书》“失韦”条载，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北史》“室韦”条亦载：“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朝聘。其后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室韦诸部过着游牧生活，“至夏则移向北”，“移则载行”，“渡水则束薪为栰，或有以皮为舟者”。到隋唐时代，室韦到中原王朝的朝贡使臣较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唐玄宗开元时，室韦不但遣使朝贡，而且还接受了唐朝的册封，由唐朝授以将军、郎将、大都督等官职，成为唐朝的北疆藩国，交通往来日加频繁。
从南北朝失韦的地理位置，以及从和龙一直北行所经的山川地理的记载可知，当时失韦的朝贡路线，是沿今嫩江的西部，经今嫩江以西的各条支流南下到和龙（今朝阳），再由和龙经渔阳进入卢龙塞而通中原王朝，与乌洛侯等同经西部纵贯蒙古草原东缘的草原之路，过燕岭南下而达中原。
上述南北朝时代，中原王朝虽然不断更替，但东北北方各族和中原王朝的贡使往来却一直没有间断。两晋南北朝时代，东北各族开辟的通往中原王朝的朝贡道，不但使远在数千里外的东北北方各族和中原王朝在经济、政治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为隋唐以后东北亚北方各部族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五、辽东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及重要史迹
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如第四章所述，应开辟在汉魏时代。是由幽、平二州通向辽东“玄菟故府”和“国内城”的重要通道。早在近百年以前，日本学者箭内亘[97]、津田左右吉[98]、今西春秋等，都发表过专题论文。其后，中、日、朝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又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综合古今各家所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看法：
其一，认为南道从今沈阳出发，沿今浑河、苏子河，经通化到集安[99]；北道则认为自开原沿清河东行，经辉发河上游[100]；有的又认为南道发自辽阳（辽东郡）沿浑河东北行到辉发河上游[101]。
其二，认为高句丽的南、北道都从今辽阳出发。认为上述的南道正是北道；而南道则沿今太子河溯流而上到新宾，又经通化到集安[102]。
以上两说是所谓传统旧说，认为高句丽的“南北二道”，都是从辽阳或沈阳南北东行通往高句丽“丸都城”的两条道路。这些推论多是根据文献记载提出的，缺乏实地考古调查资料的证实，故多不能切合实际地指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古道来。
其三，近年还有人认为高句丽的南北道是从今集安通往浑江的两条道路。南道从今集安出发，经麻线沟越老岭，沿双岔河、新开河西北行到浑江；北道从今集安出发，越老岭，沿苇沙河到浑江[103]。作者认为这两条道路仅是高句丽南北道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上述各说均未提及关键定点所在应是高句丽“南北二道”的西部发轫点“玄菟”[104]。本节在《东北古代交通》一书中已初考“玄菟”在辽东新宾县境的基础上，对高句丽之“南北二道”进一步考实如下。
（一）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应是继承汉代从“玄菟”通往“丸都”的两条古道
关于高句丽的南北二道，虽然其形成较早，但见于文献却在晋唐以后，并主要见于《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等。
《资治通鉴·晋纪》“咸康八年（342）冬十月”条载：前燕慕容皝“将击高句丽，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众欲从北道”。《晋书·慕容皝载记》将咸康八年记为七年（当以八年为是），又将南道记为“南陕”，北道记为“北置”。《晋书》所说的慕容皝“率劲卒四百入自南陕”，以及“遣长史王寓等勒众万五千，从北置而进”，即《通鉴》所说的“皝自将劲兵四万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前锋；别遣长史王寓等将兵万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丽”。由此可知，“南陕”即南道，“北置”即北道。《通鉴》所说的“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105]，是对“南陕”“北置”原义的正确解释。北置即北道平阔；南陕即南道险狭的略写或简称。《通鉴》胡三省注云：“北道从北置而进；南道从南陕入木底城。”有人以南陕、北置为地名，认为是南、北道的起点，与正文原义不符。因在其他文献中并不见南陕、北置的地名，故不可取。旧说认为高句丽的南北道，应从南陕、北置分途，亦当为误解。其真正的起点当在第二“玄菟郡”。
需要指出《资治通鉴》所说的“高句丽有二道”，必是当时（咸康八年，342年）辽东高句丽辖境内的南北两条道路。东晋咸康八年（342），高句丽的势力虽已到达今抚顺市浑河一带，但辽沈一带还没有被高句丽占据，还不在高句丽辖境内。当时高句丽西部的边防重镇是“新城”，即今抚顺市浑河北岸的高尔山城。高句丽和前燕、后燕争夺辽东、玄菟二郡，并完全占有这两郡，还是在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的事情[106]。因此，咸康八年时所记的高句丽的南北道，不可能是从今辽阳或沈阳汉郡地区分途。高句丽的南北道必应在当时高句丽辖境内求之，以往的失误在于由高句丽辖境外的“辽东郡”地求之。高句丽的南北道，是当时高句丽境内的两条主要交通道，它是指从“国内”（今集安）出发，通往新城和玄菟郡（第二玄菟郡）的两条道路。据《旧唐书·东夷》“高丽”条载，唐朝将领李勣说：“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可知新城是高句丽西部的边防要塞，是从辽东、玄菟进入高句丽境内的西大门。前燕慕容皝[107]、后燕慕容盛[108]，以及隋、唐进攻高句丽（高丽）时[109]，都在高句丽西部的军事重镇新城等地经过激烈的战斗获胜以后，才长驱直入丸都。所以高句丽的南北道和新城及“玄菟”有密切的关系，是通往新城的必经交通道，同时也是后期由“丸都”向西通往玄菟郡（今沈阳市上伯官屯汉、魏、晋古城）的重要交通道。高句丽建国后归汉代玄菟郡管辖，“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110]。指玄菟郡在前82年西迁辽东以后[111]，高句丽王在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仍“遣使贡献，求属玄菟”[112]，但同时，又不断进攻玄菟、辽东等地。因此高句丽和玄菟郡的密切关系，是其南北二道形成的历史基础。不可离开“第二玄菟郡”而求其南北道。此交通道经笔者20世纪中叶以来的多次实地考古调查可索证如次。
（二）新城、南苏、木底诸城，均在高句丽“南北二道”的起点以西
关于浑河、苏子河沿岸的新城、南苏、木底等城，是在高句丽的南道还是北道上的问题，中外史学界亦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南道[113]，有的认为是北道[114]。认为是南道者，是将北道推定在这条道路以北的从辉发河上游东行，经柳河、通化到集安这条道路。认为是北道者，则将南道推定在这条道路以南的太子河流域。
从辽沈地区通往集安各条公路沿线上的汉魏古城、古墓和高句丽古城、古墓的分布情况来看，浑河、苏子河沿岸的新城、南苏、木底各城，既不是在高句丽南道上，也不是在北道上，而是从辽东郡或玄菟郡进入高句丽南、北道以前的一段“玄菟—新城”的辽东汉魏古道上。这就是如前所述，前燕慕容皝、后燕慕容盛、隋朝王仁恭、唐朝李勣等进攻高句丽（高丽）时，都先经过新城、南苏、木底等城，而后才进入高句丽腹地的原因。其交通也是汉代辽东、玄菟郡的戍边古道之一。
笔者分析，由新城、南苏进入“木底”东行后才进入高句丽的南北道，其主要根据是：第一，前燕慕容皝和高句丽王钊（故国原王）都是南道军队的统帅，慕容皝的前锋军“（慕容）翰与钊战于木底”[115]，慕容皝“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则木底当在南道前。因为木底是当时高句丽的西部边防重镇，两军必然首先在这里进行遭遇战，只有在这里打败高句丽军的抵抗以后，才能长驱进入丸都。所以，准备从南路进攻和防御的两军先遣部队先战于木底，并不能证明木底在南道上。第二，《魏书》“高句丽”条载：“建国四年（341。按：实为咸康八年即342年之误），慕容元真（慕容皝字元真）率众伐之，入自南陕，战于木底，大破钊军，乘胜长驱，直入丸都。”[116]单纯从“入自南陕，战于木底”这条记载来看，似乎木底当在南道上。但细读《资治通鉴》卷九十七“咸康八年（342）十一月”条“慕容翰等先至，与钊合战，皝以大众继之”等记载可知，《魏书》“高句丽传”条的这一简略记载是不确切的。所谓“慕容翰等先至”，实际是两军的先遣军在进入高句丽南北道以前，在高句丽西部边防城的一次战斗，并不是进入南道以后战于木底。《晋书·慕容皝载记》载，慕容皝“入自南陕，以伐宇文、高句丽”[117]。慕容皝是从辽西经“南陕”进入高句丽的，但不能孤立地从“入自南陕，战于木底”这一记载来推定“木底”在南道上，而只能证明木底在“南陕”上。隋唐军队进攻高句丽时，经过木底等城，但都没有记载木底在南道上。据《隋书·炀帝纪》“大业八年正月”条载，隋军进攻高句丽的各路中有南苏道、玄菟道、辽东道等。又《新唐书·高丽传》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将李勣“率营州都督兵，由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旧唐书·张俭传》载，唐军进攻高丽（即高句丽）时，“诏俭率兵自新城道邀击之”。新城在抚顺市浑河北岸的高尔山城，木底在今新宾县的木奇镇五龙山城，南苏在新城之东、木底之西，或正当今新宾县上夹河乡得胜堡的高句丽山城。所以新城、南苏、木底地处浑河、苏子河流域，是东晋和隋唐时代从辽东或玄菟进入高句丽南北道以前的必经之路。因此，东晋和隋唐时代进攻高句丽的军队都经过这三座城镇进入丸都。这是在进入高句丽“南北二道”以前的辽东、玄菟之古道，晋以后又称“新城道”。
以往因将苏子河流域木底推定在南道，有与“新城道”相接的“南陕”，即在今新宾木奇镇一线，所以将“北道”推定在苏子河以北之地，即由开原沿清河东行到辉发河上游，或由辽阳浑河东北行到辉发河上游，然后由辉发河上游（今柳河）的海龙山城镇即北山城子等地东行，经柳河、通化到集安这条道路。但这条道路，一是去高句丽的丸都城绕道较远，二是现存高句丽的古城、遗址、墓葬较少，难以连成一线勾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古道来。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通过的地区今海龙、柳河一带，在东晋咸康八年（342）以前，还不在高句丽的辖境内，而是扶余的辖境。高句丽占据这一地区，是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扶余“为百济（应为高句丽之误）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118]以后。因此准确地考察历史背景，今松花江上游和辉发河一线，不可能是从汉时已形成的高句丽的“北道”经由。直至近年有的论著仍持高句丽的“北道”经由北部松花江、辉发河一线说，应予勘正。
（三）从辽东“玄菟郡”发轫的高句丽南北二道的交通地理考实
如上述，经笔者几十年反复调查，汉晋以来高句丽之“南北二道”，从辽东、吉南东部山川的地理形势、交通路线、文物古迹的分布情况来看，从今辽沈通往集安的道路看，自古至今，按其山川经由不外有以下三条重要通道：
五女山山城现存东门
其一，是从沈阳出发，东行沿浑河、苏子河到新宾县永陵镇。在永陵至旺清门一线可分为南北两路。其南路：沿二道河子南下，过榆树、铧尖子至桓仁五女山城和下古城子，由桓仁再越老岭石庙子沿麻线沟到集安；其北路：从旺清门东沿河流北行到通化县城（快大茂），然后折南行过浑江、富尔江，沿苇沙河、清河山谷地南行，越老岭以后，再沿通沟河山谷地到集安“国内城”。这条由汉代“第二玄菟郡”（今新宾二道河子古城）南、北行，分别沿二道河子和苏子河上游东至集安的古道，即本书所说的高句丽的“南北二道”（见前附图）。
其二，是旧说从辽阳出发，沿太子河山谷地东行，经本溪、新宾或桓仁到集安，是为古太子河上游的“梁貊道”。今日乃是溯太子河（古大梁水），经本溪去往桓仁和新宾、集安的山区公路。
其三，亦是旧说，从沈阳出发的北道，沿浑河东北行，先到辉发河上游（今柳河）山城镇，由此东行，经柳河、通化到达集安。此道已指出，咸康年间根本不在高句丽境。
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如从以上三条古道路中求之，显然主要应看哪两条道路是由辽东通往集安比较近而易行的道路，而且哪条道路上的高句丽古城、关隘、古墓葬比较多，方能明显地证明出是一条古今相沿、令人信服的古交通道。
前已指出，据历年实地调查，参证已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可知，上述第二、三条道路，不仅绕道较远，而且路经高句丽古城、古墓较少。只有第一条古道中的南北两条，不但从辽沈地区去往集安较近而易行，而且汉代古城、古墓和高句丽的古城、古墓较多，交通城站相连，肯定是古道交通。因此将第一条道路中的南北古今两条道路推定为高句丽的南北二道，更符合考古资料的实际和交通地理的实况。
现将第一条道路上的汉代和高句丽古城、古遗址、古墓葬的分布和作者亲临调查情况简述如下，以作为考证高句丽南北道的根据。
1. 南道：前段由沈阳沿浑河南岸东北行20公里到上伯官屯汉魏时代的古城（第三迁玄菟郡址）。古城附近有汉魏时代的大量墓群[119]。从上伯官屯古城东行五六十里，到抚顺市高尔山城（新城）、抚顺市东西浑河沿岸一带，汉代和高句丽的墓葬亦较多[120]。从高尔山城以东沿苏子河东行，到新宾县上夹河乡五龙村山城和得胜堡高句丽山城，木奇镇亦有高句丽遗址。此段即所谓“南陕”。由此沿苏子河东行二三十里到下房子汉城，今已无城址，但有灰色绳纹瓦。由下房子东行二三十里则到永陵镇南二道河子汉代古城（第二玄菟郡址）[121]，这里是汉昭帝的“第二玄菟郡”治，也是高句丽南北二道的真正西部发轫点和南北二道的分途点。（同见前附图：高句丽南北二道）
其南路的发轫起点是新宾永陵南汉城（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由此东行沿二道河子东南行，在永陵东南约15公里，到新宾县响水河子乡转水湖山城（高句丽山城），过榆树乡彭家石盖墓群，又东南行约25公里到新宾县红庙子乡四道沟黑沟山城（周长1.5公里）。这是高句丽的早期山城，东距富尔江六里，南距沸流江四里[122]。又再东南行约25公里到桓仁县尖子、二户来等。此南道上的尖子（来镇）、二户来、四道河子等，为山谷要道。据亲自踏查，浑江支流头道河至六道河子东西干道，从铧尖子、拉古、四道河、下古城子过浑江，经四道岭、二棚甸子到沙尖子一线，汉魏以来为辽海交通要道。其中沙尖子东北的城墙砬子山城，同时具有交通要镇的功能。上述南道由铧尖子、二户来至下古城子和五女山城，其沿线近年来不仅发现有青铜时代石盖墓、战国汉代古墓，也有高句丽山城和墓葬遗迹，是高句丽时代早期“玄菟”和“纥升骨城”（五女山城）间来往的交通要道，也是由南路桓仁东南经沙尖子镇和五里甸子北北沟关隘，去集安（丸都）最近的道路。过今桓仁县城，东行进入麻线河谷，过大板岔、石庙、头道阴岔、麻线，即东北至集安（高句丽中期都城）。
高句丽“南北道”上历年出土的汉“半两钱”（徐家国提供）
2. 北道：高句丽在“玄菟郡”发轫的北路，亦为古道。即由今新宾二道河子汉城（高句丽县）出发，沿苏子河南岸东行。先经过新宾旺清门以东苏子河上游之第二大汉城址新宾镇东“白旗堡汉城”。这座“北道”上距“二道河子古城”（玄菟郡）东约30公里的小汉城，应即《三国志》中记载的玄菟东界“帻沟娄城”。该城址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据1985年5月，笔者与抚顺博物馆徐家国先生等实地调查得知，早在1978年当地农民旱田改水田前，尚存高2米、东西长百余米的高台地。推土机推出地下一二米深地层中，出土有绳纹板瓦、筒瓦、汉“半两钱”“五铢钱”等，该城应为苏子河南岸一重要戍边道（北道）上的古城。2001年再次调查时旧址已被夷平。由白旗堡古城，再过旺清门孤脚山墩台后，东临通化最重要的今吉林省通化县西南快大茂镇赤柏松古城。该城西距永陵南汉城（第二玄菟郡）60公里，东距“国内城”百余里，为高句丽“北道”上的重镇。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6月先后三次调查该处。后经吉林考古工作者近年再次调查、发掘，收获巨大。从其在“北道”上的位置看，应为重要县城（上殷台县）。东行首达富尔江上之“梁口”之地，当即今富尔江上江口村一带[123]。从江口村过浑江到集安市财源镇霸王朝高句丽山城，山城周长1260米，在市西北100公里处，居新开河口右岸，是沿新开河这条道路上的咽喉，也是北路通往集安这条道路上的第一道重要关口[124]。由霸王朝山城，沿新开河山谷地南行10公里到财原镇，这里有高句丽古墓群。又东南行10公里到花甸镇，这里也有高句丽古墓群[125]。由花甸镇沿新开河山谷地东行到台上镇，由台上镇沿新开河山谷地南行到荒崴子，这里有高句丽的“望波岭关隘”。这一关隘在新开河峡谷中，峡口宽不及百米，通道在半山腰。关隘系石筑城墙，残高1.5米—2.5米，全长750米，现已被三家子水库淹没一部分。据1987年李健才先生的实地考古调查得知，在通往集安各条道路的险要处，都有石筑关隘以扼通道，而望波岭关隘是各路现存关隘中最大、最险要的一处关隘。这里形势险要，距集安市50多公里，是通往丸都的第二道关口。在望波岭南山坡上，残存十余座高句丽积石墓，并出土过许多铁马镫、铁箭头等[126]。从望波岭关隘沿新开河上源（双岔河）山谷地南行到天沟门，1963年修公路时，在天沟门发现了大量的铁矛、铁箭头、马镫、四齿兵器、铁刀等[127]。由天沟门沿双岔河到双岔村，这里有高句丽墓群。由双岔村沿双岔山谷地东南行过老岭，这一段山谷地，山高路狭，最为险要难行。过老岭后，又沿麻线河上游东行到小板岔。光绪三十二年（1906）筑路时，在小板岔西北天沟山坡上（即小板岔岭）发现了曹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残）[128]，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和南北二道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一石刻的发现，明确了毌丘俭的进军路线。由小板岔沿麻线沟东行约2公里到石庙子，这里又有高句丽墓群。由石庙子沿麻沟河东南行约1公里到二道阳岔，从这里沿山谷地东北行，越过山岭即到丸都山城。从二道阳岔到丸都山城这一段山道，通道险狭。从文献记载“俭追至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 [129]可知，“岘”当在丸都山附近的石庙子乡。这里不但较为宽阔，而且距丸都山城也不远。由此经二道阳岔到丸都山城不能通车，只能步行，必须在这里“悬车束马登丸都山”。有人把岘推定在石庙子西2公里的小板岔村或石庙子东南1公里的二道阳岔。据实地调查，小板岔和二道阳岔地方狭小，难以容纳大批车马，故把岘应推定在较为宽阔的石庙子乡河谷较为实际。由此证明当年毌丘俭攻下“丸都”时，亦是主要经过第二“玄菟郡”后取其“北路”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