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至北朝时期，从中原幽、平二州，经辽东通向东北亚的朝鲜和日本的交通史迹，除上述正史文献记载外，作为交通史的重要考古学载体，迄今有历史遗迹可寻证者，主要有如下各处。
一、平州
两晋以后的平州，如前节考述，为分汉魏之幽州而设，治于“肥如”（今河北卢龙县境）。前引《晋书·地理志》记载，“咸宁二年（276）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统县二十六，户一万六千一百”。《晋书·武帝记》：“泰始十年（274）……十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晋书》本纪和地理志中，设“平州”的时间相差二年。参证《资治通鉴》卷八十晋武帝泰始十年记“分幽州置平州”。应以《晋书·武帝记》为准。
西晋武帝司马炎刚刚立国10年，即“分幽州置平州”，反映了晋初两方面的情势：其一，经汉末和公孙氏平灭后，“辽东”等五郡地处东北边域，地境和人口远不如前。这从“平州”五郡当时的统县只有26个，户口仅有一万六千，几乎和西汉时的“乐浪”一郡相仿（25县），可以看出其分地以求恢复边郡意图。
其二，“平州”虽地域收缩，但历史地位和交通地位凸显其重要。它西连乌桓和鲜卑“校尉”，南出“卢龙三道”入幽州，东接高句丽、扶余、百济、三韩诸部，为东北边域枢镇，故析“幽州”而独设“平州”于东北边州势关重要。
二、龙城与朝阳北塔之“思燕浮图”
由两晋南北朝的“平州”，进入辽西的第一重镇为“营州”，即“三燕”之古都“龙城”（今朝阳）。《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记，“（慕容皝）使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341），皝迁都龙城”[144]。北魏灭亡北燕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改“龙城”为“营州”。“龙城”和“营州”境内最重要的、标志着晋唐时期佛教东传的交通史迹，当首推至今屹立的“思燕浮图”旧址——朝阳北塔。此塔的始建应在北魏太和九年至十四年间（485—490）。《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一》记载，文成文明太后冯氏，系北燕末帝冯弘之孙，秦、雍二州刺史冯朗之女，在北魏孝文帝时曾临朝听政25年。其笃信佛教，曾“立文宣王庙于长安，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是十六国时期推动佛法东传的重要历史人物。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开始，考古工作者连续十余年勘探和发掘了朝阳北塔从北魏经隋唐到辽金各代的建筑遗存。发现北魏时期的“思燕佛图”旧址，建造在已经废弃的“三燕”（前燕、后燕、北燕）宫殿建筑的夯土基础上。整个台基规模巨大，纵横各约90米，分作3层。第3层长约40米，宽31米，台上原建有主体建筑。台基四角发现4块巨大的柱础石，每块长达1.2米左右，柱窝直径约0.6米（可见当时梁柱的恢宏）。其中一件柱础石为覆斗式。覆斗之侧面、斜面及上面四角，均用减地平镌浮雕法雕刻龙、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及四蒂、云纹等。龙纹皆有翼如鸟翅，头向外尾向内，作反向腾奔状，有较浓厚的汉晋风格。其他三件为覆盆式，形制、纹饰皆同。方座上四角刻四蒂纹，两侧刻雀、兔，覆盆部位浅浮雕双龙，各首尾相接，盘绕一周，上下边缘刻云纹。从文化地层和出土遗物的时代特征看，可以确定这四块柱础石与夯土台基，均是三燕时代遗物[145]。
根据朝阳北塔的位置、地下发现遗物和《晋书》“慕容皝”条等文献记载，考古工作者确认，朝阳北塔下的夯土台基，就是344年前燕慕容皝建造的龙城内“和龙宫”基址的中心。436年，北魏攻陷龙城，北燕末帝冯弘东逃高句丽，北魏“焚宫室，火一旬不灭”。所以至北魏在龙城设“营州”时，三燕宫室已是一片废墟。北魏冯太后选择三燕“和龙宫”旧址，启建“思燕佛图”，即是对“三燕”冯氏先祖的怀念，也借助了“和龙宫”旧基的宏大建筑基础。而三燕“龙城”到北魏营州皇家规格“思燕佛图”的相继建立，使辽西朝阳无论从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三燕”古都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的北国重镇，还是从“佛教东传”为标志的文化交通史来看，辽西朝阳都是幽、平二州与辽东和东北亚中古时期的东、西、北交通枢纽中的第一重镇。此外，北票金岭寺遗址也是魏晋时由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重要交通史迹之一。北票金岭寺遗址，是魏晋时期早期慕容燕定都“龙城”以前的重要建筑遗址。有研究者认为其是前燕开国者慕容廆的“宗庙”，它与前燕第一都“大棘城”在两晋辽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同样重要，在慕容皝迁都“龙城”以前，不亚于和龙城。
三、北魏营州之元景造像和万佛堂石窟题记
两晋南北朝后期，东距“三燕”之龙城和北魏营州百余里，在辽海交通史和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是大凌河北岸的北魏义县“万佛堂石窟”。
万佛堂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以前、营州刺史元景在位的494年至499年间，有窟内著名的《元景造像题记》（一称《太和碑》）为证。当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八日，石窟刚刚完工，营州刺史元景题刻时，北魏孝文帝刚刚驾崩7天。帝崩于谷塘原行宫，秘讳至鲁阳方发布。所以一生致力改革，推进北魏政治和文化发展、力倡佛教文化的孝文帝，并没能亲历营州万佛堂石窟的完工。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营州刺史元景更无法获悉北魏帝殇，故在镌碑题记中仍写明“为皇帝陛下敬造石窟一区”。该碑凸显其辽海营州石窟在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历史、文化地位的重要。
义县万佛堂石窟
在万佛堂石窟的另一处题记中，还有与辽西“营州”和契丹等部族往来的明确交通史迹。这就是东区第六窟景明三年（502）“韩贞题记”。韩贞时任北魏“慰喻契丹史”，其人出自辽西昌黎韩氏。据题记云，景明三年（502）五月九日，“慰喻契丹使员外散骑昌黎韩贞、前建德郡承沃连戍军主吕安辰”等74人，在窟内建私窟一处。
韩贞与吕安辰等奉诣“慰喻契丹”，是北魏交邻诸部往来的国家行为。当时的契丹，应远在西拉木伦、老哈河以北的“二河”塞外。另一通使契丹的“前建德郡承沃连戍军主吕安辰”，系中下级军官。“建德”为北魏“营州”属下名城之一。《魏书·地形志》：“建德郡……治白狼城，广都县真君八年并白狼、建德、望平属焉。”可知建德和白狼、广都诸地，北魏时仍分布在南源大凌河通向中原的交通孔道。其北行为由幽、平二州，北出“营州”而往契丹的必经之路。由此，北魏万佛堂题记在中国东北古代交通史和佛教文化传播路线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的重要地标之一。当时继“龙城”之后的“营州”（今朝阳），北出大青山古关隘可至西拉木伦河南北的契丹诸部，东出医巫闾山和辽河以东，则为高句丽、扶余，其地仍是当时辽海地区“草原文化”和“佛教东传”的交通枢纽重镇。
四、集安“国内城”与东台子遗址
高句丽400多年的中期都城集安“国内城”，在前1世纪至5世纪的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不仅是立国700余年的高句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由幽、平二州和辽东去往“扶余”“百济”“沃沮”“带方”的交通枢纽重镇。“国内城”及其周围分布的大量高句丽贵族墓葬、山城遗址、宗教建筑址等，在东北亚诸郡县、方国和部族政权的文化交流史和人文交通史上，是极其丰富的文物史迹。国内城周围诸多高句丽壁画墓保留着幽、平诸州与“东夷”文化融合的文化史迹，有著名的城市文化和战迹中的交通史迹的内涵，其与碑刻等文物，都见证了“交通文化”在东北亚的发展。其中集安东台子遗址是4世纪高句丽迁都平壤前后，“国内”地区的重要祭祀或宗教建筑址。有学者推断，集安东台子建筑址“很可能是故国壤王九年（392）春三月兴建的王室社稷和宗庙”[146]，也有可能是一具有国家祭祀功能大型宗教（如佛寺）建筑址。由于它地处“国内”城东郊的鸭江右岸，在高句丽迁都“平壤”后仍为“别都”重地，所以在东北亚文化交流史和交通史上意义更突出。
五、集安“国内城”的好太王碑
海内外闻名的高句丽故都——今吉林省集安市“国内城”的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碑”，不仅是高句丽国史的重要文物，也是3—5世纪间，有关东北亚交通，特别是高句丽与辽东“汉郡”和“百济”“扶余”“新罗”等军旅交通的重要史迹。《好太王碑》记载有“永乐五年（395）”讨辽东至“盐水”（衍水）、“永乐六年（396）”率水师伐“百残（百济）五十八城”“永乐八年（398）”抄百济“莫斯罗城、加太罗谷”“永乐九年（399），与倭和通，巡下平壤”“永乐十年（400）往救新罗”和“永乐十四年（404）……（倭）侵入带方郡界”等十余年间的军旅战事。特别是碑文中“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的重要记载，证明好太王碑立碑时（414）以前的“辛卯”，即391年，日本（倭）跨海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交通往来，是金石碑志中最早有绝对年代的东北亚交通记事。碑中涉及的从汉魏晋辽东“襄平”、“盐（衍）水”、“北丰”、“力城”、“汶城”到“扶余”王城，乃至朝鲜半岛的“平壤”、“带方郡”、“百济”、“新罗”及“倭奴”（日本）等数十处交通史迹，是记录东北亚交通史证中的金石瑰宝。
好太王碑亭
六、黄海北道冬（佟）寿墓
1949年在朝鲜黄海北道安岳郡发现的冬寿墓，一称佟寿墓，是具有公元4世纪墨书题记的重要墓葬。在其前室左壁的墨书题记中有“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东）夷校慰、乐浪（公），昌黎、玄菟、带方太守，□□幽州辽东平郭□乡敬上里冬（佟）寿”等字样。这一重要发现，印证文献记载，其墓主人为《晋书·载记九》“慕容皝”条中的咸康二年（336）投奔高句丽、永和十三年（357）即高句丽故国原王二十七年卒于黄海北道安岳郡的佟寿。其驻籍辽东“平郭”（今盖州市）。佟寿的行迹是4世纪中叶辽东与朝鲜半岛古代交通和民族关系的又一重要实证。
七、平安南道江西郡德兴里“幽州刺史墓”
幽州刺史墓，朝、日学者亦称德兴里壁画墓。以1976年12月发现于朝鲜平安南道江西郡大安市德兴里舞鹤山南麓而得名。其墓前室北壁中央，有十四行竖书题字。其文有：“（安平）郡信都县都乡□甘里释加文佛弟子□□氏镇仕位建威将军（兼）小大兄左将军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镇年七十七甍□以永（乐）十八年太岁在戊申十二月辛酉朔廿五日……”[147]
该墓从其丰富的墓志题书，包括壁画上绘有幽州十三郡守“参见幽州刺史图”及其文字，以及死亡在永乐“戊申”年可以考知，墓主人死于好太王永乐十八年“戊申”年（408）。其生于东晋初，生前历任幽州刺史、辽东太守、东夷校尉等。其祖籍安平郡信都县都乡（今河北省冀州）。以77岁高龄，卒于朝鲜半岛德兴里。其历经幽州安平、燕郡、范阳、渔阳、上谷、广都、代郡、北平、辽西、昌黎、辽东、玄菟、乐浪（以墓壁题字为序）诸郡，是由燕地幽蓟，跨辽海而至朝鲜“乐浪”的封疆重吏。他在辽西、昌黎、辽东、玄菟、乐浪均有履历，在东北亚交通史上，可称为跨越东晋、北朝和高句丽历任十余望郡的幽州刺史第一人。其履职地本身就构成一条交通轨迹。这第一手题记资料，证明好太王时代，朝鲜半岛仍通行有“汉郡”的建置，这在东北亚建置史、民族史和郡国交通史上均具有重要价值。
八、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
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及别都汉城，在前节朝鲜“三国时代”的半岛交通中已涉及。平壤为故汉乐浪郡治，427年长寿王迁为高句丽都。其故城平壤大城山山城等史迹在其他章节中已详为考述，恕不重复繁赘（见卷首彩页图版）。
九、百济古都“尉礼城”（汉城）
百济古都“尉礼城”，即前述自汉以来百济古都“汉城”，亦即高句丽的“别都汉城”。其故址即在今首尔（汉城）东南的风纳古城。经20世纪60年代发掘和其后韩国学者李亨求等的调查研究，其城址为长方形。20世纪60年代报告称，现存东壁1500米、北壁300米、南壁200米，西壁被汉江及支流冲毁。从其东壁残留的长度看，其颇具都城规范[148]。 这是百济温祚王于前18年定都汉江流域时的最早都城。它兴筑于西汉晚期，正当中原王朝的西汉成帝时，而废止于百济文周王迁都“熊津”的475年。所以是跨两汉、两晋和南北朝的朝鲜半岛上重要部族都城和交通镇城。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西汉鸿嘉三年）遂至汉山，登负岳，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于海滨。十臣谏曰：惟此（汉江）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接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温祚都河南尉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百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也。”[149]由此可知，百济汉城无论在东北亚交通史、民族史、文化史上，都是与平壤并列的半岛重镇，据《三国史记》“百济枕流王元年”（384）记，“秋七月，遣使入晋朝贡。九月，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王迎之致宫内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150]。百济汉城是继高句丽后最早接受佛法东传之地。其亦是连接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今交通枢纽重镇和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历史名城。
十、南汉山城与北汉山城
从上条看，南、北汉山城均为百济后期和高句丽时代的汉江流域重要山城。其早期应为拱卫汉江平原的百济之古都“尉礼城”的重要军事镇城，也是“三国时代”最早接受中原佛法东渐的半岛交通文化名城。同上引《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条：“二年（385）春，二月，创佛寺于汉山，度僧十人。” 475年百济迁都熊津城后，其主要成为高句丽南部的重要军事和交通要镇。《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始祖温祚王”条下亦记载：“（温祚王十三年）夏五月，王谓臣下曰：‘……观汉水之南，土壤膏腴，宜都于彼，以图久安之计。’秋七月，就汉山下立栅，移尉礼城民户。八月，遣使马韩，告迁都。遂定疆场（编者按：“疆场”当为“疆埸”之误，吉林文史版排印本有误），北至浿河，南限熊川，西穷大海，东极走壤。九月，立城阙。”从此条看，早在尉礼城平原城（汉城）修筑前，盖已先有汉山上的“尉礼城民”。它是朝鲜半岛中南部早在中国的西汉末“百济”立都时已最早出现的重要山城。
十一、熊津古城
熊津古城，地处朝鲜半岛中南部的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这是475年百济南迁后的又一重要都城。现存史迹以百济武宁王陵和公山城蜚声于世。在“三国时代”的百济境内，是仅次于汉城的重要都邑。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高句丽与百济、新罗争据半岛中南部，有十余次战于熊津城和熊津江流域。
十二、公山城、泗沘城与“躭罗”
公山城在古“熊津城”（公州）以北的熊津江北岸公山上。该山城实际上应继承了“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南界之一百济的古“熊津城”的山城，与公州古熊津平地城具有拱卫形势。
现以公山城为中心，在熊津江流域，西有熊津洞山城、丹芝里山城；东有月城山城、凤谷里山城；北有粟亭里山城、松亭里山城；南有龙城里山城、中壮里山城[151]。这些山城，与“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和百济诸多山城一样，既是军事守备城堡，也兼具交通镇城意义，是朝鲜半岛中南部，由百济汉城，南去新罗、伽耶的重要枢纽分途重镇。其南行论山、全州、光州、罗州，俱为重要城邑。特别是全州和光州，是古“扶余”和新罗的重镇。其东行大田、沃川、金泉、倭馆、大邱，可直达新罗古庆州、伽耶，为由庆州、伽耶出济州过对马海峡，通往日本的重要门户。其中“庆州”即古称“新罗”、“躭罗”、“鸡林”，一直为“辰韩六部”之一新罗的都城和交通要镇。在传世的唐代《大唐牟平县昆嵛山无染院碑》中，已有韩僧来自“鸡林”（躭罗）的记载。其中今庆尚北道洛江流域，其地名“倭馆”者，应即缘自古代倭使赴新罗的馆站交通地名而来。洛江出海口今釜山一带，古今亦为由韩半岛南端，出海去日本九州和本州的最便捷海路交通道。
公州（熊津）及稍南的“泗沘城”，为百济于538年（高句丽安原王八年）南迁的最后一个都城，也是本书作者1994年亲临考察的重要古城之一。该城位于今忠清南道扶余郡，故亦称“南扶余”，为汉江南部六郡之一，也是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和新罗的交通重镇和重要历史名城。汉以后直至两晋至隋唐，由朝鲜半岛南端海路通日本，亦多途经此城一线而渡对马海峡通往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