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两晋南北朝东北亚大陆鲜卑、高句丽的骑射文化与马具的东传
两晋南北时期是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同时出现诸民族集团，此起彼伏，交相兴衰、发展的中古时代。在中国东北，这一时期主要以西部的草原民族乌桓、鲜卑，东部的山林民族高句丽和北部的林泽地带扶余、挹娄等为主要部族集团；在朝鲜半岛上，主要有后期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并峙的“三国时代”；而日本列岛上则分布着诸多倭族的部落。
在这些跨区域的部落、方国与民族政权的交往中，影响深远和具有普遍文化价值的，是骑射文化传统及其衍生的马具、车具等。
与上述部族、方国之间交通往来和交通工具攸关的，是这一时期东北亚大陆的骑射与马具文化。其中“骑射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中古时代的马具，是东北亚古代交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作为两晋南北朝古代交通史第五章的结束篇，拟对这一时期东北亚诸部族间，特别是游牧民族“朝发穹庐，夕至城郭”的相互间与交通往来有关的骑射文化与马具的传布，从交通文化史的角度略予考察。
一、骑射文化传统是独特的交通文化载体
骑射文化是人类依托“群牧”的经济形态之一，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从游猎发展到牧猎结合的生产方式，由此产生了由野马驯化的“牧马”或“战马”，而成为人类的重要代步工具。在东北亚，它的起源应主要在中国北方。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土方及山戎、东胡、匈奴等骑射近塞。战国初，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即近在长城内外的游猎部族。在中国北方（含东北亚大陆），迄今考古遗迹证明，其应当起源于北方以射猎和游牧为主要生业的“北戎”和“东胡”部族。东北亚考古遗物中最早的马具，出现在距今3500至3000年前的燕山以北、上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代表性的考古发现为刻于骨板上的东胡族“髡发”的游猎部族形象和以宁城县南山根等地发现的属于“东胡”系统的游牧部族的车、马具等交通工具。
处于青铜时代晚期和中国秦汉时代的北方草原部族的原始马具，更多地带有以射猎和群牧为主的生业工具性质，较少反映在交通文化中。但交通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中最具活力和动态载体的物质文化。所以马具和车具一出现，其本身就具有“交通文化”的属性。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马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期和成熟期。其标志是从汉代及以前的前后两端翘起、当中鞍座凹下的“高鞍桥”无蹬马鞍，发展到长柄环镫的单镫和双镫马鞍[152]。这种马镫与辔具、当卢、车饰等配套，标志着骑射文化的渐趋成熟，也为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交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影响甚巨的新文化内涵。
英国著名科技专家怀特曾说过，“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指出，“（在中国）只有极少的发明像马蹬这样，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从世界交通史的角度观察，马镫发明对交通史和交通文化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是与骑兵、骑战并重的重大历史变革。而从当代考古发现看，马镫是在中国最早发明的，而且在中国北方民族中广泛地被应用和传播。而且它的最早使用和演变功能的完善，很可能在中国东北的东胡、山戎系统及其后裔如辽西慕容鲜卑，在3—4世纪即本章记述的两晋十六国时期完成的[153]。
二、东北亚草原民族“三燕”马具的发达及其重要遗存
从337年到436年的近一个世纪中，以辽西“龙城”（今辽宁朝阳）为都城，慕容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如北燕冯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史称“三燕”。
三燕时期是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射骑文化和马具特别发达时期。仅这一方面是由于鲜卑源出“北狄”和“山戎”的东胡系统，世代枕戈射骑，造就了其骏骑精射的草原民族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三燕是两晋时代首先跨越长城地带进入黄河流域的勃兴部族，前燕一度定都邺城（河北临漳），毗邻洛邑。其广泛接受了中原先进的冶铸工艺、锻造工艺、金银加工技术和北方民族的制革、弓矢技术，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复合式文化的代表者。所以三燕的骑射文化和马具，可称作3—4世纪东北亚骑射和交通文化的先行者。当代考古发现，最早的东北亚地区的马具，是1965年在辽宁省北票县西官子冯素弗墓出土的二件木芯鎏金铜皮的马镫及铁马甲等。20世纪70年代后，又相继在北票县房身北沟、朝阳市袁台子、十二台子乡砖厂等地，发现有相关马具的墓葬20多个[154]，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各种：
北票房身北沟8号墓出土椭圆形板状铁镳1副2件、上宽下窄的素面鎏金铜鞍桥包片1副2件、木芯外包鎏金铜皮的长柄镫2件，以及铜当卢、摇叶、带扣、杏叶等。
朝阳袁台子壁画墓，亦出土有椭圆形板状鎏金铜镳1副2件、上宽下窄的木芯外包皮革髹漆的鞍桥1副2件、木芯外包皮革髹漆的长柄镫1副2件，以及杏叶、球形銮铃、柱状有盖銮铃、带扣等。
还有朝阳十二台乡砖厂1号墓，出土有花瓣形板状鎏金铜镳1副2件、上宽下窄的鎏金铜鞍桥包片2副4件、翼形铜鎏金片2件、长柄板状鎏金铜镫1件，以及铜当卢、杏叶、摇叶、球形銮铃、带扣等。
特别其后20世纪90年代，北票喇嘛洞贵族墓地，共发掘墓葬410座，虽然被盗扰，仍出土各类文物3100件（套），其中也有马具。特别是西区266号墓，出土了铁贴金镂孔鞍桥包片1副2件和翼形片、木芯包铜条镫1副2件等，亦应视为功能完备的马具。其年代下限不晚于前燕迁都龙城时的342年，为三燕早期完整并可以复原的东北亚早期马具的实物代表。
三燕的马具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不仅种类多，而且制作精良，工艺流行铜鎏金和錾刻、镂孔技术，呈现出强烈的民族风格，并且呈现由西向东传播的趋势。
作为这一时期代表北方骑射交通文化三燕的马镫，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马镫实物，其形制既有单镫，也有双镫。材质有木芯外包鎏金铜片的、木芯外包皮革的和铜铸的三种。形制有两种：一种为长柄环镫，镫柄与镫环相交处成折角近90度；另一种柄上窄下宽，与镫环没有明显的分界。目前年代最早的是北票房身北沟8号墓出土的木芯外包鎏金铜皮长柄双镫，约在4世纪初叶；而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和河南安阳孝民屯出土的鎏金铜单镫，年代要稍晚于上述两墓。说明在双镫发明之后，单镫应与双镫并存过一段时间。从无镫、单镫到双镫，应是古代马具文化的演变历史过程。考古发现，这些马具“有鞍、镳、杏叶、銮铃、带扣等，大体包括了全套马具”[155]。
另外，在三燕墓葬中，还发现了铁人甲、头盔、马甲和马胄，此即中国古代所谓的“甲骑具装”。
从古代交通文化的角度看待这些马具的演变，包括马镫在辽西三燕文化中的发展成熟，应是东北亚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中的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三燕马具对高句丽、新罗的影响和向日本的传布
考古学发现，辽西慕容鲜卑马具对高句丽马具的影响，最早在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初，当以吉林集安万宝汀78号墓和七星山96号墓为代表。万宝汀78号墓所出整套马具包括鞍桥、衔镳、马镫、杏叶、带扣等。七星山96号墓出土的马具有鞍桥、马镫、杏叶、云珠、带扣等。两者马具皆多为铜制鎏金，马镫则为木芯外包青铜鎏金铜片。这个时期的马具中铁制或木芯包铁皮者开始增多，这与高句丽时代大量墓葬和山城中出土的铁器具有同样的时代特征，属高句丽中兴时代，也是进入马具文化由辽西、辽东经朝鲜半岛东传的成熟期。
将高句丽的马具与三燕的马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具皆由鞍桥、辔具、镫、杏叶、云珠、鞧饰等构成；鞍桥皆为直立式高桥鞍，形制相似，有的透雕纹饰；均流行圆板状马镳和十字或X形透孔环形镳；马镫均为轮镫，镫环呈圆形或椭圆形；两者均有饰于网状鞧带上的銮铃和附叶鞧饰。特别是高句丽的早期马具，与三燕的马具不仅种类相同，而且形制十分相似，这说明二者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从时间顺序上看，目前三燕成套马具的出现年代可上溯至3世纪末至4世纪初，而高句丽成套马具出现的年代不早于4世纪中叶，略晚于慕容鲜卑马具。因此，有理由认为，辽东高句丽鼎盛阶段的马具的发展，曾受到辽西三燕马具的直接影响。
三燕马具通过高句丽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也具有影响。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也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马具。如5世纪中叶之前，百济的熊津等地马具主要流行木芯外包铁皮的轮镫和带有机质辔的镳具。5世纪后半叶，F形镳、剑菱形杏叶等青铜鎏金马具也在半岛南部出现。
而新罗马具，据作者考察，主要出土于庆州地区5世纪的王陵和贵族墓葬中。马镫多为轮镫，多有木芯外包铁板或鎏金铁板，亦有铸造的青铜镫和铁镫。鞍桥皆为直立式高鞍桥，有铁皮包边和青铜鎏金包边两种。马镳可分为有机质镳和椭圆形镳两种，以后者居多。
另外，据中外考古学家研究，4—5世纪的朝鲜半岛南部的伽耶马具，不仅出土的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镳的形制多样，既有圆形、椭圆形，也有心叶形、卷云形、F形等；马衔则皆用铁丝拧卷而成；马镫多为轮镫，也发现了壶镫，年代更早的多系木芯外包铁皮片。5世纪末之后，铁制镫逐渐取代了木芯包铁皮镫，鞍桥包边亦多为青铜鎏金。
将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和伽耶的马具，与三燕和高句丽等马具比较，不难看出，它们与高句丽马具在种类及形制方面的相似性，更多于同三燕马具的相似性。这说明它们更多地受到了高句丽马具的直接影响。而朝鲜半岛诸国与高句丽在马具方面的这种相似性又以新罗最为突出。这是因为新罗自4世纪建国后不久，便慑于高句丽的军事压力而向高句丽称臣朝贡。且高句丽向新罗派驻军队，将其作为自己的附属国。因此，新罗在各个方面文化都较多地接受了高句丽文化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东北最早发现的鲜卑、高句丽马具、骑射等“交通文化”，对朝鲜半岛及其日本的影响，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角度，标志着两晋南北朝与汉魏相比，东北亚古代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又发展进步到一个新阶段。
据考古学家杨泓等人研究，三燕马具不仅影响了4—7世纪的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而且从考古遗迹看，也跨海对日本有所影响。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马具，其种类和数量均居东北亚诸国之首。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马具出土于福冈县老司古坟和池上6号坟，其年代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5世纪中叶之前，日本马具多为素面，主要是辔具和木芯外包铁皮片的轮镫，镳以有机质为主。5世纪后半叶，F形镳和剑菱形杏叶以及木芯包铁片轮镫构成了日本马具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少量铁制轮镫和木芯包铁片壶镫。进入6世纪以后，日本的铁制轮镫和木芯包铁片壶镫逐渐取代了木芯包铁皮轮镫。有机质镳逐渐消失，F形镳和圆板状镳占据了马具的主流。
日本“古坟时代”马具的最大特点是其来源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日本马具中都可以在百济、新罗和伽耶的马具中找到相似者，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应直接受到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较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以伽耶最为明显，因为日本的马具与伽耶的马具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现象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特别是5世纪以后的马具，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出自伽耶等朝鲜半岛南部的工匠之手。而伽耶马具，如上指主要传自4世纪以前的鲜卑、高句丽。这种联系反映了在4世纪到6世纪的中国东北“三燕”和北朝时期，以骑射、马具文化反映出来的交通文化的发展，最终体现出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是从汉晋以来蕴涵在东北亚各民族多元交流中的一种复合式、递进式的动态的物质文化。正如考古学家杨泓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总结的那样：总的看来，从长沙永宁二年墓到孝民屯154号墓，到朝阳袁台子墓，再到冯素弗墓出土品，大致显示出马镫产生到初步成熟的过程，由初起的单镫发展到完备的双镫。集安高句丽墓葬中所出土的几套马具与孝民屯、袁台子墓出土者基本相同，其年代是从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它们明显地接受了中原地区流行的马具的形制。而在朝鲜南部庆州市皇南洞“天马塚”（相当于5世纪末到6世纪初）中出土的马具，也都具有集安高句丽墓出土者的相同特点，而类似的马具在日本也有出土[156]。至2012年初，杨泓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再次撰文《中国古代皮甲》指出：“（韩）公山城遗址出土的贞观十九年铭髹漆皮甲……百济当时虽使用汉字，但从未有奉用唐代年号的记载。公山城出土甲片上的铭文及纪年与唐代有关 ，因此很难排除（公山）皮甲为唐代皮甲的可能性。”[157]
杨泓先生在间隔近30年中先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中国“三燕”时期直至隋唐时的马具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其历史背景复杂。但有一个条件是共同的，即高句丽、百济、新罗（乃至日本）启于晋唐时期的马具流传，与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分巧合的是，关于后者韩国新罗、百济时期的庆州、公州、光州一带，正是1994年秋本书两位作者赴韩考察过的半岛故地之一。其城址中出土的贞观十九年（645）的唐代皮甲，很可能与唐太宗第一次（贞观十九年）东征及其以后，联合新罗攻打高句丽，进入新罗、百济的联军有关。这些晋唐马具（含三燕）不论因什么渠道流传东土，从东北亚交通史上看，都是交通史迹的“文化再现”。综上所述，东北亚马具文化在东北亚交通史上的多元意义正在于此。它同“佛教文化”东传一样，在中国东北和东北古代交通史上是颇具研究潜力、值得独书一笔的重要文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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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引《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引《冀州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年版，第469—470页。
[2]《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记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页。
[3]《魏书》卷四《帝纪·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版，第81页。
[4]《水经注》卷六“濡水”条， 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页。
[5]《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六《兵部》引《三国典略》。
[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
[7]《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页。
[8]《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35页。
[9]“要路沟”和“凡城”，均经喀左县博物馆刘新民先生亲自调查，在1985年曾当面奉视其调查材料。 其后又经实地调查。
[10]《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8页。
[11]孙进己、王绵厚：《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二章“右北平郡广城县”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12]《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3]《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六《晋纪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349页。
[14]《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57页。
[15]《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六。
[16]《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页。
[17]同前引《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8]《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3103页。“赵”指后赵石遵。
[19]《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六《兵部》。
[20]《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引《十六国春秋》。
[21]详王绵厚：《两晋南北朝辽宁建置地理述要》，《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2]《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6页。
